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冲突”的“斡旋者”与“文化冲击”的关系

二　“文化冲突”的“斡旋者”与“文化冲击”的关系

作为驾驭节目采、编、播过程的“英语节目主持人”，在掌握了基本的、突破“文化屏障”的职业技能后，并不是说在释译“异域文化媒体传播声像产品”、解释“本土文化”时就做到了游刃有余，因为产品的采编播制作过程是一个对驾驭人要求极高的过程。这种要求通过对每一档节目的内容选择能够凸显既定节目内容的“受访者”、再到对采访资料进行整合的阶段而一一表现出来。

那么，对于“英语节目主持人”而言，所驾驭的每一档节目实际上是对所关注的某一“议题”的深化、独到的解剖，而这一解剖的目的是向“受众”传达一种观察、解释生活中发生的事宜的“视角”，也可说是一种“见解”。这样，在观察和解释由“异域文化”通过媒体传送来的、发生在“节目驾驭者”的“本土文化”之外的社会议题或事件时，就有如何来接受和再审视所要进行再播放的内容的问题。这也是将“英语节目主持人”推到如何来面对与“本土文化价值观”产生不协调，甚至是对立的解释和议题的来自“异域文化”的“视角”的问题面前。这也是笔者在这一节里要着重讨论的“英语节目主持人”作为“文化冲突斡旋者”与“文化冲击”的关系这一主题。

笔者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讨论。

首先，关于关键词“议题”的限定及被涉及的节目形式。

笔者使用的术语“议题”是指“讨论中的重要话题，争论点。”显而易见，这一术语所引出的节目形式更多的不是事实罗列的“硬新闻”介绍的“新闻”播报节目，而是由“谈话”、“访谈”、“辩论”及“评论”节目涵盖的。这样，就要求“节目驾驭者”在掌握了最基本的形成有关要讨论的“议题”的一系列“事实”后，而对“议题”进行深化的认识，以引导“受众”形成在获知有关这一“议题”的“事实”后的、更深刻的认识与思考。自然，既然某一“议题”会被再次聚焦，那就说明其有不能被忽视的传播价值，更是引起争论、或是影响公众惯常思考习惯的。这样，触及这类的“议题”，不仅对媒体来说有着传播影响的意义，而且对于节目的驾驭者而言，就更是充满了挑战。这一“挑战”就是源于“文化冲击”带来的效应。

其次，关于关键词“文化冲击”。

笔者使用的“文化冲击”是指“节目驾驭者”在面对由“异域文化”解释的某一“议题”时形成的“怎么会这样解释？”、“简直不可思议，为什么他们能够有这样的思维方式？”、“我们的‘受众’能接受这样的价值观吗？这样播给我们的‘受众’，会不会把我们的节目变成了间接引导我们的‘受众’认为受到了挑衅”而对某一文化形成“敌对”的心态？等等这样的问题。毕竟某一令世界普遍关注的“议题”一定是具有争议的，或者是意识形态方面的、或者是政治高层的、抑或是涉及种族间的矛盾。如此来自“价值观”方面的冲击，是本文此处聚焦的。

再次，“文化冲突”的“斡旋者”与“文化冲击”的关系。

（1）“民俗文化冲击”

作为“文化冲突”的“斡旋者”的“英语节目主持人”，在驾驭这类节目时，首先要有清醒的意识，即：“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一意识的形成是建立在对跨文化心理学方面的理论知识的积累及通过身体力行于异域的生活经验经历而逐步建立的。涉及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对“异域文化”的解释和认识的定位，主要涉及的节目内容还是某一文化的生活风俗习惯，笔者在此将这类的形成“文化冲击”的文化内容定义为“民俗文化冲击”。根据笔者个人的工作经验，“受众”在面对这类节目内容时，大多是容易以“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心态来面对和接受与自己“本土文化”之风俗习惯有差异的他种生活处理方式。

对于驾驭节目的“英语节目主持人”而言，只要以介绍型的方式将节目进行释译，而后视可能性而定，邀请节目内容所涉及的那一文化的嘉宾进行适当的问题解疑，这样，“受众”就可获得珍贵的机会聆听那一“本土文化熔铸体”的理论。这样，对于被邀请的“嘉宾”来说，“节目驾驭者”既做到了尊重那一文化，又给予了相对的“当事人”话语权。

对于“受众”而言，这类带有“异域文化”特色的节目的播出，既凸显了它的原汁原味，又表现了“节目驾驭人”对所涉文化进行处理的理性与客观的态度。即便是这类节目被所涉文化的“受众”接收，也会形成基本一致的“受众心态”，而不会形成两种文化间的“敌对”状况。当然，这只是涉及到笔者圈定的“民俗文化冲击”的节目内容。

