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人类世界的黑夜”

二、“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人类世界的黑夜”

泰戈尔自称“我这不幸的人不断被怀疑为违禁品——走私到错误的时间之岸……”在近代印度社会，留学西方、主张对印度传统制度进行改革的诗人，被保守者斥责为“激进”；而批判西方文明、反对全盘西化、主张恢复发扬东方文明之优长的哲人，又被激进的年轻一代攻击为“保守”，两派均未能把握泰戈尔思想的精髓——发扬东方文明之所长，补西方文明之所短，同时吸收西方文明之合理因素，促进固有文明之新生，所谓“取长补短”是也。

一切智慧的核心，并非某种固定不变的观念，而是驾御这些常常处于对立、矛盾、冲突状态的各种观念的、一种明澈的“分寸”。中国人称之为“中庸”。不偏曰中，不变曰庸。孔子极言中庸之难：“天下国家可均也，白刃可蹈也，爵禄可辞也，中庸不可能也。”中庸乃天道自然与万物之微妙秩序。不可见曰微，不可言曰妙。天道圆成，神机不测。人非饱学深思、历练世事，不能近之。孔子言“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贤者过之，愚者不及也”，可谓将人间一切思想与行为之偏颇囊括净尽：一切思想与行为之产生，决非凭空而起，必有缘而起、有感而发，并无不当。然沾着此缘、沉溺此感，则一往而偏，铸成大错。贤者自以为聪明，不知天高地厚、阴阳不测，故过之；愚者自甘于鄙陋，不知学问高明、义海渊深，故不及。子曰：过犹不及。近代印度、中国等东方社会，受西方帝国主义侵略，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一般民众受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愚弄，以为自己事事处处不如人，应当邯郸学步，遗弃故常，此愚之不及也；不幸受西方教育之殖民地、半殖民地知识分子，并未深入了解西方文明之优劣，更无独立判断之能力，一味袭人肤表，妄自菲薄，遂有全盘西化论之甚嚣尘上，此贤者过之之祸也。两偏均丧失智慧之分寸，天道之中庸。东西文明本来各有长短，取长补短本是公允之论，可惜近代东方社会一味模仿西方，最终使人类丰富的“文明生态”趋于单一失调。

全盘西化论首先腐蚀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文化趣味和各民族几千年的文化传统：“这种源于无知的否定（固有传统、崇高价值）情绪，也滋生在我们其他文化门类。这是因为那些嗓门和手臂都（一样）粗壮的人，在我们一代年轻人身上施了催眠术。”今日全球所谓大众文化趣味，就是被这些粗嗓门（媒体、广告）和粗手腕（资本、市场）操纵着的、四处泛滥的粗俗与卑鄙。观今日印度艺术，则知现代印度社会西化不成、反受其乱，正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犬”也：譬如电影，《流浪者》中具有鲜明民族风格的印度音乐、歌舞与现代电影叙事技巧的美妙结合，创造出难以磨灭的艺术效果；而今，大多数印度电影完全是西方电影的拙劣模仿，观之令人生厌。

全盘西化论的流毒，最深刻地表现在政治经济层面：世代和平共存的印度教徒与穆斯林教徒由于英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而分裂，印度重获独立，同时丧失了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印巴之间、印巴国内各教派的冲突与战争不断，饥饿、贫困、种族冲突现象仍广泛存在、触目惊心，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核战争的阴影一直笼罩着南亚次大陆，令邻国忧心忡忡。此时回顾泰戈尔、印度独立之父甘地等先哲对全盘西化的警告，可谓言犹在耳，祸现眼前：泰戈尔认为，西方恶魔式的发明——民族国家与国家主义，树立起“国家自私之塔，以爱国主义之名行世”；他促请人们反思：“亚洲人除了加入西方军事癫狂的竞技场上的狂热竞争外，另有什么出路？”圣雄甘地则说：“我始终是一个现代文明的决断的反对者”；“机器是现代文明的主要象征，我深信它代表的是极大的罪恶”；“科学……发现只是贪婪的工具……不能把世界向前推进一步”：“我认为经济进步……是和真正的进步相敌对的……西方诸国目前正在物质主义的恶魔脚下呻吟，他们的道德成长受到阻碍，他们用镑、先令、便士度量进步；美国的财富成了标准，她成了众国钦慕的对象。不少同胞说他们要得到美国般的财富却避开他的方法；我敢预言：这个企图，如获试行，注定失败”；“尼赫鲁要工业化，他以为一旦将它社会化，就可使其免受资本主义之害；我本人则以为，工业化的罪恶是内在的，没有任何程度的社会化可将之扑灭。”

