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节目主持人”与技巧控制观察式学习之“四类从属功能”

第四节　“英语节目主持人”与技巧控制观察式学习之“四类从属功能”

由于以“符号化”建构的媒体传播声像文化产品促成受众个体在“跨文化传播”为特质的接收过程中达成“象征互动”后的诠释体，所以，这一过程所具有的引导“英语节目主持人”进行有效运作的要素需得到进一步的被认识，从而，使对外播放的运作更加以理性支撑而达至完善。

那么，起着主导作用的要素是什么呢？它们的作用又是如何表现的呢？

鉴于“符号化文化概念”所形成的播放源与受众群间的“象征互动”最终形成提高认知水平的、认知风格的作用，所以，要深刻研究、探讨引导“英语节目主持人”进行有效运作而影响受众认知的要素，就要依据“大众传播社会认知理论”为依托而进行。

联系受众接收媒体传播文化产品的特点，“观察式学习”是一个关键点。而根据“大众传播社会认知理论”的论述，“‘观察式学习’由四种”助理作用所控制。这使得此节要探讨和分析的、引导“英语节目主持人”进行有效运作而影响受众认知的要素得以寻见。这四个要素经过“大众传播社会认知理论”的研究被归类至形成技巧控制观察式学习的决定性过程，即：关注的过程、表现的过程、行为生成的过程与激发的过程。

笔者在此小节将以这四个方面为基点分别展开探讨与分析。

第一，关注的过程。

对于“关注的过程”的作用，“大众传播社会认知理论”这样解释道（同上，第68页）：

“关注的过程”决定在丰富的模型化制作、影响方面有选择观察什么，及从持续的模型化事件中选录什么的功能。

Attentional processes determine what is selectively observed in the profusion of modeling influences and what information is extracted fromongoing modeled events.

显然，经过以“符号化文化概念”为组成成分的媒体传播声像文化产品出现在受众个体面前时，已不是独立的概念或某一自成一篇的节目展示体，而是与无数不同内涵的载体相互交汇而成的、具有对接收者认知水平及态势强烈冲击力的“信息流”。在如此的纷繁信息接收体面前，受众个体首先做出的就是对其本能的反应，即：关注。这里的“关注”，并不是持续地集中于“信息流”某一个部分，而是进行间断式的、选择式的、跳跃式的、听觉视觉式的选择。只有当在这一过程中出现某一与受众个体认知风格形成共鸣或明显的反差时，受众个体的思维才进入真正意义上的、具有持续状态的“关注”。

这一程序就形成了“有选择地观察什么”和“从持续的模型化事件中选录什么”的“关注的过程”。

然而，这一过程所获得最后对所择内容接受的结果并不是即刻完成的，而是经过不同因素的影响后达成的。这就为“英语节目主持人”的对外播放运作提供了新的意识，也就是，只有了解和有效运用这些具有影响力的因素，方能形成达到快捷有效的对外播放。“大众传播社会认知理论”对这些因素的解释是这样的（Bandura，A.，，同上，第68页）：

在社会化和符号化的环境里，若干因素影响对什么会被模型化的探索和理解。这些决定性因素中的一部分影响观察者的多种认知技巧、先入之见及价值取向。其他部分同模型化活动自身的显著性、吸引性及功能的价值相联。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适合于多种人类互动和密切相关网的多元结构化布置，这些布置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那些人们已经获得接触机会的模型种类。

A number of factors influence the exploration and construal of what ismodeled in the socialand symbolic environment.Some of these determinants concern the cognitive skills，preconceptions，and value preferences of theobservers.Othersare related to the salience，attractiveness，and functional value of the modeled activities themselves.Stillother factors pertain to the structural arrangements of human interactions and associational networks，which largely determine the types of models to which people have ready access.

