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主持人的选择

影像实验一：对主持人的选择

在2004年台湾所谓的总统选举之前,凤凰卫视推出的系列纪录片《权心权意》——台湾政变17年,请你设计一个合适的主持人并写出策划方案。

董嘉耀(凤凰卫视“时事直通车”主持人)

窦文涛(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主持人)

李　敖(中国台湾作家)

吴小莉(“小莉看世界”主持人)

作品背后的故事一：访第45届世界新闻摄影比赛

图3-22

年度最佳世界新闻奖得主

埃里克·雷夫纳

埃里克·雷夫纳,1971年生于丹麦哥本哈根。90年代初期曾在丹麦军队担任军官,曾为丹麦国家队五项全能运动员,后改行为一名职业时装摄影师当助手。1998年,入丹麦新闻学校学习新闻摄影。

问：你怎么开始涉足摄影的?

答：我过去是丹麦国家队的专业运动员。在我有了想法改行从事摄影工作的一天,我去看望一位搞时装摄影的朋友,他说想找一名助手,我就主动请缨,于是第二天就开始了工作。18个月后,我在摄影技术方面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拍摄技术更成熟后,我就可以专心创作了。

问：改行当新闻摄影记者是你深思熟虑后的选择吗?

答：开始阅读关于新闻摄影的书籍后,新闻摄影渐渐深入我的内心。那些不需要影室的各种设备,没有灯具或模特儿,在稍纵即逝的瞬间抓取到的影像让我吃惊。这种挑战性吸引了我,我知道这就是我想做的。为了进入丹麦新闻学校学习,我得通过全天的考试,从早上7点到下午5点,其中包括完成4个小时的摄影作业。新闻摄影已经成为我生命中的目标,我花了一年的时间来准备这次考试。1998年9月,我开始了在丹麦新闻学校的学习,希望在今年夏天完成学业。

问：是什么让你觉得自己适合做一名新闻摄影记者?

答：首先,我想把我对社会各方面所感兴趣的事情反映出来;其次,对于所从事的职业,我有一个个人的承诺,那就是一旦我选择对了,我就会尽全力去得到我所想要的。最后,我有去承担许多艰难任务的准备。

问：你是怎么工作的?

答：我喜欢独自工作,进行自己的探索,写自己的故事。我工作的方式就是进行彻底的探索。在我开始拍摄前,我会对所要拍摄的图片故事的背景做一个清楚地了解,这样一来就会知道自己下一步要做什么,才能集中思路。我的方式是全力以赴,尽管这样一来时常让人觉得耗尽精力,但结果是让人满意的。

问：是什么激起了你对阿富汗的兴趣?

答：当我在《贝林时报》实习时,丹麦国内关于如何处理难民问题的争论在激烈展开。我对政治很感兴趣,我发现世界上1/4的难民都来自阿富汗。在我向编辑申请经费之前,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研究阿富汗的难民问题,并收集各种讨论的意见。之后,我很轻易地就说服了编辑。

问：你是在什么情况下拍摄到了获奖照片的?

答：在我拍摄哥伦比亚的艾滋病患者这一专题时,就与“无疆界医生”组织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在巴基斯坦,我又与他们取得了联系。他们警告我天黑之后不要走进难民营,于是我请我的翻译在晚上帮我收集信息。

阿富汗北方联盟和塔利班如火如荼的战争和30多年来最严重的旱灾使许多阿富汗人背井离乡、流离失所。当一批新难民到来时,我的翻译告诉我,一户人家正在为一位因脱水而死的孩子筹备裹尸布和墓石。于是我前去表示了哀悼,孩子父亲允许我在他们为孩子准备葬礼时拍摄一些照片,当时的情形真的很紧张,因为在那种状态下,人的精神非常敏感和纤弱。我和他们一起祈祷,非常小心的不去触动他们的伤痛。

图3-23

问：对于下一个要拍的主题,你有什么想法了吗?