印度重获独立以来的社会现实，很大程度上印证了甘地的预见：“隐含在甘地对科学、工业与技术的反对之下的，无疑是他明晰而精确的洞见：只有在精神萎败的代价下，才能获得经济成长。他明白，乐观地梦想获得现代化的物质成果而避免其消极效应是枉然的。”而人类付出极大精神、文化与社会代价换回来的所谓“经济发展”，由于不合理的分配制度与生态恶化，也如昙花一现，难以持久。“机器使欧洲荒芜，灭亡敲响在英国的大门……”（甘地）“从欧洲土壤上长出的政治文明蔓延到了全世界，犹如繁茂的莠草……它吞噬其他民族以为滋养，试图嚼下他们的整个未来”；“充满机械性的行为，在全球散播了贪婪的疫病，随之以尘暴、丑恶与残忍”；“这个贸易的怪兽……以其重压疲惫世间，以其喧嚣震聋世界，以其秽物污染大地，以其贪婪撕裂苍生”（泰戈尔）。两位圣哲深刻地预见了东方社会的可怕未来：曾经在数千年岁月中不断被保持和修复的富足与宁静一去不返，东方文明崇高的精神理想，被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和寡廉鲜耻所取代，无论是中亚、南亚、东南亚还是东北亚，除了极少数例外，这些社会都被腐败、堕落、残忍、不义、粗俗与疯狂，压抑得几乎窒息。西方帝国主义把东方社会强迫拖入这一深渊的同时，利用其处于强势的教育、宣传等传播手段，向东方社会的年轻人、知识分子和大众灌输对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鼓励他们抛弃自己伟大的文明传统与文化价值。

在这样一个疯狂与错乱的时代，只有真正的诗人与哲人，才能保持足够的清醒，以坚守人类文明的根本价值与终极真理。泰戈尔从地球与人类自身的历史中树立起坚固的价值信仰：“世界上所有伟大的人类运动都与某种伟大理想有关。你们当中有人说：……除了外在力量和物质基础外，我们就没有什么可以依靠了。但是，我要说，在我看来，你们的说法才是真正过时的：它在历史的初期就已分崩瓦解了，那时，地球表面清除了许多庞然大物，而代之以人类。人类赤身裸体地来到万物的中心，身体无依无靠，心灵和精神却不可征服。”

如果用生态学的眼光看待地球的历史，必然呈现出新的视野：大型动物的灭绝很有可能是地球生态条件急剧变化的结果，而非外星体的撞击等外在原因。人类作为柔弱的物种生存下来，不是靠他有限的体能，而是靠他几乎无限的、顺从自然的伟大智慧。

泰戈尔以诗的语言，向他无限崇敬与热爱的民族——中华民族及其文明致以崇高的敬礼：“在一座古旧的森林里，林木终古地滋长，花叶相继地鲜妍，那地下的泥土也跟着益发地膏腴与深厚与丰饶。你们这古旧的文明也富厚了心灵的土质，它的绵延的人道的栽培，使从这地土里滋长的一草与一木，都涵有活泼的生机。就为是近人情，就为是有充实的生活，你们的文明才能有这样的寿命。有的文明也曾产生过它们的智慧与理想与艺术的收成，但它们不曾持久，只有一度的荣华，便变成荒芜。但是你们的，为的是地土的深厚，还是培养着这生命的大树，摇曳着和蔼的青阴，结着鲜甜的果实，便是远来的行旅也有仰庇与解渴的快乐。这使我作客的深深的铭感，我因此也深信你们的文学与其他表现的艺术亦必亲切地感受这一点可贵的人道的精神。因为表现一个民族个性最准则的与最高的方式，只是社会自身，生活自身，我已经从你们的生活的杯里尝味一种异样的芳酿，饮啜了不朽的人情。为此，我们远来的游客在这古文明的旧邦，不但没有生疏的感想，竟然寻到了乡土的欢欣。”^[7]

