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纪录片的创作特点

人类学纪录片的创作特点

□　陈　刚

【内容提要】人类学纪录片属纪录片中特殊的一类，它是纪录片与人类学科的结合。为了使它达到人类学科的要求，其摄制的过程必然要遵守一些特殊的条件，譬如：前期长时间的田野工作；必要的人类学科的监督和指导；对文化背景的表现，以及引入人类学的观察方式。

虽然人类学纪录片属于纪录片，但它毕竟是特殊的一类。由于其性质、制作目的、摄制原则都与一般纪录片不同，所以显然人类学纪录片的方法论与一般纪录片比较也有其不同之处，自有其创作的特点。

那么究竟人类学纪录片与普通纪录片制作有哪些不同之处呢?原中央民族大学人类学系的庄孔韶教授阐述的人类学者推崇的人类学纪录片拍摄构想有如下一些重要因素：

(1)人类学纪录片用于学术研究的目的是首要的；

(2)人类学纪录片由人类学者拍摄或由人类学者主持的摄制组拍摄，其摄制思想不受制片人的非学术的要求、条件(如商业的或娱乐的等)所限；

(3)遵循人类学的原则；

(4)在参与观察与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再拍摄；

(5)文字作品与影视作品并重，二者成为互补与相辅相成的关系，从而提供对文化理解的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1]

世界三大影视人类学研究中心之一的德国格廷根科学电影研究所也为没有制作人类学纪录片经验的人类学家和缺乏训练的职业电影电视人员提出了人类学纪录片的摄制规则：

(1)作者应有充分的人类学训练或监督；

(2)镜头保持严格的长度；

(3)事件的记录应完全真实；

(4)不能用戏剧性摄影角度和运动；

(5)编辑要有代表性。

据此，我们可以知道人类学纪录片的摄制方法与一般纪录片确有明显区别，且差别很大。人类学家与影视人类学组织深知这点，而一般或专业的纪录片制作人员可能不完全了解这点，甚至可能全然不知。

关于人类学纪录片的创作特点尝试列举如下：

人类学纪录片前期需要长期的田野工作

人类学研究是一项非常艰苦、细致甚至很寂寞的工作，由于人类学研究的是人类的文化，因此它要求人类学家必须深入到自己所要研究的族群中去，与研究对象保持融洽的关系，学习他们的语言，以利于了解该族群的风俗习惯与文化模式。人类学家这种深入族群中去调查研究的方式，在人类学中被称为“田野工作”。这种田野工作时间要求一年以上，也就是说，人类学家对于一个研究对象的深入调查过程要在一年以上，这样才能够保证人类学研究成果的真实、彻底、严密。像著名的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 Malinowski)是长期田野工作的创始者，他在太平洋的小岛初步兰群岛(Trobriand Is．)做研究，前后住了近四年。人类学家长时间对族群进行观察研究，与当地的人结成朋友。在美国，很多人类学家都喜欢以纳瓦霍族印第安部落^[2]作为研究对象，人类学家不断进出和居住在纳瓦霍族人的村落，于是纳瓦霍人调侃人类学家道：“我们纳瓦霍家庭成员通常包括母亲(纳瓦霍族是母系社会)、父亲、子女和一个人类学家”。人类学家的研究成果是双向的——一本书与一部纪录片。庄孔韶教授指出：“文字与影像的双向作品的理想过程是：由一位(或几位)受过正规人类学训练的学者先行完成田野工作，待分析整理出文字材料和选题后，再和摄影师重返调查点进行拍摄。影视人类学作品是建立在对族群文化理解的基础之上，能表现出潜藏在文献性资料中的一些人类学的知识与意义。电影图像虽然拥有文化展示的独有优点，但尚不能代替人类学的全部研究要求，一个中肯的说法是，拍摄的题材一定是在人类学家例行田野工作与深思熟虑之后诞生的。”^[3]

遵循和实践这一工作程序的人类学纪录片除了本特森和米德的有关巴厘人的系列作品外，还有海德(Heider)和加德纳(R． Gardner)关于新几内亚达尼人的《死鸟》人类学纪录片与文学系列。它首先是以有三名人类学家为主的一个多学科调查组开展田野工作，在编写了一本较厚的人类学参考资料后，完成了83分钟的重要的人类学纪录片。法国艾利亚·德·拉杜尔(Eliane de Latour)经过长时间的田野调查工作后，出版了关于尼日利亚的人类学著作和人类学纪录片，括片长为97分钟的作品《区长家的故事与账务》。此外还有在林耀华的福建研究著作《金翼》英文版出版半个世纪后，庄孔韶教授进行追踪性田野调研，出版了《银翅，1920～1990年的中国地方社会与文化》专著和在同一地点拍摄的《端午节》人类学纪录片系列。

