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活化的根本前提

一、经验活化的根本前提——主体间性驾驭

哈贝马斯在《语式伦理解释》中强调，主体间性的目的在于说明和关注“自我”与他者的社会关联，这是植根于生活世界的交往结构的理性内涵。

首先，“主体间性”突破“主客二元”、“主客对立”的束缚，更新认识世界的根本视角，充分尊重宇宙间万事万物存在的价值和功能，在对话和交流中让“他者”成为自我全面实现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广播节目中，“他者”是非常复杂的，涉及社会、媒体语境、传播规律、语言属性、创作手段、听众性质等等。综合各种复杂因素，有声语言作为一个载体，语言传播的交流功能集中体现为互为主体的要素进行的理解、对话、沟通等相互作用。以广播有声语言为“居所”的表达主体和接受主体之间的交流是一种能量交换和精神交往。在这种精神交往中，人们享有的共通的价值体系得到流通和推广。更多的交往是具有可传释、可互换、可再创造特质的审美情感交流。这种情感是一种经过抽象走向更高的具体的情感，是以具体形式显现的一种普遍的情感本质。它既饱含着情感直接的、具体的、生动的、突发的乃至非理性冲动的特征，又饱含着经过抽象的、高级的、凝结的、沉积着丰富理性思考的内涵。在这种情感交流中，想象具有重要的作用，它是主体间建构意象、情感乃至意境的“调解”与“中介”因素，也是本原体验及本原情感在交流中转化为创造性体验与创造性情感的“调解”与“中介”因素。

其次，“主体间性”另一重要含义是它在语言和传统中运作的历史性。人类的理性追问和情感升华归功于语言在继承的旅途上不断地记录和自我超越，主体间性使语言在传承中多角度、反复自省，书写一部最为系统的人类文明历史。因此，“主体间性”是在交流实践及其验证中达到的客观性、解释的普遍有效性和理解的合理性。

广播节目以语声的方式进入表达主体和接受主体的交流中，并且建构起代表着共主体性与互主体性的主体间性。本书借鉴“主体间”的本来含义创造性地处理广播有声语言表达中的主体互动的问题，注重“主－客体”关系的认知模式到“主体间”的理解—共鸣模式转化，最终达到主体驾驭主体间的理想模式。

达到主体间性，即在社会交往中形成的交互理解、艺术价值判断趋同、不同趣味间的沟通、对话，必须依靠教化的手段。教化决不是我们日常理解的“说教”和“强制”，而是一种致使心灵和精神境界的演进的传播方式。伽达默尔也曾谈及，“教化不是一个程序或态度的问题，而是一个既成存在的问题。如果我们不事先具有一种对于艺术作品或过去‘他者’的接受性，那么我们不能对流传物作出更精确的考察和更彻底的研究。我们追随黑格尔正是把这一点强调为教化的普遍特征，即这样地为他者、为其他更普遍的观点敞开自身。在这更普遍的观点中，存在着一种对于自身的尺度和距离的普遍感觉，而且在这一点上存在着一种超出自身而进入普遍性的提升。”^[1]在大众传播的语境中，教化的效果建立在主体间共建的平台之上，是表达主体对节目内容、形式和接受主体认识、理解和驾驭的成果。

（一）实现主体间性驾驭的内部技巧——对象感与内在语

广播有声语言创新活动本质上是表达主体和接受主体艺术掌握世界的方式。表达主体和接受主体是语言艺术掌握方式主体，只是掌握方式的角度不同。有声语言表达是表达主体的艺术创作活动，是听众的审美活动；广播节目的有声语言是表达主体的创造成果，是听众的审美对象；广播节目是表达主体的创作母体和环境，是联结表达主体、接受主体和有声语言表达的纽带。从中我们可以抽绎出一个结论，通过广播有声语言表达这个“媒介”，表达主体和接受主体都把人及人的世界作为艺术掌握方式客体，因为人及人的世界是“能感受人的快乐和确证自己是属于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2]的具体、直接的物质体现者和承担者。本书着重谈表达主体、接受主体的主体间性共建。主体间性共建需要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

