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传播智慧

二、谨守传播秩序，促进天人和谐：孔子的传播智慧

“仁”是人道，也是天理。如果说仁爱思想是孔子对全世界最伟大的贡献，那么贯彻这一理想的政治哲学与社会哲学则显示出孔子博大精深的传播智慧。

《论语》第一次谈论政治问题的段落，就显示出这种智慧：“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第一》）孔子认为，治理较大规模的国家，要非常恭敬谨慎地对待各项行政事务，取信于民，节约财物用度，爱护民力物力，不违农时。敬、信、节、爱、时，政治之要务在此五者。敬事者，首要在恭敬事奉天、道，即尊敬自然，爱护众生，保有水土、社稷、祖宗万民基业；其次是恭敬事奉人民，即恭敬谨慎地管理人民事务，不好大喜功，不胡作非为，取信于民，在全社会推行诚信交往，树立良好政风民风，此为第一层次之“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则突出政治管理的中心内容——对人、财、物的管理，其中对人的管理突出“爱”，即爱惜民力，爱护民生，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对财、物的管理则突出“节用”，反对奢靡浪费，此为第二层次；最后一个层次也是最紧要、最切近的政治任务：使用民力一定遵从天时、农时。如此环环相扣、往复相因、深入浅出，从政治道德、政治措施到政治急务，寥寥数语，囊括无遗。“敬、信”乃“人和”，“节、爱”乃“地利”，“使民以时”乃“天时”。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步步深入；孔子则从最高原则“人和”讲起，一直讲到“地利”、“天时”，因为只有“人和”，“地”才能尽其“利”，“天”才能尽其“时”，政治不清明、不恭敬、不谨慎、不道德，则“人和”尽失，万物错乱，地丧其利，天丧其时，人受其害。至圣、亚圣，可谓“一以贯之”。天、地、人三才合成一个鲜活有序的生态圈：天之时敬之急之；地之利节之爱之；人之和事之信之，如此各尽其命、各得其所，敬天急时则上苍慈惠；节用爱人则地利无穷；讲信修睦则众生和美；这真是一个可持续的绿色世界！

孔子认为，政治道德是政治活动的基础和核心。而政治道德的源泉，在于全社会讲求“孝悌”、“忠信”的美德。《论语》第一章第二段引孔子学生有子的话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有子在《论语》中与曾子并称“子”，可知其甚得孔子思想之精华。有学者据此“犯上作乱”云云，认为孔子思想旨在维护“封建等级秩序”，此未有真学问也。孔子一生取人论事，其标准全在“德”而不在“势”，孔子自称“下学而上达”、称赞“不耻下问”为“好学”，意在不以问学于不如己者、年少于己者而为耻，故此“上”者非指掌握权势的社会上层，而是指德高或年长之人。在《论语》中，这种人又称“大人”。仁以事亲开始，故孝悌乃“为仁之本”、“君子”之基：“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重，厚重也，非轻浮之貌。程子曰：“出入无时，莫知其乡者，人心也。若无忠信，岂复有物乎！”宋儒描写人心之浮躁，甚是逼真。忠信者，人心之主宰，没有忠信做主，人心浮躁，难以成就任何事物。人心浮躁则社会浮躁，社会浮躁则腐败横行，政治邪恶层出不穷矣。中国社会德治为主、法治为辅，事半功倍；西方社会法治为主，德治交由宗教“代理”，因此事倍功半，乱象环生。现代中国政治，盲目模仿西方，尽弃传统精华，结果“法令滋章，盗贼多有”，政风民风癃污不堪。

孔子认为，政治的核心内容是“仁政爱民，富而教之”：“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孔子见卫国人口很多，便指出其政治之第一要务：富民。孔子是深知政治要害的伟大思想家。《论语》从头至尾，始终贯穿论政之言，是中国政治智慧的宝库。孔子深知：在人口众多的国家，政治的第一要务是经济、人民的物质生活。孔子的富民思想，从此成为此后两千余年中国儒家政治“藏富于民”政策的理论源泉。