人类学纪录片的创作必须要有人类学家参与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常常是有些事情或事件，由于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差异或隔阂，无法相互理解和沟通，只有从事该文化研究的人类学家明白来龙去脉。譬如：中国南方广西、贵州、湖南一带瑶族中流传的“千家峒”的传说。“峒”是指群山环绕，只有一主要出入通道的小平原。《辞源》解释为“旧时我国贵州、广西少数民族聚居地方的泛称”。瑶族的《盘古书》说：“千家峒分三个峒，下峒三百三十三家，中峒三百三十三家，上峒三百三十三家……”连同一座盘王庙，正好是一千家。

这一千家人家过着桃花源式的生活，但到了元朝大德年间，据说由于瑶族对前来收税的官吏招待太热情，使他们乐而忘返，朝廷却以为他们被瑶民扣留了，派兵围剿。瑶族把诸神祗的像及财宝埋在一山洞里，许愿五百年后，子孙重来朝拜，全峒男女老少会齐在上峒，于元成宗大德九年(1305年)3月19日午时从峒后高山逃出。从此分做数支在湖南、广东、广西等地辗转迁徙。

重返千家峒的运动在近代不断发生，1941年广西大瑶山地区的盘瑶盛传千家峒出了盘王要带瑶族回去。这年农历八月初一，大批瑶民聚集在广西忠良县山界村，敲锣打鼓地出发往千家峒去，当地政府以为瑶族造反，派兵镇压，并把几个带头的人抓起来。1957年广西岩城县的瑶族传说在湖南找到了千家峒，有36位中老年瑶民，在当时观音乡乡长周先隆的率领下，徒步在山上走了三天，到了现在湖南江永县大远乡，实地勘察并与当地瑶民讨论，认为大远乡便是传说中的千家峒。他们在当地的盘王庙中祭拜了祖先，发誓要带领瑶族人民回来，然后走回恭城乡宣布他们的发现，消息迅速传播开来，形成大规模的返回千家峒运动。但不久，“反右”运动开始，周先隆被打为“地方民族主义”及“现行反革命”，判刑15年，同时牵连了很多人。周先隆后来虽被提前两年释放，却在1971年自杀。

在人类学家看来，瑶族返千家峒运动是一个典型的人类史上所指的复振运动。这种运动在世界各地受迫害的民族中都相当普遍，而一般人是不会理解的。20世纪年代初，年轻的人类学家宫哲兵与一批瑶族学者，根据瑶族文献与传说对大远乡地理环境做了系统的考证，对于民间流传大远乡就是传说中的千家峒的说法，予以学术上的肯定。^[4]

人类学家参与人类学纪录片的制作，不仅要把握影片的题材，而且把握影片的具体环节：影片的结构、叙述角度、表现内容……这样才能够保障人类学纪录片达到人类学的需要。而人类学纪录片最重要的属性就在于影片所具有的人类学活力。法国人类学家法达哇·俄·圭尼迪(Fadwa El Guind)指导制作人类学纪录片《埃及人的诞生礼》的过程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法达哇·俄·圭尼迪作为人类学家，在人类学纪录片《埃及人的诞生礼》拍摄之前花费了两年时间，对诞生礼的仪式进行了研究，在研究的基础上开始拍摄人类学纪录片。七日礼，即埃及人的诞生礼是在埃及广泛举行的新生儿的诞生礼和出生后第七日的见面礼。法达哇影片的拍摄对象是一对双胞胎，一男一女，出生在中下阶层的城市穆斯林家庭，诞生礼在出生后第七天举行。在埃及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是科普特人还是穆斯林，不管是男还是女，这种仪式都要举行，同时对男孩施行割礼，在女孩耳朵上穿孔。埃及人的人生礼仪的整个系统都是由两个赋有普遍意义的数字七和十四组成。正如仪式名称所表明的那样，Sebou是一个阿拉伯字，来源于词根Seba，意思是七，是新生儿出生后第七天举行的仪式，Sebou中的“七”标志着不同的仪式和活动：七种粮食被分放在房子的四周，母亲摇动新生儿躺着的摇篮七次等等。在第七天举行的Sebou礼也标志着新生儿结束分离进入过渡状态和仪式性的开始结合。七天是一个转换期，七日礼后标志小孩禁闭的结束，但母亲在小孩出生十四天之后才能出门。七日礼是为了庆祝小孩而不是母亲。七和十四是埃及人所有人生礼仪的特征。像对死者的哀悼持续十四天，对一位圣人生日的纪念持续七天，等等。陶罐在七日礼中也是一个关键的礼仪物品。陶罐的形状和装饰强调了性别。埃及人生活一开始就以性别差异和强烈的性别文化认同为标志。陶罐本质上变成了一个造物象征，七日礼也是向性别文化生活的一个转换。在古埃及，造物主Khnum用粘土创造了男孩和“他的另一位”。陶罐的形状及性别装扮反映了人类形态上的男女特征，好像陶罐就是一个孩子，或“他的另一位”。陶罐由父亲和母亲装饰，然后在举行七日礼时与新生儿一起被带出寝室。

