咨询而非调查

二　所持传播理念：咨询而非调查

如果提起记者，人们就会想到手拿麦克风、一身正义形象的话，那是再正常不过了，因为那就是新闻业一开始的定位与初衷。但那是将媒体定位于监督本土社会各个机制的基础之上的缘故，毕竟媒体是为本土受众服务的。这也是存在已久的传播理念。

然而，正如笔者已经提到的，今天的“媒体传播全球化”已经在冲击这一传播理念，而且将媒体传播的方式及定位推到了一个崭新的、前所未有的位置上。必须接受这一传播形势带来的新传播理念的媒体从业群体就是以非母语英语为传播语言的“英语节目主持人”。这里有必要强调一下，在这一新的传播形势下，以本土文化为播放目标的广播电视节目因其主要受众群为本土同胞，所以，媒体本身所具有和承担的监督作用定位还是一样的。然而，对于节目的制作播放定位于异域受众群体的“英语节目主持人”这一从业群体而言，就必须分析和理解这一崭新的传播形势而建立新的传播理念，并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进行节目制作与播放。

根据笔者的实际工作经验以及联系一些研究人员对媒体声像产品传播效应的分析，笔者发现，在当今“媒体传播全球化”的形势下，对外播放的节目在“咨询而非调查”的传播理念引导下进行效果最佳。以“咨询而非调查”建构的传播理念是基于对媒体传播声像产品，即：“记者之手艺”的实质认识之上的。“记者之手艺”通过安德鲁·贝尔西及鲁思·查德威克（Belsey，A．＆ Chadwick R．，2003）的分析，使我们可以更进一步体会到，在对外播放节目时以“咨询而非调查”为传播理念的意义所在。他们这样分析道（第20页）：

专业技艺……是一件“记者之工艺”的部分——就是去建构一个故事报道，去把它讲得圆满。然而这些也包括广义上的与讲述真相有关的伦理道德，也就是对重要规则的认识及发现并有去报道它们的意愿。这种由记者用来向他们的同伴描述的典型道德就是“真诚的”、“有洞察力的”、“确切的”事实化故事。与真诚和真确的这些道德因素更紧密相关的是整体的道德。

technical skills…are part of a journalist's craft—the ability to construct a story，to tell it well.However they also include broader ethical virtues which are associated with truth—telling—with the recognition and discovery of important rules and awillingness to report them.Thus typical virtues used by journalists to describe their peers are‘honest’，‘perceptive’，‘truthful’.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se virtues of honesty and truthfulness is that of integrity.

以上的分析使我们看到，就一般意义上的、对本土受众进行的媒体传播领域的职业特点而言，在节目的制作过程中专业从业人员也是将“真诚的”“有洞察力的”及“真确的”三个标准放到首位。那么，就对外传播的从业人员、主导节目制作整个过程的“英语节目主持人”来说，这三个标准更显其重要意义了。笔者从这三个标准切入进行更深层次的分析与论述。

（一）“真诚地”“咨询”

触及到媒体传播声像产品中的“真诚”，就会使受众群立刻联系到所接收到的节目是否达到了一定程度，也可以说，是受众接受心理深处的“客观”度。这也是媒体传播研究界一直在讨论，甚至是争论的议题，即：媒体传播产品是否具有受众群所期待的“客观”。这不仅是本土受众对以本土语言及其文化价值体系制作播放的节目的审视态度，更是对由他种文化呈现的对本土文化的理解的媒体产品的第一要求。如果受众群感到所接收的节目缺乏“客观”的因素，那么，受众群就会产生质疑、拒绝甚至是愤怒的心理。可见，媒体传播产品的“客观”呈现之意义的重大和决定性作用。

然而，即便是所有媒体传播从业人员都意识到这一“客观”度的重要性，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它仍是一个不能忽略的挑战。这一挑战实际来自来两个方面：媒体传播从业人员和受众群体。笔者从这两个方面来分析和论述，从而解释“英语节目主持人”在主导节目的制作过程中应如何把握体现“客观”的度的问题。

首先，“英语节目主持人”与节目之“客观”度。

在展开这一主题的分析与论述时，有必要再次重申，今天由广播电视传播的声像产品制作理念是源于“西方”之“社会及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及原理的。在涉及聚焦文化方面的节目时，其设计及内容展开风格都是以对异域文化的研究方法“人种志”（ethnography）的原理为基础而发展的。所以，在运用这一原理来聚焦异域文化时，在“客观”度上形成的偏差的原因就容易被发现和解释了。

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人类学”教授雷纳托·罗萨多（Renato Rosaldo，1993，第50页）在分析使用“人种志”原理对墨西哥文化及芝加哥文化进行研究时所产生的偏差时这样警示道：

绝大多数以人种志风格描述墨西哥人和芝加哥人时，很失败地理解文化事件与其中蕴含的重要变化。……帕若岱斯（Paredes）观察到芝加哥人被描写为“不仅是死心眼儿，而且他们从不狂热于一个笑话。”他争论道，那些试图诠释文化的人种志研究者应该认识到：“不管一个聚会是一次守夜、一次啤酒酩酊、或是一次街角闲谈”有关对各种事件的文化解释的知识将在区分一个笑话式的演讲和一个认真的演讲将有助于人种志研究者的理解。既使在运用技术上的概念时，这样的分析也不应该失去对所涉事件是否是严肃的抑或是一个面无表情的表述的视角。

that most ethnographic writing on Mexicans and Chicanos has failed to grasp significant variations in the tone of cultural events.…Paredes observes that the Chicanos portrayed“are not only literal minded，they never crack a jock.”He argues that ethnogaphers who attempt to interpretChicano culture should recognize“whethera gathering is a wake，a beer bust，or a street-corner confabulation.”Knowledge about the cultural framing of events would aid the ethnog-rapher in distinguishing an earnest speech froma joking speech.Even when using technical concepts，the analysis should not lose sight of whether the event was serious or deadpan.

从这一分析中我们可以认识到，运用人种学研究原理对异域文化进行聚焦和理解的出发点就是试图达至“客观”的境界。但是，毕竟节目主导人是由异于所聚焦的文化价值体系的自身本土文化赋予价值观、世界观的个体。所以，尽管出发点是努力达成“客观”的，但还是会因为文化背景的不同而形成偏差。这样，形成了节目主导人们的焦虑感。例如，安德鲁·贝尔西及鲁思·查德威克（Belsey，A. ＆ Chadwick R．，2003，第20页）引述加拿大导演、作家、编辑詹姆斯·卡梅伦（JamesCameron）的感受：

我不理解一位试图去定义那种与自身所持伦理道德矛盾情境的记者能够把它处理成充分地、符合“客观”而形成的一些专横的概念，同时又具有可证实的中立态度理念的作品。这种情形从未对我发生过。在这种状况下，试图不要主观化，并且尽量明显地做到试图去达成。我可能没有总是满意地平衡过；我总是试图争论“客观性”没有比“真相”更重要，而且记者的技巧没有理念的支撑就缺少了一种严肃的高度。

I do notsee how a reporter attempting to define a situation involving some kind of ethical conflict can do it with sufficiently demonstrable neutrality to fulfilsome arbitrary conceptof‘objectivity’.Itneveroccurred to me，in such a situation，to be other than subjective，and as obviously so as I could manage to be.I may not always have been satisfactorily balanced；I always tended to argue that objectivity wasof less importance than the truth，and that the reporter whose technique was informed by no opinion lacked a very serious dimension.

