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节目主持人”与社会自我规范能力之“个体成就鼓励动机”

第二节　“英语节目主持人”与社会自我规范能力之“个体成就鼓励动机”

当今的“媒体传播全球化”新传播生态，使得处于世界各地的受众群都接受“信息时代”这一概括式的形容。一方面，这一接受心理说明，处于“信息时代”的人们都在关注可以接收到的信息；另一方面，“信息时代”使得人们意识到自身所处的生态特点及其影响日常生活品质的效应，而尽可能多地通过对信息接收后再进行适合自身需要的筛选，从而完成顺应这一“信息时代”而进一步发展自我的过程。联系到“大众传播社会认知理论”的解释，这是因为在“个体成就鼓励动机”作用下形成的“社会自我规范能力”之宏观效果。

因为存在于微观之受众个体和宏观之“社会化自我规范能力”间的相互关系，所以，使得“英语节目主持人”所主导的节目具有了个体直接与受众进行“象征互动”的关系。然而，如何理解“英语节目主持人”在文化产品运作过程中就开始有意识地与受众群进行“象征互动”呢？这是笔者在这一小节要进行探讨与分析的主题。

“英语节目主持人”所主导的媒体传播文化产品的最终指向是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受众群，简而言之，就是组成不同社会群体的个体。这样，对于“英语节目主持人”来说，最关键的聚焦点是个体作为“人”而具有的最基本、最普遍的心理状态与所处生存环境的关系。因为本节关注由于“个体成就鼓励动机”作用下形成的“社会自我规范能力”之宏观效果，就这一点，根据“大众传播社会认知理论”的研究与解释，我们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认识。

关于个体具有的自我定向能力，“大众传播社会认知理论”是这样解释的（Bandura，A.，同上，第62页）：

人们不仅是知情者和执行者。他们还是具有自我定向能力的自我反应者。自我规范的动机、效应，及行为部分地通过对个体行为的内在标准与评估进行反应。通过达成有价值的标准为个人成就提供一种鼓励的动机源泉而获得所期待的自我满足感。

People are not only knowers and performers.They are also selfreactorswith a capacity for self-direction.The self-regulation of motivation，affect，and action operates partly through internal standards and evaluative reactions to one'sown behaviour.The anticipated self－satisfaction gained fromfulfilling valued standards provides one source of incentivemotivation for personal accomplishments.

以上的解释使我们认识到，虽然人们具有“自我定向能力”，但是，这一能力是受到个体所处的“文化情境”中的价值取向左右的。这就使“英语节目主持人”在节目制作的运作过程中提供了最具影响力的、与受众进行“象征互动”的切入点，即：突出个体所处的“价值体系”与个体的关系。只有如此突出节目所涉主题的意义，才能吸引受众的注意力而引发其进一步的思考与反应。即便是面对源于与己不同的价值体系的媒体故事释译，也会激发个体受众进行“比较”的接受兴趣。而通过这一“比较”的过程，两种不同的“价值体系”就获得了“碰撞”的机会，从而形成经过个体受众释译后的接收效应——理解。

然而，在现实中受众所具有的接收心理并非如此简单而又积极。事实上，与积极的接收心理相对的自然就是消极的接收心理。关于这一点，“大众传播社会认知理论”是这样解释的（同上）：

大部分有关自我规范的理论是建立在一种消极反馈的模型上的。这一体系如同一种通过一个差异消减程序而使行为及认知改变的驱动器和调节器起作用。在个体理解的行为和参照标准之间的差异激发行为去消减不一致。差异消减在任何自我规范体系中清楚地起着中心作用。

Most theoriesof self-regulation are founded on a negative feedback model.This system functions as a motivator and regulator of action and cognitive change through a discrepancy reduction mechanism.Discrepancy between one's perceived performance and reference standard motivates action to reduce the incongruity.Discrepancy reduction clearly plays a central role in any systemof self-regulation.

这一解释使得我们意识到，尽管主导对外播放的“英语节目主持人”所制作的媒体传播文化产品在被接收过程存在着许多可预知的、因价值体系的不同所形成的多样化“差异”，而可能使产品的被接受出现消极的忽视与拒绝的结果。但是，更多的时候，恰恰是由于显著的、受众不可预知的“差异”，使得他们具有了接收的兴趣，从而达成通过关注“差异”而逐渐试图理解和减少差异、寻找共同点的过程完成对节目的接收。这是超出“英语节目主持人”担心“差异”会失去受众的想象的重要创作基点，这一基点使得主导对外播放成为具有相当制作空间的文化再生产基地。

可见，“英语节目主持人”这一从业集体所具有的与受众进行“象征互动”的功能是与人性特点（即：达成个人成就之鼓励动机）紧密相关的，所以，对于受众而言，具有“差异”特质的媒体传播文化产品是启发他们达成个人成就的重要参照物。如此的“象征互动”使得受众个体以微观的存在形式而影响所属之宏观状态的、以“文化情境”为存在背景的社会体系。从而，存在于受众个体、受众群和社会体系与“文化情境”的逻辑关系由媒体传播文化产品的作用而形成“三位一体”的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