为了摆脱电影传统的束缚并遵循人类学标准，法达哇将其目标确立为针对特定的观众而摄制人类学纪录片。针对当地居民真正遵从文化认同和具体的自由表达，决定既不作东方式或欧洲中心主义的，也不作大男子主义的解释，而是通过相关图像来凸现仪式进行的一般过程。在将仪式作为特定的文化要素作一般分析的基础上，通过从埃及人诞生礼中抽象一般结构来获取信息。

法达哇经过研究确定的《埃及人的诞生礼》一片的指导理论基础：

(1)以可视形象展示自明的影视民族志；

(2)预期的观众；

(3)当地居民遵从的真正的文化认同的具体表述；

(4)避免东方主义、欧洲主义和大男子主义的解释；

(5)礼仪过程普遍的进行形式；

(6)相关人类学图像语境；

(7)作为仪式的特定文化要素的概括分析；

(8)总体上埃及人礼仪生活内在的抽象结构。^[5]

这八条为人类学纪录片《埃及人的诞生礼》拍摄奠定了基调，确保了影片的顺利拍摄和成功。在拍摄前法达哇与摄制组成员反复讨论，以使每一个人都熟悉人类学纪录片和他的想法、意图。影片按计划拍摄得十分顺利，整个仪式及相关事件的拍摄花费了四个整天，素材与成片的比例是3∶1，人类学家的参与确保了《埃及人的诞生礼》的人类学性质和其作为人类学纪录片的价值。相反，有些人类学纪录片没有人类学家参与就没有获得成功。一直关注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类学纪录片发展的法国人类学家范华(Patrice Fava)就曾批评一些国内拍摄的纪录片：“很多有关人类学内容的纪录片，如关于云南摩梭族、贵州傩戏的纪录片，就未能击中要害，其原因在于民族中心论，肤浅的异域情调，或者是对一个民族真实传统内容的一窍不通。”

要与一定的文化背景结合

人类学纪录片的拍摄一定要遵循人类学的原则，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影片的表现对象一定要和其文化背景结合到一起表现，也就是说，人类学纪录片不仅要表现主要人物和事件，还要将其主要人物和主要事件的文化背景一同加以表现。这点同一般的纪录片存在很大差异，一般纪录片关心拍摄的只是主要人物和主要事件，其关注的是拍摄对象的遭遇和变化，主要事件的启、承、转、合整个过程，而一般很少关注与之有关的文化背景。

人类学纪录片认为文化背景十分重要，了解了文化背景就会更加深入地了解与之相对应的人物和事件。譬如西方人在祖先墓前献花，他们看到中国福建农家人在祖先案桌上摆满了酒菜，在祭拜神灵时用金纸感到很俗气，不理解。当他们知道这背后的文化，才恍然感觉中国文化的多元与丰富。界里，一向有两个原则，那就是以“全体”与“部分”来表示神明地位的高低，而以“生”与“熟”来表示与神明关系的疏远与稔熟。所以拜天公要用整只的生猪公，拜神明用大块半熟的“牲礼”，拜祖先或小鬼就用煮好的熟食。这是因为对“天”给予最大的尊敬，但是也觉得与“天”的关系最疏远，所谓天高皇帝远；祖先在超然中地位最低，但与自己最亲近，所以用切好煮好的食物；而神明则居二者之间，所以用大块而半生的牲礼。至于冥纸，则拜神明用金纸、拜祖先用银纸也是很清楚有别的。

我们还可以举另一个例子：在当前世界大多数地区都实行一夫一妻的婚姻形式时，巴厘岛的男子仍可以娶四五个妻子，一般人可能不会理解。可是当你知道了其背后的原委，也许就不会感到大惊小怪了。巴厘岛土地贫瘠，岛上农作物很难生长，当巴厘女人结婚怀孕生产后，孩子因长时期得不到应有的营养而不得不长年依靠母亲的乳汁来维系成长所需的蛋白质。作为母亲，一方面为了养育孩子消耗了大量的养分，另一方面，由于当地很少的收成难以及时补充身体所需营养，所以当地妇女生下孩子以后很长时间不能与丈夫同房，再次怀孕，有的妇女甚至一生仅生一个孩子。而丈夫则会娶第二个、第三个妻子……

此外，巴厘岛上的男子一到十七八岁，就要行成年礼，即割礼。据美国芝加哥大学人类学博士艾拉·阿·艾布拉姆斯(Ira R． Abrams)讲，巴厘岛上的男子成年割礼是为了让其成年后仍旧记住自己的母亲。当今世界，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存在着很多的不理解，很大的隔阂，由此产生了冲突和战争。假如人们愿意相互沟通，相互了解彼此的文化，那么世界上的矛盾和冲突就会减少很多。人类学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让人们了解自己和相互了解，人类学纪录片就是要通过反映这样的文化背景，以使人们更好地沟通。

