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意义

四、浩然与生命同流：中国之意义

“中国”之命名，具有不朽之文明意义。

首先，中国者，文明之国也。《春秋·公羊传》隐公七年曰：“不与夷狄之执中国也。”何休注曰：“因地不接京师，故以中国正之。中国者，礼义之国也。”《原道》（韩愈）则言：“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由此可知，中国人判断一个民族的标准，不在其势力如何，而在其是否“守文明之轨则”。文明者，与野蛮粗暴相对，《易·系辞》：“物相杂，故曰文”，“文”乃万物之“纹理”，引申为事物之文采、秩序。《易·贲卦》“彖辞”曰：“贲，亨，柔来而文刚，故亨；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贲，文饰也，下离（象征火、太阳）上艮（象征山），愚意以为日出高山之象，旭日东升，万象鲜明，正“文明”之本义。此时阴阳消长、刚柔交错，正是天地气象（“天文”）；万象文采焕发，秩序大明，端赖丽日悬于高空（“以止”），光华灿灿，“人文”之道亦明矣。

《程氏易传》曰：“有上则有下，有此则有彼，有质则有文；一不独立，二则为文，非知道者，孰能识之？天文，天之理也；人文，人之道也。”宇宙之道一也，分而为阴阳、上下、彼此等等，有对则有文，天文、人文，宇宙之道之显明也。朱熹注《论语》“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云：“道之显者谓之文，盖礼乐制度之谓。”可谓言简意赅：宇宙天地之道（终极真理），显而为万物之文采、圣贤教化之文章、礼乐政教之精神，凡此皆“文”也。

盖中国立国，以天道为本原，以人文为纲宗，拒斥粗野蛮横，标举温柔敦厚。中华民族以包容天下的伟大气魄和宏阔胸襟，对一切外来民族采取友好的态度，凡以文明之道待我者，全以国人目之，所谓“一视同仁”，不含任何种族主义、国家主义、经济主义（实用主义）的偏见，比之近代西方列强以非法贸易（如鸦片）开先河、公然进行军事侵略、经济掠夺、烧杀抢掠（如英法联军之于圆明园、日寇侵华之种种卑劣行径）之野蛮无耻、对本国少数民族的迫害（如美国社会对黑人等少数族裔人群、欧洲社会对犹太人等少数族裔人群），比之当代西方发达国家以“技术移民”、“投资移民”的名义抢夺不发达国家人才资财的实用主义政策，高卑其如天壤乎！

其次，中国者，礼义之国、道德之国也。中华文明之基础，存乎礼、义、廉、耻四维。礼者，辞让之仪节；义者，善恶之是非；廉者，洁身以自好也；耻者，羞愧以自奋发也。一利当前，众辞让不遑；一义当前，众奋勇当先；激浊扬清，惟恐人后；知耻后勇，不让人先。此礼仪之邦、君子之国，中国之本义也！《管子·牧民》曰：“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四维不张，国乃灭亡。”陈致平称此乃“管仲千古不朽的至理名言”^[12]。

今人不学，妄引《管子·牧民》中两句“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为说词，遂穿凿附会、大发议论，妄言“物质生活改善了，精神品德自然而然也跟进”，欲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殊不知，此两句后面还紧跟有两句：“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张则君令行。”度者，礼仪法度之谓也。《管子》以经济、法治、礼教三者并重，且归本于礼教，所谓“四维之论”既是。从来颠倒古人意思、以乱学术之真者，未有如此之甚也！时至今日，“仓廪实”而礼、节全废，“衣食足”却恬然无耻，乱学术之真者自食恶果。《易》云：“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正此之谓也！

礼、义、廉、耻，乃中国立国之根本。中国者，道德之国也。道者，宇宙人生之终极真理；德者，依此道而行则身心皆有所得。中国文化坚信：宇宙人生具有不可倾摇之终极真理与伟大意义，坚守此“道”则宇宙无限充实，人生无比优美！道之表现，即为四维。礼者，道之宽仁有序；义者，道之与物相宜；廉耻者，道于人心之显现贯通。此根本信念与深厚传统，五千年绵延不绝。“宋贤史学”代表人物欧阳修，承《管子》而犹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新唐书》）呜呼！此真乃博学深识，洞若观火之言！其择本执要，显史家之巨眼；画龙点睛，表哲人之高致。如此可谓真知“中国”之所以立者。

再次，中国者，中道之国、人道之国也。柳诒徵《中国文化史》论曰：“文明之域与无教化者殊风。此吾国国民所共含之观念也……唐、虞之时所以定国名为‘中’者，盖其时哲士，深察人类偏激之失，务以中道诏人御物……据此，是唐、虞时之教育，专就人性之偏者，矫正而调剂之，使适于中道也。以为非此不足以立国，故制为累世不易之通称。一言国名，而国性即以此表见。其能统制大宇，混合殊族者以此。”

夫天之道广大高明，地之道博厚深邃，人处天地之中，受天恩地养，傲然岸然而致天地之广大，尽宇宙之精微；高矣明矣而秀出于万物之上，挺而为世界之精华。然人毕竟为万物之一，虽可自广其心、自弘其志，以进乎天地神明之境界，但人毕竟不是神明，人仅仅是无限天命所垂注之生灵，对人之有限性而言，天莫测其高，地莫测其深，宇宙莫测其神，故人不可以绝对者自居，时时警惕一切偏激之言行，刻刻以中道对待万物，故“中”者，人生之本分，人道之中心，博大精深之生态智慧也。

