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注满腔教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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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亮：《现代传播》已成为新闻传播学界最受重视的学术刊物之一，您曾长期主导其编辑工作，请您谈一谈《现代传播》的发展阶段和您在其中的贡献。

黄勇：《现代传播》原来称《北京广播学院学报》，创办于1979年12月。回观它的历史，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是初创阶段。第二阶段从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是成熟阶段。第三阶段是从90年代初到中期，对刊物进行了重大的调整和改版，是转型阶段。首先是办刊观念和编辑方针的创新。一是明确提出并实行“求新、求深、求广”的业务指导思想，力求使刊物更加贴近时代，从理论高度去展示历史进程，探索改革的思路，总结发展的成果。二是明确提出并努力实现追求的目标：有特色——中国特色、广播电视特色、“学院派”特色；有影响——不仅在国内学界有影响，而且要打入国际传播理论界并产生影响；高层次——全息式的思维，全景式的研究，规律性的揭示，理论性的启迪；高品位——文化品位、学术价值，创造精神和社会效益。第二，对刊物进行重新定位。从原来的“研究广播电视的学术刊物”改为“以研究广播电视为中心的现代传播学术理论刊物”。由此刊物名称也改为《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第三，调整作者范围和择稿标准。从原来的以校内为主改为校内外一视同仁，以稿件质量定取舍。明确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提倡学术上的百家争鸣，开辟专门栏目，刊用不同甚至对立学术观点的文章。第四，改进刊物的编排和版式设计。从以往比较单调、呆板改为有时代感、大气新颖，突破了按广播电视业务工作分工设置栏目的做法。上述调整和改版使这个刊物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影响力日益扩大。因此可以说，这是一个转型阶段。我有幸在此阶段作为学院主管领导并兼任《现代传播》的主编，直接指导和实现了刊物的转型。而实现这个转型的具体工作，是由主持编辑部日常工作的朱光烈和编辑部全体同志共同完成的。我的作用只是提出思路，把握方向，推进改革，实现转型。第四阶段从90年代后期到现在，是一个提升的阶段，就是在原有基础上大大地提升了刊物的整体质量和水平。经过后来者的不懈努力，现在《现代传播》已成为国家信息与知识传播核心期刊和中国新闻传播核心期刊，并已在国外发行。

辛华：您认为对于一个新闻工作者，成才最必需的素质是什么？您认为目前“窄众化”的情况下专家型和杂家型的记者各有什么优劣？记者应怎样进行自己的知识结构的构建？怎么解决深厚的基础和现实细致的工作分工的矛盾？

黄勇：作为一个合格的、有作为的新闻工作者，应当具备三个方面的基本素质：理论素养、工作能力和敬业精神。作为学习新闻专业、未来有志从事新闻工作的学生，应当从这三个方面去努力塑造、培养和提高自己。理论素养，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新闻传播基本理论以及相关学科的基本理论。最重要的是要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因为这是认识、观察、分析研究世界、社会、事物、人生等一切现象的最重要最有效的思想武器，即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新闻工作者要通过新闻手段去反映和报道这一切现象中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如果不能掌握这些基本理论，怎么能够有所作为、怎么能够成才呢？记得在广播学院每每给学生授课或座谈，我都特别强调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我曾经给学生讲过这样的例子：1987年知名美籍华人、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赵浩生先生应邀来广院访问，我接待了他，并为他主持了一个学术报告会。他在谈到如何当好记者时有一段很精彩、深刻的经验之谈，他说：“年轻人是跑新闻，而年龄大的人应该是想新闻。一个高明的记者不是向你报告今天发生了什么，而是能够预见明天将会发生什么，就像站在大洋船头上观察天气的人，告诉你明天的气候怎么样。”我认为在中国要当一个这样高明的记者，最重要的就是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也是我国新闻工作者真正成才的最必须具备的素质。

所谓专家型和杂家型记者之分，其实只是一个阶段性的工作分工问题，很难有明确的界定。在“窄众化”的情况下，既需要专家型记者，也需要杂家型记者，谈不上孰优孰劣，只是各有侧重而已。但是无论从事哪一方面采编报道工作，要想胜任自己的工作、成为本报道领域的名记者、高水平记者，都必须具备厚实的基础、宽广的知识、敏锐的眼光和高超的能力。构建自己科学合理的知识结构，也应从这几方面着眼和入手。从构建这种结构的时序和层次上讲，大体上是“宽—厚—专”这样一个客观程序。也就是说，先要解决宽广的知识面问题，在此过程中逐渐打好厚实的理论功底，然后去钻研自己感兴趣的某一个领域，解决专深的问题。如果是一个博士，大学本科以前应解决“宽”的问题，硕士研究生期间应解决“厚”的问题，博士阶段则应解决“专”的问题，这样才有可能真正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当好杂家型记者，更需要具备“宽”与“厚”的条件。而要当好评论型记者，必须具备“宽”、“厚”、“专”三个方面条件。我认为培养新闻人才的高校首先要注重基础理论教育，解决好学生的“宽”、“厚”问题，同时增强学生运用理论知识的能力，而不宜把大量的课时放在操作性、技巧性教学上面。只有基础牢固、功底厚实，才可能在实际工作中以其后劲和潜力，逐步锻炼成为高素质、高水平的新闻人才。