答：我开始研究一个逃避社会的人的团体,他们开着老式美国车在瑞典环游。他们的时间主要用于聚会、听摇滚乐、酗酒。我将和他们一起生活一段时间。不过我也愿意接受其他拍摄任务。我不希望人们认为我获取大奖后,就在制造一些奢侈品。从5月份开始,我与其他7位自由摄影师一起共享一个影室,我们的工作遵循的是不同的规律,这样大家可以互相学习。

问：你会一直从事这个职业?

答：很难说,我的摄影师生涯还刚开始。我热爱这个工作,现在,我觉得我想在余生都做这个工作,但将来会怎样就不知道了。

(引自《摄影世界》,第38页,新华社摄影部主办)

作品欣赏一：《艾滋病村的故事》

图3-24

作品欣赏二：《姐姐》

分析：

(1)人物选择的灵活性：

这个纪录片原本不是拍摄这对孪生姐弟的,而是一个电视台的命题作文拍摄姐弟俩的爸爸——一个模范警察。可是在拍摄过程中制作者发现了这对有趣的姐弟,顺带就完成了这个命题作文的“副产品”,而且获了全国奖。关于这一点,从片中警察妻子的话不难看出,儿子问妈妈,今天为什么做这么多菜,妈妈答,今天家里来客人了,儿子不解地问,谁是客人?妈妈话里有话地说,你不知道谁是客人啊?你爸爸天天不回家,不是客人吗?这一段其实是妻子在夸自己的丈夫一心扑在工作上。这种情况在实际的采访拍摄中很普遍,为了使镜头不漏掉有价值的人和事,制作者必须以开放的心态敏锐地捕捉现实生活中一切有趣的人和事,甚至包括与采访目的不甚相关的。

(2)在不违反生活真实的前提下,对人物进行适当调度：

这个片子主体内容的拍摄都集中在警察一家人在晚饭前后几个小时的时间里发生的故事。假如没有适当的调度的话,很难实现这么集中的拍摄取材,请看片中的这一段,警察妻子打电话给丈夫希望他能带儿子去看甲A足球比赛,丈夫说没有时间,然后妻子就带着两个孩子去逛街。这时制作者显然采取措施使丈夫回家等待他们回来并亲自下厨做饭。原因是必须给拍摄对象创造一个能够展开故事的空间,警察回家,四口人才能在一起展开故事。

作品欣赏三：《丢丢的家在哪里》

1997年,被解救出来的丢丢在医院治疗时,其母郭立芹面对着被吸毒者摧残得血肉模糊的孩子,竟显出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见图3-25)

图3-25

1999年,在河南女子劳教所接受改造的郭立芹与丢丢相见时,曾泪流满面地表示,出去后一定要在家乡好好的带大自己的孩子。(见图3-26)

图3-26

2004年5月17日,郭立芹再次因吸毒被北京警方拘留。此时的她,与刚从劳教所出来时的她判若两人。当记者问及丢丢的抚养权时,郭立芹表示,孩子是她的,谁也别想夺走!当记者质疑她作为母亲的责任时,她则无言以对。(见图3-27)

图3-27

丢丢在大山里的家。(见图3-28)

图3-28

丢丢最开心的是上学,即使舅舅在4年里只给丢丢缴过200元学费,乡村小学的老师们还是收留了丢丢。由于买不起教科书,他全靠在教室听课记住所学内容。即便如此,丢丢的学习成绩还是不错,有时候,别的同学解不出的算术题,还要找他帮忙。老师认为他聪明,领悟力强。

图为丢丢在课堂上按唐诗《独坐敬亭山》的意境,画了一幅充满儿童想像力的画。(见图3-29)

4月8日,正逢丢丢10岁的生日。他从外面拾来柴火,亲自动手,给自己炒了一碗猪油米饭,算是对自己生日的祝福(见图3-30)