（2）“意识形态文化冲击”

作为“文化冲突”的“斡旋者”的“英语节目主持人”，在驾驭触及到这类节目时所要把持的态度要比“民俗文化冲击”类节目有所不同。首先，关于“意识形态”。这一术语在此是指“一种建构或是由某一特别的团体遵守的经济或是政治理论基础的思想体系、思想意识。”（set of ideas that form the basis of an economic or political theory or thatare held by a particular group or person.李兆达，2002，第734页）。从这一定义的解释，我们可以认识到，这类节目所涉及的内容是敏感的、争论激烈的、具有国度间文化间“战斗”的特点的。尤其这类节目的涉及风格如“评论”、“对话”、“深度访谈”就会令“受众”关注。一句话，这类节目内容是具有因“意识形态”形成的“导向”倾向的。这也就是在本节开篇处笔者引用的“它（国际新闻）显示，为何‘本土化’不应该仅仅被理解为对国际或外国新闻故事的调节而言的一种修辞策略或叙述框架，而更应该将其看成一种存在于这一组织的侧重外国新闻生产的常规之下的社会学的和意识形态的结构”（Slaatta，T.，2001，第129页）。

更进一步说，这类节目的内容才是构成令“受众”对当今“媒体传播全球化”的传播网进行关注的原因所在。一方面，当今的媒体“受众”之所以赞扬传播全球化带来的源源不断的信息流之效应，就是因为他们对充斥于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信息有了对比的余地、选择的空间。任何所谓“独家”的报道都会在极短的时间内被其他媒体的进一步报道取代，并且提供给“受众”新的视野；另一方面，正是因为媒体传播的如此多重性、交叉互动性、大面积的覆盖性，使得“节目驾驭者”必须尽量对于所聚焦的节目内容——传播“议题”的分析和透视也就更为敏感化、专业化、理性化。只有这样，面对来自异域文化的、带有“意识形态”导向的媒体文化产品的分析，就会考虑到传播的效应对“受众”的影响。当然，正是因为当今媒体传播如此的强渗透力，“受众”对复杂的国际事务中涉及的“议题”的接受与分析素质也有了很大的提高。这样，“受众”就会希望“节目驾驭者”以不回避具有“意识形态”敏感方面节目内容的态度，而将存在于这个世界里的、对同一“议题”的不同“视角”介绍给他们，使得“受众”感到越开放的社会氛围信息越多元化，从而人们的视野越开化，对世界的观察方式越多样化。

如此分析，我们得到这样的认识：面对来自于“异域文化”的、具有“意识形态”敏感方面的媒体传播声像文化产品，作为驾驭节目的“英语节目主持人”就必须对自身职业在整个“本土文化”中的定位具有更高的“政治敏感性”，即：这一职业群体的职责是什么的问题。根据笔者在“西方”社会经年的观察与实践，“西方”记者的民族意识、为国宣传的“看门人”角色定位，以及划分“对内”“对外”报道界限的潜意识，都时时刻刻再现于所播放的媒体传播产品里。有关这方面的讨论会展开为很大的篇幅，笔者在此只是点到为止，在他处将有单独的论述。这里，笔者还是引用一篇颇令人反思的文章，以进一步凸显此处触及到的“看门人”议题及其效应。

用谁的眼睛看伊朗

程亚文

伊朗总统大选日前落下了帷幕，被认为是“强硬保守派”的德黑兰市长内贾德，最终压倒了被认为有坚持改革倾向的拉夫桑贾尼，当选为下届伊朗总统。

如何来看一位“反美”政治家开始主政伊朗？美国正在给世界提供一幅“保守”、“强硬”、“倒退”和“不民主”的伊朗图景：在自由改革派逐渐退居幕后之后，伊朗正在开历史的倒车。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说：内贾德的当选“严重妨碍了伊朗的民主”。

伊朗大选出现这样一种局面，与拉美世界近年来的左翼化，是在迈着同一个步子。与左派的巴西卢拉政权、委内瑞拉查韦斯政权相似，内贾德掌权带有鲜明的“穷人革命”色彩。内贾德的上台当然不像拉姆斯菲尔德所说的那样“不民主”，因为恰恰是伊朗民众，投票决定了他们国家的新领导者。此前1997年被视为“自由改革派”的哈塔米，也是由伊朗民众投票当选为总统的。既然“自由派改革派”与“强硬保守派”都可能问鼎最高世俗权力，伊朗怎么不“民主”呢？

