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有序传播

二、和谐世界观：文明有序传播、万物协调统一

中国之为中国，就在于她数千年一贯的伟大历史传统，尤其是这种传统孕育出的“独特思维方式”——笔者称之为“中国世界观”。这种世界观的核心是“中华民族一直保持下来的美德”：“今天高度评价中国的重要性，与其说是由于中国在现代史上比较短时期中所取得的成就，毋宁说是由于认识到在这以前两千年间所建立的功绩和中华民族一直保持下来的美德的缘故。中华民族的美德，就是在那屈辱的世纪里，也仍在继续发挥作用……在现代世界上，我亲身体验到中国人对任何职业都能胜任，并能维持高水平的家庭生活。中国人无论在国家衰落的时候，还是实际上处于混乱的时候，都能坚持继续发扬这一美德。”^[6]正如中国圣贤所一再教诲的，如果中国人抛弃了数千年形成的美德与教养，就如同现代中国人在“现代世界观”的实用主义、虚无主义的教唆下所做的那样，中国社会的繁荣和稳定就会被断送。

中国世界观，是对天地万物“一视同仁”的生命主义、生态主义、自然主义世界观，是不分种族、文化、信仰，对人和万物一体尊重的、“天下大同”的世界主义世界观，是超越了西方人道主义之上的、堪称“仁道主义”的伟大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对世间万物采取合理的态度，主张对人、对一切生命“一视同仁”，不因种族、文化、信仰、社会阶层、进化程度的差别而予以歧视，这种世界主义的仁爱精神，并不过分张扬人对万物的宰制，因为人和万物同样受制于更高的、更神秘的力量——道（自然）。汤因比精确地概括了这一至可宝贵的精神遗产的价值：“东亚有很多历史遗产，这些都可以使其成为全世界统一的地理和文化上的主轴。依我看，这些遗产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中华民族的经验。在过去21个世纪里，中国始终保持了迈向全世界的帝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地区性国家的榜样。第二，在漫长的中国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逐步培育起来的世界精神。第三，儒教世界观中存在的人道主义。第四，儒教和佛教所具有的合理主义。第五，东亚人对宇宙的神秘性怀有一种敏感，认为人想要支配宇宙就要遭到挫败。我认为这是道教带来的最宝贵的直感。第六，这种直感是佛教、神道与中国哲学所有流派共同具有的。人的目的不是狂妄地支配自己以外的自然，而是有一种必须和自然保持协调而生存的信念……”^[7]

中国世界观因其深湛的“仁道主义”与神秘主义的结合，蕴藏着高度尊重自然、与自然相和谐的伟大的生态智慧。汲取这一智慧，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不仅是中国当代社会的燃眉之急，也关系着整个地球、人类和全部文明的命运。正如同富于创造性的中国古人成功地将来自印度的佛教“中国化”一样，当代中国人正摸索一条“富于中国特色的市场社会主义的道路”，从而把来自西方的两种对立的意识形态——资本主义的市场活力与社会主义的国家集权融合在一起，使之一步步“中国化”，同时发挥悠久文化传统的道德力量，使中国社会走上可持续发展的康庄大道。

汤因比在为《历史研究》（修订插图本）第78幅彩色插图“中国的回应”所做的说明文字中，精辟地概括了现代中国的历史：“中国为了清除传统的那种稳定但压抑的士大夫统治的残余而借鉴了西方技术；然而，西式工业化虽然能医治某些社会弊病，但也制造出一些新的社会弊病——工业化的西方发起者们既没有预料到，也没有提出任何解救的方案。不过，西方观察者不应低估了这样一种可能性：中国有可能自觉地把西方更灵活也更激烈的火力，与自身保守的、稳定的传统文化熔于一炉。如果这种有意识、有节制地进行的恰当融合取得成功，其结果可能为文明的人类提供一个全新的文化起点。”^[8]