以上詹姆斯·卡梅伦（James Cameron）的对媒体传播产品体现“客观”的要求的感受与个人的处理方法确实体现了节目主导人在实际操作中的苦衷与最基本的处境。这可以说给在“媒体传播全球化”形势下的“英语节目主持人”在节目中所应体现的“客观”的态度处理上提供了有价值的启示，即：“在这种状况下，试图不要主观化，并且尽量明显地做到试图的达成。我可能没有总是满意地平衡过；我总是试图争论‘客观性’没有比‘真相’更重要，……”这一态度已经表明：首先，“英语节目主持人”在意识上已经建立了对“客观”的追求；另外，也认识到了在实际操作中的挑战性。所以，“英语节目主持人”在对节目所聚焦的议题的“客观”度把握就必须是“‘真诚的’‘咨询’”。其中的解释原因有三个方面。

（1）文化之“符号化概念”与“英语节目主持人”

“英语节目主持人”所主导的节目聚焦的是文化，包括本土文化和异域文化。对本土文化的分析和深度报道虽然容易些，但还是要考虑到身处异域的外籍受众群的接受心理及他们所处的思想、意识形态背景对接受心理的影响；对异域文化的聚焦，就更是要认识到不同文化密码在引导和影响那一文化中的人们思维及行为方式的效应。

因为“英语节目主持人”所主导的节目是通过媒体传播达成对外播放的，所以，笔者将聚焦组成文化的关键要素之“符号化概念”与媒体传播的关系来分析“英语节目主持人”在实际操作中如何达到“真诚地咨询”的状态。根据约翰·汤普森（Thompson，J．，1997）的研究，术语“文化”在人类文化学的研究中被分为四种用法，即：“古典的”、“描述的”、“符号化的”及“结构化的”概念。考虑到“媒体传播”是以文化之“符号化”概念进行的，所以，其他三种分类在此不做进一步的分析。

关于文化的“符号化”概念，一些人类文化学研究人员这样解释道：“‘文化是一种活动着的文件，一种各式各样的解释性的符号交织在一起所形成的体系’。……他们是形成需要诠释的、富有意义的客体行为及表达的活动。”（同上，第54页）

在此认识上，笔者再来分析“媒体传播”的实质。根据约翰·汤普森（Thompson，J.，1997，同上）的解释，“一般来讲，术语‘传播’是指对有意义的信息的播放.这些信息虽然经常是以语言来解释的，但是它们也可能由影像、手势、其他同类的规则或密码相联系的符号来传送。在日常生活中，大量的传播是由面对面的社交活动来进行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传播”，就会进一步体现出通过“媒体”进行的传播将组成“传播”的各个因素都囊括其中，而且成为最基本的、符号化的关键因素了。将此点与“英语节目主持人”通过“真诚地咨询”达成尽量高的“客观度”而言，在聚焦和处理有关异域文化时，就找到了较容易把握、处理的“切入点”了，即：从咨询涉及所聚焦的文化之“符号化概念”入手。比如，不同的文化在用手势表达上就存在很大的差异。这一方面在《英语节目采访艺术》中有详细的论述和分析，笔者在此不再赘述。

之所以将“符号化概念”作为最基本的切入点，是因为“英语节目主持人”在把握上是以“谦逊的外国人”的职业心理支配其运作的。况且，根据笔者在海外的经历中证实，“不知者不怪”这句中国的老话还是处处可见的、跨越了文化国界的真谛。只要态度是真诚的，足矣！

（2）“文化情境”与“英语节目主持人”

谈及“文化情境”，雷纳托·罗萨多（Rosaldo，R.，1993，第97页）引用了文化学研究专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的著名论断：

我想推荐两种想法。其一是，最好不要把文化视为具体行为规范、习惯、运用、传统、习惯等的综合；总的来说，应视为控制技巧的一个设置，诸如，各种计划、秘诀、指令（就是计算机工程师称的“程序”）只是行为的规范。第二个想法是，人类就是最绝望地依赖于那些如同基因之外的、身外之外的控制设置，并以这样的文化程序来规范行为。

Iwant to propose two ideas.The first of these is that culture is best seen not as complexes of concrete behaviour patterns—customs，usages，traditions，habit clusters—as has，by and large，been the case up now，but as a set of control mechanisms—plans，recipes，rules，instructions（what computer engineers call“programs”）—for the governing of behaviour.The second idea is that man is precisely the animal most desperately dependent upon such extragenetic，outside-the-skin controlmechanisms，such cultural programs，for ordering his behaviour.

这一论断中的两个想法使我们认识到，“文化情境”是处于哪一文化的成员集体建立的、具有规范他们自身行为的一系列原则和准则。从而，使我们明了：每一文化都具有自己的“文化情境”。不论像科理夫德·吉尔兹所认为的“文化情境”如同具有“控制”作用的“程序”，还是他所列的各个因素的“综合”，有一点是明确的，即：它属于而且只属于建立它的那一“文化”的成员。这样，使我们可以看到“英语节目主持人”在主导节目时用以把握处理异域文化之“文化情境”时的立足点，即：自身“文化情境”与异域“文化情境”之间的“比较”。如此处理，可以使得文化间存在的不同规范的蕴意得以解释。而这种解释，又是通过“英语节目主持人”以咨询的心态展开的。通过这一“比较”，整个涉及到“文化情境”的不同点就不存在“质疑”、“评判”，甚至是“审视”的倾向和错觉了。

运用这样的“比较”，不仅为“英语节目主持人”自身本土文化中的受众群提供了对他种“文化情境”的深度理解，而且也使得异域受众群很具兴趣地了解“英语节目主持人”的本土文化。节目主导者与所涉异域文化之文化符码的解读者（从所涉异域文化中邀请来的专家或当事人）是处于互相探讨的、平等的位置上的。这时的“英语节目主持人”尽管是节目主导者，但是，更多的还是在引导受邀嘉宾或专家回答有关所涉异域文化之文化符码的问题提出者，而问题的提出总是先以介绍自身本土文化的文化符码的含义为开端，然后询问所涉异域文化中相同的细节有关符码表示的不同之处。可以说，这是一个互相比较、互相学习、互相沟通的过程。

由于这样的互动，在“英语节目主持人”与所涉异域文化之“文化空间”的解读者间就形成了鲜明的“真诚感”。加之，所有的比较、解释都来自于两种本土文化的当事人，所以，“客观度”的达成就水到渠成了，与节目的展开融为一体。因此，在论及“英语节目主持人”通过“‘真诚的’‘咨询’”在处理异域文化之“文化空间”所涉的“客观度”时，运用“‘英语节目主持人’之‘本土文化符码’与‘异域文化符码’间的‘比较’”是最令人接受的主导方法。

（3）“信源”与“英语节目主持人”

关于媒体传播所依赖的“一手资料”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对于主导对外播放节目的“英语节目主持人”就更是最敏感的节目组成部分了。因为“信源”的获得与节目的“客观度”息息相关。正因为如此，就有必要明了“信源”提供者的分类。弗兰·莫洛伊及海伦娜·詹森（Molloy，F．＆ Janson H．，2004，第70页）的研究是这样解释的：

那些为记者提供信源的人们，很多是为自己能被公众所认识而高兴，例如，如果他们担任官方的发言人或是碰巧他们是一些灾难的目击者。然而，也有另外一种的信源人，他们更愿意以匿名的身份来讲述。如此要求保密的，例如，那些希望揭露一些发生在他们所就职的单位里的腐败，如果他们不匿名的话，就会失去工作；更极端的，他们的生命将处于威胁当中。

Many of those who provide information for reporters are quite happy to be identified publicly，for example，if they are acting asofficial spokespersonsor if they happen to be chancewitnesses to some disaster.There are others，however，who are willing to talk only on condition that their identity is kept secret.Such requests for confidentiality may，for instance，come from those who wish to expose some kind of corruption occurring in the organisation for which they work.If their identity is not kept secret，they could lose their employment and，in extreme cases，their lives could be put at risk.

