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砸掉电视

能不能砸掉电视?

□　程素琴

几年前，《新周刊》杂志曾经在一期封面上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砸掉电视”。其原因在于：电视把你的大脑当垃圾桶；把你的口袋当提钱柜；把你的情感当拉面……这显然是对电视存在的一种不满的宣泄。

在日常生活中，电视无处不在，它笼罩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但砸掉电视，绝不是单纯地把电视机这个物件毁掉这么简单。因为对电视的生产和消费已经深深地嵌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

电视的物理构造并不是非常复杂。但是为什么，在斯里兰卡的某个以渔业为主的小村落里，有了新财富的渔民在接收不到电视节目的情况下，还是把电视买回了家?

为什么，如果看不到电视，毋宁选择死亡?^[1]

为什么，郊区的形成要从技术和传播的发展上追根溯源?

为什么，购买电视不是为了看电视是什么，而是看电视到底能做什么?

为什么，电视可以成为改变社会文化环境的工具?

……

这就是电视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的另外一个角色：电视是我们了解世界的媒介，我们通过电视来了解世界，但同时对世界的了解又被电视左右。要理解电视的这一角色，我们需要把电视看作一种心理形式、一种社会形式和文化形式，同时，也是一种政治形式和经济形式。

电视具有实物和媒介两个向度，看电视不只是通过一个玻璃窗口去看世界那么简单。英国著名社会学家罗杰·西尔弗斯通的《电视与日常生活》，把电视放置在多重话语中，对“嵌入日常生活的电视”进行了描述和分析。

在对电视进行分析时，作者用了以心理学和社会学相结合的方式。对电视本质的判断，作者把它放在了变幻莫测的社会现实或政治现实中加以考察。在自由和限制、主动和被动、行政的强制力和个人的行动等辩证关系中，“传记”。因此，如果在书店要把《电视与日常生活》归类的话，它应该被放在社会学的著作中，而不是传播学的区域里。

电视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看电视、讨论电视、阅读有关电视的东西，这些事情时时刻刻都在发生着。电视持续存在，无休无止。它伴随我们起床、吃早餐。它给我们带来欢乐，也留下了烦恼。它帮我们完成社会化的同时也使我们孤独。“电视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不是因为行政强制的结果，而是因为电视占据了社会生活中最根本的空间与时间层面。”在对“电视、本体与转换客体”的分析中，本书作者西尔弗斯通改变了弗洛伊德那种孤立的精神分析，将个体置于它所处的时间与空间——“环境”之中，并集合了吉登斯对时间的研究成果及温尼克特对空间的研究成果，得出媒介(当然电视是最重要的媒介)是时间和空间的中介物。这样就为此书的研究找到一个理论母体。

因此，“看电视”也就不单单是一个心理层面的问题，同时还是一个社会问题。从深层的心理层面讲，正好可用一个所谓“转换客体”来描述：正如婴儿在与母体脱离的过程中，可能将一只玩具熊、一块地毯当作母亲乳房的替代，而成为凝聚了大量情感与认知行为的焦点，我们生活中的电视媒介——代替了由玩具和母亲的乳房所释放的潜在空间，起到了这个转换客体的功能。它创造了一定程度的依赖、安全与依附的能力，它在制造焦虑与消除焦虑之间取得了微妙平衡，这是电视作为对当代人心理产生冲击和重建的关键性机制之所在。“电视融入日常生活的明显之处在于：它既是一个打扰者也是一个抚慰者，这是它的情感意义；它是信息，这是它的认知意义；它扎根在我们日常生活的轨道中，这是它在空间与时间上的意义；它随处可见，这么说不仅仅是指电视的物体——一个角落里的盒子，它出现在多种文本中——期刊、杂志、报纸、广告牌、书；它对人造成的冲击，被记住也被遗忘；电视彻底地融入到日常生活中，构成了日常生活的基础。”。

在确定了电视的这一本体性地位后，作者开始构建其当代日常生活结构。电视是家用媒介，电视已经融入到复杂的家庭生活文化之中。一方面，电视是家庭生活的一部分。电视的收看时间、收看环境、收看群体、收看内容既构造了我们的家庭生活，也展现了我们的家庭生活。电视在一个家庭里的使用模式，会影响到家庭如何在时空之中实践并维持自己这个社会单元的方式。另一方面，电视这个传播体系使得我们或者和世界保持联系或者与世界失去联系。电视蕴藏并确定了它对家庭生活的冲击。如果没有这个体系，世界就和我们无关了。作为家用媒介，电视的存在也使得“家”这个地方的概念更加缠绕不清。家是被构造出来的。在媒介的作用下，家不单单是一个物理意义上的地方，同时它还是一处空间：传播技术的介入使得我们存在的空间不单单是物理上的空间，也是社会、经济与文化的空间，同时也是技术空间。媒介技术延伸了“家”的概念，家的意义被媒介强化的同时也在受到媒介的挑战。

