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声记忆是广播有声语言传播的审美沉淀

五、音声记忆是广播有声语言传播的审美沉淀

广播语言的传播是“口耳之学”。心理学研究表明，单纯从听觉获得的信息，一般只能记住15％左右，如果把视觉和听觉结合起来，一般可以提高到65％。因而有人推导出听觉具有无法克服的、天生的弱势。但具体到广播有声语言传播中考察听觉意义，就不能那么简单地下结论了。深入追问收获以下思考：

第一，听众收听广播获得信息的“音声记忆”与一般情况下的“记住”在心理过程上有很大差别。听是为了交流，一般情况下，听众收听广播的行为处于自发的、无注意收听状态，所以听众的内部交流是主要的意识活动。借助听觉感知，形成声音表象，进而产生内部交流的方式一般是联想、想象和感悟。除了与自己、与自然的交流，即内部交流，听众由听而延展出的交流方式还有与他人的交流，即收听过程中与他人交流、收听行为结束后与他人交流。交流的内容大致有交换信息、消闲娱乐、抒发感触、发表议论、联想、想象和感悟等。交流的范围大致有就节目本身内容的谈论、与节目内容相关但目的不明或偏移的评价。出于交流的目的，听众收听广播的主要诉求是获取信息、娱乐身心、寻求互动甚至只是单纯的消闲。消闲的动机往往使听众处于无注意收听状态，而获取信息、娱乐身心、寻求互动的诉求使听众收听状态在注意和无注意之间流动。获取信息的目的不仅仅是满足于成为“15％的知道分子”，更多的是为了通过信息交换的方式在组织、个人、内部传播的交流和沟通中产生心理快感、满足感和认同感。所以，收听过程中有声语言表达者所有重音、语气和基调的暗示都会引发听众的联想和思索，思考的成果同有声语言的内容本身一起成为受众“二次传播”的素材。如此处理信息的效果往往大于15％。收听广播的复杂诉求和收听时的心理流动状态使我们不能简单根据15％就判决声音传播有难以克服的先天弱势。

第二，15％的数据是值得探讨的，实验数据变量导致结论的变动，普通实验条件下得出的数据变量不能作为衡量大众传播效果的结论。本书认为，在广播传播中，考察听众获取信息的实效更大程度上依赖于传播的内容、方式和策略。

第三，西方语言学家在研究言语链时，采用了分析的方法，从语言学、生理学和物理学三个平面分别对言语活动进行科学梳理。他们所得出的结论对于说明有声语言的时间性是很好的佐证。语言的时间性导致语言记忆的难度很大。在借鉴西方科学研究成果的同时，我们又发现汉语的言语链不仅具有时间性，还具有想象的空间性。由此，有声语言表达使画面感，即空间性的审美维度得以成立。如果说中国诗歌的魅力在于汉字、表现手法、审美倾向三者的结合，那么，广播有声语言的魅力就在于汉民族共同语（即普通话）、表达形式和审美理想的共建。汉语普通话中音节是表意的最小语言单位，用声调来辨析字的异同，在音节内部元音清晰、响亮、饱满，同时汉语普通话的表情功能细致、鲜明、丰富。这些都是汉语普通话有声语言表达与西方语言表达不能相提并论的现实依据。汉语和西方语言在语法结构上的差异，使得西方语言重视逻辑，汉语在表意的基础上重视表情和意象。听觉中存在神奇的“第三只眼”，这种联觉能力使听觉能够“看到”有声语言中的画面，这个想象的画面比视觉感知到的现实的图像更富于想象力和超越感。汉语有声语言的画面感使语言记忆成为审美活动，表现为审美感受的沉淀。

通过听觉想象获得具有画面感的声音意象是一种独特的审美实践。在这个实践中，对有声语言的音声记忆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文化和审美的沉淀。语言除了具有意义送达功能之外，更多地以创造的功能实现其表现的目的。表现性不仅使语言成为送达意图和思想的手段，而且具有揭示情感、创造意象的功能，更能够体现表达主体“具有某种意味形式”的“姿态”。因此，与其他艺术表现形式不同，有声语言的表达是一种寓意丰富、充满动感的行为“姿态”。这种声音的“姿态”不只是被记忆和理解的，主要是被感知和回味的。换句话说，声音的深层意义并不在于被感知和记忆，而是经过这些路径幻化成审美意象的积淀。表达主体和听众民族文化心理、时代精神的共同背景使积淀成为可能，表达主体和听众经验的视阈融合加强了积淀的分量。当有声语言表达的声音“姿态”与内容意义实现了真诚、默契和美感时，积淀就不仅仅发生在个别、当下之中，而是超越地域和时空，具有了民族性、历史性的宏观内涵。

人同社会、自然和宇宙发生关系的方式多种多样，听觉是较之于视觉、味觉、嗅觉、触觉、运动知觉都更具有可能性、超越性和自由性的感觉方式。通过听觉容易产生“感觉挪移”，由声音的形式和意义获得对世界的联想、想象、思索、感悟。在心理上产生创造和审美的快感和满足感，满足人作为一个“实在”的全面实现的美好愿望。从这个意义上讲，广播是调动人的全面自我的媒介，广播有声语言艺术的魅力在于使“调动”成为直接现实。

【注释】

[1]〔美〕John B.Best著：《认知心理学》，黄希庭主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0年版，第36页。

[2]参见〔美〕John B.Best著：《认知心理学》，黄希庭主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0年版。

[3]〔美〕John B.Best著：《认知心理学》，黄希庭主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0年版，第37页。

[4]〔日〕池上嘉彦著：《符号学入门》，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5页。

[5]参见〔美〕本杰明・李・沃尔夫著：《论语言、思维和现实》，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6]参见〔美〕本杰明・李・沃尔夫著：《论语言、思维和现实》，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7]〔美〕John B.Best著：《认知心理学》，黄希庭主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0年版，第110页。

[8]〔美〕爱德华・萨丕尔著：《语言论》，陆卓元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3页。

[9]〔美〕M.李普曼编：《当代美学》，邓鹏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年版，第283页。

[10]〔美〕John B.Best著：《认知心理学》，黄希庭主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