今日大中小学的教科书可谓铺天盖地；当代学者关于中国文化的论著可谓汗牛充栋，但如此贴切而感人的文字却难得一见！翻开各种教科书，扑面而来的，是一股枯燥说教的死气；谈到中国古代社会，必先一语定性为“封建社会”，令读者先入为主地认定中国古代文明是落后的、僵化的，而把当今的一切，奉为历史的顶峰。然而现实撕毁了一切说教的假面，于是人们心目中惟一的偶像，就剩下了中国以外的任何一种国度、任何一种文化，尤其是西方。“活泼的生机”、“不朽的人情”、“可贵的人道精神”！这些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日日生长于斯的人们却熟视无睹，而一位此前从未踏上中国这片土地的印度诗人却捕捉得如此准确、表达得如此完美！子曰：“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信哉！

诗人的哲学是：“我一直保持这样一个信念：在我关于自然和人类的所有经历中，有一个关于精神现实的真理。”诗人拒斥西方近代物质主义哲学认定物质是无性灵、无精神的实在这一错误观点，认为万物中蕴藏着无限的精神现实，这一真正的现实触动了人心中的现实，欢乐立即就从人的心里涌现出来：“可以看出，在茫茫宇宙中，在超越事物和力量之上，某种信息会神奇地触动你的个性”；“单纯的事实信息，单纯的力量发现，都属于事物的外在东西，而非事物的内部灵魂。当我们通过聆听真理发现的音乐而触摸到真理时，当真理向我们内心的真理发出问候并感到欢乐，从而使我们触及真理之时，喜悦是我们认识真理的一个标准。一切宗教的真正基础就在于此，而非在教条中。我以前说过，我们不是由于有以太波才看到光线的；清晨并没有等待着科学家们的引荐。同样，只有当我们感受到了真正的爱或善，而不是通过神学家的解释，也不是通过对伦理道德教义的广泛讨论，我们才会触及在我们内心里的无限现实”；“我确信，总会有这样的时刻，我的灵魂会触及无限，我的灵魂会受到欢乐的启示因而强烈地意识到它。”

泰戈尔的哲学直接从印度哲学的“梵我一如”观念导源，可谓印度版的“天人合一”：“人的内在眼光沐浴在意识的光芒中，他们立即能认识到精神上的统一能驾驭不同种族，他们的内心也不会在人类世界个别的、单独的事实上纠缠不清、迟疑不决，也不会把这些事实当作最终的结论；他们认识到，和平是寓于真理之中的内在和谐，而不是任何外部的调整；美能永恒地保证人们与现实的精神联系，而现实则期待着在我们爱的回应中达到它的完美。”

现代人的痛苦与堕落，关键在于现代文明自欧洲工业革命以来完全违背了天人合一的准则而变成一种天人对立、征服自然之“工业邪教”：“我们的生活已变成沙漠，因为我们背离了自己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爱的溪流从蓝天直流而下，汪积在地面”；“现代的流血与苦痛是不能容许的，我们人类的灵魂在烦恼中想望和平，厌倦了争竞与扰攘的生活”；“从前的人们曾经用白鸽递传音信，在这争战的世纪的人们，也一般地宝贵他们的羽翼，但他们恰不再珍贵他们云外的翱翔，他们只是利用他们来增加血流的分量。”

泰戈尔寄望于中国的振兴、东方文明的复兴：“我相信，你们的前途有一个伟大的将来，也就是亚洲的将来，我盼望哪一天你们的民族兴起，表现你们内在精神，那是我们与有荣华的一桩盛业。”亚洲复兴的前提是抛弃西方帝国主义的邪恶遗产——国家主义、种族主义的自私杂欲：“我们共同的事业就是去除我们胸臆间壅积着的杂欲，再来沟通这个名贵的情感的交流。”这一切，有赖于像孔子、佛陀或甘地、梁漱溟这样“伟大的梦想者”赋予亚洲人民以伟大的文明理想：“我不由得期望现在在你们中间也有伟大的梦想者奋起，凭着友爱的使命，征服一切的乖异，填平所有的崎岖。亚洲有的是伟大的梦想者，他们曾经用他们情爱的甜露，遍洒在苦辛的人间。”