孔子从理论上肯定“富贵欲望”是人性的自然而正当的欲望：“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论语·里仁》），因此政治的第一要务在于满足人的富贵欲望。为此，孔子要求政治家对国家建设与人民生活的恰当关系高度慎重：“使民如承大祭……”（《论语·颜渊》）即：要像莅临重大祭祀典礼一样重视、谨慎地使用民力从事国家建设。从“敬事而信”到“富而教之”，孔子的政治学、经济学思想可以引申出一系列中国当前改革开放的重要原则：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立经济信用与市场秩序、财政上开源节流、爱惜民力、农业为本、保障人民生活、适度合理地从事国家经济文化建设……孔子的思想逾两千五百年，仍为今日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随着财富的增多，如何分配的问题出现了。孔子高度重视这一问题，认为这是政治的生命线：“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孔子的态度非常鲜明：所谓政治，就是要在全社会树立公平正义，尤其在财富分配问题上，更是如此。孔子要求当权者首先以身作则，以公正表率天下，否则以权谋私、先行腐败，政权必然灭亡。“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同上）孔子锋芒所向，直指当权者：如果你作为当权者不贪婪腐败，那么，即使你悬赏鼓励人民去盗窃，人民也不会去干的！换言之，正是你们这些当权者贪婪腐败，人民无以为生，才铤而走险、堕落为盗贼的！

孔子是永远站在人民立场上的伟大思想家，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孔子锋芒之所向，直指一切当权者，使残忍者丧胆、腐败者蒙羞：“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同上）孔子言下之意是质问当权者：你怎么知道自己就是“有道”而人民是“无道”的呢？你若是真是“有道”，人民早就受你影响而“有道”（善）了，何必残杀无辜？“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论语·尧曰》）孔子认为，即使人民犯了罪错，当权者也难辞其咎：不以善道教化人民，待其犯罪而杀之，这就是虐政；不事先告诫、坐视其错误成形，这就是暴政；政令松弛因此耽误大事，这就是贼政；应当用于人民却被贪污克扣，这是政府机关之罪！孔子爱民之深情眷眷、其痛斥权贵之刚毅果敢，千载之下，谁能过之？

曾几何时，有人称孔子为“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代言人”、“新兴的地主阶级的代言人”或“封建专制主义的辩护士”，此正子贡所谓“自绝于日月”、“不知量”（《论语·微子》）也！孔子论政，一以正义为准绳，矛头总是指向当权者，对人民则百般爱护。孔子接受自古传承的君主世袭制度，但主张臣民对君主“犯颜直谏”，以匡正其错误：“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论语·宪问》）孔子认为人民可以服从、也可以不服从君主，关键看君主用什么样的人来治理国家：“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提拔正直的人在邪枉的人之上，人民就服从君主；否则就不服从。换言之，人民没有必须服从君主的义务。君主要想让人民服从，就必须做得像一个君主的样子，即具备领袖的才德。“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有人认为此言说明孔子主张维护封建等级制度，此亦诛心之论或不学之过：孔子说得明明白白：君要有君样，臣要有臣样，父要有父样，子要有子样，亦即：君要敬臣，臣要忠君，父要爱子，子要孝父，所谓“君敬臣忠父慈子孝”。君臣之间、父子之间，权利义务是对等的。“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如此，君主在外受制于人民，在内受制于臣子，想“专制”亦不可得也。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认为，一定的政体适用于一定的国家规模，其运行的精神准则也不同：君主政体适用于大国，其精神是“恐惧”；贵族政体适用于中等规模国家，其精神是“荣誉”；民主政体适用于小国，其精神是“美德”。依此标准衡量，中国古代政体是“君主”但决非“专制”，因此，中国古典政治的精神准则不是“恐惧”，而是“荣誉”和“美德”。中国古典政治的“荣誉”感，并非西方世袭贵族对国家政权和社会事务以及评判标准的垄断，而是从平民中选拔出来的知识精英，对儒家道德理想“纲常名教”的自觉效忠精神，即“士大夫精神”；同理，中国古典社会对“美德”的推崇，使每一社会成员自觉依从伦理标准行事，而使刑罚、法律、国家治理处于极有限的范围，人民靠“美德”、廉耻感自治，子曰：“必也无讼乎！”俗语所谓“民不举、官不究”，辜鸿铭称为“良民宗教”，家庭就是宣扬、实施“忠孝仁义”的最好教堂，如此，中国古典文明无世袭贵族之僵化而收“名教”荣誉之丰功；无民主社会之混乱而有美德治国之奇效，所以屹立数千年而不衰。即使是现代以来传统道德秩序饱受摧残、强虏深入国境之时，中国人能慷慨振作、打败倭寇，大有赖于祖先德教立国、“民族气节”之熏陶教诲。

