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论文明播撒

二、德教立国，普惠万方：孔子论文明播撒

孔子之人道理想，广大无边。他深知文明若立教无方又传播不当，则无论如何繁盛，都必将迅速衰败。他因此主张德教立国，让文明普遍地施惠于社会各阶层、天下各族群，其文明传播思想，扎根于人性，深汲乎上古数千年之文明经验，参酌损益、传承更新、与时俱进，又固守中华文明的伟大传统，不仅为中国文化奠定了伟大深厚的基础、指出了前进的方向，也代表着全人类奋斗之光明前途。

文明传播的要义，在于公正而有序地播散文明的福利与价值。前者为社会公正，后者为社会和谐。孔子认为，世界历史的核心、人类文明的奥秘，既然存在于人的本性——“仁”之中，则一切人类制度、一切文明创造，必须以“仁爱”为中心，才是符合人性的，才是有意义的：“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因此，评价文明进步的标尺，就不能仅仅是文明的物质成就与制度文物，还必须考察文明的福利是否公正有序地在社会各阶层播散流动并从社会和谐中源源不断地创获博大崇高、深厚优美的精神成就。

孔子之社会理想，从人道主义出发，以人文主义为旨归。考之历史，“人道主义”、“人文主义”均为西方观念。欧文·巴比特（旧译白璧德）在《文学与美国大学》（1908）中引公元2世纪古罗马作家盖留斯《雅典之夜》以及西塞罗的思想，认为人文主义的拉丁古义为“规训与纪律”，近代理解为广泛的同情（博爱）是错误的。他进而区分人道主义为“专重知识与同情之广被而不问其他”、人文主义为“曾受训练而能选择之同情”。他在《新拉奥孔》、《近代法国批评大家》、《卢梭与浪漫主义》等著作中，批评自培根以来的自然主义和自卢梭以来的浪漫主义，使现代西方人扩张权力、机械麻木、任情纵欲、人性沦丧，忘记了人性靠美德维持，只有自律、节制和选择，才能令人性中较高的自我遏制低俗本能之自我，以对抗近代社会之功利与颓废。巴比特尤其推崇孔子的人文学说和佛陀的宗教智慧，认为中国在求富强的道路上应当“审慎保存伟大旧文明之精魂”。

呜呼！20世纪初年的中国人，若能如吴宓、陈寅恪等《学衡》精英那样，亲聆智者洞悉文明底蕴之言，谨守而勿失，多少人间惨祸可以避免，多少珍贵遗产可以发扬光大，多少文明实绩可以建树起来！人道主义提倡广泛的知识与同情，反对中世纪教会对人类知识与感情的禁锢，其历史合理性不可低估。但仅有人道主义是不够的。人性从宗教禁锢中解放出来，必须加以道德伦理等人文规训与引导，否则私欲膨胀、不可收拾。

人道主义的重心在于如何满足人的物质的、理性的和情感的需求；人文主义的重心在于如何提升人的道德的、精神的境界。孔子十分忧虑物质进步以后人的道德堕落与精神空虚：“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论语·阳货》）“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论语·卫灵公》）顾炎武考察清初中国社会各地风俗，分别以此两句名言形容当时北方人与南方人的生活情态，十分贴切传神地揭示出清朝必然败亡的历史命运：人口的膨胀、政治的腐败与专横、满汉之别使整个社会离心离德。俗谚“饱暖思淫佚”，教化之急迫可知：“子曰：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论语·卫灵公》）孔子以水火之需、水火之急，喻民众之急需仁义教化。处今日之世，观物质进步日新月异、精神空虚日甚一日，乃知圣学之急需，犹如水火也。