据此，“英语节目主持人”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就可将那些社会现实中需要被聚焦而用于对外播放的事宜同能够影响受众个体的“认知技巧、先入之见及价值偏爱”联系起来。

当然，考虑到媒体声像传播的特点，在进行模型化的过程中，还要尽量凸显这些事宜的“显著性、吸引性及功能的价值”，从而将这些模型化的因素规范至受众已经熟悉的结构中、形成促进“象征互动”的、适于媒体传播的“符号化综合体”。

因此，“英语节目主持人”所主导的对外播放能否达成有效的期待结果的可能性大小，主要取决于理解和掌控受众之“关注的过程”及其涉及的影响因素的程度。

第二，再现的过程。

关于控制观察式学习的第二个从属功能“再现的过程”的作用，“大众传播社会认知理论”的解释是这样的：

如果人们不能记住所观察的事件的话，那么，他们就不可能受到其很大的影响。……记忆力涉及到一个活跃的改变及重新建构有关事件信息的过程，因为记忆以规则和概念再现。

People cannot be much influenced by observed events if they do not remember them.…Retention involves an active process of transforming and restructuring information about events for memory representation in the formof rules and conceptions.

经过这样的解释，控制观察式学习的第二个从属功能“再现的过程”的中心意义得以凸显，也就是“记忆力”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尤其强调了记忆是如何运行这一过程及所涉因素的。这样，就使得制作媒体传播声像文化产品的技巧中具有了新一层次的意识，即：加强和突出促进记忆储存的、已择节目素材部分的符号化冲击力，这是因为（同上，第68页）：

记忆力很大程度地受到模型化信息进入记忆中的符号化转变和已被编码化的信息之认知上的讲述的协助。

Retention is greatly aided by symbolic transformationsofmodeled information into memory codes and cognitive rehearsalof the coded information.

这也强调了媒体声像传播的特点，尽管在以画面为特质的电视传播上更直接体现了这一特点，但是，即便是在声音传播上也可通过语言的形象化运用而体现。所以，“英语节目主持人”依靠“符号化模型”来促进多元文化间的有效沟通与交流，一方面，是依托了各文化共同具有的文化概念“符号化”的特点；另一方面，也是强化了媒体传播以声像的“符号化”为决定要素的本质。

当然，在记忆的储存库中不乏多种被受众认知风格重新逻辑化构建的“符号化文化概念”，也就自然含有“先入之见”的成分及其效应。关于这一点，“大众传播社会认知理论”是这样解释的（同上，第68页）：

先入之见及不真实的状况用偏见对这些再现活动施加影响。同样地，回忆涉及到一个重建的过程而非对记录的事件之简单恢复。

Preconceptions and affective state exert biasing influenceson these representational activities.Similarly，recall involves a process of reconstruction rather than simply retrievalof registered events.

可见，记忆力带动的对已存事件的再现并不是原貌百分之百的纯粹再现，而是具有了一定程度的“再建”式的“再现”。这一“再建”过程里就会出现记忆“偏差”形成的对所恢复事件真实原貌的影响。所以，“英语节目主持人”在主导对外播放时，就不会单纯依赖受众个体的、以记忆再现的能力，而是必须以必要的重复形式对易形成“偏差”的部分加以再介绍。

根据以上的分析，“英语节目主持人”在实际运作过程中秉持的第二个理念为：运用“符号化模型”刺激受众个体的记忆储存库并刻意强调能够消减个体已有的“先入之见”的事实部分。

第三，行为生成的过程。

关于“行为生成的过程”所具有的辅助作用，“大众传播社会认知理论”是这样解释的（同上，第68页）：

“行为生成的过程”就是符号化概念被释译成行为的适当过程。这一过程是通过一个与概念相匹配的过程而达成的。在这一过程中，多种概念引导建构及行为模式的完成，以及这类行为的适当性与概念化的模型进行比较。然后，这类行为以比较化的信息为基础去达成在概念与行为之间的紧密联系而被改进。

The behavioural production process-symbolic conceptions are translated into appropriate coursesof action.This isachieved through a conception－matching process in which conceptionsguide the construction and execution of behaviour patternsand the adequacy of the action is compared against the conceptualmodel.The behaviour is thenmodified on the basis of the comparative information to achieve clos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conception and action.