今天已经10岁的丢丢变得沉默忧郁,孩子对于母亲的渴望 似乎已成为遥不可及的梦。

图3-29

《丢丢的故事》始于1997年夏天,北京警方从吸毒者手中解救出年仅3岁的丢丢他被身染毒瘾的亲生母亲郭立芹当作所欠毒资的抵押品,给了3名吸毒者,遭受到了非人的摧残。事发后,郭立芹,这名从河南信阳山区农村到京打工、将丢丢推入深渊的母亲,被劳动教养两年。

图3-30

图3-31

《南方周末》刊出有关部门报道后,引起社会强烈反响。1998年,这组报道在全国禁毒展中展出,丢丢的命运再次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很多好心人表示要收养这个无家可归的孩子,但因郭立芹的坚决反对而作罢。康复后的丢丢回到母亲老家,由当地民政部门代养。

1999年4月8日,丢丢5岁生日这天,河南省女子劳教所为丢丢和即将解教的郭立芹举办了一个特殊的生日,母子二人分离两年后重新团聚。记者做了《归来的母爱》的后续报道并再次在《南方周末》等媒体上发表。作为一名亲眼见证丢丢全部苦难的记者,和所有关心他的人一样,期待他能有一个全新的未来。

然而,今年3月10日,一个来自于大山里的电话却粉碎了这美好的愿望。丢丢的舅舅说：丢丢已被他妈妈扔在这儿快4年了,家里太穷,他不想再被丢丢拖累,问记者是否能给他找个人家。

带着疑问,记者于4月5日踏上去河南信阳的火车。在5年前丢丢与记者挥手告别的旧屋里,记者见到已经10岁的孩子。他长高了,也瘦了,而那忧郁的目光,仿佛告诉记者曾经发生的一切……

1999年4月,就在丢丢母亲回到山村后的第3天,曾经发誓说要在家乡好好带孩子的郭立芹再也呆不下去了。想要找回从前生活的她带着丢丢回到北京,在城市的某个角落里租了一间平房度日。丢丢回忆到,妈妈大多在晚间上班,直到第二天早上才回来。晚上是丢丢最不愿过的,空空的屋子令他害怕,噩梦总是在黑夜里伴随着他。

但这样的生活维持不到5个月。1999年9月底,郭立芹将丢丢交给了信阳一个做生意的远房亲戚。2000年8月,丢丢又被送回山村,与舅舅、姥姥生活,在此后的4年中,郭立芹只回来过两次。

丢丢家很贫困,孩子总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一个月吃不上肉是常事。丢丢的姥姥精神不太正常,经常骂他,还和他抢东西吃。

丢丢学会了洗衣、做饭、生农家土灶,独自走漆黑的山路去上学或打柴。他很少向别人提起自己的妈妈,却总爱守在电话旁边,因为妈妈曾从北京打电话给他。他害怕写关于家庭描述的作文,“我的爸爸”或“我的妈妈”一类的题目总会令他不知所措。丢丢在家经常沉默不语,尤其是舅舅每每提起关于趁早将他送人的话题时。

当记者带着丢丢来到信阳市平桥区民政局要求解决收养问题时,工作人员解释道,根据我国收养法规定,“收养人收养与送养人送养,须双方自愿”,因丢丢的母亲健在,送养丢丢须征得其母亲的同意,否则孩子将不能被他人收养。4年前一些海内外有爱心的人曾纷纷表示收养丢丢,却遭到郭立芹阻挠。丢丢也无法进入孤儿院,因为他有母亲。现在,摆在人们面前的似乎是一道无解的难题。不知道丢丢的悲剧何时才能结束?谁又能给他一个完整的家?

在丢丢的记忆中,妈妈曾从北京给他打过电话,还给他寄来一顶红色的圣诞老人帽,这是身处大山里的他所为之快乐的东西。(见图3-31)

(引自《南方周末》,2004年5月20日,摄影报道：居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