尽管“英语节目主持人”主导的节目主要聚焦于本土和异域文化及某些社会议题，但只要是通过媒体传播进行的播放就都属于“新闻”的范畴。显而易见，“信源”的“客观度”就直接影响整档节目的“客观度”了。

在这一方面“英语节目主持人”又是如何把握应有的“客观度”呢？

从以上的引语中，我们可以看到两种类型形成“信源”的分类，而且，都是受众群及媒体从业人员可以理解和接受的现实。但是，在“英语节目主持人”的节目里，不论是涉及自身“本土文化”的议题，还是聚焦“异域文化”的情境，那些以匿名的形式提供的“信源”是不适合的。毕竟，对于处于本土内和异域的受众而言，如果是匿名形式的“信源”构成整档节目的内容，就容易使他们觉得可信度不够，或者节目内容与期望值有差距。这样，就会造成节目声誉的损伤。

根据笔者对涉及异域文化节目制作的经验，以下案例中的处理，使得笔者主导的节目一直受到所涉文化受众群及笔者自身本土文化受众的关注与承认。

个案－4：受众直接定夺“客观”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大陆的对外开放度逐渐加大，人们对外面世界的好奇度也是难以用文字描述的。人们渴望通过媒体的介绍而丰富这方面的知识，虽然媒体也通过进口一些资料尽量满足受众的需要，但是，毕竟是二手资料，又是异域文化制作的，总是有隔着一层的感觉。受众更希望能直接听到被访的、来自异域的嘉宾的讲述。当然，当时的媒体从业人员用英语直接采访的也寥寥可数，所以，都是以旁白的形式解说的。当笔者在制作一档名为《我爱你，中国》的人物专访时，决定用英语直接采访一位志愿来中国任教的瑞典籍教师。合成后的节目以中文字幕的形式出现在受众面前时，他们倍感真实。受众的反响是：

第一，他们听到了“老外”说的英语；

第二，他们在听受访的“老外”讲解有关自己文化的故事；

第三，他们认为在“受访者”与“采访者”的一问一答过程配合“受访者”提供的照片及资料进行，整个节目流程顺.、“受访者”对问题的回答都是他们所关心的、好奇的、感兴趣的；

第四，节目旁白解说词完全依据瑞典官方出版的有关资料组织的。

这一案例给我们这样的启示：只要是涉及到本土或异域文化的内容，“信源”最好由所涉文化之“受访者”直接提供。这样，受众接收的“信源”是新鲜的、可信的“第一手资料”，节目的“真诚度”与“客观度”尽现受众眼前。“一问一答”式的访谈形式就是“英语节目主持人”把握“信源”以达成令受众信服的“客观度”的基点。立足于这一基点，“英语节目主持人”通过主导节目而达成的所播放节目之“客观度”就与“受众群”直接见面。究竟“受众群”持怎样的态度来审视或接受，那就是下一小节要探讨和分析的焦点所在了。

其次，受众意识形态、文化身份与“英语节目主持人”

在上一小节里，“英语节目主持人”如何通过对节目的主导而达成令受众群信服的“客观度”在三个方面得到了分析与论述，即：

◇文化之“符号化概念”与“英语节目主持人”；

◇“文化情境”与“英语节目主持人”；

◇“信源”与“英语节目主持人”。

虽然这三个方面是紧紧围绕着“文化”这一形成受众群的情境而提炼出的，但是，不同的文化形成的不同“文化情境”的实质是什么？“英语节目主持人”在主导节目时所达成的、令受众群信服的节目“客观度”之方法的基础在哪里？只有这两个问题得到了必要的解剖和分析，“英语节目主持人”所处的、不同于“本土节目主持人”的职业位置才会被进一步认识和理解。

基于如此思考和问题的设定，笔者将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分析和论述：受众意识形态与“英语节目主持人”；受众文化身份与“英语节目主持人”。

（1）受众意识形态与“英语节目主持人”

首先，关于“意识形态”的定义解释.根据《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辞典》的定义解释，“意识形态是指形成一个经济或政治理论基础的理念，或是由特别的一群人或个人所持的理念”（第734页）。

其次，关于受众意识形态。受众之意识形态对受众接收节目的视角起着关键的影响作用。尤其是在“媒体传播全球化”的形势下，受众已经不再单纯、被动地接受媒体所播放而至的产品了。他们通过各种形式来甄选与评判。在这方面，克里斯·巴克（Barker，C．，1997，第137页）这样分析当今的媒体受众特点：

a．受众被认为是一群活跃的，而且是知识化意义的生产者，并非一个结构化的文章之产品；

b．那些意义由文体结构化的方式及所接受的本土和文化情境紧密关联；

c．按照这一推论，受众群需要被置于不仅根据意义建构思维的方式，而且还要根据日常生活习惯的接收情境来理解；

d．受众群很容易区别现实与虚构，并活跃地游走于分界线之间.他们在参与、保持距离和无所谓间有一个度地进出这一分界线；

e．意义的建构过程及电视被置于日常生活中的位置在文化间是有所变化的，并且在同一文化区内也根据性别及阶级的不同而变化。

从以上五点的分析可以看到，受众群对媒体产品的接收行为由看不见的一种因素在支配，并且很有效。那么，这一因素又是什么呢？这就是“意识形态”。也就是“它在什么兴趣方面起作用？”（In what interests does it function？）、“它依赖于什么样的形势？（On what condition does it depend？）”（Hall，S．，第361页）。

这两个问题的提出，实际上是由受众群对媒体传播产品的接收习惯与他们所立足的“意识形态”起的作用间的关系加以表明，即：不同的接收习惯取决于不同的社会样貌（social formation），而不同的社会样貌又是由不同的意识形态所决定的。显而易见，处于不同社会样貌的受众就会受决定这一样貌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从而建立属于这一受众群的接收习惯及审视视角。

关于这一逻辑关系，霍尔（同上）指出：“复杂的社会样貌必须依据经济的、政治的及意识形态的机构和实践来分析，通过实践，它们得以说明”（第360页）。这就向我们清楚地展示了一个生动的画面：就电视播放而言，众多节目频道近乎专业化的分类，就是为不同社会阶层的受众服务的。这一分类在“西方”更为明显。就笔者所熟悉的北欧国家而言，因为构成社会的宗教、人种、民族的繁多，节目频道或是节目制作的分类也就有了专向意识，即：为移民制作的节目、为本土受众制作的节目等等。

然而，既便是如此纷繁的节目制作与播放的专向定位，所有播放的节目还是遵循最基本的、大的、本国所依从的意识形态的。如北欧国家，就是以他们所定义的“民主”为出发点的。

所以，“英语节目主持人”在主导节目时所考虑到的受众意识形态因素对节目接收的影响，就可以按照一般社会的组成来选择议题并制作节目了。如此，可以使本土社会中的处于与异域文化中相同社会阶层的受众群有通过节目进行相互比较与了解的机会，从而，形成的节目“客观度”有时在一目了然的比较当中形成。这也是对在上一小节中提到的“一问一答”的进一步扩展。