中华文明之所以举世无双，其中重要一点，就是中华文明是举世罕见的、非宗教亦非全然世俗的、人道主义的文明。无论古埃及、巴比伦、印度，还是古希腊、罗马、希伯来，或者其后裔，这些文明的世界观基础是宗教性的，尤其是中古以后的西方基督教世界以及伊斯兰世界，全以超乎人道之上的神（上帝）为宇宙之本原、人生之归宿，这种宗教信念固然有助于惩恶扬善，但弊病在于容易陷入狂热偏激，其幻想本质终究离人生为远；近代以降，西方社会迷信科学技术与物质生产，宗教虔信主义一变而为世俗主义、实用主义、市侩主义，如此急功近利造成当代社会浅薄空虚，百病丛生。由此可知：超乎人道之宗教主义与低于人道之实用主义，都会将国家引入歧途，败坏人类未来。

天命我中华，自上古殷周之际，已然摆脱宗教主义困扰，于世界各民族中率先步入人道主义、人文主义的伟大历史阶段，中华古典文明以儒家人文主义为精神核心，创造出独步世界的灿烂成就。儒家人文主义，弃宗教之虚妄幻想，得宗教之合理精髓，以仁义礼乐之道德教化，超然振拔人生于世俗之上，乃中华文明之伟大灵魂。

“中国”之意义，要而论之，自空间言：中国人处于万物之中，此“中”既不凌驾于万物之上而为之主宰，也不沉沦于万物之下而受其主宰，而是置身万物生生不息的流动中，与之相亲相爱，共谱和谐诗章；中国居世界之中央，行文明之中道，得天地中和之大美；自时间言：中国处历史之核心，与万物之生命息息相通，与万物奋进不息之生命进程同步而行，此“中”，行进之中途也，无限绵延之时间巨流之中点，往也无穷，来也无穷，中国日新常新，浩然与万物同流，百川归海，万变其宗；与日月同其悠久，与朝霞同其清新，阴阳不测，神妙无方；大化流衍，不舍日夜；五千载犹如一瞬，九万里同似一家；古老与现代并存，传统与新潮共进；神龙不见首尾，鸾凤浴火重生，集无穷岁月之精粹，合莽莽神州之青春，放中央大地之鲜花，此之谓：中华。

天地广大，宇宙悠悠。所谓中国者，握时空之奥秘，得宇宙之神奇；故不偏不倚、不徐不激，无过不及。所谓“中庸”、所谓“时中”、所谓“中和”者，即对天地万物之终极命运（天命）保持信心，顺乎万物内在的生命进程，当进则进，当止则止，“知几其神乎！”（《易》）人生顺乎天命、顺乎自然，一切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人与天调，则万物之美生”（《管子》）！如此“执中”、“行权”，妙成天下，育深固之根，绽繁茂之花；采日月精华，集山川灵秀；合广土众民，居天地之中心；通广宇长宙，行乾坤之大道；刚柔互济，蕴日新之盛德；居仁行义，成富有之大业：伟哉中国也！美哉中国也！

中国之诞生，是世界文明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在古代世界里，中国文明以其高度的物质成就与精神成就，吸引、感化了东亚各民族，使之心悦诚服地纳入中华文明圈中，从而成功实现了整个东亚世界的统一与和平。中国文明在古典世界中的巨大成就以及与之一脉相承的现代中国人的奋斗，奠定了中国在国际间的崇高地位。尤其是中国文明以文化吸引与融合的模式，而不是野蛮的军事征服的模式，联合其他民族为一体的能力，表明中国文明在未来世界中将继续发挥引导和平的作用，“赋予整个世界久觅不得的统一与和平”。

观乎今日世界，没有一场向古典儒家文化的伟大而深刻的回归，就没有21世纪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与真正腾飞！这才是朝思暮想、梦寐以求的“中国的文艺复兴”；这正是雅斯贝尔斯“轴心时代”思想的伟大验证；这是造就了中华民族最悠久灿烂的文明史、通常“后发制人”、最终“后来居上”的现代奋斗史的文明法宝——博大深厚的文化底蕴、巨大无比的民族凝聚力、包容天下抟合天下的宇宙胸襟！

孔子在《论语·子路》中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中国将以实力更以道德威望引领世界趋于“大同”之境。王者，往也，众所向往，贯通天地人，领袖之才德也。中国文化坚信《孟子》所言：“人人可以为尧舜”，时运方来，国运方兴，人人其奋乎！

【注释】

[1]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译本第294页，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2]汤因比：《历史研究》（修订插图本），中译本第33～3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3]汤因比、池田大作：《展望21世纪》，《东西文化议论集》上册，第276～285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

[4]汤因比、池田大作：《展望21世纪》，《东西文化议论集》上册，第276～285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

[5]汤因比、池田大作：《展望21世纪》，《东西文化议论集》上册，第276～285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

[6]汤因比、池田大作：《展望21世纪》，《东西文化议论集》上册，第276～285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

[7]汤因比、池田大作：《展望21世纪》，《东西文化议论集》上册，第276～285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

[8]汤因比：《历史研究》（修订插图本），中译本第34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9]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中译本第52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0]梅根·瑞安和克里斯托夫·弗莱文：《世界现状——1995》，中译本第150页，科技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11]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译本第158页，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12]陈致平：《中华通史》，第一卷296页，花城出版社199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