在作者看来，电视不单单是一种家用媒介，它既是公共的，也是私人的；既是全球的，也是地方性的；既是家庭的也不是家庭的：它处于社会关系与自我身份的中心位置上——作者将电视的这一特性定义为“郊区性”特性。^[2]电视的郊区性主要体现在自20世纪以来，文化和社会的郊区化，在基本结构上是由电视的形式和内容所支撑的。从文化上来说，西方文化视角的核心认为在自然与文化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界限，但是“郊区”的出现使得存在于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尖锐差异在消失。这种文化症候的根基就是杂糅与郊区化。其所创作出来的郊区文化具有现代或后现代的文化特质。从社会上来说，电视的出现也加强和促成了郊区的存在，电视的节目内容，特别是肥皂剧，提供了关于郊区的想象。电视的郊区特性可以反映出电视媒介具有“社会—政治”的一面。

如果把对电视的研究从本体层面上移开，把电视放在电信——技术系统中作为一种技术来对待，会发现这些技术潜在或真实地改变着社会和文化中的各种关系。技术不只是一种手艺也不只是一种实物，而是一种糅合了技术、政治和经济的综合体。对这个综合体的生产与消费过程将把电视融会到一个更为复杂的文化与工业整体中。人们购买电视及相关产品时接受的不只是一个物品，还是一个系统，一套价值判断、实践与政治系统。电视与家庭的连接是双重的，这取决于电视是一个实物的同时也是一项媒介。第一重连接发生于一个家庭购买电视并把电视放置在家中的某个场所中，被一家人或者一个人使用的过程中；第二重连接在于电视通过节目的内容和结构，把家庭中的成员带到一个分享意义的公共领域中。从双重连接的意义上来看，电信系统实际上是很多重叠和交织的系统。媒介在社会环境中，既被生产也被接受。这个从生产到接受的过程需要消费者能动地参与。电信技术系统因此是生产与消费的种种关系的产物，也是生产和消费的产物。

电信技术系统既然是由生产和消费决定的产物，那么研究“消费”就是必须的了。在“电视与消费”一章里，作者想要了解的是当代文化中的活力所在——消费刺激了生产，它处于私有化之中心，是生产活力的源泉。而电视正为这一生机勃勃的活动提供了大部分的核心影像、与之相协调的诱惑以及音乐的伴奏。消费制造了一个虚妄现实，实物不再因为有用而有意义，只是因为有意义而被认为有用，想象取代现实成为价值的基础，其结果导致了强迫性的、物化的系统：表象的暴政。而电视的视觉形式则如镜子一般反映了消费主义的这一虚妄现实，并强化了它的意义。

日常生活的概念说起来有点含混不清。它既存在于工作中也存在于闲暇里；它既在家庭生活中也在文化之外。有一种观点认为：电视和日常生活无差别的等同。电视不仅仅是传输节目的简单相加，电视在其延伸性、广阔性、不稳定性、乏味性和普遍性上，和日常生活相一致。我们需要仔细理解二者间的“必要的张力”。

在本书的论述中，作者并不指望能找到一个关于日常生活的理论，很多问题作者思考了，但未必都找到了答案。作者的努力在于在“必要的张力”(这是电视、技术与日常生活之间交错关系的标志)中，理出一条线索来。本书的研究对象是活生生的现实生活，任何对自己置身其中的世界具有审视热情的人恐怕对这一研究都兴趣难抑；但做这样的研究同时也是令人望而却步的，日常生活琐细杂乱，而理论研究要求严密而系统。作者仔细而全面地清理了各种关于大众文化和媒体研究的方法及其结论(权力、控制、接收、异化、现代性，等等)。在阅读此书的过程中，读者可能会感到某种不适应：因为作者并没有对电视在日常生活里的位置作一个简洁明确的论断，而只是致力于揭示这个位置如何在我们当代文化错综复杂的背景因素里被建构出来。不过，它却另有一种放弃追求现成答案的思维惯性，在思考的过程里增加认知，从而深受启发的阅读乐趣。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

【注释】

[1]在1983年2月20日的《星期日泰晤士报》上，报道了纽约一个名叫吉尼罗·加西亚的学生在父亲不让他看电视后开枪自杀的事情，他留下的遗言是：“我的电视，在心里我是要带着你一起走的。我爱你。”

[2]“郊区性”在这里可以看作是一种隐喻。因为郊区既不是城市也不是乡村，它具有城市同时也具有乡村的一些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