（2）受众文化身份与“英语节目主持人”

在对“受众意识形态”与“英语节目主持人”主导的节目的关系分析之后，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在不同样貌的社会里，由于个体所处社会阶层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身份。那么，针对在接收媒体传送的文化产品时，受众的文化身份也同样被凸显出来了，同时会发现，这是在整个社会大文化背景下的凸显。这种文化身份带来的对节目的接收与审视，也是“英语节目主持人”在把握“客观度”时要考虑的关键点之一。

关于“文化身份”的解释。

霍尔（1990）这样解释“文化身份”。“在第一种版本中，‘文化身份’被看作是解释一种集体化的一个真实自我的代名词，并且被认为是以相同的历史、祖先及符号化的资源为基础而组成的。……另一‘文化身份’是以更开放的、偶然的及组合的，并基于‘部分的身份’和一份‘有条件的归属’”而成的（第196页）。

这样处理“英语节目主持人”主导的节目“客观度”，是因为受众群可以根据自身的文化身份而选择需要接收的节目。

（二）有洞察力的“取舍”

谈及“取舍”，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编辑”、“剪辑”，是一个对所采集的素材的整理、加工的程序。那么，对于主导对外播放的“英语节目主持人”而言，这一程序所承载的意义就与向本土播放的节目主持人对素材的处理有所不同了。产生不同的原因在于：“英语节目主持人”必须面对异域文化情境及文化样貌与本土文化情境及样貌的不同。如何“取舍”，就成为这一节所关注的焦点了。

此处所聚焦的“取舍”意义是就对内对外播放的节目制作而言具有相同的意义的，即：“缩短长度；裁掉不需要的素材部分；改变录制素材的效果；允许创造式的处理”（Boyd，A．，2004，第259页）。

基于这样对“取舍”意义在媒体传播领域的指导作用，笔者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和论述：

◇“取舍”与文化情景；

◇“取舍”与文化分析；

◇“取舍”与媒体传播特点（信息储备程序）。

通过对这三个方面的分析，主导对外播放节目的“英语节目主持人”在处理素材时所需具备的“洞察力”也就凸显出来了。

第一，“取舍”与文化情境。

由于涉及到对本土和异域文化的媒体传播再现，那么，就要明了在处理上的不同。在处理涉及本土文化素材时，由于节目主导者对本土文化相对异域文化而言要熟悉得多，毕竟是来自于同一文化情境的。所以，处理时所把握的就是顺应已在头脑中形成的逻辑思维方式。而对涉及到异域文化的素材的处理，就要将思维方式有所转变了。那么，从提高职业素质的角度而言，“英语节目主持人”所关注的是对“文化情境”的内涵的分析。

根据约翰·汤普森（Thompson，J.，1997）的解释，现代文化情境分析主要以四个基本的作用方面对文化进行剖析，包括：“古典式、描述式、符号化及结构化的概念”（第54页）。考虑到此处通过媒体进行的文化传播主要的聚焦是以声像为传送特点进行的，所以，笔者只是对由“符号化”概念形成的文化情境与“英语节目主持人”对素材的“取舍”的关系进行分析。

关于“符号化”作用的文化概念及其效应。“人类文化学家”研究人员做出了一定的总结。比如怀特（White）和格尔茨（Geertz）。他们都是“将文化的研究与符号及符号化的行为进行了联系”（Thompson，J．，同上，第55页）。吉尔茨（Geertz）是这样以“符号化文化概念”为基础来解释文化这一术语的：

“文化，……是一种活动着的文本，一种可建构的符号交织体系”（同上）。

Culture，…，is an acted document，an interwoven system of construable signs.

根据这样对文化之符号化概念的作用及其存在方式的认识，我们可以理解到，此处“英语节目主持人”所关注的“文化情境”就是由各式各样的符号化概念相互交错而编制成的网式的系统。这样，所有存在于、发生于这一系统中的现象、行为方式都是与这一系统不能分割的实体存在，而这些存在以其特有的意义及符合这一系统的逻辑而合理化、习俗化，以至成为属于这一系统的成员解释、接受和发展其生存方式的基本依据，从而成为他们心态特征的表达及存在形式。

“文化情境”中的“符号化文化概念”的这一实质非常符合媒体声像传播的特点，即：通过象征性符号形成视听效果而传送给受众。这也就使得“英语节目主持人”在通过“取舍”而整理涉及异域文化情境的素材时有了可依托的理念，也就是，通过对“符号化文化概念”的聚焦与诠译，而再现节目所涉主题的深刻所在。

另外，在这一对素材的整理过程中，由于各“文化情境”所承载的内涵各不相同，秉其特色而存在、运行，所以，“英语节目主持人”在处理素材时，就是要展现所涉的那一文化情境的特点所在，而这一展示所依赖的关键，就是所涉文化情境的“符号化文化概念”。

以下的个案可以通过对不同“文化情境”的聚焦及展示的处理方式，表现主导对外播放节目的“英语节目主持人”在处理“取舍”与“文化情境”的关系时所持的理念。

个案－5：多样文化视角在屏幕上展示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大陆的开放度越来越引起世界的关注。在这一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外籍人士以不同的方式来到中国大陆生活、工作。其中，占比例最大的要数在各地高校讲授语言的外籍教师了。然而，由于存在于这些外籍教师与普通公民间的语言障碍，使得外籍教师的主要沟通对象只是他们所教的学生。即便是这些学生们也只是在上课时间可以有机会与外籍教师进行简单的沟通交流。对于一般的、校园之外的公民而言，基本上没有机会来了解外籍教师的所思所想。但是，来自外籍教师及普通市民双方的好奇与互相了解的渴望还是很强烈的。于是，由笔者主导的周播栏目《Hello，朋友》决定去围绕这一现象寻找相关的主题，以帮助受众获得这一方面的知识。经过一系列的与相关院校外事部门的联系、磋商后，最后节目组选定位于福州的“华南女子学院”，节目嘉宾为在这里任教的、来自美国、德国、加拿大、芬兰、爱尔兰五个国家的年轻外籍教师。节目主题定位于“外籍教师眼中的中国生活”。

整个节目以“脱口秀——Chat Show（Talk-show）”的风格定位。在录制前，笔者与所有节目嘉宾进行了一定的交流，主要是消除她们不知如何表达所思所想的度的顾虑和困惑，毕竟她们对当时的中国大陆的了解受到了“西方”媒体报道的影响很深。可以说，她们尽管身在中国，但是思维还是处于对脑中已有的“印象中国”与所处的“现实中国”的比较，一个逐渐再理解、再认识的过程当中的。基于这一状态，笔者在沟通中强调，尽管每一位嘉宾是来自不同的国家，但是并不是那一国家的代言人，虽然可以通过感受的表达能够折射一部分所属文化情境的影响效应，但最实质的是，每一位嘉宾只代表其个人。这样的沟通定位，使得每一位嘉宾消除了焦虑而找到了适合自己思维、表达方式的切入点。

当开始录制时，每一位嘉宾仍然以英语为表达语言。随着笔者的问题而进行热烈积极的描述、解释，甚至在他们之间也有进一步的讨论和争论。整个录制时间持续近一个小时，中间没有停机一次。当节目素材呈现在编辑室后，笔者与节目组成员决定依顺每一个嘉宾所属的文化情境为主先进行素材的编辑；同时，将存在于不同文化情境间的、对同一议题的不同反响进行相互交叉的编辑处理，以形成“碰撞”、“沟通”及“交流”。