1.表达主体要解决节目旨意、内容和形式与表达的互动问题

广播有声语言表达的形式一般不外乎两种——有稿播音和无稿主持，两种表达形式的创作心理基础有所区别。先谈谈有稿播音，这种表达形态需要表达主体侧重调动情感思维，因为逻辑思维已经明确地暗含在篇章中，表达主体须厘清逻辑的次序和重点。因此，有稿播音对表达主体的文字感悟力有较高的要求，要能够感悟到文字的色彩和力量，以及文字背后的人文体验和实践的世界。有稿播音的创作过程一般是一个“理解—感受—表达”的质的层级变化过程，其中任何一个环节的缺失或薄弱都将直接影响表达主体对节目旨意、内容和形式的把握。反过来，表达主体对节目旨意、内容和形式感悟得越深刻，它们为表达主体提供的暗示和意象也就越丰富。表达主体对节目旨意、内容和形式的把握，建立在明确提炼旨意、深入理解内容和自如运用形式的基础之上，是对“内在语”的自我解读、诠释和表现。“内在语”不单纯是“潜台词”，也不仅仅是“话里有话”、“话外之音”，而是语言的实在目的、色彩和功能。比如，新闻播报对新闻价值的表现首先是找到体现新闻价值的语句或者部分，其次通过语言表达的停连和重音等外部技巧强调和突出关键词。然而具有新闻美学价值的播音不止于此，而是通过语言的语气、基调、节奏更进一步把新闻价值的“内在语”暗示得非常鲜明，手法沉着、质朴、不张扬但目的明确。从这个意义上说，文本释义和图像叙述都不具有如此鲜明突出的、具有生命同质感的暗示和对话。

再谈谈无稿主持。这种表达形态需要表达主体偏重发挥逻辑思维能力。要求表达主体在语言功力的助推下，充分发挥语言组织和思辨的能力。尤其是在即兴的无稿主持中，表达主体要具备语言扩展力，语言扩展力的基础是思想的深邃、视阈的开阔、逻辑的严谨、语汇的贴切以及反应的快速。在广播有声语言传播中，虽然体态语和环境语言的辅佐不能在听众面前展示，但表达主体在进行语言传播时，势必利用恰当的副语言，适当夸大地将语言感染力、趣味性表现出来。此举的依据就是节目的旨意、内容和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节目的旨意、内容和形式在无稿主持中对表达主体的“反把握”力度更大。

表达主体对节目旨意、内容和形式的把握还体现在对表达的监测和内省上。调动理性审视和客观分析的手段，对表达现实进行及时评价和调整。这种把握与话筒前的“杂念”有本质上的区别，突出表现为行为目的不同，对表达的调检是积极、主动地调动生理和心理的一切自我感觉，在有声语言定向流动的过程中，对表达进行体验、发现、检验和调节，是对不当的和固化的表达片断的修正；而话筒前的“杂念”是随机的、盲目的，更多情况下是因为顾及自我形象，对刚刚说出的语句发生下意识的反应，不是顺应有声语言定向流动的规律，为实现表达的预期目标而主动调整。所以，表达主体对节目旨意、内容、形式的把握体现在表达过程中与各因素的互动中，是创造性表达自觉实现的前提。

