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向文明传播，关怀人类命运

铭言　朝向文明传播，关怀人类命运

传播是自然生态信息与人类生命信息、社会人文信息的流动、分享、读解、诠释、传承、播撒的永恒历史进程。当代社会的传播学研究，不仅考察自然生态信息、社会人文信息与价值的流动分享，也考察这一流动、分享过程得以运行的政治经济文化机制。人类的知识或信息传播，是一种文明价值或人文意义的传播，是人类知识或信息得以生成、固定、传承、读解、接受、变形等传播机制以及传播技术持久作用的结果，是特殊政治经济利益与价值观的产物。一言以蔽之，人类传播的基础与核心，是文明传播。

加拿大传播学家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Innis，1894～1952）在名著《帝国与传播》（Empire and Communications，1950）中指出：“米德、马克思、施宾格勒、汤因比等人，都曾就传播对现代文明的意义，做出了贡献……20世纪的突出特点之一，就是持久不衰的文明研究……这反映我们对自己文明的未来走向，怀抱着强烈的兴趣。”^[1]

当代全球社会空前严重的自然生态危机和社会人文危机，迫使人们从过于狭隘的学科分类的牢笼中挣扎出来，对文明传播的运行机制进行深入考察和综合研究，反思当代文明传播机制的结构性问题，进而揭示这一机制背后的世界观。美国传播学家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1931～2003）在名著《娱乐至死》（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2003）中概括媒介传播行为的本质为“隐喻”、“认识论”、“定义现实的方式”^[2]，我们可以进一步概括说：大众传播媒介透过自己强大的话语方式与传播机制，持久广泛地作用于受众的感官和头脑，最终将一种固定模式的、常常未经检验的世界观强加给大众，进而成为当代全球社会的主宰力量之一。

世界观是人对世界总的看法。近代世界观的主流是创自西方的启蒙主义—自由主义世界观，这一世界观对“世界”总的看法是：人类原本与大自然一样蒙昧，必须等待“知识”启迪其“理性”，才能摆脱蒙昧，而保障知识、信息自由流动的最好的传播机制是民主政治、市场经济以及教育文化普及，因此近代世界的主流是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文化大众化。根据启蒙主义—自由主义的假设，知识与信息的传播必然带来人类理性的进步与普遍的福祉。

世界现实却并非如此简单。很多情况下，当代世界现实与这一世界观的预设背道而驰：首先，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大自然并非蒙昧消极，任由人类知识穷加解析和人类意志的操控，而是具有极强的“自组织性”，比如人类的医药知识和医疗技术越提高，细菌、病毒的“抗药性”越强，直至旧药药性完全失效而必须开发新药，如此恶性循环，旧药、新药的各种无法排除的“副作用”滞留在人体内，使各种无法控制的“怪病”层出不穷、难以应付；再比如农业生产，大量化肥、农药使土壤逐渐丧失肥力、最终变成荒漠；再比如矿藏、淡水等能源、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不仅使各种自然灾害频繁发生，更污染了全球生态环境……

自然与人类之间的交往史、传播史表明：自然决不是人类知识和意志的宰制对象，更不是人类满足自身贪欲的资源，而是一个自足的生命体，是人类的母亲，她要求人类的尊重、爱护，而不是剥削、压榨，对自然的认识与利用，必须遵循严格的限度，否则，人类将陷入难以自拔的危机。

其次，在人与人的关系上，知识或信息也并非必然启迪人的理性，很多情况下，未加正确辨析、诠释、检验、传播的知识或信息的过量涌入，最容易引起人类盲目的物欲冲动，从而冲决理性的脆弱堤防，造成人类社会的巨大动荡。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激增的刑事犯罪、各种社会动荡乃至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局部战争、种族清洗、政治迫害以及精神失常等各种心理疾患……证实了卢梭在1749年写成的名作《论科学与艺术》中的历史性结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知识与信息的增长，并不必然带来人类的道德进步，有时适得其反。他甚至据此呼吁道：“全能的上帝啊！你手里掌握着人类的心灵，请把我们从祖先的那些知识与致命的艺术里面解救出来吧；请赐还给我们无知、无辜与贫穷吧，惟有这些东西才会使我们幸福……”^[3]

卢梭言之过矣。无知与贫穷不会带来幸福，知识与信息也不会必然带来幸福。关键在于知识与信息是否获得正确的选择、诠释、理解、检验、传播。换言之，知识或信息的传播机制，决定了这一知识或信息的真正价值，一如语言有赖于语境。构成一种知识与信息正确传播的有效机制或稳固环境，是这一知识或信息得以产生、传播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当时社会的一般心态，亦称世界观。

