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时代是产生伟大智慧的时代

一、雅斯贝尔斯：危机时代是产生伟大智慧的时代

危机时代是产生伟大智慧的时代。在希腊，公元前800至公元前500年间，以城市为中心的希腊城邦国家开始建立并发展，其中最重要的城邦是斯巴达和雅典。这些城邦大多以海上贸易或沿地中海各地殖民为生，它们推举雅典为盟主，打败了海上竞争的主要对手——波斯帝国。然而，雅典借同盟以谋私利，引起了斯巴达的愤怒，结果，持续近30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31～前404年）使胜（斯巴达）败（雅典）双方均损失惨重，希腊文明从此没落，最终被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征服。

与喜马拉雅山以西各种人类文明此消彼长、相互取代不同，喜马拉雅山以东的中国文明，一经建立便永久持续，绵延至今5000余年，成为全世界惟一幸存至今的古代文明。《世界文明史》的作者伯恩斯和拉尔夫指出：“中国文明……是现存的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它之所以能长期存在，其原因部分是地理的，部分是历史的。中国在它的大部分历史时期，没有建立侵略性的政权。也许更重要的是，中国伟大的哲学家和伦理学家的和平主义影响使它的向外扩张受到约束。华夏民族……很少用武力把他们的意志强加给被征服民族，但是，却把同化被征服民族，使之成为他们的高级伦理制度的受益者当作自己的天职。”^[1]

中华民族历经夏、商、西周三朝两千余年的建设，创造出一种独特的，融政治、经济、伦理、宗教、文化为一体的“礼乐”制度。“礼”是以礼仪名分的伦理方式表现出来的、普天之下各国、各地、各阶层的人民，无论贵贱都必须遵循的道义责任；“乐”则是以诗歌、音乐等艺术方式表现出来的、使各国、各地、各阶层的人民和谐共处的文化精神。“礼乐”制度是中华民族在文明的独特发展中摸索出来的、不以武力和强制达成社会合作、融洽与统一的伟大制度。《世界文明史》称之为“同化各民族”（也是社会各阶层）的“高级伦理制度”。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各国间彼此征战不休、弱肉强食，人民苦不堪言。这就是“礼崩乐坏”的东周时代，又称“春秋战国”时代。公元前551年，当时的文化中心鲁国，诞生了人类文明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孔子的祖先是商王室的后裔，后因避乱，移居鲁国，从此家道衰落。孔子少孤，靠独立奋斗而为命世奇哲。面对旧的“礼乐”文明的没落，他创造性地吸收、改造并提升了旧文明的精髓，结合自己所处时代的现实，提出了以“仁”为中心的新的思想体系，并通过首创私学，将儒家思想作为稳固而又常新的学术传统传播开去，从而一举奠定了中华文明此后两千余年不断发展与自我更新的精神基础。与苏格拉底不同，孔子发现：知识并不必然地促进人类的美德和完善，有时恰恰相反。因此，他主张以崇高的道德精神指引人类的知识以及一切生命实践。孔子的主张为中西思想与中西文明此后的分野划出了清晰的轨迹。公元前479年，孔子去世。他的人道主义的政治主张，没有被当时的政治人物所采纳。但到公元前136年，汉武帝设“五经”博士，标志着孔子的思想和学说在其去世345年之后，已成为中国社会的根本思想，中华文明因此被称为“儒家文明”。在以后的漫长岁月中，儒家思想成为东亚各民族文明的核心因素。

历史运动与精神运动的情形往往如此：旧文明的巨大危机引起人的深刻反思，在这种反思中，产生了伟大的智慧飞跃，这一飞跃和突破，使濒死的旧文明重获新生。此后人类文明的发展，始终处于这些伟大智慧的辉映之下。公元前800～前200年，人类文明的核心智慧诞生的这一时代，被称为“轴心时代”。

公元1949年，时当古老的中国历经近代磨难、正在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创之年，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1883～1969）发表了他的历史哲学代表作《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在这部杰出著作中，雅斯贝尔斯提出了影响日益深远的、透视人类文明史及其发展方向的伟大理论——“轴心时代论”。