从以上的解释我们能够意识到，受众个体的“行为生成”是由一系列“符号化概念”的再次被重组与建构而完成的。在这一过程中，最引发“英语节目主持人”关注的是受众在经历“寻找”与其所储存的概念相符合的“符号”而进行的。这一“寻找”的实质就是要获得与其相符的概念进行逻辑化地联系后的释译体。

可见，受众个体潜意识中信息之积累效应在支配着思维这一活动程序。一方面，如果这一“寻找”能够以最短的时间获得符合受众个体的逻辑模型的话，那么，对所接收的信息之接受度就高；反之，要么受众延长“寻找”以继续尝试“逻辑化”释译体的建立，要么就是迅速的放弃；另一方面，恰恰是因为“跨文化传播”自身的特点使受众个体意识到所面对的、来自他种文化的媒体传播声像文化产品本身就是相对于自身本土文化释译的“参照体”，所以，在“寻找”的过程中不乏带有“好奇”色彩的、“对照”式的“尝试”。

但是，即便是将两个方面进行一体化的审视分析，我们还是可以认识到它们所需经历的过程是相同的。“大众传播社会认知理论”对这一过程形成了以下的解释（同上，第68页）：

将认知体释译至行为的程序涉及到转变的和有生成力的运作。一种技巧的完成必须以适应变化的多种状况而持续地多变。因此，适应式的施行要求一种有生成力的概念而非一个存在于认知的再现和行为之间的一对一安排。通过运用活动的抽象化详述，人们能够在技巧方面生成许多的变异。大量的概念极少在第一试时被转变为独行其事的运作。为使知识转变为技巧化的行为，被持续观察的展现充当表达想法的工具。

The mechanismfor translating cognition into action involves both transformational and generative conception rather than a one-to-one mapping between cognitive representation and action.By applying an abstract specification of the activity，people can produce many variations on the skill.Conceptions are rarely transformed into masterful performance on the first attempt.Monitored enactments serve as the vehicle for transforming knowledge into skilled action.

以上的解释，实际上再次强调了受众个体将所接收的信息通过认知风格的作用，转换为有效的具体行为的过程所需经历的基本程序。然而，对“英语节目主持人”的实际操作具有启发意义的是：即便是所播放的文化产品充满富有意义的概念，对受众个体而言，也不可能在接收到的一刻就会转换为具有能够控制力的行为。这说明，受众个体在“跨文化传播空间”内必须借助认知风格的多方位尝试，甚至是在突破现有认知路数的尝试努力下，或许可以获得符合其本土文化规范的行为方式。

据此，“英语节目主持人”的实际运作就必须试图将抽象的“符号化文化概念”以平实而又生动的“故事化”新闻报道载体来展现，从而提供给受众个体用于联系在自身本土文化情境中能够“寻找”到的“参照体”的时间和空间。这样，使得受众个体的认知活动能够具有可持续运作的时间和空间进行适合受众个体的“逻辑化”的诠释。否则，受众个体会因为播放源提供的狭小时空而迅即放弃认知活动进行的释译。由认知风格操控的、如此无形活动的实质源自于这样的解释（同上，第68页）：

运作是通过在行为的生成过程阶段里的矫正式调整而得以完善的。人们对辅助的技能支配得越广，将它们融合起来去生成新的行为模式就会更容易些。当不足部分存在时，这些辅助技能为达成复杂的运作通过模型和引导的展现而必须首先被发展。

Performances are perfected by corrective adjustments during behaviour production.Themore extensive the subskills that people possess，the easier it is to integrate them to produce new behaviour patterns.When deficits exist，the subskills required for complex performancesmust first be developed by modeling and guided enactment.

所以，“英语节目主持人”为处于“跨文化传播认知风格空间”的受众个体认知活动提供的释译空间起到的是“矫正式调整”的回旋作用。进而，只有经过这一作用形成的结果同相对的“符号化模型”与被引导的展现规范化结合起来，才最终形成合乎逻辑的有效行为模式。

总而言之，“英语节目主持人”所主导的对外播放之所以能够达成有效的传播效果，就是从理解和掌握“行为的生成过程”所具有的特点而达成的。在这一过程中，最关键的是由“认知风格”与“符号化模型”、“所储多种概念”等关键因素间的互动，从而更接近符合受众个体认知水平之“逻辑化”诠释体的完成的结果。

第四，激发的过程。

虽然在观察式学习的模型里，受众个体的认知风格及其水平要经过关注的过程、表现的过程、行为生成的过程中诸多因素间的互动后，才会使新的行为模式得以产生。然而，行为模式的形成并不意味着具体行为的呈现，这仍有待于促使行为成为真正通过受众个体为载体而表现的因素起作用。这就形成了“激发的过程”。

那么，“激发的过程”的特点及对“英语节目主持人”的运作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笔者将根据“大众传播社会认知理论”的解释展开分析和论述。

“大众传播社会认知理论”指出：

观察式学习的行为之表现受到三种主要刺激式动机的影响，即：直接的、设身处地的、及自我生成的。

Performance of observationally learned behaviour is influenced by threemajor typesof incentivemotivators：direct，vicarious，and selfproduced.