以上处理的出发点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解释：

（1）“碰撞”

由于多种“文化情境”的并存在这档节目中是以各位节目嘉宾的文化背景所呈现的，对于受众而言，通过媒体声像化传播的特点而有机会感受到：即便是对于这些同属于来自“西方”的人们，也是以各自不同的“文化情境”为生存、思维、行为的依存点的。

（2）“沟通”

对素材的剪辑形成多方“沟通”的效应，其出发点是使受众有机会来了解不同“文化情境”形成的不同世界观、价值观及思维方式。即便是在“西方”氛围内的各种文化情境，也是需要进行“沟通”而达成一定共识的。通过这样的效应，也间接告诉受众，所谓都是金发碧眼的“西方人”并不都是持有一样的观点和见解的。

（3）“交流”

以这种视角来聚焦来自不同文化情境的嘉宾的内心世界，本身就是为了形成一种文化间的交流。而在处理素材时将这种交流的方式更加视觉化，让嘉宾通过共通的语言、习惯的手势、难忘的例子来完成相互之间的“交流”，从而使受众不仅体会到各位嘉宾之间存在的不同处理方式，同时也反射出存在于不同“文化情境”之间的、对“交流”的不同运用方式。

在播放这档节目前，笔者安排来自节目嘉宾及学院的中国籍教师观看母带。观看效果是这样的：

（1）来自节目嘉宾的反映

节目嘉宾感到节目将她们各自的观点和认识再现得比较完整、逻辑主线清晰、节目主题突出，其中的“碰撞”、“沟通”及“交流”效应，经过剪辑后更显突出。整体传播的视觉效果令她们感到在录制时不能想象。

另外，通过节目主题的聚焦，使得嘉宾们对所涉问题及话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尤其是经过与原以为已经较为熟悉的同事间的交流后，才意识到不同的视角产生的不同解释，很具有启发意义，是一次难得的互相了解的机会。

最后，嘉宾们对采用了“脱口秀”形式来定位这档节目也很有共鸣，因她们在本国对这一形式已较为熟悉，也认为是探讨主题的最佳形式，并感到本档节目的整体制作还是很用心的。但是，由于机器设备的技术原因，有些细节的处理达不到她们在其国内看到的效果，是小小的遗憾之处。

（2）来自学院中国籍教师的感受

中国籍教师都是教英语的，他们认为这档节目的形式很新颖（当时，“脱口秀”节目风格在大陆并不多见，直接用英语对话滚动汉语字幕的形式更是几乎没有），可以令受众直接听到真正的“老外”说英语的发音和感受组织语言的方式。

此外，节目主题的选定对受众而言也是很有兴趣的，可以说是填补了电视节目内容的一个空白。这一主题在广播、电视甚至是文字媒体涉及得很少，所以，通过这档节目的聚焦，可以令受众有一个开阔眼界、活跃思维的机会。即便是对于本院英语专业的学生，也是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令她们体会到了所熟悉的外籍教师具有的不同视角所形成的效应。

最后，从节目的风格来看。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很适合教学用的风格，自然、坦诚、具有实质内容的支撑，嘉宾的各具“西方”风格的语言表达、沟通及交流方式的互相映衬在日常生活中很难集中在一起，在屏幕上就显得格外生动、令人受启发、难忘。

两个方面的受众都要求复制节目母带，做个人纪念或将来的教学之用。

总之，通过这一个案，我们可以进一步认识到：在处理“取舍”与“文化情境”的关系时，首先要把凸显某一“文化情境”的“符号化文化概念”加以特别的聚焦。这样，可以抓住只属于这一“文化情境”的“精神气质”；其次，“取舍”的过程是寻找逻辑线的过程。只有将这一与节目主题紧密相关的逻辑线理清楚，才可以使得节目整体具有合理性。最后，所涉“文化情境”的再现是需要通过一定的依托载体完成的。就这一个案而言，每一个独特的“文化情境”是以每一位属于那一“文化情境”的个体为载体而呈现在受众面前的。这样，“文化情境”就会通过媒体声像传播的特点而生动地得以展现。

第二，“取舍”与文化分析。

如果“文化情境”可以通过形象、生动、独特的“符号化文化概念”得以借助媒体声像传播的特点再现于受众面前的话，那么，这一展现过程的达成，是以对节目所涉文化的分析为前题而取得的。

因此，在这一小节里，笔者将分析和论述主导对外播放的“英语节目主持人”在对素材进行整理时是如何把握“文化分析”对“取舍”的影响及意义的。

1）关于“文化分析”的内涵

根据约翰·汤普森（Thompson，J．，1997，第55页）的解释：

“文化分析”不仅是对富于意义的行为方式、各式的客观存在及表达的分析，而且也是对这些要素所存在其中的权力关系的分析。这一关键点对于描述什么可能是文化的结构化概念提供了一个基础。

“Culturalanalysis”is the analysis not only ofmeaningfulactions，objects and expressions，but also of the relations of power within which these are located.This critical point provides a basis for what may be described as ameaningful structural conception of culture.

从这一解释中，我们可以意识到，对节目所涉异域文化的素材的处理，就是一个对其所属文化背景进行探索、认识的过程。尽管在对“文化情境”的分析过程中，我们已经明了了“符号化文化概念”在体现某一“文化情境”时对于主导对外播放节目的“英语节目主持人”的启示，但是，“文化分析”本身又进一步强调了其所关注的基本研究点，即：属于某一文化的行为方式、客观存在及表达方式，尤其是这些要素与其形成的历史背景的关系、支配这些要素的权力之间的关系。这样，在对素材进行“取舍”时，就必须将这些基本的要素放至首位。

基于这样的认识，经过“取舍”的素材不仅更加简洁并符合媒体声像传播的特点，而且将所涉文化之精髓得以深化和展示。从而，使得受众能够在有限的播放时间内，对所涉文化有一个实质而非肤浅的认识。而这一播放效果的达成，也是经过对所涉文化进行分析，从而将与节目主题紧密相关的、能形象化、生动化体现主题的“符号化文化概念”提炼出来而形成的。

（2）“文化分析”与“取舍”理念

显而易见，在对素材进行“取舍”的过程，实际是对存在于所涉文化当中的“符号化文化概念”的寻找、理解及与节目主题相联系的分析过程。所以，约翰·汤普森（Thompson，J．，1997，第55页）又进一步强调，进行“文化分析”的实质是与对“符号化文化概念”的分析紧密联系的活动。他强调道：

“文化分析”作为对符号化样貌的研究，也就是，富于意义的行为方式、客观存在客体及各式各样的表达方式与历史化的特别联系，与社会结构化情境的特别关系，以及在那些过程中这些符号化样貌的产生、被传播及接收状况。因此，文化现象可被视为是根植于结构化情境的符号化样貌；并且“文化分析”可被视为对意义构成及符号化样貌之社会结构化的研究。

“Cultural analysis”as the study of symbolic forms—that is，meaningfulactions，objects and expressions of various kinds—in relations to the historically specific and socially structured contexts and processes within which，and by means of which，these symbolic forms are produced，transmitted and received.Hence，cultural phenomenamay be sees as symbolic forms embedded in structured contexts；and culturalanalysismay be regarded as the study of themeaningful constitutions and social structuration of symbolic forms.