雅斯贝尔斯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经历了四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是史前时代，他称之为“普罗米修斯时代”，语言的产生、工具的制造、火的使用，使人由动物变成了人。第二阶段是古代文明时代，在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度、中国以及较晚的巴勒斯坦地区、爱琴海地区，诞生了最早的古代文明，文字的使用、农业畜牧业的产生、建筑物与艺术品的出现、国家的建立、宗教的形成等，标志着人类由非历史阶段进入历史阶段。第三个阶段即“轴心时代”，公元前800～前200年间，各古代文明内部不约而同地产生了伟大而深刻的精神运动，公元前500年左右是这一时代的高峰：孔子、老子、墨子、庄子、孟子、荀子等诸子百家诞生于中国；在印度，佛祖释迦牟尼创立了佛教，各种宗教—哲学流派纷纷涌现；在巴勒斯坦，先知以利亚、以赛亚等发起改革犹太教；在希腊，泰勒斯、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创立了西方哲学。所有这一切，都几乎彼此隔绝地在中国、印度和西方同时发生。这一时代之所以被称为“轴心时代”，就在于：它产生了人类文明赖以发展的各种基本思想和基本宗教，人类对宇宙人生之基本问题的深刻思考，促使人类的智慧出现突破与飞跃，文明因此被彻底更新。这一时代是人类历史的“轴心”。

对此，雅斯贝尔斯以真正哲人的深刻洞察力写道：“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自那以后，情况一直如此。轴心时代潜力的苏醒，对轴心时代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的动力。对这一开端的复归，是中国、印度和西方不断发生的事情。”中国、印度、西方此后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轴心时代的出现，给人类历史造成的结果，是古代文明的新生，世界各民族在精神上的统一。雅斯贝尔斯写道：“在所有地方，轴心时代结束了几千年的古代文明，它融化、吸收或淹没了古代文明……任何未同轴心时代获得联系的民族仍保持‘原始’，继续过着已达几万甚至几十万年的非历史生活。生活在轴心时代三个地区以外的人们，要么和这三个精神辐射中心保持隔绝，要么与其中的一个开始接触；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被拖入历史……生活在轴心时代以后的全部人类，不是保持原始状态，就是参与当时惟一具有根本意义的新事态发展过程。（轴心时代）历史一旦产生，原始民族便成为史前残余，他们占据的空间不断缩小，今日已达尽头……从三个地区相逢之际起……他们便认识到，他们关切同样的问题。尽管相隔遥远，他们能立即相互融合在一起……他们在彼此相遇中耳闻目睹了真实而绝对的真理，历史上不同血缘的人类所实践的真理……从轴心时代起，世界历史获得了惟一的结构和至少持续到我们时代的统一。”^[2]

轴心时代犹如第二次诞生。此后2000余年的人类历史，是“各轴心民族”，受轴心时代的伟大智慧的启发，在东亚、西南亚和欧洲建立的地区性的“世界帝国”的兴建、毁灭和重建的历史。地区性帝国的文明，并非完全如雅斯贝尔斯所言“衰落的文化通过入柩殓葬来保持稳定”，相反，这些帝国在尽力实现轴心时代理想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光辉灿烂的文明传统，各自取得了不可替代的文明成就。比如秦汉帝国的政治成就与文化成就，隋唐帝国的佛学、文学与艺术成就，宋、明帝国的士大夫精神，罗马帝国的法律传统、中世纪的基督教传统和近代欧洲的文化传统，等等。

人类历史的第四个阶段，是从公元15世纪欧洲开始的科技时代，雅斯贝尔斯称之为“新普罗米修斯时代”。犹如史前工具的制造发明促使人类诞生一样，现代科技发明及其在工商活动中的应用，制造出一个仰赖这些发明所提供的便利、舒适、即时消费与刺激的“新人类”——现代人。雅斯贝尔斯预言：现代文明“通过与古代文明的规划和组织相类似的建设，或许会进入崭新的第二个轴心时代，达到人类形成的最后过程。”这就是所谓“全球化进程”，当代学者正在热烈讨论它，当代各国政要权贵正在积极促成它，而发达国家中的弱势人群正在激烈反对它。

科技时代是新的“史前时代”。史前工具的发明促使人类诞生，现代科技发明把各种民族、文化、国家、发展水平的人类，统一为“地球人”，让他们休戚与共、生死相关。全球化进程正在全球范围内制造出一个单一的、由跨国工商科技力量支配的、高风险的、极其单调的现代文明。与古代文明在大地上建立了适合人性的、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不同，现代生活方式正构成对人性、自然和历史传统的最严重的威胁。整个人类，在自然根基、历史文化传统和基本人性上，被现代工商科技进步挤压得彻底变形，整个地球被弄得越来越不适合人类以及一切生命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