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学重光，人类托命

五、圣学重光，人类托命

1985年盛夏的北京，梁漱溟，这位“现代新儒家”硕果仅存的大师、一生为儒学复兴而奋斗、为此屡屡遭受打击的现代思想家，在经历了现代中国的历史文化巨变之后，接受一位传记作者的访谈，引用了孔子这段为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名言：“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梁漱溟评论说：“孔子一生致力的学问非他，就在自己生命和生活的向上进步提高，没有错……各阶段，不正是次第不同的进境吗？”^[9]已然92岁高龄的老人，似乎仍在大声替孔子辩护：“孔子一生致力的学问……没有错”！一如其在20世纪初年“全盘西化论”甚嚣尘上之时或70年代“批林批孔运动”的政治高压中鹤立鸡群的表现一样。三年以后（1988），老人溘然长逝。孔子学说失去了一位伟大的辩护者。

本来，孔子思想，以其高度的人道性与真理性，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动摇的学术基础与精神核心。然而，由于中国历史演进的高度复杂性，孔子学说经常遭遇严重的挑战、非议与否定。孔子学说诞生之初即遭遇挑战：春秋时代，孔子周游列国，其政治主张不被当时掌权者采纳，自身与弟子的生命安全一再遭到威胁，《论语·微子》记载了楚狂接舆、长沮、桀溺、丈人等对孔子的冷嘲热讽，孔子深知“道之不行”，然本其一贯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之理想主义精神，不甘禽视鸟息于人间，故退而著述、教育弟子，以待来世，此孔学面临之第一轮挑战也。

战国时代，列国吞并，兵连祸结；百家蜂起，莫衷一是。子思、孟子、荀子诸大师出，传孔子之学，辩儒家之志，其影响日益扩大。秦统一六国，偏倚法家，悍然焚书坑儒，儒学遭遇毁灭性打击。然以始皇之政治淫威，配以焚毁坑杀之灭绝政策，儒学非但没有灭亡，反而如火中凤凰，灿然重生：《史记》载孔子嫡派重孙孔鲋并诸儒生投奔陈胜、吴广起义军以助其灭秦；汉初高祖刘邦即以太牢祭祀孔子，文帝景帝时中央政府即设专治儒学的机构“博士”，至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经历了秦火之后的第一度辉煌，充分显示了其学说的巨大生命力。此时距孔子逝世已三百余年，儒学之战胜思想挑战与政治迫害的历史，亦成为世界学术史和文化传播史上的伟大奇迹。两汉儒学大盛，促成“文治政府”、“孝廉循吏文化”等巨大文明成就。汉末六朝，政治腐败黑暗，国家分裂，掌权者以纲常名教行僭越篡弑，儒学真义遭到歪曲，道家思想与外来佛教先后兴起，此乃儒学面临之第二轮挑战也。

隋唐统一盛运再临，儒、道、佛三教融合，儒教仍主导国策，阅《贞观政要》可知；佛、道二教则盛衰不定，其义理难以成为鼓舞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主导思想。经五代十国之混乱，北宋兴，理学大盛，儒学复兴，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陆九渊、许因、吴澄、王守仁、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儒学大师，振起于宋元明清千余年间，吸收佛道二家思想，使儒学思想继续成为全民族的主导思想，此乃儒学成功应对第二轮挑战也。

近代以降，西方列强以蛮横卑鄙手段侵略中国，当时中国人震慑于西方物质成就，以为中国事事不如人，必须全盘抛弃固有文化传统，全盘模仿西人之所为，所谓“全盘西化”，以为非如此不足以振兴中华民族。然而，西方近代政治经济制度是从西方固有文化传统中自然生长出来的，尽管其中某些观念在一定范围内具有普遍的人类价值，但其基本制度靠“横的移植”硬搬入另一种文化土壤，其结果恰如中国古人所逆料的，只能是“邯郸学步”、“江橘淮枳”、新旧两失。中国现代民主政治所遭遇到的一连串挫折、中国当代市场经济所呈现的一系列混乱，尽管有其复杂的政治经济根源，但不容忽视的因素则是文化传统的影响。固有文化被否弃，外来文化又“水土不服”，如此造成当代中国社会之“文化真空”，其道德秩序的混乱必然影响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的建设。

需知民主政治之根本，乃在全社会一体承担之“公民责任”，此责任之承担必要求一种“公民人格”，试想：此人格与孔子主张之“君子人格”相去几何？或谓孔子主张之“君子人格”，其弊在对君主“愚忠”。此未细读《论语》、《孟子》、《礼记·儒行》之过。孔子主张“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臣关系是权利义务对等的关系，君子效忠的是国家民族，君主仅仅是其象征，故孟子曰“民重君轻”，故《儒行》标举“特立独行之儒”；且“君子人格”强调“慎独”、“修身”，比之“公民人格”强调履行公民义务、忽视其私德建设，又远远超乎其上：孔子之学焉可废也！再如：市场经济之根本，在于诚实信用之市场秩序，一向强调仁义忠信的儒家文化，非但不是发展市场经济的阻力，而是促进其良性发展的巨大助力！