这一强调使我们进一步理解了“英语节目主持人”在“取舍”节目素材时所持有的基本理念，即：无论节目涉及到哪一种文化，面对素材的所需提出的问题和处理步骤就是：

◇反映这一文化的基本“符号化文化概念”；

◇将这些概念提炼出后，再寻找存在于节目主题与这些“符号化文化

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

◇拓展这一逻辑主线为中心所涉的内容，从而合成一档可播放的节目。

（3）“取舍”与“剪辑选择研究模型”

剪辑形成的对节目素材的“选择”在媒体传播领域已是一个自然存在、成为职业一部分的、合理必须的步骤。如同霍尔姆（Holm，H-H．，2001，第116页）强调的：“今天，这种选择是显而易见的。”这就进一步说明，剪辑在形成整个节目的内容、风格、韵律及态度定位上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这一“取舍”已经成为必然。这与当今媒体传播的全球化特点有关。如同霍尔姆（Holm，H-H．，同上，第115页）解释的：

全球化应被视为是一种转变的过程，……。全球化是后现代世界的一部分，在那里国际化是一件现代项目。这样，在电视传播世界里的全球化意味着节目是由来自多个国家播放源全球化地传送。它折射国际文化内容及带有一种全球团体化的身份认同。

Globalisation should be seen as a transformative process，….Globalisation is part of a post-modern world，whereas internationalization was amodern“project”.Thus，globalisation in the world of TV communication implies programmes that are globally distributed fromvarious countries.It reflects intercultural content and identification with a global community.

这样的“媒体传播全球化”形势，使得媒体传播播放的节目风格也发生了变化。这一变化体现在：各种文化是通过所播放的节目内容全面展示本文化的特点、视角、价值观及国家形象的。巴克（Barker，C.，1997）的研究结论指出：

这一创造将新闻、观点、戏剧及报道融合一起形成意向流，以致多样的意向和含义的对比创造了一种电化的现成材料组装的东西。这样，电视的全球化便是去构建一张来自不同时间、地点的意向化了的后现代拼贴图。

The invention ofmixing news，opinions，dramas and stories has formed the flow of intention，itmakes the comparision among various intentions andmeanings to createa kind of electronic bricolage．Thus，the globalised lelevision has constructed an intentional picture of postmodern mosaic which is fromdifferent time and places．

虽然这一所谓“拼贴图”效应是通过媒体的声像传播而完成的，但是，对素材的“取舍”是达成这一效应的关键所在。要透视“英语节目主持人”在这一方面所把持的原则，就必须与“剪辑选择研究模型”的关注点联系起来。

依据霍尔姆（Holm，H-H.，同上）的研究，影响编辑阶段的“取舍”由三个方面的因素构成，即：

◇媒体结构与政策

◇编辑结构

◇新闻标准与职业价值

笔者在此以这三个方面为基点展开分析。

（1）媒体结构与政策

考虑到笔者聚焦的是在媒体声像传播领域的“英语节目主持人”的职业特点，所以，涉及的媒体结构就是广播和电视。从职业层面来看，不论是对内和对外传送的节目制作都是以相同的媒体结构为生存空间的。这一点不必赘述。

在政策方面，向本土传送的节目主要以传播政府政策、信息、新闻及娱乐新闻为定位。而对向外播放的节目所依赖的传播政策就是一切以“推广国家形象”（White，D.，1998，第2页）为中心了。自然，有关这方面的政策都是由相关执行部门制定的，具体操作人员只要遵守即可。

然而，以“推广国家形象”为中心形成制作理念会有不同的处理形式，尤其是在全球传播形势下。以多种形式的制作来“推广国家形象”是“英语节目主持人”必须根据所涉主题来决定的。

（2）编辑结构

霍尔姆（Holm）在研究这一方面时，主要是以关注制作内部新闻和外国新闻的组织方式是怎样的、是否进行制播分离的运作、涉外记者及信源的获得与处理这样的问题展开的。而笔者根据自身的实际操作经验及对相关瑞典国家电视台播出的外国新闻的处理方式的观察进行分析。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只要节目主导者在基本政策的框架内进行节目风格、主题、编辑方式的定位，就会感到游刃有余地进行素材的再加工。在这一过程中，最关注的就是节目所涉主题与“推广国家形象”的关系和内在联系是什么的问题。即便是向本土受众介绍来自异域文化的内容，这一问题也是放在首位的。以下的个案可以反映出当节目涉及到“推广国家形象”这一基本前提时，节目主导者对节目焦点的设定。

个案－6：对外宣传中推广“国家形象”的巧妙手法

2004年夏天，来自“瑞典国家电视台”的同行在中国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实地采访。由于笔者在瑞典期间曾经与这位同行合作过，所以，当其遇到“瓶颈”时需要帮助时，笔者还是尽力的。尤其涉及到对其不熟悉的中国文化的理解和诠释方面的问题。这位瑞典同行为了表示感谢，将回国制作完成的、有关此次在中国实地采访的节目光盘邮寄给笔者。其中一档并不在光盘中，笔者是通过瑞典电视台的网页上提供的视频看到的。这位同行在四川采访一位被中国一省足球队聘为球员的瑞典籍足球运动员。主题是这位运动员如何帮助中国这支省足球队发展、提高球技的。

按照一般中国受众的概念，既然不远万里来到中国采访，那一定是要介绍有关中国的生活、文化为主。但是，这一档节目就是巧妙地运用了中国这个大背景来聚焦瑞典运动员的工作，从而进一步推广“瑞典帮助第三世界”的国家形象。而这位同行播出的有关中国发生的变化、百姓生活及自然风光，都没有被放在电视网页里形成随时可被观看的视频。

从这一个案的处理我们可以意识到，如果理解了如何运用“推广国家形象”这一前提指导编辑的选择，就会使得节目的主题编辑格外凸显这一前提，而且成为可使受众从多个角度来接受所推广的国家形象的窗口。

（3）新闻标准与职业价值

第一点，关于“英语节目主持人”所持新闻标准。

“英语节目主持人”这一从业集体所持的新闻标准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即：“硬新闻”和“软新闻”。

所谓“硬新闻”，就是我们所熟知的“事件新闻条目”。这一类新闻的处理自然是对“事实”的一条条报道。没有任何的诠释与评论。所持新闻标准与世界范围内的大多数媒体一致。笔者在此不再赘述。

所谓“软新闻”，是以专访、脱口秀、纪录片、纪实片的形式播放的节目内容。与“硬新闻”的处理相反的“软新闻”所涵盖的“取舍”定位是多方面的，其所建立的主题也是多样的。这就意味着新闻的标准在这里是以不明显的形式呈现在节目内容中的。而这样的处理就是其把持的新闻价值的体现，即：以“故事化”的形式将所要播放的内容传递给受众，并且是以受众最易接受的方式进行的。

上述个案－6就是以人物访谈加纪实风格完成的、以“软新闻”的价值取向而播放的。

第二点，关于“英语节目主持人”的职业价值。

按照霍尔姆（Holm，H-H.，同上）的研究，关于职业价值是讨论从业人员把什么构成新闻的标准及其决定什么故事（报道）是重要和关键的尺度，来衡量从业人员的职业价值的。既然如此，对于“英语节目主持人”这一从业集体而言，在处理素材时，为“软新闻”风格定位的节目设定主题的过程就显示了职业价值。自然，由于有“推广国家形象”这一大前提的设定，对外播放节目的主导人所接受的职业价值也就格外明显，即：国际利益第一位。通过节目的播放，让本土文化得到更广泛的了解、理解、接受，同时，使得节目成为本国在国际舞台进行外交活动的有力助手。这也符合对外播放媒体传播声像文化产品的宗旨，即：“国际新闻大部分是外交新闻”（Holm，H-H.，同上，第119页）。