遍历世界各地的诗人，深知伟大理想崛起于现代世界之重重困难：“现代有的，是实际的交通，人类有的是相互亲近的方便。但正因为太易，我们彼此真切的相知的机会却反是真的困难”；“我们来大都只为游历。我们来只看见生活的表面。再加之我们的文明出产了它的‘硬壳’，我们到处都带着跑。随你到哪一国都有你日常用惯的食品，有你的设备舒服的房间，这舒服就好比是一座堡塞，拦着你不得接近当地的人情。我们走进了大旅馆的大门，我们同时走出了我们来到的乡土。我们来总是有所为的，不是这样，便是那样。这一有所为，我们的见地便失却了清切，我们望出去只见我们惴惴营谋的事业，我们的眼前障上了一层盲翳。”

实用主义的现代政治经济体制，把全世界人民囚禁在自私自利的牢笼中，却将这金钱和权势的镣铐命名为“进步”。现代科技则是锻造这一镣铐的地狱之火：“这是科学的功绩，使我们容易彼此接近，但这同一的科学也使我们容易彼此相残杀、相侵略、不相结识、不求了解，却自以为相识与了解”；“实际上，我们彼此接近的时候，只有彰明的恶业，并不曾发生什么亲切的关系。我们形成的只是群，不是体，只是聚会，不是社会。这是一个莫大的耻辱……”

泰戈尔以深刻的洞察力，清醒地预见到：现代生产力首先武装的是残暴的国家机器和资本扩张势力：“几年前我曾应邀前往美国，途中，我在日本稍作停留。与大多数新富裕起来的国家一样，日本颇为自己的繁荣而感到骄傲。我当时的感触是：不应该在突然而至的财富面前唯唯诺诺。我们应当知道，一个国家突然惊讶于巨大的政治成功，从历史的角度说，这是非常危险的。考验是严峻的，傲慢的沙暴会湮没智慧的路径，它必须用尽全身的力气，将自己拯救出来。”可以说，早在1924年，泰戈尔就已经向中国人预言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危险性。

诗人引用《圣经》中耶稣登山宝训的名句说：“这是东方的心声：‘柔顺者将继承地土。’因为温顺的人从不鲁莽无礼，浪费能量，而是顺应一切稳固，建立真正的繁荣。”中华文明正是以其人道主义、和平主义的内外政策，维系了整个东亚的稳定与繁荣。而日本对亚洲各国采取帝国主义政策，势必自取灭亡。而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到牙齿”的罪恶侵略与掠夺，给亚洲人民造成了巨大的苦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

现代化的负面作用，不仅在于它引起国家力量之间的不平衡、从而带来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而且国家之间必须以不断扩军备战来维持邪恶而危险的力量均衡。诗人敏感地意识到：“机器的联合力量将要重创我们，吞噬我们，我们必须获得拯救。靠着一种活的精神力量（而非机械力量的相加），靠着有机力量的积累，我们将获得拯救。我们应该向西方借鉴科学，这是对的。我们接受西方人的才智，我们必须认可他们巨大的才智和优势。但是，如若我们忘记自己的道德智慧，这无疑是一种堕落，无疑是对祖先的一种羞辱，因为这笔财富，远比创造出无数物质成就的制度都更有价值。”

诗人决非不识时务地全盘拒绝借鉴西方文化的顽固派，而是主张用东方文明的道德精神，来控制、转化西方文明的物质成就，而不是像日本帝国主义那样拜倒在西方意识形态的脚下而成为全亚洲的祸害。不幸全盘西化论的毒素流布极广，西方的各种制度被盲目仿效，东方社会与西方社会一道陷入灾难：“我深切地感到，这种堕落和灾难已经征服了这个世界。人们的心灵被催眠了，他们的膝盖跪拜在金钱和权力的偶像前。我在旅行中发现，对付这种有组织的个人主义的培植，仅仅靠说教是不够的。我得出结论，我们所要做的是给予教育一种理想，这样，我们的孩子就可以在一种更崇高的生活氛围中成长。”

作为一个伟大教育家，泰戈尔对偏重技能忽视品德的近代西式教育十分忧虑：“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教育缺乏理想，纯粹的智力操练没有任何感情可言。学生心里产生的惟一的愿望，就是要去赢取财富和权力，而不是追求某种内在的完美，或是寻求自我的解放。这种理想不值得人类去追求。”诗人创办的国际大学，是改革这种教育的伟大试验。