文化犹如江河，从古奔流至今，其生命源源不断，其影响细致入微。文化之更新，必有所传承以守旧、有所创造以图新，断无拔本塞源、揠苗助长、割断故往而能凭空制造出一种“崭新”之文化者。20世纪初年“全盘西化论”者，将中国固有文化传统攻击得体无完肤，以为非尽弃之不足以图新。于是儒家文化首当其冲，成为不加分析予以攻击摧毁的对象。此乃秦火之后，儒学面临的第三轮、也是最严峻的挑战。

有鉴于西方文化日益暴露的种种弊端、无限宝贵之中国文化面临灭顶之灾，近现代一些学术思想大师如辜鸿铭、陈寅恪、柳诒徵、钱基博、钱穆、吴宓、杜亚泉等，以身家性命为中国文化大声疾呼；“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梁漱溟、马一浮、熊十力等，为儒学的现代复兴呕心沥血，巍然一代宗师，灿然垂为学统；更有梁济、王国维等，为殉中国文化理想，毅然自尽，表现出一代正人君子之刚烈气节，浩然正气耀我中华；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政治动荡、经济萎缩与文化毁灭的重重苦难，中华民族再度崛起，固有文化显示出不可倾摇的巨大魅力，全民族的“国学复苏”开始了！钱基博《国学文选类纂总叙》释“国学”为“国性之自觉”，认为其必涵二谛而义乃全：一曰“必自觉国性之有不可蔑”；一曰“必自觉国性之有不尽适”，并论之曰：“吾国立国于大地者五千年，其与我并建之国代谢以尽者几何！而我乃如鲁灵光巍然独存！虽中间或被夷虏，为国大厉；而渐仆渐起，不旋踵而匡复故物，还我河山，歌斯哭斯以聚骨族于斯；其国性之养之久而积之厚也！其入人之深也！此不待言而自解也！然树艺积久而必萎，国性积久而有窳。时移势迁，有不适者……因时制宜，宁容墨守？非有所矫，不能图存；固也……然而不可不知者：国性可助长而不可创造也；可改良而不可蔑弃也……於戏！晚近以还，欧化东渐，国人相竞以诏；而浅尝之士，于所学曾未深求，辄撮摭所闻西事以自矜诩，遂欲有所施行；其仁义道德传自往昔，为人生所必繇，古今中外莫能易，操之则存，舍之则亡者；则或以其中国老生常谈，放言高论，务摧灭之以为快！其尤甚者，乃至以弱肉强食为公理，以裸体相向为美术，以贪冒淫侈为文明！问其所以？曰：‘欧儒云尔，我亦云尔也！’人心日即于浮嚣；国事日征其蜩螗！生心害政，以若所为，而曰‘强国救群之道在是’；譬于饮鸩而救渴！吾见渴之未救而大命已倾！国之未强而人心先坏！安其危而利其灾，所谓‘强国救群之道’，果如是乎！然则国学之所为待振于今日者，为能发国性之自觉，而俾吾人以毋自暴也！”此论可谓谋深虑远，语入精微。

毋庸讳言，最近五百年的世界史，全以西方文明为导向。原因盖出于西方近代以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为后盾、为手段，强行向处于弱势的世界其他民族，推行其政治、文化观念。世界其他民族在西方强势文明之咄咄进逼下，一边奋起自卫，一边不得不向西方学习，以便尽快富强起来。浅见之徒因此以为只有西方才拥有文明和真理，世界其他民族若不“全盘西化”就是自甘于野蛮、不齿于人类。殊不知这正落入西方所谓“弱肉强食”之强盗逻辑的陷阱。钱穆《国史大纲》开篇所谓“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云云、“一种对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至少不会感到我们是站在以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云云，盖有深愤于某些近代中国学人依据西方学术某些空洞观念，对吾先民殚精竭虑、苦心经营而有以光辉灿烂之历史文化，采取一种卤莽灭裂的立场，似乎五千年文明史不“批倒批臭”就不足以建设所谓“新文化”，好像一种文化不继承过往之文明经验与传统，就可以如孙悟空般从石头缝里“横空出世”！在《国史大纲·引论》这篇被陈寅恪先生许为“近年少有的大文章”之结尾处，钱穆断言：“断断无一国之人相率鄙弃其一国之史，而其国其族犹可以长存于天地之间者。亦未有专务于割裂穿凿，而谓从此可以得我先民国史之大体者。继自今，国运方新，天相我华，国史必有重光之一日，以为我民族国家复兴前途之所托命……”睹于今日，我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事业已经开始，作为“我民族国家复兴前途之所托命”之国史国学，则必重光于吾人之不懈努力中。

