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时代的文明传播

二、秉乾坤之灵气，发宇宙之神光：夏商周时代的文明传播

大禹创立夏朝，定都安邑（一说今山西夏县，一说为今河南登封禹县），遂开历史之新局。他率领人民，与黄河水患进行了13年的奋斗，将大洪水完全治平，为国家民族奠定了稳固的生态基础。禹在益、弃（后稷）的协助下展开全面的农村建设，制定全国行政区划，分全国为九州，并铸九鼎象征九州物产，建立九等贡赋制度，所谓“禹贡九州”，构成一个划分井然、各地团结于中央之下的国家形态和政治局面。禹政勉励农耕，同时整饬社会秩序，法制严明。禹巡视天下，大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来朝者有万国之盛。

夏朝的政治成就与生态成就，在于奠定中国农业社会的大体规模和基本制度，五千年沿用至今的夏历（农历），其合于农业时序、促进农业生产的特点即为明证。而其文化成就也正在于全国上下形成一种重农劝耕、以民生为第一要务的生态观念：“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俾勿坏。’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万世永赖，时乃功。’”（《尚书·大禹谟》）

时为舜帝之臣的大禹，从实际治理国家的经验中总结出一条颠仆不破的政治原则和生态理念：“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养民之善政，惟禹舜君臣所谓“六府三事”是求。六府者，水、火、金、木、土、谷也，此乃农业生产、人民生活之最重要、最根本者，亦一切财用之所由出，故谓之六府；三事者，正德、利用、厚生也，六府丰盈，以之施于一切文明事业，此三者乃一切人事之所当为，故谓之三事。

六府既修，人民生活丰足，则“饱暖而思淫逸”，故政治之第一步在“养民”，同时必须紧随以第二步：“教民”，即：将丰富起来的人民生活资料（六府）合理地运用于教化人民的伟大事业（三事）中。所谓“正德”，即以“五伦之教”（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教化民众，以树立淳正的人民品德；所谓“利用”，即以丰富起来的生活物资，运用于提高人民精神境界和道德水平的各项文化教育事业；所谓“厚生”，即以“礼乐教化”的形式，将人民的生活境界由丰衣足食的低俗水平，向和谐优美、广大深厚之高雅境界提升。

“厚”者，一般解为“丰厚”，蔡沈《书经集传》注云：“厚生者，衣帛食肉，不饥不寒之类，所以厚民之生也。”愚意以为未安。《说文》解：“厚，山陵之厚也”，盖指山陵之高深。《礼记·乐记》云：“穷高极远而测深厚”；《论语·学而》云：“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准此，“厚”乃“深厚”义，“厚生”非指人民生活的物质方面，因为“六府”已言之在先，此指人民生活的精神方面，承接“正德”、“利用”而来，指经过教化，人民生活的精神境界，超越了粗鄙的物质层次，进入了广大深厚、优美和谐的人生境界。

大地平整深厚，万物美妙天成，金、木、水、火、土、谷，“六府”丰足，生态和美；人正其德，物尽其利，生命淳朴深厚，恬静优美，如此，万世基业已定，丰功伟绩永存。中国古人以“道德教化”为“善政”之最高境界，“六府”惟修，则人民生活富足；“三事”惟和，则人民道德优美、生命和谐。“六府”、“三事”合为“九功”，九功既成，形诸歌咏，以休美勉之，以危怠戒之，使民安其业，人乐其生，歌舞怡悦，沐浴膏泽，修和之功，经久不坏，万世永赖，可谓大成！

《尚书》中，尧、舜“二典”后面的文字称“谟”，谟者，谋也，是舜帝与大禹等君臣间深入的政治讨论。《大禹谟》中，除上述“六府三事”代表着深刻的中国政治哲学与生态智慧外，还有以下数端最值得注意：一是负责刑罚、法制的皋陶认为：“帝德罔愆，临下以简，御众以宽。罚弗及嗣，赏延于世……好生之德，洽于民心……”由此可知，上古之政宽简，其中重要因素是人口压力和生态压力很低，人民安居乐业，作奸犯科者很少，广施仁政正可以吸收融化外来民族，这与近古、近世由于人口—生态压力而犯罪激增、严刑峻法不胜其用的局面，形成鲜明对照。

另一值得注意的政治思想与生态智慧是：舜帝对禹说：“来，禹！……克勤于邦，克俭于家……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勤俭一向是传统美德，这从生态经济学角度看，是非常符合人、财、物的有节制使用和可持续发展的深刻思想的。现代消费社会却反之，以奢侈为美，以浪费为刺激，人心失守，道德崩溃，生态也因此失衡。精以用之，一以守之，自然无穷，生命无穷，人生无穷；否则，涸泽而渔、焚林而猎，世界被剥夺得山穷水尽，人生也就难以为继了。“允执厥中”的“中”，就是万物生命运行的“度”，即文明的“分寸”、发展的“分寸”，超出此“中”，无论过度或不及，都是危险的。此“中”，就是后来儒家所谓的“中庸”思想的来源。