2.表达主体要解决对接受主体的设想和与之互动的问题

在播音创作的基础理论中，有非常关键而且切实的对象感理论。对象感是表达主体“必须设想和感觉到对象的存在和对象的反应，必须从感觉上意识到听众的心理、要求、愿望、情绪等，并由此而调动自己的思想感情，使之处于运动状态。”^[3]表达主体依据要表达的内容，预测听众的收听心理和状态，利用合情合理的联想和想象对听众进行“定位”，进而对听众实施预设性传播策略。由节目定位的号召而形成的听众共性是可以笼统把握的，但个体在收听过程中由听觉感知而产生的心理感受是微妙而独特的，表达主体很难及时地、准确地把握，因此，听众“定位”是不确定的、模糊的、流动的。表达主体的对象感是艺术性语言创作的心理技巧，是一种感知和想象的创作心理，广播有声语言表达的对象感是“目中无人，心中有人”和“目中有人，心中有人”的二者结合，不能偏废。当表达主体“目中无人”时，心中的听众是有一定的规定性的，即“我要播给谁听”，而不是“谁在听，我就播给谁听”。这样的对象感源自明确的传播目的、强大的传播信心和细腻的传播语言表达技巧。“谁在听，我就播给谁听”的创作动机是消极被动的，散发着惰性，表达主体因此会显得“面目”模糊；而“我要播给谁听”的对象感是主动的，充满着创作的勇气，表达主体的出场显示个性鲜明、责任感强。当表达主体“目中有人”时，并不是说就不需要对象感了，这种创作心理的调动技巧仍然十分必要。虽然对象在视野范围之内切切实实地存在，同时，表达主体还必须明确意识到，与面前受众的交流是对收音机前不见面的受众的交代。当“目中有人”时，表达主体的对象感在“这一类”共性的和“这一个”个性的受众设想中流动。“这一个”对象的喜怒哀乐、思想言语都预示着特殊的意味，表达主体需要相应做出善解人意的、恰当到位的反应。如果缺乏这种敏锐的洞悉能力、善意细腻的感同身受，表达主体的语言就会缺乏直接针对性，不能碰触到听众心中“最柔软的地方”。随着主持人节目的大量出台，“目中有人”的交流越来越多。主持人与嘉宾的访谈是否吸引和打动听众，不仅仅在于嘉宾的号召力，更在于主持人是否抓到属于这个嘉宾而不是适用于其他任何一个人的话题，是否在话题的交流中表达出属于“这一次”而不是存在于其他节目中的一般化观点、态度和情感。有没有对象感、对象感是否具体鲜明，直接影响主体的表达愿望、表达状态和表达目标。对象感是广播有声语言表达“存在”与否的生命线。这里的“存在”不是声音物理学和生理学层面的存在，是灵魂和精神凸显的生命存在。缺乏对象感、对象感模糊的有声语言表达在广播节目中是典型的“对他主体不认识”，不应该有“生存权”。

在同一轮表达中，对象感是既鲜明又富于细微变化的。在广播有声语言传播中，对象听众是接受主体，在有声语言传播的当下，接受主体不断地发生数量和性质的流动。有声语言引指的对象属性发生变化时，表达主体的声音形式、语气和基调势必也相应地发生变化，不过变化的依据非常复杂。表达主体对象感调整的依据如果只是受众的数量和性质，那么，难免会陷入固化和被动，所以，只有以受众的数量、性质为基础，在此之上密切联系表达的内容，具体分析和细致体会内容对受众内心的影响，同时以表达主体社会的、人生的、艺术的体验为向导，充分调动对象感的技巧和语言表达的技巧，才能使有声语言在情感和形式上具有美感。因此，接受主体能够体味并接受有声语言的蓄意引导，时而专注参与节目内容，时而隐退陷入联想，有参与时的感情波动、冷静思索，也有隐退时的审美享受、愉悦共鸣。

艺术作品本身对世界的反映是在期待中完形的，只有进入到接受主体的视阈，同他的期待相接触、相激荡、相融合才会显示出艺术作品的价值和创作的意义。而接受主体对作品的作用不仅仅局限于对文字、声音、图像、造型等实在的对象或实在的过程的感知觉，其深层的意义在于这些实在的对象或实在的过程调动了自身的认知经验、情感经验和审美经验，并且，经验在时间和空间的广延维度上有一个不断加强或减弱的过程，来自不同侧面和层次的多种意识活动对这个过程施加影响。广播节目不是通过有声语言传播出去就可以“到达”听众的，而是必须在与听众的期待和经验相融合之后才具有传播的力量和美感。