王永亮：您怎么评价国内的新闻教育？目前新闻界是否出现了人员供过于求的就业危机？

黄勇：应该说，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近几年调整高校教育发展政策以来，我国的新闻教育事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据说现在全国（不包括港、澳、台）有232所高等学校开办新闻传播类专业、培养新闻传播方面人才。这几年国家实行鼓励高校扩招政策，各高校的办学和在校生的规模达到了空前的程度。这自然是一种好事。但是也出现了两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一个是教育质量滑坡问题。由于有些学校不顾条件的“大干快上”，过度扩展招生规模，使得内部教育资源和条件全面紧张，顾此失彼。另一个问题是内部结构失调。各校盲目攀比竞争，长线专业继续扩招，短线专业缺乏高水平师资，课程设置与实际需要脱节，教学方式、手段单一，基础理论教学薄弱问题加重等等。由此带来的问题是：数量上去了，质量却下滑了；学生大大增多了，就业却越来越难了。这有社会大背景的问题，特别是后者。同时也是因为高校对人才市场供求问题和用人单位对人才需求缺乏深入的调研，在人才培养上存在一定的盲目性。比如说，现在广电系统最缺乏的人才之一就是既懂经济、又懂广电业务的经营管理人才，但很少有高校培养输送这类“适销对路”的人才。需求方不缺的专业人才仍在大量地培养，而需求方急需的短缺人才却无法提供。这就是人才培养结构失调的问题。又比如新闻评论人才也是紧缺的人才。随着我们国家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设的推进，评论节目肯定要大大加强。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我们现在还没有权威性的评论员，即拥有深厚的功底、宽广的知识并且又善于表达的人才还是欠缺的。所以我觉得与其培养100个水平一般的不如集中培养10个拔尖的人才。如果这10个人分布到重要媒体去，那么其影响力是相当大的。我们现在有些高校力图“广种”，到头来只能“薄收”；而科学的“稀植”，则有可能获得理想的“丰收”。现在从表面看，新闻传播类人才是供大于求，出现了所谓过剩现象，而实际上是“供”不能适应于“需”，长线专业人才过多，必然造成所谓的“就业危机”。有关高校应充分看到这个问题的实质，在深入调研新闻传播人才市场实际需求情况的基础上，抓紧调整办学结构，增强“市场”意识，把办学同人才市场的需求紧密地连接起来，以避免造成教育资源的浪费，实现人才培养效益的最大化。

辛华：您认为我国的主流媒体宣传最急需克服的不足是什么？为什么？您认为应该怎么去做才能使我们的新闻宣传事业实现合乎目的和规律的统一？

黄勇：我认为，主流媒体新闻宣传最急需克服的不足是不按新闻规律搞新闻报道工作。新闻规律，最基本的有两条：一是时效性。“新闻是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这是新闻学对“新闻”的科学定义。时效是新闻的生命，没有时效就不能称其为新闻。二是新闻价值。不是所有现存或发生的事实都可以成为新闻，只有对那些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的报道，才成为新闻。这是作为媒体和新闻工作者应知的基本常识，应作为惟一选择。但现实是，我们的主流媒体，甚至主流媒体的上级领导者，在某些方面的宣传报道上或工作指导上，往往有意或无意忽视这个至关重要又司空见惯的问题。比如，在一段时间里，国际上发生的震撼世界的重大事件，如美国的“9·11”事件，竟在我们的主流媒体上看不到及时和连续的报道，甚至被有意地淡化了。又如在国内的报道上，充斥版面、荧屏的是大量的各种会议和领导人活动的公式化报道，或是把真正有新闻价值的东西淹没在长篇报道之中，或完全被忽略。此外，不是以新闻事实的重要性而是以领导人的官职地位作为报道时序的依据。这些都是典型的违背新闻规律的做法。对于这种现象，不仅广大受众极不满意，就连广大新闻工作者也不满意。令人欣慰的是，党的“十六大”以后，新一届中央领导率先垂范，并做出关于改进会议和领导人活动报道工作的决定，主流媒体的新闻报道出现了可喜的变化，如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我国抗击“非典”等重大事件，中央电视台用连线方式迅速、全面、连续做出报道，受到广大受众的普遍欢迎和充分肯定。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的成功开播，得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支持，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既体现了“十六大”后政治文明建设的新成果，也体现了主流媒体自觉深化新闻改革、遵循新闻规律办新闻事业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