《尚书·皋陶谟》将中国民本主义、人道主义政治哲学鲜明地阐发出来：“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达于上下，敬哉有土！”天无耳目，以民众为耳目；天无好恶，以民众之好恶为好恶。当权者敬天爱民，尊敬自然、爱护人民，天心民心大悦，才能永保社稷。“有土”即“有社稷”也，有“水土”也，有生态之绿色基础也。现代历史已经行进到这一步：过分膨胀的“民”，尤其是过分膨胀的“人欲”已危害到“天”（自然）的生存，“天心”已大为震怒，现代工业化由于不懂“敬天保民”而使一切当权者丧失“水土”，如何节制“人心”以修好于“天心”，成为我们时代的核心命题。

对此，舜帝在《大禹谟》中深刻地总结道：“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用。可爱非君？可畏非民？……钦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愿，四海困穷，天禄永终！”未经长期历史检验的理论不要听它；没有咨询众人的建议不要用它。君主作为国家统一稳定的象征，难道不是最值得敬爱的吗？民众如果不经良好教化，难道不是最可怕的力量吗？慎重对待手中的权力，敬天爱民，顺从天心民意，否则四海匮乏，生态崩溃，文明一蹶不振，甚可忧也！

中国上古文献最早且地位最高者，称“三坟五典”，坟者大也，典者常也，《左传·昭公十二年》：“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注：“皆古书名。”旧题孔安国《尚书序》云：“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夏商周之书，虽设教不伦，雅诰奥义，其归一揆。是故历代宝之，以为大训。”三皇之文为“坟”，五帝之文为“典”，夏商周之文为“书”，合而为《尚书》。孔子以之授徒，遂为“五经”之一《书经》。《尚书璇玑钤》曰：“尚者，上也。上天垂文象，布节度。书者，如也，如天行也。”郑玄《书赞》曰：“孔子尊而命之曰尚书。尚者，上也。尊而重之，若天书然，故曰尚书。”

《尚书》^[7]乃中国政教之原，中国文化之渊薮。伏生《尚书大传》记孔子对子夏曰：“《尧典》可以观美，《禹贡》可以观事，《咎繇》可以观治，《洪范》可以观度，《六誓》可以观义，《五诰》可以观仁，《甫刑》可以观戒。通斯七观，《书》之大义举矣。”通观《尚书·二典》，可知中华文明施政立教之宏、约、深、美，亦可知中国传播思想之博、大、精、粹也。

《尧典》开篇言：

“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可谓开宗明义，揭示出中华文明与中国传播思想广大深远之神髓。稽古者，考之古代文明，以建立当代文明也。《尚书·泰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班固《冬巡颂》曰：“曰若稽古，在汉迪哲。”《后汉书》载章帝诏曰：“五经剖判，去圣弥远，章句遗辞，乖疑难正，恐先师微言将遂废绝，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真也。”安帝策问曰：“朕承天序维稽古。”黄琼奏疏曰：“窃见陛下遵稽古之鸿业，体虔肃以应天。”《汉书·律历志》曰：“三代稽古，法度章焉。”蔡邕《和熹邓后谥议》曰：“事不稽古，不以为政。”荀悦《汉纪》曰：“夫成大化者，必稽古立中，务以正其本也。”大抵王侯将相、乡村野老，无不同感于张衡《陈事疏》所谓“愿陛下思惟所以稽古率旧”，全社会镜鉴于历史经验，相安于万物本然之秩序，对往古来今之天地、贤德，常怀感恩戴德之心。

环视宇内，中华民族之重视历史经验，罕有其匹。古人深知：除了历史经验，人又如何能仰赖假象重叠的自身器官，从复杂多变的眼前现实中，提炼出恒久不变的真理（荀悦所谓“立中”）呢！在此，“稽古”正是拉斯韦尔所谓的“传播的三大功能”中最重要的一环——传承文化遗产（其他两大功能是监视环境、社会协调）功能的体现，正是“传播”一词中“传”的本义，即：传播绝不仅仅是同一历史时空中的人类行为，而是处在不同历史时空之内的人类的彼此交流、对话、承接，如此，人类短暂而局促的生命经验，得以在一个广阔的历史时空内获得长久的持存，这正是中国人自古至今的伟大信仰的核心——叔孙豹所谓“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也，也正是中华文明由小到大、绵延数千年而生机无限的“传播奥秘”之所在。

