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媒介文化的深刻危机

二、当代媒介文化的深刻危机

文明在传播的过程中由于过分倚重空间扩张，出现忽视内部整合与自然限度的过分偏向，常常导致文明的内外失衡，从而使以互惠性、反馈性为特质的传播，被扭曲为单向度的、强势阶层对弱势阶层、强势文明对弱势文明、过分的文明需求对自然生态的奴役、掠夺、摧残以及思想和体制上的僵化，这种奴役、掠夺、摧残和僵化，不仅构成各种生态危机与社会危机的主要原因，更成为各种文明停滞、动荡和衰落的主要原因。远古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诸城邦之间因扩张引起的战争、古希腊诸城邦之间的战争、古埃及帝国与古罗马帝国的对外战争，正是这种文明传播的偏向最终葬送文明的例证。

西方文明以及这种文明主导下的全球一体化文明，正遭遇着史无前例的、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态与人文诸领域中全局性、本质性、结构性的失衡与危险，正遭遇着一味空间扩张但严重缺乏时间持久性和稳定性的所谓“可大而难久”的传播危机与文明危机，或称“可持续性”危机。2001年9月11日发生在美国纽约等地的恐怖主义袭击、全球蔓延的恐怖主义灾难以及2002年11月在中国广东爆发并迅速波及许多国家和地区、肆虐半年以上、目前尚无法根治的“非典”危机以及“禽流感”、“疯牛症”、“艾滋病”等生态—社会危机，正是全球各种文明在政治、经济、能源、生态、文化、道德等各个领域陷入全面“可持续性”危机的突出表现。在《传播的偏向》第七章“美国的技术与公共舆论”中，伊尼斯富于预见性地指出：“在处理连续性和帝国的问题上，西方缺乏经验。缺乏经验是一种危险，西方世界正面对着不确定因素和战争。”^[17]而这些“不确定因素”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不确定”、推诿塞责、彼此猜疑，终于酿成全球政治动荡、经济停滞、自然生态与社会人文的严重危机。

文明危机的深层根源在于文明的核心价值的重大偏失。伊尼斯从文化、教育、科技、传媒的角度探索全球危机的广度、深度以及内在原因。究根寻源，伊尼斯认为：“机械化……应当为知识领域的垄断负责……思想自由的条件正处在危险之中，它可能被科学技术和知识的机械化摧毁。处在同样危险中的，还有（整个）西方文明。”^[18]

伊尼斯痛感机械化和专门化造成的“知识的分割，显然已经到了不可能指望寻求一个共同观点的程度，各学科根本不可能共享同样的观点”。^[19]他将美国著名教育家和政治学家格雷汉姆·华莱斯（Graham Walls，1858～1932）引为同调：“他认为，原创性思想要靠口头传统，随着知识的日益机械化，有利于创造性思想的条件，正在慢慢化为乌有。”^[20]他慨叹战后教育的普及、学生人数的增多，迫使教师倚赖粗浅的教科书、直观花哨的教具和粗暴虚浮的行政管理。扼杀灵性的考试变成教育的目的和学习的主宰。他概括此一现象为“义务教育使读书认字的人数增加，但并没有使人的见识增长”。^[21]在《传播的偏向》第三章“时间的诉求”中，他引用英国作家乔治·吉辛（George Gissing）的话说：“一大把半吊子读书人，是我们时代的特征和危险。”^[22]而正是这些受了“半吊子”教育、无深厚修养和独立判断力的大众，却决定着一个社会的发展方向。危机由此产生。

伊尼斯看到“科学对文化的冲击”的直接后果之一，是仅受过粗浅教育的大众，对“进步教义”的迷信：“人们觉得，他们生活的时代‘比过去任何一个时代都要优越得多。这个时代不用背包袱，既不怕衰落，也不怕灾难。他们相信科学资源无穷无尽，几乎肯定自己可以不听凭命运的摆布’……那些科学的卫道士——更公平地说他们是科学的伪僧侣——用很高的效率开发出了各种疯狂的东西，他们特别强调的当然就是原子弹了……迷信科学已经给科学本身的地位，带来严重影响。据信，科学头脑比文学头脑更容易适应暴政，因为‘艺术是个性化的东西，科学谋求的却是个人屈从于绝对的规律……盎格鲁·撒克逊的国家观念总是有利于压制和扭曲文化，尤其是通过国家对科学的影响来完成这种压制……通过国家这个工具，机械化知识屈从于权力的要求。”^[23]

最令人拍案叫绝的是伊尼斯对“现代大学”的分析：“大学和技术学校不同，它传授的是生命力之花，即思想。此外没有其他功能……（如今）大学变成一堆贪婪的系科，醉心于搞经费，借以证明其肤浅或功用，仿佛只有这样的系科才是成功的……结果，对统一的兴趣受到扭曲，产生了奇怪的、毫无艺术性的、你争我夺的系科的大杂烩，名之曰现代大学……为了争取经费而玩弄的谎言和花招，困扰着大学。自我原谅的托词是，大学之所以有价值，那是因为它们有助于农业和工业，有助于国防。当然，大学起不了这样的作用……文化与这些问题风马牛不相及。文化是用来训练人的，让每一个人决定他需要多少信息，以便使自己获得平衡和协调的感觉，不受狂人的干扰。”^[24]正如伊尼斯所揭示的，实用主义的教育观使大学降格为技术学校，一个民族的原创活力因此被窒息。