3.表达主体要同时解决驾驭节目和接受主体的问题

在保持对象感适切性的基础上，表达主体思想感情的运动状态不是“一往无前”的，心理的注意状态不能“一心一意”、“专心致志”，要剥离出一部分精力（注意的边缘）对行进中的有声语言表达状态和形式进行“自我调检”。“自我调检”是否及时、灵活是检验表达主体语言传播驾驭能力的指标，是有声语言表达创造性的体现。“自我调检”的心理基础是表达主体有意识地兼顾节目旨意、内容、形式的表达需要和接受主体的功能需求。统领两方面需求的内部表达技巧首先是内在语的明示。换句话说，身处不同现实环境中的受众在某个特定的传播语境中与广播节目邂逅，蕴藉丰实的内在语仿佛是双方的“月下老人”，有声语言的“心迹”能否迅速、明晰地投射进受众的心间，全凭“月下老人”的明确意向。

在“目中无人”和“目中有人”的虚拟交流语境中，在表达主体“自我调检”能力的支配下，巧妙运用对象感和内在语的内部表达技巧，其效果的强弱决定了主体间共建的格局。这个格局强调主体间相互投射、筹划，相互溶浸，同时它又秉承相互批评、相互否定、相互校正、不断调节的批判功能。这二者是主体间共建的一体两面，一方面展开了主体间本位的广阔天地，另一方面不断达成主体间的意义生成，是对立中介的第三生成物。^[4]这个生成物不仅使有声语言的推进有了理由和意义，而且在诠释广播传播本质内涵的同时实现了情感的交流和文化的沟通与传承。

以上三个方面的结构关系是有机的循环系统，即这三方面的问题有时候是先后解决的，有时候是需要同时解决的，在解决的同时又开始新一轮的“问题解决”。我对主体间共建的强调始于人都有个体性的“自我盲区”，我们看不到自己的面孔和背部，只有通过他者的折射或反射才能进一步认识世界、拓展实践。并不是说，强调了主体间共建就必须削弱或隐蔽表达主体。主体间共建也不意味着各方主体同时出席，并且都处于中心地位（事实上这是不可能出现的现象），它们是相继出席，自觉换位，参照其他主体对自己的经验进行主动性调检。在节目播出前，表达主体做了大量的主动性工作，这时接受主体隐匿在场或保持沉默；在有声语言表达过程中，表达主体和接受主体同时在场，各自发挥自己的主动性；节目反馈阶段，接受主体的发言权拥有强大的可见效果，作用于下一轮有声语言传播的活动，为表达主体提供调整表达策略的依据。因此本书旨在通过主体间共建收获的成果促使表达主体减少“自我盲区”，强化自我观照，深化他者关怀。

（二）主体间性驾驭的置顶形式——情操教化

从目前的传受关系来看，广播传播同其他大众传播媒介一样都是一张“强制的牌”。听众即使不断地调换频率也只是在各家媒体提供的内容范围内选择。因此，作为强势的媒体，有责任保证听众选择和接收的权益，为他们提供高质量、高品位的节目。有声语言几乎承载了广播节目所要传播的全部意义、情感和形式，语言表达的作用不言而喻。在这种局势下，有声语言传播的主动权足够大地掌握在传播主体手中，因而有声语言创新的可能性令人乐观。但是，在语言表达的现实中，经常看到“流行病”恣意蔓延的情况发生。比如“语言多动症”，传播意图模糊而飘忽不定，主持人用急促的语速、突变的语势、繁琐的语言充斥整个节目，令人“耳不暇接”、“慌不择音”；又比如“千人一调”，有很多广播主持人语言“流利”得就像唱歌，拖腔甩调，如出一辙……追根溯源，多是因为表达主体将主持节目当成工业化生产的流程，缺乏创造意识和创新标准的认知，因此生成的语言复制性多于创造性。这是主体缺席和异化的典型现象。广播节目没有画面的协同和整合，有声语言所占比例势必很大，所以更加需要有目的、有效果预设的驾驭。表达主体的驾驭能力是有声语言创作的原动力，其实质是在主体间性驾驭中，表达主体的传播理念须具有创新性和先进性。

