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尼斯与波兹曼的传播哲学

第三章　传播的偏向与媒介的危机：伊尼斯与波兹曼的传播哲学

文明在确立、生长、扩张与绵延的过程中，会不断遭遇传播问题：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是否合理流动分配、文化价值是否被大多数社会成员共享共信，是这一文明能否实现内部整合的基础；而在外部扩张上，文明对自然的开发是否超过自然所能忍受并自我修复的限度，文明是否能合理对待他种文明中的社区与人群，更成为文明生死存亡的关键。文明在传播过程中时常出现的“偏向”与失衡，往往致文明以死命。文明传播的悖论在于：文明在物质、技术以及媒介层面的进步，常常打乱了固有的文明传播秩序，尤其是文化信息的骤然增加与分歧杂乱，使原本共享共信的文明价值被怀疑并否弃，最终使文明成为传播的牺牲品，文明由于传播的偏向而堕入战乱、崩溃等非文明的野蛮状态。

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Innis，1894～1952）就是揭示这一文明传播机制的伟大传播哲学家。作为加拿大著名的经济史学家，他开创了加拿大传播学派，他的理论代表作《帝国与传播》和《传播的偏向》是西方传播学的经典之作，同时也包涵着深刻的历史哲学与文明传播思想。

另一位加拿大著名传播学家麦克卢汉（Eric Mcluhan，1911～1980）宣称“伊尼斯展示的是文明兴衰的运行机制”，并且谦称自己的成名作《谷登堡星汉璀璨》“是伊尼斯观点的注脚”。2000年《澳大利亚国际传媒》春季特刊号“重温麦克卢汉”中有文章指出：“要认识麦克卢汉，有一个问题至关重要，那就是要了解走在他前面的伊尼斯。伊尼斯确定了媒介的属性：媒介在时间和空间上对社会组织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1]

伊尼斯在《帝国与传播》的“作者前言”中称许玛格丽特·米德（M.Mead）、卡尔·马克思（K.Marx）、奥斯瓦尔德·施宾格勒（O.Spengler）、阿诺德·汤因比（A.J.Toynbee）等人“就传播对现代文明的意义做出了贡献”，并且特别指出：“20世纪令人注目的一个特点，就是持久不衰的文明研究著作。”^[2]显然，伊尼斯将自己的研究列入了“文明研究”或历史哲学的学术序列，他试图揭示的，是文明兴衰的传播机制。

《帝国与传播》（1950）和《传播的偏向》（1951）不仅分析了媒介在各种文明（从埃及、巴比伦、希腊、罗马、中世纪直到近代）兴衰中的决定性作用，更重要和更有价值的，是伊尼斯通过对传播史的研究，展现了他深沉的历史哲学思索，展现了他对当代文明现状与危机的深刻洞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