“钦明文思安安”，马融注曰：“威仪表备谓之钦，照临四方谓之明，经纬天地谓之文，道德纯备谓之思。”钦者敬也，明者晓也，文者磅礴天地、经纬宇宙之制作也，思者纯一不杂、妙备万物之道德也，“四德”环环相生，宇宙人生为之安然舒展，“安安”者，宋儒蔡沈《书经集传》释为“无所勉强也，言其德性之美，皆出于自然而非勉强，所谓性之者也”，可谓得之。“钦明文思安安”一句，将中国文化的和谐统一之道一语道尽：心存恭敬则通晓万物之理，文章焕发则彰显宇宙深远之思，如此人类心灵、社会人文制度与无限广大之天道自然，浑然一体，安定和谐。

观古今社会，古代宗教社会“钦”而不“明”，近代世俗社会“明”而不“钦”；察中外学术，得“文”失“思”，强“用”落“体”，种种弊端，不一而足；重重危机，层出不穷，皆导源于庄子所谓“不得古人之大全”也。古人不受高楼大厦之挤压笼罩，故能“大”能“全”，能“恭”能“让”，其居处天地之间、广阔之野，衣食住行仰赖自然，其心必对天地鬼神、衣食父母无比钦敬，同时彼此谦让、避免争杀，以共同担当彼此相同的命运。如此，人性良知之美、德行之美，逐渐焕发，光芒普照万物，到达天地神灵，无所不包，无所不美也。

观《尧典》开篇可知，中华文明在肇建之初就确立了以钦、明、文、思、安安为德性本源，以恭敬、逊让为德行表征，以光被四表、包含万物为生命目标和宇宙意义的文明传播原则。换言之，中国人从一开始就确认：文明的意义、人生的价值，不在于建树什么功利的目标，而是要传播一种蕴涵于宇宙之中、使万物为之生死的崇高德性之美。

中国传播思想于此首先确立了伟大的道德原则：道者自然，德者，人生“与道和谐”之良知良能。子曰：“惟天为大，惟尧则之。”天道自然为宇宙万物最大之事体，而尧帝以言行效法之、提倡之，故永为世人尊仰。近代人错误以为“人定胜天”，更藐视古代文化遗产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其一再惨败，不亦宜乎！不知恭敬自然、祖宗、贤德之士，尤为近代人与近代学术主流之通病，蔡沈评曰：“以钦之一字为言，此《书》开卷第一义也，读者深味而有得焉，则一经之全体，不外是矣”，点出中国传播思想开卷数言之足堪回味也。

蔡沈《书经集传》序曰：“天下之大经大法，皆载此书”，诚然不虚。《尧典》在树立起宇宙人生之德性本源后，立即提出了人类社会长治久安的伟大原则：“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此乃人类社会一切公共事务之纲宗，中华文明长盛不衰之奥秘，中国传播思想之价值准绳。寥寥数语之核心，乃一“德”字，德者得也，顺乎天道，照亮人心，和谐万物。其中“明”字前后凡三见，盖指中华人文道德之光普照万物，传播深广，“格于上下”，其传播内容（德）之真理性与传播效果（格）之深广性，两相匹配，建构起一个恭敬谦让、天下和睦的美好世界（光被四表、万邦协和）。

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不明此“德”，剥削、奴役、掠夺、欺压弱势群体和弱势民族以供自身享乐，必然遭受世界大战、恐怖主义、生态灭绝等巨大社会危机与灾难。一切人、一切社会，只有明白并遵守此“俊德”（大德），才有出路。近代文明传播的失衡，正是此“德”不明、此“道”不播，损人害己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分裂、宰割、摧残、颠倒世界的结果。

《尧典》在宣布政治与教化一体的文明准绳与传播原则之后，又记载尧帝布政施教之种种举措，诸如“敬授农时”、“允厘百工”、谋治洪水、一再“逊让帝位”、“依众用舜”、“禅让帝位”等等，显示了尧帝唯德是举、不分贵贱、循名责实的民本精神、务实精神与博大气象，凸显出中国文明传播以“德”为精神原则的核心，以“允恭克让”、“克明俊德”、“平章百姓”、“协和万邦”的伟大传播原则，以恭敬、谦让、守德、公平、有序、协调的方式进行文明传播，故此中华民族由黄河流域不断扩充至长江流域、珠江流域乃至西南、西北、东北等幅员辽阔的地域，中华文明的传播不靠武力征服，而靠自身美德的发扬而逐步扩大，堪称人类文明的奇迹！

中华文明绵延屹立5000年并且不断扩大的奥秘，就在于她正确的传播原则：与人为善，不强加于人，也不苟且徇人，而是自立自强，以美德与公平建构社会、坚固文明、传播文明，不仅成为全球延续最久、成就最高的古典文明，而且成为各时代人类文明的典范与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