显然，以上三个因素的作用或多或少在前面的小节里被分析过，但是，集中在“激发的过程”里来整体分析，就会使我们受启发于这些因素所起作用的原因解释。

依据“大众传播社会认知理论”的研究，可从三个方面来认识。

首先，有价值的结果与不满意或惩罚效应。

有关“有价值的结果与不满意或惩罚效应”对人们行为的最终呈现的影响，“大众传播社会认知理论”的解释是这样的（同上，第69页）：

同具有不满意或惩罚效应相比，如果模型化的行为产生有价值的结果的话，人们更可能对其进行呈现。由他人经历过的、被观察的利弊效应影响以和直接经历的结果形成的对模型化模式的呈现的影响是一样的。虽然人们被与他们自身相像的人们的成功所激励，但是，也被所追求的他们已经常看到产生不利结果的行为的过程所泄气。个人的行为标准提供一种更多的刺激式的动机。人们针对自身行为形成的评估式反应规范那些他们最有可能去追求的观察式学习的活动。他们追求那些令他们发现自我满意的活动，并且赋予它们有价值的意义，但是排斥那些令他们个人反对的部分。

People aremore likely to exhibitmodeled behaviour if it results in valued outcomes than if it has unrewarding or punishing effects.The observed detriments and benefits experienced by others influence the performance ofmodeled patterns in much the same way as do directly experienced consequences.People are motivated by the successes of otherswho are similar to themselves，but are discouraged frompursuing coursesof behaviour that they have seen often result in adverse consequences.Personalstandardsof conduct provide a further sourceof incentivemotivation.The evaluative reactions people generate to their own behaviour regulate which observationally learned activities they are most likely to pursue.They pursue activities they find self－satisfying and give thema sense of worth but reject those they personally disapprove.

在这一解释中，中心的意义在于受众个体自身与所处社会环境间的互动。而这一互动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源于其本土文化空间的“参照体”，从而使得受众个体进行对自身生成的行为模式进行评判。其结果就是要么“展现”、要么“舍弃”。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就在于受众个体自身价值体系所形成的影响效应。这也是主导对外播放的“英语节目主持人”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当然，由不同的价值观所构成的媒体接收障碍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在以上由“大众传播社会认知理论”提供的解释中，“英语节目主持人”能够获得这样的职业运作意识，即：运用受众所熟知的、已经获得成功的人物经历来承载所要播放的媒体故事，从而使得受众个体受到他们认为合乎逻辑的、符合其所属价值体系制定的规范之激励。

其次，社会认可与自我认可。

关于因素“社会认可与自我认可”具有的对受众个体行为的呈现之影响作用，“大众传播社会认知理论”的解释是这样的（同上，第69页）：

多种结果的不同来源可能作为对行为进行称赞的或反对的影响而运作。当社会的和自我的认可是一致的时候，行为的多种模式得以最稳定地建立。在这种情形下，社会化认可行为是形成自我骄傲的来源，同时社会化反对的行为是自我谴责的来源。在没有弥补自我认可的状况下，对于外来的影响而言，行为是特别易受影响的。那些不太恪守个人标准的人采取一种实用的定位，使他们的行为适应所处情境中看上去是具有号召力的任何主张。

The different sources of consequences may operate as complimentary or opposing influences on behaviour.Patterns of behaviour are most firmly established when social and self-sanctions are compatible.Under such conditions，socially approvable behaviour is a source of self-pride and socially disapprovable behaviour is self-censured.Behaviour is especially susceptible to external influences in the absence of countervailing self-sanctions.People who are not much committed to personal standards adopt a pragmatic orientation，tailoring their behaviour to fit whatever the situation seems to call for.