人类学的观察方式

一般纪录片往往是单一视角，以编导者的眼光、外来人的视角来观察陌生的客观世界、陌生人群，拍出的影片往往是猎奇式的，浮光掠影地表现事物。而人类学纪录片拍摄则完全不同，由于人类学纪录片的科研性质，它的观察要求更准确，表现要求更加贴近对象，因此它的观察与表现不是一般视角的。

著名的人类学者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曾指出：人类学自成立以来，就承诺造就一种对文化独特的理解方式，“从本地人的观点出发”，解释本地人(被研究者)的文化。^[6]因此，人类学家在研究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社会文化时，提出了emic(主位视点)和etic(客位视点)的观察方法。主位视点指的是被研究者内部的人对自身文化的看法；客位视点则是指外部的人对该文化的解释。“emic(主位)”、“etic(客位)”源自语言学，原意分别指使用某种语言的人对于自己语言中语言的细微区别，与不使用此种语言的人可能做的区分之间的差异。后来， emic(主位视点)被确认为一种人类学家的研究态度——指人类学在其研究中一贯强调的要坚持从被研究者的视点出发来理解他们的文化，而反对用局外人，从主观出发，按照自己的理解去解释被研究者的文化。

“关怀其他民族、其他文化，不单是因猎奇心态使然，多数人类学家同时关注自己的社会、自己的文化，他们观察别人的社会时，总怀着理解包括自身在内的全人类的希望。所以，人们经常将人类学洞察的特征总结为——文化的互为主体性(cultural inter-subjectivity)”。^[7]

人类学家同样将emic、etic的方法引入到人类学纪录片的拍摄中，称之为“本位视角(emic perspective)”和“他位视角(etic perspective)”，但这与摄影机拍摄时使用的“主观视点”和“客观视点”不是一回事。它指的是对待被拍摄事物的一种态度和取向。这在人类学纪录片的摄制中非常重要。人类学纪录片要为人类学研究提供原始证据，它要接受人类学科原则的检验，它所担负的使命是要将客观现实生活的本来面目告诉人们，观看它的人关注的首先是拍摄者是不是作了如实反映，作为科学研究资料使用时尤其如此。

早期的人类学家和人类学纪录片拍摄者，都是以西方人的视点来看待“落后的文化”，他们的人类学纪录片也大多是以猎奇的目光拍摄的。随着殖民地的消失和本地人类学家的诞生和成长，“本土人类学家”开始以“本位视角”来研究拍摄自己的文化，由本地区、本民族出身的人类学家来拍摄本地、本民族人类学纪录片的事例日渐增多。“本土人类学家”拍摄自己地区的人类学纪录片有很大优势，因为，他们与当地民众之间关系密切，影片可以拍摄得更真实，也因为对当地文化的熟悉，可以更准确地把握当地文化的内涵，从而更好地在影片中予以表述，有学者称之为“话语权的解放”。

在这同时，当代的西方人类学家也强调对“他者(other)”文化的理解和“融入”，把握以“emic(主位视点)”的角度来解释和拍摄自己所从事研究和表现的文化。人类学家正在用自己的行动来实现其所追求和倡导的准则——“文化的互为主体性”。

[参考文献]

1．克利福德·格尔茨著，纳日碧力戈等译：《文化的解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版。

2．张江华、李德君、陈景源等著：《影视人类学概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9月版。

3．庄孔韶主编：《人类学通论》，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版。

4．保罗·霍金斯主编，王筑生、杨慧、蔡家麒等编译：《影视人类学原理》，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版。

5．卡尔·海德著，田广、王红译：《影视民族学》，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6．王铭铭：《人类学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7．《影视人类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北京)论文集》，四川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

8．李亦园：《田野图像—我的人类学研究生涯》，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版。

9．乔键：《漂泊中的永恒——人类学田野调查笔记》，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版。

10．法达哇·俄·圭尼迪著，易华博士译：《格式化的内容，固定的结构：影视民族学的方法论基础》，中国社科院。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

【注释】

[1]庄孔韶主编：《人类学通论》，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573页。

[2]美国最大的印第安部落——作者注。

[3]庄孔韶主编：《人类学通论》，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573页。

[4]乔键：《漂泊中的永恒——人类学田野调查笔记》，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页。

[5]法达哇·俄·圭尼迪著，易华博士译：《格式化的内容，固定的结构：影视民族学的方法论基础》，中国社科院。

[6]克利福德·格尔茨著，纳日碧力戈等译：《文化的解释》，王铭铭译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13页。

[7]王铭铭：《人类学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