诗人从总体上对最近200年间突然兴起的西方近代文明，给以严正的否定性评价：“近一个半世纪以来，世界上的已经开化的民族都已经放弃了这种精神信念，不再追求完美。他们的命运是可以预见的。当我们东方人为他们的成功而感到眩目倾心时，我们必须知道，我们所看到的闪现在西方地平线上的红光，不是初升的朝霞，也不是为新生儿绽放的礼花，而是欲望的烈火。看着像火苗一样突然闪现的成功，只有那些丧失心智的人，才会痴迷着魔，就像被蛇咬伤的人，盯着蛇闪亮的双眼而不知逃逸。”

与甘地全面否定西方文化不同，泰戈尔认为，西方文化也具有可供东方文化学习的优长：“我再次表明，我们必须接受西方的真理，即使仰慕和赞美，也不为过。如果我们不接受西方的真理，我们的文明就会流于片面、呆滞而又了无生气。科学，给了我们思考和推理的能力，使得我们能够积极地发现自己所追求的理想的价值。”作为一个伟大国际主义者，泰戈尔清醒地意识到：“当今时代，如果把其他民族排斥在自己的范围之外，没有一个民族能孤立地取得进步。”

在全球一体化的当代世界，最重要的是体认并保持自身文明的伟大精神，维持全球多种文明之间的“生态平衡”，警惕妄自菲薄、盲从他人。泰戈尔回顾东西文明交往碰撞的历史时说：“亚洲曾把整个世界从蛮荒中拯救出来……当欧洲带着力量和智力骄傲地走来时，我们丝毫没有心理准备。西方来了，不是给予我们它们最好的东西，也不是发掘我们最好的东西，而是来剥削我们的物质财富。它甚至登门入室，抢劫我们仅有的一点财产。欧洲就是这样征服亚洲的。”

作为被压迫被奴役的东方民族与文化的伟大代表，诗人痛心地回顾了东方社会在西方帝国主义奴役下丧失自信的心理过程：“我们（东西方）之间的关系是优越与低劣；一方侮辱，另一方蒙羞。我们像乞丐一样接受施舍。我们一直把自己想像成一无所有。我们仍然受着没有自信心的折磨。我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财富。”

诗人大声疾呼：“我们必须从恍惚中醒来，证明自己不是乞丐。这是我们的责任。在你的家中找寻那些具有不朽价值的东西。这样，你就自救了，并且有能力去拯救全人类了。我们一些东方人，认为我们应该抄袭模仿西方。我不相信这种做法。西方生产的东西为西方所用，不能简单地加以移植。我们东方人，不能借用西方的思想或西方的脾性。我们要找到自己的出生权。”

诗人义正词严地宣判了西方模式的现代文明的全面破产：“搜刮和剥削，使西方道德沦丧。对人类的道德和精神力量，我们有着坚定的信念，我们必须为此而战。我们东方人从不敬仰与死亡打交道的将军，也不敬仰巧舌如簧的外交家，我们只敬重精神领袖。他们能拯救我们，否则，我们将要灭亡。物质力量最终不是最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会摧毁它自身。机枪和战斗机能使无数生灵丧生其下，而西方也正沉入其灰尘。我们不准备步西方的后尘，去比较谁更自私，谁更残忍。”目前印巴之间因越境恐怖主义袭击、克什米尔、种族冲突等问题，双方几次濒临战争乃至核战争的边缘，真可谓兄弟反目成仇，是对泰翁80年前讲话的一个绝好的注脚。

诗人以天赋的敏锐与深情，再次向中国的伟大历史和无限未来敬礼：“对灵魂的信念孕育了你们社会生活中的文明。你们是存在时间最长的民族，因为多少世纪以来，你们的智慧是坚信善，而非坚信力量。这造就了你们辉煌的过去。你们来听我演讲，是因为我讲的是亚洲，我为我们这块大陆而感到骄傲……”泰戈尔抓住了中国文化的核心精神——对道义力量的坚强信念，没有这一信念，中国这块土地不知要被历史上一波一波的外来侵略者从精神上征服多少次、同化多少次了！明遗民顾炎武有“亡国”与“亡天下”之分别，最能概括这一精神：亡国仅仅是灭亡了一个政府，而亡天下则是灭亡了中国文化的道德信念；亡国终可复国，亡天下则国虽幸存，但中国不复为中国，天下不复为天下，道不复为道，仁义灭尽，禽兽横行，一切生灵，禽视鸟息于天壤间，有何意义！