看来，实际的伊朗，与美国媒体描绘的伊朗，有很大出入。而这一点在美国国内，也并不是所有人都在装糊涂。哈佛教授亨廷顿在论述当代世界的民主进程时，就特意强调：伊朗的世俗权力架构，远比人们想像的要民主。当然，伊朗的民主有着伊朗自己的特点，与西方世界的民主观念存在不少差异。

外界是不是一直在以歪曲的，甚至妖魔化的眼光看待伊朗以及整个中东世界？几天前刚刚落幕的首届亚洲—中东对话会在新加坡召开时，一位观察者说：“当新加坡人踏足中东土地，尤其是那些长期被西方媒体唱衰的中东国家时，会发现实际情况同自己的想像有一定的落差。少数跟我一样曾到过伊朗的国人，很快会发现那不是个死气沉沉，让人感到害怕的‘极端回教国度’。相反的，它的许多国民跟世界各国人民一样，对未来都充满热情，希望国家经济能繁荣发展，并同世界接轨。”这位观察者总结道：“我们所看到的中东，绝大部分是西方记者笔下和摄像镜头底下的‘中东’。显然的，那是经过西方价值观和政治观点过滤的中东。”

强势国家在将它们对世界的解读方式，推销到世界各地，并使处于弱势的国家丧失了自我解读世界的能力，逐渐习惯于以强势国家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历史观来看待世界。世界于是在许多层面上，成了一个扭曲的背影。他人的眼睛毕竟带有他人的思维惯性、价值预设和观念偏见，反映了他人的利益与偏好。为了探寻真实情况，我们必须学会通过另外的眼睛来看世界。

中国越来越多地“融入”世界，中国也越来越多地“参与”世界。我们眼中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将构筑起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交往状况。中国其实有着良好的“知行合一”的传统，对中国人来说，当我们慢慢学会以自己的眼睛来观察思考世界、一个“如实”的世界逐渐向我们走近的时候，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融入”与“参与”，才会更加理性、合理。

分析至此，我们可以这样来总结：“英语节目主持人”对向“异域文化”传播的“本土文化”产品的制作，以及对来自“异域文化媒体传播产品”的诠释与对内传播，都是一个“外宣”的范畴。尽管术语“宣传”在“西方”社会被打上了负面的色彩，但是，他们所使用的、代替这一术语的“大众传播”及“公共关系”，实质还是在“宣传”。

因此，在面对来自异域文化的、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宣传色彩的媒体传播声像产品，“英语节目主持人”不仅要用专业的术语将其介绍给本土的“受众”，而且还要尽量邀请到在本土的有关所涉议题的研究学者及专家，辅以在本土的、涉及所播节目的某一文化的大使馆工作人员的到场，进行全方位的讨论，甚至是辩论，这样，“受众”可以通过节目而得到对“议题”的多角度的再认识，同时，也可使得“受众”真正理解：当今“媒体传播全球化”形势下的大众传播是以这一形式出现的“战场”。在媒体传播中出现的“文化冲击”，实际上就是不同“意识形态”间的较量。在这一较量中，只有勇于面对的一方，才能真正引导“受众”的视听，维护“本土文化”的本质不受损害与殖民化，以形成良性的国际文化交流与理解。

总之，在这一小节里，笔者就“英语节目主持人”作为“文化冲突”的“斡旋者”与“文化冲击”的关系，从“民俗文化冲击”和“意识形态文化冲击”两个方面切入，对“英语节目主持人”这一从业集体在看似驾驭节目的工作形式表面做了进一步的分析，从而得出这样的探讨结论：在处理对内、外传播的节目内容中出现的“文化冲击”心态时应从两个方面入手：

一是，以“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心态对待“民俗文化冲击”带来的效应，并以此来建构节目的引导宗旨，使得“受众”带着或是“欣赏”、或是“了解”的心态来接收；

二是，对于“意识形态文化冲击”，应以从“国家利益”为先的觉悟化的职业素质来处理，并以“据理力争”的“辩论”姿态引导“受众”认识到：当今的媒体传播更是“宣传”与“反宣传”的“战场”。

当然，作为“节目驾驭人”的“英语节目主持人”在进行这一工作时的心态定位就是“国家利益”、“本土文化利益”的“看门人”。只有这样，不论是“英语节目主持人”还是“受众”，都会有鲜明的“视角”来传播与接受所播放的媒体传播声像文化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