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影像与象征”

第三节　“双重符码假设：类似影像与象征”

论及媒体传播声像产品的影响效应，自然就是探讨构成产品的要素本身所具有的特质是如何被运用的。这些因素就是声音化的文字和文字化的影像。如同笔者在上一小节中对“画面再现”与“文字再现”的特质及效应的探讨，此处的“声音的文字化”和“文字的影像化”必须被进一步解释和说明。

首先，“声音的文字化”意指声像产品的声音部分。这一部分不仅仅包括了对节目内容的介绍化形式解说词、故事叙述式的旁白及主持人的口播，而且包括了节目中使用的同期声、受访者的讲述及相关的音乐衬托。

其次，“文字的影像化”意指声像产品的画面部分。这一部分不仅仅是所涉传播内容的第一手摄像采访资料的剪辑结果、所涉内容的背景画面资料的运用、节目合成过程中的“蒙太奇”效果的运用及主持人口播画面的背景颜色服装选择而组合的综合呈现效果，而且还包括了配合解说词所进行画面编辑后的效果。

自然，媒体传播声像产品的最后播放是以“声音的文字化”及“文字的影像化”相互的烘托而形成的一个整体。但是，不是将这两个因素的作用加在一起就完成了声像产品的制作，关键的部分是文字的使用。这也就是为什么同样的画面会因不同的解说词而形成完全不同的播放内容的原因。

那么，如何来解释这一原因呢？形成这一原因的关键点对主导对外播放的“中国英语节目主持人”建立只属于本播放源的独特报道观点又有怎样的启示呢？

要探讨和阐明这些问题，就要分析激发媒体受众知识积累的另一因素，即：双重符码假设——类似影像与象征。

所以，笔者将以构成媒体传播声像产品的“声音的文字化”及“文字的影像化”两个因素为基点，以认知心理学对“双重符码假设：类似影像与象征”的研究为理论定位来寻找形成对外播放独特报道观点的实质。

第一，关于“双重符码假设：类似影像与象征”

“类似影像”与“象征”作为“双重符码假设”的中心因素，两者都起着再现信息的作用，但是又再现截然不同类型的信息。认知心理学的研究解释是这样的（Sternberg，R.，1999，第218页）：

这两个符码将那些能够奉行的、通过某种方式可被储存并且甚至在将来为了随后的运用而可重新获得的信息组织成知识。

These two codes organise information into knowledge that can be acted on，stored somehow，and even later retrieved for subsequent use.

显然，这两个因素对于受众知识的积累与再现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这两个因素并不是帮助受众储存所有的信息，而是指转化那些“能够奉行”、“可被储存”及“可重新获得”的信息。这样，就为“中国英语节目主持人”的信息处理提供了一个具有启发意义的切入点。

探讨“双重符码假设：类似影像与象征”，就要将“类似影像符码”和“象征符码”分开来分析。

首先，关于“类似影像符码”。

根据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有关解释如下（同上）：

心理影像是那些在我们所处的环境里我们观察的、引发生理反应的类似符码（一种保存被呈现的任何事物的主要感觉特点的知识再现的形式，比如树木与河流）。就像一座钟表的指针对于时间的流逝而言是类似物一般，我们在思维中建构有关我们所观察的事物的心理影像对于我们的生理反应而言时也是类似物。

mental images are analogue codes（a formof knowledge representation that preserves themain perceptual features of whatever is being represented）for the physical stimuli we observe in our environment such as trees and rives.Just as themovementsof the handson an analogue clock are analogous to the passageof time，themental imageswe formin our minds are analogous to the physical stimuliwe observe.