孔子被称为“圣之时者”，孔子自称“无可无不可”，盖圣学与时推移，不断改进更新也。“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八佾》）孔子认为历史传统绵延不尽，有所损有所益而常道不变，故历史规律清晰可辨也。“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夫子之报负，在兴起王道于东方：“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论语·雍也》）齐因桓公管仲之霸业，民俗急功利、喜夸诈。变易之，使之近乎鲁国周公仁厚之教。当时齐强鲁弱，若变而通之，则齐之富强、鲁之仁厚，合而为王道。王者，往也，天下之民归心焉。孔子非抱残守缺者，主张变革旧制以开新局。但孔子之改革主张，以扬长弃短为宗旨，非如近代改革，将中国文明传统，不论长短尽弃之，以为非如此不足以富强。结果富强未见，混乱先起，党派纷争，生灵涂炭。待混乱结束、重新建国，则传统沦丧，后继乏人了。殷鉴不远，能不慎乎！

孔子之人文主义，乃以文（道德理想）化人，将人提升到超越食、色、富、贵等功利层次的高尚境界，此即孔学“君子教”之核心：“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放于利而行，多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今日大众孜孜以求富贵，不能义得则巧取豪夺之，而孔子视不义之富贵，如天际一点浮云，与己了无干系，此是何等境界！真“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也”。（《孟子·尽心》）能感动奋发者，则为君子之始也。

然孔子之高远理想，未尝强加于一般百姓，一般百姓以生活安足为理想也无可厚非：“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论语·雍也》）何谓“先难而后获”？先难者，先以难能可贵之人文理想教化民众，则所获为其半也，犹如俗谚所云“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如此中国政教传统昭然：政治要务实，教化要高远——前者得民心，后者得英才；反之，政治高远，乌托邦主义只能使民不聊生；教化庸俗，则民众无耻、社会堕落、国无英才。

孔子之道，全然是为了帮助人、引导人度过美好的一生，故而既不高出人生之道之上，也不低于人生之道之下，而是紧紧贴近人生之道而行。“子之所慎，齐，战，疾。”（《论语·述而》）斋者，鬼神之道也，玄秘之道也，超出人生之上，非人所能知，故敬慎之，可也；战者，禽兽之道也，野蛮之道也，降低人生、残害人生，一旦发动，非人所能控，故慎之又慎，不敢轻言；疾者，死生之道也，亦非人力所能完全操控，故不可不慎。夫子本其一贯谨慎而如实的态度，不放纵自己的想象，不虚构一个天国，从而将中国文化牢固地奠立在人文主义的基础上，一举免去了宗教世界观的迷狂以及世界其他民族历史中经常发生的宗教战争、宗教迫害以及种族冲突，此圣人之于中华民族之不朽功德也！孔子不轻言鬼神、天道，主张敬而远之：“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以其不可知，还其不可知，敬之远之，足矣。孔子之道乃常道、德道、治道、人道，故而怪、力、乱、神，最为愚夫愚妇所乐道，夫子不谈，其智慧有如此。“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诔曰：祷尔于上下神祗。’子曰：‘丘之祷久矣。’”（《论语·述而》）疾甚曰病，夫子面对不测之生死，安然坦然，诙谐如常，非大哲安能如此！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读《论语》者，当细玩孔子回答的语气。孔子的语气是强烈的质问：不事人，而事鬼；不知生，反问死；如此舍本逐末，学问何时上进？！华夏悠悠数千载，都必须感谢圣人这一斩钉截铁之回答、英明无比之教诲：穷尽你的人生，发挥你的仁爱，对不可测知的东西，保持你的敬畏与缄默吧！如此我们省去了多少曲折周章，我们避免了多少迷乱疯狂！举目试观今日世界，各种地区冲突、局部战争，都与宗教、种族问题相关；富国穷国都被宗教极端主义、种族分离主义、恐怖主义所困扰，天下太平，何其难也！孔子主张多元文化彼此共存、和平共处：“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论语·尧曰》），凡天下之民，不论宗教、种族，皆为一家，如此广阔之胸襟，方能包容四海、和睦天下。孔子仁爱和平的思想，正是今日世界久觅不得的和谐、正义、稳定与秩序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