孔子盛赞唐虞让国、尧舜不以天下为私有、“汤武革命，顺天应人”，认为一切政治的权威建筑于道德之上，所谓以德不以位，故曰：“雍也可使南面。”（《论语·雍也》）认为学生冉雍之德足以践君主之位，明显否定了“家天下”的政治观念。孔子认为“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是为了维护周天子的政治权威，以结束诸侯称霸、人民死于战火的混乱局面，其根本出发点仍是爱护人民。故孔子一再称许管仲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之霸业，曰“如其仁！如其仁！”即：那就是仁，那就是仁啊！孔子以仁为最高德行，一生不敢自许或称许他人为“仁”，之所以以“仁”称许管仲，就因为他一段时间内平息了诸侯间的战火，保护了人民；至于其辅佐二主之是非，不必以“匹夫匹妇”之小节小信来衡量了。（《论语·宪问》）此孔子深知政治之大义也。

孔子以为，政治的生命线，存乎政府与人民之间的高度信赖关系。“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之，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之，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初读《论语》者可能觉得此节前半段容易理解：搞好经济、国防，民众自然信赖政府；后半段不易理解：去食、去兵，民无由信之，政治如何得立？此乃政治措施与政治原则之区别也：足食、足兵、民信赖政府，此乃政治措施之先后次序；后半段，子贡设想出一种“必不得已”之极端情况，如此逼问老师，老师无奈何，将自己的政治信念与政治原则合盘托出：宁可无兵无食，政治不能离开人民的信赖！

此深知政治兴衰奥秘之言也。观乎现代史：国共两党实力悬殊，但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孔子深邃的目光，穿透了制度、形式、“实力”这些政治表面文章，直探一切政治的内在生命：人心之向背。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孔子下列名言才能获得正确理解：“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应为贫）而患不均，不患贫（应为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有人据此以为孔子主张绝对平均主义，故而儒家思想是发展市场经济的阻力。殊不知“不患……而患……”的句式，并非彻底否定前者，而是相比较而言，后者之重要性超过前者，如俗谚“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并非不忧虑贼偷，但比较之下，被贼盯住更可怕。如此而已。孔子的意思很明白：比贫穷更值得忧虑的是贫富不均带来的社会不公；比人口少更值得忧虑的是人民不相安。均平（公正）了，（人民）就不感觉贫穷；能和衷共济了，（政府）就不用担心人口少；公正团结了，则人人相安，国家才没有倾覆的危险。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贫弱固然危险，富而不公，亡国更速。“政者正也”，真千古不移之政治传播定律也！

【注释】

[1]叶秀山：《苏格拉底及其哲学思想》，第28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转引自汤姆·沃尔夫：《美国的罗可可马克思主义》，《哈泼斯》2000年12月号，2001年第2期《天涯》杂志，第45页。

[3]《北京晚报》2002年3月18日第5版；《北京晨报》2002年3月19日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