如此形成的“类似影像符码”，是建立在受众对所处环境中的实物具有的特点进行观察的基础之上的。这就进一步强调了源自现实生活的节目素材在媒体传播声像产品的构成中的重要位置，也就是说，“中国英语节目主持人”可以明了，不论是对外播放还是对内播放，媒体受众的关注点能够被吸引的唯一前提就是所接收的内容能够使他们感到“似曾相识”。进而，他们的知识储存库才会接纳所收到的信息。在信息被接收后，才会与已经积累的知识进行融合，从而形成新的知识点，进而建立与这一信息相关的“类似影像符码”。

就这一过程而言，中国观众所熟悉的、由西方演绎中国故事的歌剧《图兰朵》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不是说有多少中国观众能够欣赏西洋美声唱法的歌剧本身，而是完全因为这一西洋歌剧形式承载的内容是观众所熟悉的。如果观众记住了这出西洋歌剧的内容是因为对具体的故事情节的认同的话，那么，对音乐的熟悉，恐怕就只有那在整出歌剧中反复出现的中国江苏民歌《茉莉花》的主旋律了。之所以熟悉，就是因为观众对其“耳熟能详”。如果在任何时间询问有关对西洋歌剧《图兰朵》的最深印象的话，大部分的中国观众会首先提到奠定歌剧属于讲述有关中国故事特点的《茉莉花》旋律。由旋律的引导，观众的思维就会映现身着中国明朝服装的西方演员扮演的中国公主的扮相及歌剧所呈现的主题画面。因而，这段旋律就成为建立在中国观众思维里对西洋歌剧《图兰朵》的“类似影像符码”。正是由于这一“类似影像符码”的作用，使得一般中国观众从心里觉得《图兰朵》是属于中国的效应。即使是在北欧的瑞典，当瑞典马尔默市歌剧院公演《图兰朵》时，瑞典观众也是根据这段旋律来定位这出戏的中国特色的。当笔者采访从美国请来的、主演图兰朵的演员时，她也特别强调：《茉莉花》的主旋律特别突出了这部戏的东方韵味儿！

可见，主导对外播放的“英语节目主持人”在传播产品的制作时，只要掌握了对“类似影像符码”的正确运用，并将所播放节目“区域化”、“文化情境化”，那么，就会达成所期待的播放效果、实现播放目的。

其次，关于“象征符码”。

罗伯特·斯藤博格（Robert Sternberg）在对“象征符码”的分析总结，主要是根据阿伦·佩瓦奥（Allan Paivio）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研究结果完成的。他这样总结道：

我们对于文字的心理再现主要是通过象征符码（一种使某实物已经被主观选择并且不感觉与被再现的事物相似的知识再现）。就如同一只数码手表用任意的标志（数字）去再现时间的流逝，我们的思维就是运用多个任意的标志（文字及文字间的组合）来呈现我们的想法。一个象征可能任意地体现清楚标出的任何事物而非其自身。

ourmental representations for words are chiefly represented in a symbolic code（a formof knowledge representation that has been arbitrarily chosen to stand for something and that does not perceptually resemblewhatever is being represented）.Just as a digital watch uses arbitrary symbols（numerals）to represent the passage of time，our minds use arbitrary symbols（words and combinations of words）to representmany ideas.A symbol may be anything that is arbitrarily designated to stand for something other than itself.

显然，与“类似影像符码”的作用过程相比，“象征符码”的作用过程显得要复杂些、非直接些。这也体现了文字被受众接收的速度缓慢的特点。如此，在对外播放的过程中，“中国英语节目主持人”的节目制作对于处在他种“文化情境”中的受众而言，“一幅画面胜过万语千言”（即：百闻不如一见）是必须考虑的首要因素。当然，此处笔者强调的“画面”并不是单纯地指电视画面，更涵盖了广播语言的画面化的效应。这一效应就是促使节目所承载的内容以“故事发展”的态势向受众一步一步地展开其中的细节。根据缪里尔·坎特（Muriel Canter，1980）对媒体传播声像产品故事化、戏剧化的制作的研究，笔者认为，“象征符码”促使受众关注点紧随“故事发展”的影响作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体现：

（1）故事

此处的故事并不是小说式的虚构情节与内容，而是完全以节目组采集到的第一手资料为基础建构的、具有新闻要素的五个“W”一个“H”的新闻报道式故事。以此为节目风格的定位为出发点，素材的编辑就顺应了所涉内容应有的逻辑线。受众的接收关注点都是紧随故事的展开而逐渐增多的，所以，节目组在处理素材时，紧凑而又突出故事情节的画面剪辑，抑或是形成画面式的语言描述都是构成受众关注点的关键所在。