诗人以圣洁而坦诚的心，使一切蚍蜉撼树者惭愧：“我甚至听说，有的人反对我来华，因为这会抑制你们对西方的进步和力量的特殊热情。是的，如果你们想请人来此推波助澜，那你们请错人了。我帮不上什么忙，因为你们已有一万个富有才干的老师找上门来了。我在此提醒你们：那些让你们依赖物质力量强国的人，他们既不通晓历史，也不懂得文明。依仗力量是野蛮时期的特征，寄信于此的国家不是被摧毁，就是还处于蛮夷时代。其他一些国家，又把聪明才智加上物质力量，以获取更多的强权。我们不能蔑视科学和物质进步，就像我们不能轻视自己的身体一样；但是，力量仍然不能使一国强盛；仰仗力量的国家不是已经灭亡，就是又倒退到野蛮时代。”

诗人乐观地相信：“新的精神和道德力量一定会得到持续发展，使得人们能消化科学发展的成果，控制使用新武器或新机器，否则，这些东西将主宰、奴役和杀戮人们。人类正逐渐地失去自由、人性和生活，好让自己适应巨大的机械组织，无论是科学的、政治的、经济的，还是军事的。我们看到，今天的强权和才智文明，披着面纱以掩盖其吃人的习性。科学抑制了人类的精神，而不是屈从于人类的精神：因为仅有科学的世界不是一个现实的世界，而是一个抽象有没有人性的力量的世界。”

诗人勇敢地撕破了被西方文化盲目崇拜的“繁荣”、“成功”、“进步”、“科学”这些掠夺弱者、扩大强者权力的假面画皮，露出其吃人的本质。最近100多年的世界历史表明，真正吃人的，并不是绵延数千年的东方文明的伟大传统，包括中国创自西周的礼教传统，尽管这些传统具有这样那样的流弊，但它们确实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维系了中国乃至整个东方社会高水平的文明生活。古典中国与传统亚洲社会绝不会出现两次世界大战、纳粹集中营、南京大屠杀、生化武器战、核战争、“9·11”恐怖袭击事件、1929～1933年全球经济危机（大萧条）、战后一波一波的经济危机与萧条——欧美、日本、墨西哥、东南亚等地区不断爆发并持续的金融危机与经济萧条、从阿根廷爆发波及整个拉美的经济危机、非洲的种族清洗、饥饿与贫困、局部国际战争、核扩散与核泄露、毒品与艾滋病……这一切惨绝人寰的破坏。真正吃人的，并非传统礼教与古典社会，而是不仁不义的现代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即现代秩序、现代社会本身。2002年6月16日凌晨2时许，北京两名不足15岁的中学生，用1.8升汽油在海淀区学院路的“蓝极速”网吧纵火，当场活活烧死正上网游戏的大、中学生24人，烧伤多人。两少年均来自父母离异的家庭并且经常逃学。比这更残酷的犯罪案件等社会新闻，每天都点缀着大肆鼓吹经济繁荣与科技进步的各种媒体。经济繁荣时代尚且如此，一旦经济停止增长甚至衰退（这是不可逃避的现代经济周期）了，还将会有怎样的“社会新闻”报道着这一“社会”呢？诗人尖锐地指出：当代生活“为谎言和压迫所累，正在沉陷……如果我们丧失人性，把上帝的世界变成荒漠，那么成功的价值又何在呢？”

诗人一再重复对现代世界的警告：“在现代这个戴着面具的奴役和吃人的世界，我们需要一遍又一遍地倾听：不义使人得势，不义使人得志，不义使人得所欲得，但他们将从根烂起。”阅报得知：罪犯携款外逃，罪犯所属国若要引渡该罪犯，必须与罪犯所逃往的国家达成《赃款分割协议》，即必须把赃款留下一部分，罪犯所逃往居停的国家才同意将该罪犯引渡。西方国家之间普遍有此协议。这真是一个受强盗逻辑支配的厚颜无耻的世界！一个从根烂掉的世界！读国史，却是另一番景象：汉末黄巾军起，一次大儒郑玄乘车与之路遇，群雄皆望风倒地而拜，相约不犯郑夫子乡境。由此可知古典中国礼义廉耻、尊道慕学之风深入人心，造反者亦有道也；更可知古典中国虽经短暂动乱，必能恢复道德秩序而复兴，此儒家教化之丰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