简而言之，在这一小节里，笔者依据霍尔姆（Holm，H-H.，同上）的研究，分别从媒体结构与政策、编辑结构及新闻标准与职业价值三个方面对编辑阶段的“取舍”的影响及理念的形成进行了分析和论述。这些分析只是一个框架的分析，具体的细节处理还是要在实际操作中针对具体个案而进行，但大前提是“推广国家形象”。

第三，“取舍”与媒体传播特点。

主导对外播放的“英语节目主持人”在对素材进行“取舍”时，还要考虑到媒体传播的特点，尤其是通过声像传播进行的播放。谈及这一点，约翰·汤普森（Thompson，J.，1997）的研究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参考与启发。其研究结果将媒体传播与日常生活中面对面的传播的不同点化为四个部分，即：媒体传播中的消息处理；媒体传播的消息经过了技术的传送；媒体传播中的消息符号化及商业化；媒体传播中消息的接受取决于受众所处的特殊社会历史情境。

以上列出的媒体传播的四个特点，就为“英语节目主持人”在进一步对素材进行“取舍”时的意义有了更深化的认识。笔者顺应这四点展开与这一从业群体紧密相关的分析。

（1）媒体传播中的消息处理

根据约翰·汤普森（Thompson，J.，1997）的结论，媒体声像传播中的消息是向广大的受众群传送的。这就与面对面的消息传播有了本质的不同。媒体声像传播是单向的，受众所接收的消息是经过“取舍”后的媒体传播要求的产品。因为没有面对面式的双向沟通、磋商的机会，所以，对素材的“取舍”就必须尽可能地站在受众的角度进行，首先需要自问的是：受众是否能理解？

（2）媒体传播的消息经过了技术的传送

经过媒体传播播放的消息是经过技术标准化播放的，这样的播放特点使得受众产生一种距离感的心态。虽然有生动的、鲜活的、故事化的消息不断地呈现给受众，但是，都是“已成事实”的状态使受众被动地接收。这样，在对素材进行“取舍”时，就要顾及节目的制作是否坚守尽量记录生活的风格而非影视艺术片的制作方式。如此，受众可将接近生活的节目所涉内容同现实生活的存在结合起来，或者找到用以解惑的参照物，从而形成一种间接的双向沟通。所关注的问题：本档节目的合成效果是现实生活的记录还是影视作品的翻版。

（3）媒体传播中的消息符号化及商业化

由于当今媒体传播的全球化走势，使得由不同文化背景播放的节目都遵循市场化这一走向对节目进行包装。那么，就负载了大量的“符号化文化概念”的对外播放节目而言，如果以大量商业化的风格进行播送的话，受众能否很好地解读节目承载的内容呢？至今对世界媒体声像传播仍占优势影响地位的“英国广播公司”（BBC）及美国的“有线新闻网”（CNN）在整体的节目播放上基本没有商业化的广告，即便有几条，也是涉及某国的旅游胜地或宾馆之类。这样安排如同公益广告的商业广告策略，能不能说是引起所涉国家的受众关注或博得这一受众群的好感的途径呢？尽管笔者没有得到相关的研究结论，但是，在收看这类方式的包装时，所涉国家的受众便显得异常兴奋、激动和自豪感。可见，即便是顺应商业化大潮，对广告的运用还是大有文章可做的。不过，对于“英语节目主持人”而言，在处理素材时，还是要问一句：这一条广告配以节目播放的效应是什么？

（4）媒体传播中消息的接受取决于受众所处的特殊社会历史情境

由于是间接的消息传播，就存在受众群对节目选择。而对外播放的节目更是会遇到这样的问题。这是因为节目所涉及的“文化情境”的不同而形成的。因为大部分受众还是更关注涉及自身本土文化的报道与释译。但是，对于“英语节目主持人”而言，就是尽量在节目主题的选定上眼界更开阔、更人性化地处理主题，使得节目能达成最广范围的覆盖。这样效果的达成，可以参阅对历史事件剖析的好莱坞影片的人性挖掘而非史实陈列的风格。当然，“英语节目主持人”要问的是：合成后审看节目时，自己与同事感动吗、震撼吗、反思吗？

显而易见，通过对这四个要点的分析，使得我们更加明了“英语节目主持人”在对素材进行“取舍”时是持有怎样的理念来顺应媒体声像传播特点及全球化的商业大潮的。

总之，在这一节里，笔者通过对主导对外传送节目的“英语节目主持人”在整理素材时采取的“取舍”与节目所涉相关三个方面的分析，即，“取舍”与文化情景；“取舍”与文化分析；“取舍”与媒体传播特点（信息储备程序），这一从业群体所具备的职业“洞察力”就具体化地呈现出来了。同时，伴以这一“洞察力”而秉持的理念也相辅相成地得以解释和概括。

（三）“真确的”再现

一位记者是先发现一个故事，然后吸引那些事实到故事中的人，并且从不让那些事实着色故事（Boyd，A.，2004，第78页）。

A journalist is someone who finds a story and then lures the facts towards it，and Never let the facts get in the way of a good story.

经过了对素材必要的“取舍”后，就是进入对“取舍”后的素材的再度整合与深刻诠释的阶段了。这一阶段，一方面可以说是对“取舍”后的素材与节目设定主题的同步分析，同时，也是深化存在于两者之间的逻辑线的关键过程。尽管相应的解说词撰写、主题音乐的合成以及强调主题的字幕设计都会为最后的合成服务，但是，对一档节目而言，至关重要的是能否做到最大程度地“真确地”再现素材所覆盖的实质存在以及节目主题的表达。这就触及到了对媒体传播中的“真相讲述”与“客观性”的问题了。

究竟对外播放的节目以怎样的理念来实现“真确的”再现呢？所能达成的“客观性”又是怎样来评估的呢？

笔者以这两个问题为切入点，展开对这一关键点的分析与论述。

首先，“真确的再现”与“客观性”。

关于“真确的再现”，意指节目受众群对所接收到的内容有认同感，并且能够在他们的生活中找到客观的参照物。如果节目主题的释译带有节目主导者的视角影响的话，受众仍能理解其中的逻辑，那所播放的节目就达到了基本的“真确再现”。

关于“客观性”。“客观性”在媒体传播中的定位一直是受关注的焦点，因为媒体传播到底能达成怎样程度的“客观”，还不是一个可以定论的议题。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客观性”，可能会给我们以启示。

安德鲁·贝尔西及鲁思·查德威克（Belsey，A. ＆ Chadwick，R．，2003，第xii页）很鲜明地指出：

……新闻业的客观性不可能在与事实相关连方面达至真相，但是，却可以达成对偏见的规避。

…objectivity in journalismcannot consistof achieving the truth in the sense of correspondence with the facts but rather of the avoidance of bias.