然而，只有如此的剪辑而没有故事人物的“出演”，也不会形成吸引受众的故事。自然，此处“出演”的人物并不是电影、电视剧中的演员，而是节目所涉内容的中心人物。

如何使得所涉中心人物活动起来，这就与后期编辑的“剪刀”有关了。此处“剪刀”的运用，也是“导演”的过程，更直白地说，就是对素材进行“再加工”、“再创作”的过程，从而使得“故事”更加“画面化”。

（2）人物

节目内容所涉的“人物”在“新闻故事”中的活动程度与第一手资料中的、完全呈现现实的状态是不一样的。

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由于摄像机形成的影像自身所具有的放大、聚焦作用和效应，使得在现实状态中被忽视的细节也成为可能使受众感到戏剧化的效果；另外，由于采集的第一手资料是由采访者主导的“深度采访”和摄像机的最直接拍摄记录构成的，所以，受访者的一言一行都形成了新闻故事的“戏剧化”细节。

如何使“人物”进一步“活动”起来，更进一步说，就是“戏剧化地表演”起来，使受众具有的“象征符码”向“类似影像”尽快地转化或结合，就是后期编辑的功力所达成的部分了。

（3）编辑

正是由于素材本身就提供给编辑如此丰富的“故事”细节、情节，通过编辑的“剪刀”使得“人物”“戏剧化地表演”起来的条件就完全具备了。如此的处理，并不是对素材的歪曲和曲解，而是完全顺应了媒体传播声像产品本身受时间、画面效果、声音效果的限制与规范的要求。这也是为什么采访了三个小时的素材，最后与受众见面的媒体传播产品只有三十分钟时长或更短的原因。

当然，“中国英语节目主持人”的后期制作本身就是一个对现实进行诠释的过程。这种诠释作用与效应，笔者在前面的章节里已经作了分析和阐明，不再赘述.但是，有一点是必须再强调的，即：对素材的编辑绝不是“添枝加叶”的无根据“发明”细节与情节，而是完全根据所获素材本身的呈现、绝对按照所涉人物的语言叙述进行旁白的撰写。否则，再精致、再引人入胜的“戏剧化故事”也不是笔者在此意指的“新闻故事”了。

因此，虽然媒体声像传播产品就是由声音和画面组成的，甚至在今天的媒体传播生态里，媒体传播声像产品的制作风格越来越接近影视剧特点，但是，两者之间的关键区别之处就是建立在“发明”之上的“虚构”与重建于“事实”上的“报道”。之所以在全球范围内媒体传播的声像产品制作形成如此的态势，正是因为媒体声像传播从业人员意识到了其可以突破文化疆界、将“类似影像符码”与“象征符码”最好地结合起来，从而促使受众最大程度地对所接收到的信息进行关注，达到将其转化为知识并进行储存的效果的特质与作用。

第二，关于“声音的文字化”效应的运用与体现。

既然媒体传播声像文化产品是由声音和画面两方面组成的，那么，为了更系统地分析和探讨构成这一类产品的因素，笔者认为不必要将以声音为因素的广播产品与以声音和画面为因素的电视产品分开来。

如此处理，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尽管广播节目没有像电视节目般直接呈现给受众以丰富的画面，但通过声音塑造的节目内容仍是以文字为依托的；其二，广播播放的丰富声音为受众提供了更加广大的想象空间，这一空间在受众思维里所呈现的画面内容则是无法计量的。从这个角度来关注以声音为载体的广播传播产品，就会看到其与电视传播产品具有的共同特性。

当然，不可否认，电视播放的画面对受众产生的直接视觉冲击引发的思维反馈效应的强烈。但是，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广播产品形成的对受众思维的直接影响敏感度的强烈也是电视画面所不及的。这也是为什么在不同文化情境中的受众都会总结出：看电视令人思维被动，听广播令人思维更活跃这样认识的原因解释了。