综观全球历史，尊奉自然为“天”、“神”，主张人与自然认同、协调的中国世界观，正确设定、诠释了天地万物乃至人类知识或信息的合理位置，是救济西方近代世界观各种偏颇的良药，也是引导全球社会走出自然生态危机与社会人文危机的巨大精神力量。

中国世界观的核心曰“道”，又称“神”或“天命”，即自足自本、统贯万物、周行不息的自然生命。中文“道”者，路也，宇宙人生之正途，万物得之则生，离之则削，丧之则亡。道又称道体，乃宇宙人生之终极本体。道体广大深微，成全一切，但又缄默不言。究极而论，道乃全然不为人知之终极神秘；相对而言，道乃生生不息之力量。人不知其所以然，故谓之自然，又称“宇宙大生命”。儒家称此生生不息之力量为“仁”，其立义宗旨，特为广袤宇宙中之短暂人生、芸芸万物，有以振拔之、光明之、成就之，使人以万物之灵保障万物生生不息、各得其所，人群组建合理的文明生活，行此生生不已、新新不断之天命，在道德上、精神上得以与自身的本源——道体（自然）重新合一。

准古酌今，可知中国世界观之基础——儒家思想，乃千古不朽之文明智慧，人类传播之道德核心。孔子曰：“道二，仁或不仁而已矣。”可谓道破历史玄机：人类行为合乎宇宙之仁道，则生；反之，则死。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亦同一旨趣，宜乎道家思想为儒家思想之重要补充。以儒家思想为中心，辅以道家等先秦思想而形成的中国世界观，确保了中华文明在绵延五千年的悠久岁月中取得独步世界的辉煌成就，其尊崇爱护自然、力行道德教化、追求精神提升、万物和谐的文明模式，在世界其他文明盛衰不定的历史急流中，保障了中华民族的长期统一、稳定、繁荣、与他民族和谐共存等高度可持续性。

中华民族“可大可久”的文明模式，被西元18世纪后半叶开始于西方并迅速向全球扩张的工业革命浪潮、以及必然伴随工业革命汹涌而来的军事扩张、工商业扩张以及社会动荡所打破。工业革命在促成巨大物质进步的同时，也促使西方社会的资源需求、商品消费以及人口、资财等综合社会能量迅速膨胀，超出一个社会所能承受的生态极限，西方近代文明必然对外进行军事扩张和商业扩张，以掠夺海外资源与市场。原本在与自然、社会以及各自文明传统相和谐中宁静生活了千百年的世界其他民族，为此蒙受了巨大的灾难。整个世界因此陷入动荡不宁与各种流血冲突中。冲突的结果，是许多弱小民族连同他们独特的文明传统，被西方侵略者彻底毁灭，幸存的民族则面临着被同化的巨大危险。

自然与文明的传播史昭示我们：道即自然，即宇宙生生不息之仁爱，万物和谐共存之终极家园、人世之永恒真理。它决计报复一切损害自然与社会公正的行为。历史哲学大师阿诺德·汤因比与杰出的生态思想家蕾切尔·卡森等人都曾指出：由于当代人迷信以经济增长、科技进步、资源掠夺为基本特征的西方现代化模式，因此当代世界可谓积重难返。或许如“罗马俱乐部”的科学家们所预言的：直到资源枯竭和生态灭绝，使全球经济与社会发生灾难性的崩溃与停滞时，人类才会觉醒。到那时，不能承受这一打击的社会将首先崩溃，而最具可持续性潜力的社会将幸存。

因此，对当代中国人来说，不是否弃现代化道路，而是变西方模式的片面现代化而为可持续的绿色现代化、和谐现代化，以中国世界观为引导，全面复兴传统文化，重建政治廉耻与社会公正，迅速有效地推行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千方百计地储备中国社会的可持续性力量，以备在全球性危机与灾难中幸存，并引领全人类走出困境，重建未来。

呜呼！人心易测，天意难知。中华文明能否重演她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那神奇的文明再生的故事，在目前这场全球生态与人文危机中浴火重生，还是随同当代不可持续的全球社会及其文明传播模式一起沉沦，端赖每一个中国人在21世纪中的所作所为。无限深邃的天命，正向那决定性的历史时刻疾速奔涌。《易》曰：“阴阳不测之谓神。”腐败者在这积重难返中捞取那空虚的金钱与权力，而“真的猛士”则从这积重难返中葆有其清刚之气，奋然前行，永为民族生命与人类前途之根本保证。

【注释】

[1]伊尼斯：《帝国与传播》，何道宽译，作者“前言”第11页至第一章第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波兹曼：《娱乐至死》，章艳译，第12～1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3]卢梭：《论科学与艺术》，何兆武译，第35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