谱奏人生乐章美

谱奏人生乐章美

王永亮：在您看来您人生当中最重要的转折点有哪几个？

黄勇：作为一个已经走过半个多世纪的人生历程的人真有点“知天命”的感觉，就是对“功名利禄”看得淡了，更多是想着如何利用有限的工作时间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多做一点工作，同时使自己活得更充实一些。

回顾以往，在我的人生经历中，大致有六次转折：第一次是离乡从军。当时只有16岁，不到应征年龄。出于从军报国思想和摆脱家境窘迫的愿望，瞒着家长报名，缠着人武部长和居民区主任，终于走上了从军报国的道路。第二次是退役转业。在部队和军管组工作几年之后退出现役，就地转业，正式成为福建省广播局和广播电台的一员。这既是领导的决定，也是我个人的意愿。第三次是离职就学。在工作了10年之后，渴望深造，想当一名科班出身的记者，于是26岁时离闽赴京，入学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第四次是留校工作。大学毕业后本想返闽当记者，不想被广播学院留住了。记者没有当成，但仍在广电战线工作。第五次是离校从政。在广播学院学习、工作21年之后，调到当时的广电部办公厅工作，后调广电总局直属机关党委工作了几年。第六次是意外转岗。广电总局党组决定建立政策研究机构，点将要我筹建总局规划院和发展改革研究中心并主持工作，于是在54岁的时候意外转了一个岗位。当然我也是十分乐意从事研究工作的。这算是组织决定和个人意愿的结合吧。这六次转折都是自己下的决心。我出身贫寒，父辈都是中国社会最底层的民间百姓，他们没有条件也没有能力为我的工作提供什么帮助，人生路途完全靠自己走。所幸的是在我这历次转折中，我遇到了开明的领导，遇到了一个个“伯乐”。没有他们的理解、支持和器重，我是不可能顺利实现这一次次的转折的。

辛华：您刚才说当初到北京广播学院读书就是想成为一位科班出身的记者，可您后来没有做记者，有没有感到遗憾呢？

黄勇：遗憾，至今感到遗憾。我相信如果自己从事记者工作，不敢说出色，至少会有所作为，能写出一些好的作品奉献给社会。我一直想做一名记者。在大学学习期间，我曾多次进行实习，在地方台从事采访编辑工作，也写了一些作品。比如我在陕西广播电台实习时采写的作品曾在当地产生了较大影响。我感到非常有意义，非常乐意从事这项工作。但我们这代人，工作岗位是由组织来决定的，组织叫我们干什么就干什么，有时候个人愿望和组织需要是有矛盾的。有矛盾怎么办？就是要服从组织需要。所以，我就与记者无缘了。我虽然未能全部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比如想当记者就没有实现，但至少在每一个工作岗位上都力求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应有的奉献。因为有了这种理想和人生追求，就会不知疲倦地去工作，把劳动、奉献当作人生的幸福。

王永亮：从您的人生六次转折来看，您曾经在北京广播学院工作过不短的时间，后来又到了广播电影电视部办公厅、直属机关党委担任领导。您是怎么实现这样的身份转换的？当领导和做学者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黄勇：我是思想上主动适应，增强新的角色意识，按照新的角色要求对待和处理好一切工作和各种事务；工作上主动摸索，注重了解和掌握全局情况，围绕中心任务开展工作，当好总局党组和总局领导的参谋和助手。从广院到广电总局，我的敬业精神大家比较公认，现在有人说我是工作狂，我觉得要把劳动作为一种幸福。至于“当领导和做学者最大的不同”这对我来说并不特别突出。因为在广播学院期间，教工更多把我当领导，学生则把我当师长，实际上我的主要精力放在分管工作方面，自己直接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的时间顶多占五分之一左右，所以人们还是把我视为管理者，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者。而在广电总局，许多人倒把我视为学者型干部。大概是因为我还保持着爱思考问题、发表见解甚至敢于对上直言的习惯。另外，也还不时有些研究成果或阐述于演讲之中，或见诸于刊物文件之中。当然，要细究起来，也还是有“不同”的。在广播学院，我在思考广电系统重大问题时，可以超脱，可以只从理论角度来研究和评论；而在广电总局则不同，思考这类问题时必须考虑指导性和可行性，必须把理论同实践结合起来。比如搞调研和写调研报告，必须深入了解实际、分析实际，从中找出实质性、规律性问题，提出符合实际的对策建议。这大概就是做学者与当领导的最大不同了。

辛华：这也部分反映了您的性格，您如何评价自己的性格？人们都说性格决定命运，您是否同意这个说法？

黄勇：我这个人比较愿意独立思考，不人云亦云。不管多大领导说的话，我也要独立思考。我还比较重感情，十分珍视同事之间、朋友之间、师生之间真挚的感情，我认为人与人之间应该是一种纯洁的、真诚的感情，我对心术不正的人就特别反感。我始终觉得人应该保持一种正直的品格，要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当然由于自己认识所限，要是认识错了，那是自己水平的问题，但一旦认识到了，正确的就应该坚持。

至于性格决定命运，在某种条件下确实是这样。我这种性格的人，碰上开明的领导，碰上伯乐了，还喜欢用我。碰上心术不正的人肯定不会用我，因为我总不是那么盲从。涉及自己的路，看准了就走，走错了作为教训总结，但不会后悔。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不能优柔寡断，该选择时就选择。当然，选择要建立在一定的科学分析的基础上，一旦选择了就不能后悔。

王永亮：那您从来没有过后悔的经历？

黄勇：那不能这么说，还是有后悔的事。比如，我在广播学院留校后没有继续读研究生至今仍感到后悔，所以我很羡慕你们都是研究生。尽管后来评了高级职称，但毕竟没有更高阶段的学习经历。没有当上记者是组织上的决定，但没有考研究生主要是我个人的原因。我的老领导、广播学院原党委副书记、副院长孟介夫同志，曾几次不无遗憾地对我说过：我们当时缺乏眼光，应先送你去深造、提高，然后再重用你，我们当时太注重使用，而不注重培养。但从我个人来讲，要是坚定不移地报考研究生，可能就去了。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外语的问题，学习一门外语是特别不容易的，我这个人特别缺乏语言的天分。一个是语言，一个是数字，到现在我电话号码还是记不了几个。我让我女儿学外语是对我自己遗憾的一个补偿吧，家里总要有一个人懂外语。上次有个美国朋友来，我就让我女儿当翻译，还管用了。

辛华：您正在读的书是哪些？您过去几年一直在读的书又有哪些？

黄勇：我读的书主要有四类，一类是科学理论著作，如马列、毛邓和“三个代表”理论；一类是学术经典著作，如《影响历史的百部经典》、《中国学术名著精华》等；一类是中国革命史和人物传记；一类是广播影视及有关经济、科技方面的著作。读的书不很多，但比较精要。我喜欢阅读的刊物有《新华文摘》、《中国广播电视学刊》和《现代传播》。《新华文摘》是一种综合性的刊物，从中可以吸收很多营养，又可以节省时间。因为现在让我看大部头的书，实在没有那么多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