显而易见，形成受众如此的总结，还是源于为广播受众提供想象空间、为电视观众解释画面涵盖的文字。这一因素在媒体传播声像产品里被定位为“声音的文字化”。这一“声音的文字化”所形成的效应，就如同笔者在以上段落中概括的，最关键的是这一效应通过声音塑造的画面效应（不论是供想象的画面，还是可直接观看到的具体画面）可以最有效的方式突破文化疆界，这就是声音依托文字而形成的“叙述”原理建立的媒体声像传播思维网。而这一“思维网”之所以能够被“声音的文字化”所编织，就要追根溯源至“叙述的原理”之本质上。从而使得主导对外播放的“中国英语节目主持人”如何成功运用这一原理达成“声音的文字化”得到理论化的总结。

关于“叙述的原理”。

谈及由“叙述的原理”引导的“声音的文字化”风格定位形成的媒体传播的声像产品的形象，就必须触及到现代语言学家对文学理论的认识及态度。只有这样，才能明了媒体传播的声像产品中叙述的实质。塞姆尔·查特曼（Seymour Chatman）对叙述结构的研究，使这一实质可以得到进一步的理解。他解释道（Chatman，S.，1978，第477页）：

如同现代语言学家的观点一样，文学理论可能被视为一位理性主义者和一种演绎推理的意图而不是一般的经验主义者的方法。它应该假设各种定义是创建的而非被发现的，文学化概念的推理与归纳相比是更经得起检验的，并且因此是更具说服力的。……风格是特征的建构体或混合体。

Likemodern linguistics，literary theory might well consider a rationalist and deductive approach rather than the usual empiricist one.It should assume that definitions are to bemade，not discovered，that the deduction of literary concepts ismore testable and hencemore persuasive than their induction.…genres are constructs or composites offeatures.

如此的解释使我们意识到，媒体传播的声像产品之所以通过“旁白”形成特点鲜明的新闻故事报道体，正是通过节目主导者依据这一原理的再次创作后建构的“声音的文字化”形成的效应。这就联系到叙述理论所具有的要素。以下的图6.1以简洁的形式呈现了这些因素间的相互关系。

图6.1　一个叙述体的要素（Chatman，S.，第478页）

通过介绍这一要素间的关系图后，塞姆尔·查特曼（Seymour Chatman）又解答了一个问题，即：叙述是一个符号结构吗？回答是肯定的。那么，一个符号结构与其所代表的内容实质是紧密相连还是超越呢？聚焦此处我们探讨的形成媒体传播声像产品的新闻故事报道体得以被展现的“声音的文字化”，塞姆尔·查特曼（Seymour Chatman）的研究结论对“英语节目主持人”的素材叙述风格的建立颇具启发意义（同上，第479页）：

故事是叙述显现的内容，话语是那一显现的形式。我们必须区别话语及其物化的显示。……后者显然是叙述呈现的实质部分，其实此处的物化显示是一个独立的符号符码。但是，通常地，符号符码以实质部分的形式服务于其他的类型符码。……叙述体是通过具体文字的或其他传播方法的释放传送的语言。

Story is the contentof the narrative expression，while discourse is the formof that expression.We must distinguish between the discourse and itsmaterialmanifestation.…The latter is clearly the substanceof narrative expression，even where the manifestation is independently a semiotic code.But commonly codes serve other codes assubstance.…narratives are languages conveyed through the paroles of concrete verbalor othermeans of communication.

这样，对于为凸显所呈现的内容之特征而对其进行叙述的处理过程就有了一个理论上的解释，也就是说，“声音的文字化”所体现的“叙述体”实际上是各种类型的“符码”被逻辑化地组织后，形成的对所涉内容的特征更进一步的呈现。

涉及到主导对外播放的“英语节目主持人”，更为关键的是将所关注的内容的实质部分准确无误地提炼出来，并通过“声音的文字化”体现出来。这就需要对所关注的内容涉及的文化背景进行尽量全面的扫描，从而使受众清晰地意识到：即使所接收到的节目内容只是某一文化情境的一个小部分，也是由整个大背景来烘托进行呈现的。而这一部分就是依靠广播产品采用的所涉那一文化情境的一段代表音乐、电视产品的几个大背景画面的组接后、配以凝炼的、背景式介绍旁白来达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