伟大的文化新生将从无尽的历史之泉中汲取生命的甘霖。汤因比在1973年的伟大遗嘱《人类与大地母亲》最后一章的最后几节中，再次将饱含希望的目光投向中国：“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在中国首倡以政绩征募文职官吏的制度，并通过考试对候选者的能力进行评判。中国皇帝的文职官吏是人类文明世界中的佼佼者；他们长期平安有序地管理着这么庞大的人口，这是其他国家的文职人员所不可企及的。但是，他们也一次次地失去民心，他们为了自己个人的特权而滥用权力，从而一次次地把中国带入灾难。中国的领袖们正在采取措施防止悲剧的重演……如果中国人真正从中国的历史性错误中吸取教训，如果他们成功地从这种错误的循环中解脱出来，那他们就完成了一项伟业，这不仅对于他们自己的国家，而且对处于深浅莫测的人类历史长河关键阶段的全人类来说，都是一项伟业。”^[9]

汤因比的话就像是针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反腐倡廉”说的一样。与“反腐倡廉”紧密相连的紧迫时代课题是如何保证社会公正与可持续发展。可以预言，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与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有赖于经济上的可持续发展和文化上主流意识形态的进一步“中国化”。实用主义的、不可持续的西方意识形态，最终将被中国本土的世界观所吸收、消化。政治自由、开放和稳定，将被强调道德自我约束的中国文化传统所大大充实与提升；市场经济、可持续发展、秩序与公正，也将从这一伟大传统中获得强有力的支持。

世界观察研究所的经济学家梅根·瑞安和克里斯托夫·弗莱文在探讨“中国发展面临的限制”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时，一开始便称赞道：“数千年来，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中就一直存在两个在当今世界引起强烈共鸣的主题，这就是：与大自然保持和谐，对家人——不仅现存者，也包括祖先和未来的子孙——负有责任。与大多数主要文明相比，中国的传统和哲学更符合关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一种能满足当代人的种种需求而又不以损害自然环境为代价、人的行为举动有益于子孙后代的现代观念。”^[10]

久经历史和时间考验的中国世界观，是当代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智慧源泉。文化也是一个生态系统：只有本民族的独一无二的文化，而不是仿造、复制他民族的文化产物，才能以其独一无二性而不是千篇一律性，加入到全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循环”中去；同样，活跃于历史传统中的文化因子，作为生命遗传，也同样不可抗拒地活跃于现实中。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同理，只有传统的，才是“现代的”。因为历史传统浓缩了不为时尚以及眼前需求所迷惑的文明经验和永恒的人性真实。每一时代必然涌现的问题，以及回应这些问题的或成功或失败的实验都被记录在历史中。真理蕴藏于历史中。历史中从不缺少真理，只是缺少发现真理的眼睛。

在此意义上，公元20世纪的历史哲学，超过了一度指引西方知识体系前进的纯粹哲学，因为20世纪的历史灾难多于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曾经与西方科学革命交相辉映的近代哲学，自叔本华、尼采、柏格森、狄尔泰、海德格尔等人之后日渐沉沦。雅斯贝尔斯由纯粹哲学向历史哲学的移动，给世界带来了丰硕的思想成果。而纯粹哲学由于职业哲学家日益琐细的专业分工、油滑的学术风气、对媒体作秀的渴望、现代学术体制的无知而遭到窒息，正如同工业化分工以及商品化将完整人性挤压破碎一样。

恢复学术的完整、生命与人性的完整，是中国世界观的伟大使命。1918年，荷兰学者、政治家德·格鲁（De Groot，1583～1645）的遗著《天下大同》出版。该书异常深刻地指出：“大同是中国精神文化发展的最高点。能削弱它的力量和造成它衰落的，是彻底的科学。只要科学在中国认真培育的时代来临，在中国的精神生活中无疑会发生彻底的革命，这将使中国的骨架彻底脱节，或者使它再生。然后，中国将不再是中国，中国人也不再是中国人了。”^[11]

尽管这位学者确有所见，但历史却并非如此悲观。现代科学从解剖、分析开始，最终与强调自然完整和生命完整的中国文化的古老智慧——大同精神殊途同归。现代技术尽管弊端多多，但最终会被人的自觉努力所克服，对现代技术的批判与限制，就是这种自觉努力的一部分。分崩离析的现代世界，终究会因全人类的自我觉醒而获得拯救。这是“存在的天命”，是阴阳不测、神秘不言、生生不息的“道”本身。一切人生，由于贴近它、体会它、依偎它，而被真理的微光所照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