我们公开承认大众传播媒介肩负着舆论宣传和引导社会文化方向的使命，广播节目负有教化的功能。德国语言哲学家威廉・冯・洪堡特指出：“如果我们在我们的语言里讲到教化，那么我们以此意指某种更高级和更内在的东西，即一种由知识以及整个精神和道德所追求的情感而来、并和谐地贯彻到感觉和个性之中的情操。”^[5]这其中的关键词首先是“情操”，而前置的修饰语中，我更想强调的是“情感”。这里的“情感”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常提到的情感，它是一种系统的、恒定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精神世界的本质属性，是超越零碎、常变和个体性的可感知存在物。情操就是将其贯彻于更贴近个体的、现实的感觉和个性的外化形式。我们总是可以从情操中推衍获取其本质意义上的情感。表达主体首先必须具备职业的、高尚的、超越的情操，否则无法肩负大众传播的社会责任和功能。大众传播媒介是创造大众文化的主体之一。诚如法兰克福学派所批判的那样，在追逐商业利益最大化的驱动力掌控下，西方大众文化的发展和传播使得资本主义文化越来越分崩离析和零散化，“商品成为它自己的意识形态”，大众媒介成为资本的附庸，并且强化了文化上的零散化，中心与边缘的区分模糊，中心即边缘，边缘即中心。中国的大众文化属性与西方大众文化不同，大众媒介本身是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组成部分，从政治和文化意义上说，它就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大众性象征。大众文化的表现形式和现象与主流文化、经典文化不同，但只是情态和样式上的不同，而决非本质不同。社会文化生活也是一个生态层构，需要多样性和核心性的结合。如果使大众文化对社会生活产生深刻的、积极向上的影响，就要保证大众文化的性质、导向和主流等的合理性、正确性和经典性。传播者是代表媒介主导着大众文化的生力军，其传播观念、思想水平、素质能力和精神品位是体现主体驾驭意识和能力的保证，对广播的教化功能起着关键作用。而语言的教化功能主要诉诸情操的教化，而非语法的、知识的、表层意义甚至僵化意识形态的教化。单从影响有声语言情操教化功能的核心因素来看，当前大众传播主体的队伍中存在着两种倾向，对发挥广播有声语言传播优势非常不利。一种是“重文轻语”的思想。有人认为，“说得好不如写得好”，“会说的要让位于会写的”。本书认为，说得好的前提是一定要写得好，好的有声语言表达原封不动地诉诸笔端，就应是一篇美文。但是，反推回来，写得好不一定说得好，而广播传播要求必须是说得好。于是，我对有些现象颇为不解——说得不好的在广播中滔滔不绝——无论他是“会写而不会说的”还是“既不会写也不会说的”，出现在广播中都是有碍节目形象和质量的，长此以往对事业的发展成熟不利。另一种倾向是缺乏创新意识，希图捷径，热心克隆。认为模仿就是时尚，时尚就是好的。模仿表现为“远搬西方观念，近学港台语言”。西方广播的起步和发展都比我国的人民广播要早，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同时也存在应该吸取的教训。更加不容忽略的是西方的意识形态、经济水平、民族心理构成、社会文化背景与我国差别很大，有些观念和模式很难在中国实现“本土化”，何况是照抄照搬。西方大众传播的理念是政治理念和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加分析的简单模仿势必对国家的文化安全和社会稳定造成威胁。语言是民族文化和时代精神最直接、最鲜明的表征，纯正的汉民族共同语的字正腔圆、韵律盎然、情致独具，是新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之后，情操坚贞、气魄豪迈、精神独立的真实写照。普通话的优美是具有文化蕴涵并且意味深长的。在新的历史时期，广播语言散发的时代感较之20世纪五六十年代会有不同的情态，那也是优美动听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因此，无论从理性角度还是情感的角度来看，广播有声语言都肩负着继往开来，传承中华民族的血脉和气节的责任。某些传播者以“时尚”为托词追求对传统和经典的全面颠覆，更有甚者抓住偶然机会中道听途说的一鳞半爪，就信口开河、移花接木。有些人动辄“言必称希腊”，但实际上对全球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关注不多、分析不透。比如，有人对锤炼语言功力非常不以为然，认为“国外根本没有播音专业”。这也算是事实。但以美国为例，他们非常重视培养和锻炼全体国民的口语素质，著名的卡耐基口才培训学校门庭若市；在广播电视行业，美国著名节目主持人芭芭拉・沃尔特斯在出任ABC的晚间新闻主播之前，已经在NBC的早间节目《今天》工作了近15年。她长时间没有获得做主播、主持人的资格，主要原因是她带有口音的“er”音影响电视台权威公正的形象。这些只是部分的实证，至于我国业内熟知的克朗凯特、默罗、丹・拉瑟、詹宁斯等等，都是经过长期磨炼，语言功力十分出色的著名主持人和播音员。如果坐井观天、一叶障目，我们不仅看不到自己的差距，而且还会沾沾自喜，停步不前。在大众传播领域中，停滞就意味着倒退。谁的目光短浅、整体素质差，谁就会丧失发言权，逐渐淹没在世界讲坛的众语喧哗声中。宣传艺术一直是我国强调的重点，但总是差强人意，关键是“主体出场”和“主体驾驭”的意识薄弱，广播有声语言的表达主体要敢于扛起艺术传播的大旗，为传播事业树立扑面而来的中国品格的大气形象。