可见，处理节目能否达成应有的“客观性”问题时，所要考虑的是如何尽量避免不应有的偏见。根据安德鲁·埃德加（Andrew Edgar，1998）的分析，“‘客观性’可能以两个不同的方式来定义，即：第一，以那种即便是不相关的思考也不影响争论结果而仍达成共识的见解为特征；第二，再现事情本身真正的状态”（第112页）。

然而，对于涉及异域文化情境及社会体制的对外播放节目而言，这一“客观性”的把握是极具挑战性的。因为，安德鲁·埃德加（Andrew Edgar，同上，第120页）也不得不指出：

新闻业是不可能客观的，因为它预先假定一种对议题进行不可亵渎的释译，就如同行为活动先于报道存在一般。……一条新闻报道某一社会事件的意义是固定的，尽管那些意义不可能是不可改变的。

Journalismcannot be objective，for that presupposes that an inviolable interpretation of theeventasaction exists prior to the report.…A news report fixes the meaning of a social event，albeit that the meaning cannot be definitive.

如此尖锐而又鲜明的总结，对于“英语节目主持人”在处理“真确的再现”与“客观性”的关系时是有启发的。首先，既然媒体传播不可能达成完全期待的客观，那么，就要尽量避免由于“想当然”而形成的“偏见”。这就依赖于提高节目主导人的跨文化传播意识及素质，培养站在节目所涉及文化情境中思考节目主题的能力。

其次，“真确的再现”与“释译”。

既然媒体传播的“客观性”不可能完全实现，那么，就要尽量减少偏见。然而，在对素材处理的过程中，由于涉及到节目主导人的个人素质的影响，对素材的处理就不可能完全脱离来自主导人的影响。这一影响也就是“释译”的部分。如同安德鲁·埃德加（Andrew Edgar，同上，第113页）解释的：

通过诠释领域而达成的释译体如同一种存在于部分与全部之间的运动。每一句话的意义取决于对文章整体的译意，反之亦然。

Interpretation proceeds through a hermeneutic circle，manifest asamovement between part and whole.The meaning of each sentence depends up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whole text，and vice versa.

这也表明，由于媒体声像传播依赖“文化情境”中的“符号化文化概念”，所以，节目主导人对与节目主题相关的“符号化文化概念”的诠释就是必要的了。在这一诠释的过程中，就会形成所谓的“记者之视野”。安德鲁·埃德加（Andrew Edgar，同上，第117页）对这一视野的说明是这样的：

一种特别的记者视野是可以鉴别的。通过这一视野，记者对现实进行释译。这种视野是由记者的新闻价值构建的；这也就是说，通过一定知识的积累和能力，典型地由记者想当然地构建，通过这一视野任何议题可能被评定为是有新闻价值的。……整体将部分地被构建成如同记者的“现实”感知。

A specific journalistic horizon may be identified，through which the journalist interprets reality.This horizon is constituted by the j ournalist's‘news values’，which is to say，by the stock of knowledge and competences，typically taken for granted by the journalist，by which any event may be assessed as being newsworthy.….The whole will in part be constituted as the journalist's perception of‘reality’.

这一说明使我们确信，节目主导人在节目制作整个过程中对节目形成的个人化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即便有属于所谓的“记者视野”的解释，也完全依靠节目主导人的知识积累与新闻素质。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呈现在我们面前，即：节目主导人可以对节目内容进行诠释。

最后，“真确的再现”与“真相讲述”。

探讨媒体传播中的“真相讲述”，就要涉及到受众对媒体产品接受心态的分析。尽管一般而言，受众对媒体传播传递真相的期待值很高，但是，内心仍有各自的猜想趋向。安德鲁·埃德加（Andrew Edgar，1997，第113页）在分析这一心理现象时，援引里科厄尔（Ricoeur）的研究解释：

……“猜测”既不是主观的也不是随意的，仍然正常地以所涉文化的有能力的成员的信仰与期待值为背景。这种信仰通过决定我们的文化视野的成见对我们的释译形成偏见。

…‘guess’is neither subjective nor arbitrary，but rather g rounded in the beliefsand expectations normal to competentmembers of a given culture.Such beliefs‘bias’our interpretation，through the prejudices that shape our cultural horizon.

可见，由于文化情境形成的差异，使得受众具有不同的接受心态及期待值。但是，这并不影响节目主导对节目内容的诠释。因为受众也会在接收节目时考虑到文化差异形成的不同文化视野，所以，对外播放的节目首要把握的不是考虑“客观性”达成了多少，也不是为是否达成百分之百的“真相讲述”而踌躇不前，更不是不顾及任何在“记者视野”之外的因素而对节目进行完全个人化的诠释；而是以追求尽可能达成的“客观”、以节目主导的知识积累及新闻素质、按照媒体声像传播原理进行节目的制作的。只有这样，最后合成而播放到受众面前的节目就会基本达到他们的期望值。如此，处理的理念就必建立在尊重各式各样的“文化情境”前提下。

当然，对于“真”、“确”的认识与把握原则是第一位的，即：对素材涵盖的实质的提炼与体现方式绝对不允许以曲解的出发点来处理的。

以下的个案从对素材的释译到合成的处理，会对以上的分析做一个来自于现实的总结。

个案－7：历史的“故事化”再现

1995年7月7日是发生在中国历史上的“卢沟桥事变”纪念日。为了纪念这一不能忘记的日子，同时为了同大多数以播放晚会形式节目来纪念这一历史日子的电视台有所区别，笔者和节目组决定以人物访谈配以纪实特点的节目风格定位这档纪念节目。节目受访者是经过寻找后定下的当年事件的亲历者，一位近八十岁的抗战老兵。

对于这一档节目，笔者考虑到，由于有关当年日本侵华战争的史实世界已经知道不少，所以，如果在节目中仍沿用播报“硬新闻”的方式来罗列史实的话，就没有新意；另外，既然是纪念历史事件的节目，最佳方式是聚焦于一个典型例子来展开，并将这一例子放置在那一段历史的大背景中。

由于是以对嘉宾的访谈为主要线索和支柱来建构节目，所以，对访谈录制下来的素材的处理极为关键。笔者对访谈素材进行与历史大背景的逻辑紧密相关的细节的提炼。而后将受访者的讲述加以精练，形成一个简明、清晰的故事框架，从而，将诠释空间扩大，为故事的建立与叙述的深化做好准备。

由于整档节目是以“软新闻”节目风格定位的，所以，在播出后引起极大的关注。当然，也是因为与所有在那一阶段播出的纪念节目不同的缘故。当节目在海外为留学生及当地受众播放后，他们都认为这样的访谈纪实风格节目是广播、电视节目得以打动人心的最佳形式。因为集中了对历史史实的提炼、对历史事件亲历者的心态的展露、对打动人心的人性因素的真诚挖掘，从而，对于那些不懂汉语的瑞典受众而言，可以通过画面了解节目的基本主题。这就符合了媒体声像传播的特点。在这一档节目中，“客观性”是通过历史的大背景与受访者的细节讲述的结合达成的；历史的“真相”是通过受访者的亲身经历的事实自动展示的；历史大背景的再现是依据官方出版的影像资料的精选来达成的。而使得整个节目风格“故事化”的关键是由笔者作为主导者完成的，前提是节目主导者自身必须被感动、震撼。

这一“故事化”的过程是充满节目主导者的诠释的，这其中包括解说词的撰写、声音处理及主题音乐的确定。这就是完全根据节目主导者的个人素质及知识的积累来定夺和完成的。而完成这一从对素材的“取舍”到播放一档“真确再现”的新闻故事之节目过程所持有的对“真相讲述”就是依据以下的研究结论进行的：

真相是不隐瞒。解说的意义在于去促进展示，去进行清楚的表述。一个人对某议题进行播放是以对所播放的议题了解的心态进行的，同他人进行沟通恰恰像自己本身就对其了解一般（Gadamer，H-G.，1994，第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