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对媒体的反抗和挑战

4.公众对媒体的反抗和挑战

我们前面谈到的鼓吹“没有公众的民主”的人会反对这个观点，他们认为，观众是被动的角色。事实是，观众有能力反对、拒绝、重新解释那些不真实或者错误的信息。观众按照自身的信仰和具体情况，有权“商讨”意图并再次组织媒体信息，从而形成了“解释性的团体”。他们有能力通过媒体的混乱来改变，主动地断言，并积极地“构建”他们自身意图。公众对政治体制以及怎么运作可能知之甚少，他们只是用“捷径”、“暗示”和本能的“感觉”来对政治领导者和他们推行的政策做出自己的判断。

需要注意的是，人们只对于基于预想价值和方位的媒体信息做出选择性的注意。媒体作为子弹的力量，在人物个性的创造和世界观下，如家庭环境、宗教信仰、经济状况、教育情况等方面失去了自己的作用。就像保罗·西蒙（Paul Simon）在他那首《拳师》（The boxer）的歌曲里唱的：“人们听到的是他想听到的，对剩下的却视而不见。”因此，人们对什么该选择，什么该拒绝有着内在能力。

此外，精英统治并不总是完整的，霸权总受到争论和挑战。已经建立的意识形态不断地遭到反对，并受到人民党的要求和真正流行文化的影响。在精英分子里，有时也有着分歧和严重争论的地方，这些往往会被下层的人所利用。

约翰·菲斯克（John Fiske）看到了控制“官方”媒体既得利益和表现在流行文化里的人群意志之间的矛盾，他把“人民”自治独立的权利推到了极致。菲斯克认为，“流行文化是由大众传媒产品之外的人所制造的--它没有被媒体和权利集团联盟所强加。人们想要的，想做的和传播的新闻和权利集团想拥有的新闻中间，有很大出入。”

乐观主义者认为，观众和公众正获得操纵媒体的方式。由于加拿大和美国的报纸以及主要的电视网络不能适应观众的口味，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他们失去了相当多数量的读者和观众；CBC-TV的观众从1985年的21%的份额下降到1997-1998大约10%的份额。CTV的观众数量从1985年的22%以上急降到1998年的15%以下。美国主要的有线电视网络--ABC、CBS和NBC从20世纪70年代的98%垂直下落到90年代后期的63%。美国三大电视网络的收视人数急剧下降到50%以下。

这些数据的下滑也可以怪罪于有线电视台和更新的有线网络和电视台的竞争，但是，传媒机构难满足观众和读者的需要、难以和大众的观点合拍也是不争的事实。

事实上，现在的一些观察家批评媒体对满足大众品位已经走到了极端。他们责备媒体降低了大众的标准，责备新的严肃和粗俗东西进入了公众的生活，新闻在各方面允许“小报化”的倾向。水门事件里的新闻工作者英雄卡尔·本纳斯坦（Carl Bernstein），曾经很痛苦写了他所见的“傻瓜文化”，前任纽约时报的总编佩特·哈米尔（Pete Hamill）则谴责一些报纸已经成为“印刷的没有大脑的垃圾食品”，在言论方面缺少个性，已经“吓不走一只兔子”。

尽管如此，公众也不是霸权力量下无助的牺牲品。由于不可避免的保守价值的阻拦，公众有能力开创自己在媒体世界的位置的同时，有时候还能挑战传统方法。一些人认为，与其说媒体是公众的仆人，还不如用作家大卫·哈伯斯坦（David Halberstam）的话来说是“无冕之王”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