国学通常包括经、史、子、集四部。经学者，邦国之经纬，四部之纲宗。《说文》解：“经，织也。”《释名》云：“经，径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古无经名，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少皋、颛顼、高辛、唐（尧）、虞（舜）之书，谓之《五典》；八卦之说，谓之《八索》；九州之志，谓之《九邱》。据钱基博《经学通志》考证，经之名始于《庄子》。《庄子·天运》载：“孔子谓老聃曰：‘吾治《诗》、《书》、《易》、《礼》、《乐》、《春秋》六经以为文。’”此六经命名之始。因《乐经》亡佚，《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与《诗》、《书》、《礼》、《易》、《春秋》合称“四书五经”。“四书五经”是中国文化传统的精神核心与中心内容。

《荀子·劝学篇》曰：“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谷，不知地之厚也；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故学数有终；若其义则不可须臾舍也！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常言中国文化博大精深，非仅饮食、建筑等部门、枝节、皮毛之谓也：博大者，首先是儒学之博大也；精深者，首先是孔学之精深也。《庄子·天运》曰：“圣也者，达于情而遂于命也。”夫子之圣学也，卓然有以立人之极，其始乎觉悟（“学”），以美七尺之躯；终焉君子，以合天地之德。顺乎人欲，达于人情；广大其心，成就天命。圣学之义蕴，何其深广也！以圣学灌溉人心，则志存高远，倾心向道；文质彬彬，挺立人寰；是非分明，贤德不惑；渊然自得，乐天知命；怡然理顺，万象协调；从心所欲，合乎大道。诚如梁漱溟先生所言，此儒者一生之进境也：“世有好学深思之士，只应参究体认，不应轻谈。”^[10]

圣学者，奋进不息之生命学问也。人生天地间，必秉此学，乃能立、能安、能知天命之浩然无息。《大戴礼记·本命》云：“分于道（者）谓之命”，命也者，天地宇宙之真理，流布于万物之中者，人受之而有生命，物受之而有运数。“分”者，制也，受制义、分享义。人之命在生，生者，性也，仁也，奋进不息也，所谓“生生之谓仁”（朱子）也。熊十力秉承王船山，训“天命”为“天理之流行”，可谓得之。钱穆《论语新解》曰：“天命者，乃指人生一切当然之道义与职责。”似乎仅偏向人生一边说，未尽其天人交会之妙。“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夫子所言之天命，乃上天赋予人性的本然仁爱之心、奋然进取之志。人须奋斗一生，方能领悟此一天意，所谓知天命者，指此。简言之，所谓天命者，乃上天赋予人生之崇高使命也。书行至此，无以复加，默然心动：圣学之复兴，亦民族之天命、世界之希望耶！

余生也晚，80年代亦醉心西学。待广阅社会人生诸相，方知西学不足以安身立命，乃返身国学，倾心圣道。以余观之，作为传统中国学术之统称的国学，是中华民族在世罕其匹的、悠久文明进程中积累的、极其丰富的历史智慧的结晶，尽管其中某些观念会因一定政治经济条件的改变而失效，但其超越一定政治经济条件的众多精神准则、价值信念，仍然对文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大指导意义。作为中华民族深刻人生智慧的结晶，国学之优长，在于协调各种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安顿人的内心世界，培养人的道德修养、人文情操和精神境界，因此对陷于精神文化危机中的现代人类，尤具有不可估量的现实意义。

与国学之圆融完整不同，西方学术自始至终歧为两片，一片为科学，专门调理外在世界，其特长在于安排人的物质生活，促进文明的物质进步；另一片为宗教，专门调理人的内心世界，安顿人的宗教感情和超越欲求。无奈近代科学由于自身的强劲发展，彻底侵夺了原本应由宗教调理的领域，世俗化彻底湮没了西方文化的超越之维，原本二元架构的西方文明因此严重失衡，西方文化主导的现代文明也因此陷于彻底的实用主义和虚无主义。西方有识之士深刻反思西方文化的内在弊病，预言中国文化必将复兴：美国学者艾恺说：“我的看法是，从今日世界种种变动中显示，中国的儒家文化将会取代西方物质科技文化，成为未来的世界文化。我的看法，在70年以前已由梁漱溟先生首先提出来。梁漱溟70年前的预言，今日证明是确实不虚的金玉良言。”^[11]

【注释】

[1]陈致平：《中华通史》第一卷第四章，花城出版社1994年版。

[2]《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3～7页，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3]柳诒徵：《中国文化史》，第二十五章，上海人民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1988年版。

[4]钱穆：《中国思想史》，第6～7页，[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第5版。

[5]钱穆：《论语新解》，第3页，巴蜀书社1985年版。

[6]钱穆：《四书释义》，第51～53页，[台湾]学生书局1978年再版。

[7]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上册，第193～195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

[8]马一浮：《泰和宜山会语》，第21～25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9]白吉庵：《物来顺应：梁漱溟传及访谈录》，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0]白吉庵：《物来顺应：梁漱溟传及访谈录》，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1]季羡林等编：《东西文化议论集》，第637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