高等教育的悲剧与“现代文化的悲剧”紧密相连：“‘我们的精神生活混乱，因为外部环境过分的组织化导致了我们缺乏思想的组织化。’”信息的爆炸，知识总量的暴涨，对科学的迷信与贪求，“总体上只能使人类退化”。^[25]而现代西方世界观的根深蒂固的功利主义，更助长了道德操守、艺术品味与价值观念的退化。伊尼斯与尼采一样，是现代“文明病”的英勇解剖师：“从长远的观点来看问题，功利和其他一切东西一样，只不过是我们幻想力的虚构。它很可能是我们致命的愚蠢，这样的错误总有一天会使我们走向灭亡。”^[26]

伊尼斯深刻地洞察出技术进步与传播媒介的变化对文化的冲击：“机械化对印刷业产生的影响，表现在寿命短暂的东西日益重要。为了满足更多的需求，肤浅之物势必成为必需之物，并且变成了艺术。广播使短暂肤浅之物增加了重要性。寻找娱乐成为电影和广播必不可少的追求。‘广播……异乎寻常地降低了我们的思想标准。’对新媒介的要求被强加到旧媒介的头上，强加到报纸和书籍的头上。”^[27]更深刻的变化在于：“机械工业用于传播，使西方社会裂变为原子性的个体……印刷术和摄影术是视觉本位的传播。这种传播产生的垄断，对西方文明构成毁灭性威胁……这种垄断强调个人主义，随后又突出非稳定性，并且造成了民主、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等标语口号的幻觉……传播手段的现代发展，造就了更加逼真的效果，同时也造就了更大的虚幻……‘物质主义成为每一种暴政的辅助教义，无论它是一个人的暴政还是多数人的暴政。’”^[28]

伊尼斯在1950年代对当代媒介环境与人文环境的论断，不仅被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当代媒介的思想家、观察家们所证实，更成为当今全球十分紧迫的文化课题：只知道卡通片、电视节目和电脑游戏而不知道此前5000年文明传统的一代一代年轻人，将把世界引向何处呢？

伊尼斯可谓西方近代以来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在传播哲学方面的代表人物。每逢社会剧烈动荡变迁之际，必有政治或文化的保守主义思潮出现，强调文明传播中“传承”的一面，呼吁人们从不可抗拒的历史变革中保守住人类固有文明的伟大精神，同时对文明结构进行改革调整，以便在历史新局中浴火重生，继续在文明传播的新形式中“播撒”其生生不息的永恒意义与活力。

就中国文明而言，剧烈的动荡变迁凡四：晚周、汉末、唐末、清末。晚周孔子采温和而开放的保守主义立场，老、庄则采激进的保守主义立场，两家遂成中国此下2000余年思想之不可倾摇的主流与支流，共同抚育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此下汉末佛教的输入、唐末新儒家的复兴，亦重演故事。惟清末西学输入，国人图强心切，遂尽弃温和而开放的保守主义立场，一味“除旧布新”、“超英赶美”，企图在全面依托西方近代价值观的基础上打造一个全新的“中国文化”。无奈西方近代世界观以及文明传播结构本来就有重大缺憾，积压至当代，全球危机日益深重，国人于是猛醒，回归中国世界观，不仅是有识之士的宿愿，更与全球化时代本土化思潮暗合。以此观之，不仅孔子“仁爱和平”之教诲是全球文明“保合太和”之洋洋大道，老子、庄子“清净无为”的思想，亦为今日一味殉人欲而灭自然的工业文明与大众传媒自我修正之圣经。

美国传播学家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1902～1978）在1948年发表的论文《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中概括人类传播活动的三大功能为：1.监视环境；2.社会协调；3.传承文化遗产。中文“传播”一词兼具“传承”和“播撒”的双重涵义，其传播学意义在于：传播活动首要和根本的价值和功能，在于传承文明价值与文化遗产，在此基础上进行“社会协调”与“环境监视”，则文明传播的结构功能可谓健全。当今全球社会的文明传播活动，一味强调“监视环境”以便让受众随时适应、满足、追随社会环境向个体提出的各种要求与压力；在“社会协调”功能上，则常常以实用主义的目标或虚幻的意识形态目标作为社会整体协调一致的惟一杠杆，忽略一个社会或一种文明真实可信的价值目标或道德目标的有效传播，引起个体与社会的脱离乃至对抗；在“传承文化遗产”功能上，当代社会与大众传媒更是严重缺失，大学等教育学术机构被片面要求为实用主义目标服务，社会因此丧失了培育精神原创力的能力，文化遗产被大众传媒固定在“古董”、“雅癖”、“行将消逝的奇景”的位置上，整个社会惟“新”是举，浮躁莫名，完全丧失了“传”的天职。

当代全球社会必须彻底进行观念变革、结构变革与文化变革，以使久经错位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传播结构、生态结构恢复平衡与和谐。政府、企业、学界、个人均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伊尼斯在1950年代的深处，向21世纪的全球人类发出悲观的疑问：“也许，我们陷入了瘫痪的状态，而且对持久性已经提不起兴趣……”^[29]笔者却认为，文明结构的失衡、文明传播的偏向，若尽早纠正，则亡羊补牢，犹未为晚。自然史和文明史还给我们留下多少时间和空间呢？麦克卢汉在1970年代媒介帝国的多彩泡沫中，向我们引用了莎士比亚意味深长的神秘诗句：“什么事情都逃不过神的冷眼：神秘莫测的海底也可以度量，隐藏心中的思想，也可以发现。”^[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