显然，作为某一“文化情境”的一员，不论从言谈举止，还是内心思维方式的运转，都要与其尽可能地一致。这也是为什么“人”之所以成为“社会人”的最基本解释，更是为什么“人”具有属于某一社会或集体的“社会需要”的最直接解释。

然而，对于“英语节目主持人”来说，受众个体具有的“社会人”的心态，不仅是所有人类成员共有的特性，也是每一个社会之所以得以有效运行而要求其所属成员必须达成的一个基本特质。所以，这一“社会人”的特点并不是构成对外播放的一个障碍，而是促进“英语节目主持人”的运作更有效地进行的要素。

一方面，因为“社会人”是所有人类成员共有的特性，所以，就为“英语节目主持人”的媒体传播声像文化产品的制作提供了基本的职业意识，那就是：从受众所属的社会境况抑或“文化情境”的特点入手，找出影响受众个体最大的因素，从而以发散的状态将其同那些相关的因素相联系，直到最细小的影响成分。这样，受众个体作为所属社会的成员，就以代表其所归类的社会阶层的角色作用而被聚焦。如此“以点带面”的聚焦，达成的最终效果是凸显受众个体所属的社会的层面。

另一方面，作为从属于其所处的“文化情境”的受众个体，他们都具有“从众”的特点。正是这一特点，使得他们敏感于来自外来因素对其行为模式的评价。尽管更多的时候对于大多数成员而言做出“舍小我”的让步，但是，并不意味着他们认知风格没有受到来自他种文化播放源的影响。恰恰相反，越是与其自身本土文化的评估定位反差大，就越是会刺激受众认知风格的反应，进而对其思维状况形成越大的影响。限于所属“文化情境”的规范，受众个体的行为模式也许不产生呈现的具体行为，但已经形成无形式的意识行为。这种行为的呈现具有更深远的影响效应，因为储存至潜意识的行为呈现会对受众个体形成永远的影响。

显而易见，受限于所属“文化情境”的规范而不能将行为模式转化为具体行为的呈现状况，说明了受众个体必须面对和经历与所属社会环境间的矛盾。

最后，社会化与自我生成认可间的矛盾。

在现实中，受众个体怎样处理如此的矛盾的呢？“大众传播社会认知理论”提供了这样的解释（同上，第69页）：

此处，自我认可的相对力量及社会化谴责决定这类行为是否被限制或表达。如果受威胁的社会结果是严重的，那么，虽然人们在具有风险的境况下检查自我赞赏的行为，但是仍在相对安全的境况下呈现它们。然而，这是那些将自我赞扬意义很强烈地投入于一定的、令他们将屈从于延长虐待的信仰的个体，而不是同意他们认为的不公的或不道德的因素。

Here，the relative strength of self-approvaland social censure determine whether the behaviour will be restrained or expressed.Should the threatened socialconsequencesbe severe，people hold in check self-praiseworthy acts in risky situations but perform themreadily in relatively safe settings.

明显地，受众个体具有缓解或解决“矛盾”的能力与方式。然而，就“英语节目主持人”的运作而言，还是不能只寄望于他们的能力与方式，而是应努力减少促使受众个体与所属社会认知产生矛盾的几率。虽然达到如此的境界，对于“英语节目主持人”而言是颇具挑战的，但还是需要寻找到一些较有效的途径加以协助。有关这一方面，笔者仍在探索、研究之中，毕竟涉及到不同价值观及道德观的碰撞与竞争的问题。尤其是在当今“国际文化（交叉）传播空间”里形成的复杂、交错的认知风格的交锋效应，更是一个复杂的研究课题。笔者将试图在随后的研究中努力加以突破，以获新知。

总之，本章的展开以聚焦、探讨和分析“英语节目主持人”与社会心理功能之“三合一相互起因决定论”；“英语节目主持人”与社会自我调节能力之“个人成就鼓励动机”；“英语节目主持人”与社会自我思考步骤之“个人效能”；及“英语节目主持人”与技巧控制观察式学习之“四类从属功能”四个方面为主干，从而将“英语节目主持人”这一主导媒体对外播放的从业集体之构建影响受众思维的认知生态及环境的特点被系统化解释；另外，在这一由媒体传播文化产品建构的认知生态中，受众的社会心理状态的形成与“英语节目主持人”的互动效应也得到了解释；最后，“英语节目主持人”这一从业集体通过建构社会认知环境而得以在“媒体传播全球化”生态中“独树一帜”的作用得到进一步的论述。从而，“英语节目主持人”这一从业集体与社会认知理论的关系得以阐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