如果表达主体缺乏驾驭意识，有声语言情操教化的功能疲软，则势必导致大众传播成为扰乱社会文化生活正常秩序和健康发展，甚至威胁国家文化安全和民族精神的破坏性力量，其后果哪堪设想？

前面探讨过广播有声语言诉诸联想和想象才取得了独特性的存在价值，但是如果表达主体欠缺驾驭的技巧和能力，就会导致联想和想象的消极作用扩大，即联想和想象天马行空地铺展，逾越语言意图的主干，旁逸斜出，不加控制。对表达主体来说，不易保证传播者的引导作用，淡化了形象；对接受主体来说，审美意象随意流动，干扰经验的有效更新和整体重构。因此，从表达的技巧层面来看，表达主体必须能够驾驭有声语言的走向和效果，这样才能对主体间经验融合和共建发挥引导和促进作用。

在主体间共建层面之上，实现主体间性驾驭的较好方式是隐性教化。由于公共交流体系的日趋系统，听众的价值判断和审美判断愈来愈独立，表达主体的主体间性驾驭不是对听众的价值观和审美趣味的武断钳制，而是通过对语言的人化、生命化和艺术化，把主体的气、性、形、神、风、格、情、韵等诸多素质凸显出来，并转化生成为语言艺术的本身属性，这是表达主体的主体间性驾驭的理想境界。

在有声语言表达的实践中，“让经验活起来”是听众与表达主体搭建审美共感、精神共鸣的基本理念，是主体间性在语言传播中发挥作用的重要背景。没有哪个媒介比广播更需要通过声音激活主体间经验，而声音的种种属性令主体间性经验的活化带有强烈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的色彩，这是主体间经验对语言传播更为高级的“参与”。在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参与中，大众传媒所倡导的价值体系和审美标准得到推行，听众和语言一起为美学精神的传承进行了独到的探索和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