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社会基础

二、大众社会与大众：作为社会基础

大众社会(mass society)是相对于传统社会而言的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最早出现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是传统社会在经历了工业化之后，社会关系、社会秩序因之逐渐改变而呈现的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大众”(mass)则是一个与“精英”相对的历史性概念，特指普通的、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地位、身份及其在社会关系中的位置。需要说明的是，最早沿用“大众”这一词汇的人，对“大众”满怀着鄙夷和不屑的姿态，并“从心里缅怀贵族式的生活与价值观，排斥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12]大众社会和大众是大众文化诞生和存在的社会基础，由于在大众社会中，大众迫切需要有一种文化来表现和满足其需要，也要求从消费的领域进入社会文化生活，这就使以大众为主要受众对象的大众文化应运而生。在此意义上，对大众社会和大众的认识，就成为我们理解大众文化的重要基础。

根据大众社会理论(mass society theory)，大众社会和大众的产生是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和城市化(urbanization)进程所造成的必然的、破坏性的后果。^[13]19世纪中叶，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历史过程，经济与社会状况的大规模变化使资本主义到来之前的种种社会关系四分五裂，从而在社会实践层面上形成了“大众社会”和“大众”的概念。正如英国学者斯特里纳蒂(Dominic Strinati)所剖析的，推动大众社会与大众文化出现的是乡村社会群体的瓦解、宗教的衰落以及与科学知识的增长相联系的世俗化，是机械化的、单调的、异化的工厂劳动的扩展，是在拥塞着毫无个性特征的人群的、庞大杂乱的城市中建立的生活模式，以及道德整合作用的相对缺乏。^[14]无论如何，社会的基础已不再是“人们”(people)，而是“大众”了。

从工业化的角度来说，工业革命大大改变了人们的工作关系，劳动者不再是负责整个生产和流通过程的农民，而只是负责中间的生产环节，与之前的原材料生产和之后的商品流通区分开来，这样的工作关系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劳动异化。在新的工业化社会的秩序当中，工厂或公司制度的结果是建立了一个个缺乏历史传统的新社区。这些新社区内外的居民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彼此间缺乏认同感。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大量的农民离开农村和土地，来到城市成为工人和移民。在新的社会环境中，结合众人的力量不再来自传统亲属、朋友之间的关系，而是现代生产关系中的契约制度和合同关系。从城市化的角度来说，作为大规模的人口向城市迁徙，是在近代工业化过程中逐步加速的，而在19世纪初期，全世界只有3％的人口居住在大约5000个城市，后来的现代化极大地加速了城市化的人口扩张。城市化的社会意义在于它改变了生活素质，将不同类型的人聚焦在一起。各地农村涌入城市的人口形成了新的城市人口，使得城市居民的异质性增大。他们和城市原来的居民在社会及心理上差别很大，使城市生活混杂着不同的习俗和规范，存在着就业、教育等方面的社会差异。在社会学研究中，这种现象被称为“迷乱”(anomie)。^[15]

研究者这样描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对大众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的影响：

工厂、仓库、公寓、新式住宅湮没了贵族的官邸和美丽的宫殿；联邦、国会、各种联合组织的争吵代替了沙龙、行会、宫廷的亲密气氛；市场的喧闹、交换的价值代替了中世纪以来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贵族的亲情以及小市民的伤感，连家庭教育也为学校一类的社会机构所代替了。^[16]

关于大众的定义，雷蒙德・威廉斯还提出了一个颇有影响的见解，即从大众社会形成后，人口向工业城镇的集中，工人向社会化大生产的集中以及工人阶级的发展这三个趋势来确定大众的出现和内涵，在他看来，“大众”主要是指无产阶级，即“由工人阶级派生出大众行动”。^[17]在威廉斯观点的基础上，我们把“大众”定义为由工业化生产方式创造出来的规模庞大、自由流动的城市平民和劳动者，包括了多数社会群体和社会阶层，与精英有着明显的区别。在这里，“精英”(elite)是与大众相对的概念，主要是指居于社会各领域中具有多种身份和资源的重要人物，包括知识分子和上层管理者。

概括研究文献，早期的“大众”主要有这样几个特征：

1.流动性

在社会学家看来，由于受到城市化以及城市生活的影响，使流动性顺理成章地成为大众的存在状态。德国社会学家西美尔(Georg Simmel)曾说过，“城市是个体自由之源”。^[18]不过，从更为深远的意义上说，工业化的影响才算得上是“个体自由”的真正“源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指出，“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这样，它也同样不断地使社会内部的分工发生革命，不断地把大量资本和大批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投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19]随着工业化的深入发展，作为劳动者的大众摆脱了土地的束缚而自由流动，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在不断强化着大众的快节奏的流动——“流水线上的节奏成为整个社会生活的节奏。它在大街和大众中得到应和”。^[20]

在理解大众“流动性”的论题上，约翰・费斯克的一个重要理论贡献，就是揭示了“大众”这一“游牧式主体”(nomadic subjectivities)在另一层意义上的“流动性”特征：“大众”并不是一个固定的社会学范畴，它无法成为经验研究的对象，因为它并不以客观实体的形式存在，“形形色色的个人在不同的时间内，可以属于不同的大众层理(formation of the mass)，并不断在各层理之间频繁流动”。^[21]

2.原子化

工业化和城市化不仅导致了大众的流动性，也造成了大众的“原子化”(atomization)，使人与人之间特别是大众之间的关系疏离，完全不同于较早期社会的那种相对紧密的联系，就像物理或化学混合物中的原子一般。^[22]我们也注意到，18世纪后期，恩格斯在谈及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时，准确地描述了这一现象：

好像他们彼此毫无相干，只在一点上建立了默契，就是行人必须在人行道上靠右边行走，以免阻碍迎面走来的人，谁对谁连看一眼都没有想到。所有这些人愈是聚集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每一个人在追逐私人利益时的这种可怕的冷漠，这种不近人情的孤僻就越使人难堪，越使人可怕。^[23]

按照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Emile Durkheim)的观点，在传统联系的削弱、理性观念的发育和社会分工的专业化这三个基础上形成的无数松散个人组成的社会，就是大众社会。在大众社会中，个人与周围社会秩序的关系是通过媒介的中介作用来加以确定的。在一个专业分工日益发达的大众社会中，个人比较自由，不受非正式社会义务的约束，个人在心理上与他人隔绝的孤独状态是一个常规现象。^[24]在这个意义上，虽然大众包括了多数社会群体和社会阶层，但其整体是庞杂无章的，彼此之间缺乏统一的观念和心理上的联系。基于这一点，大众就是打破了传统社会结构关系的社会群体的杂乱组合，它意味着家庭和本地社区的解体，传统的宗教信仰受到质疑，精英们设立的标准再也不能左右人们的观点或爱好，其结果必然是人们所一直遵循的习俗和道德观念不断发生变化。另外，每个离散的人在社会里都扮演着多方面的角色，他必须不断地证明自己能够胜任某项工作或适应某种新的局面。这种情况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不断蔓延而日渐加剧，到了今天，很多社会学家仍然指出，今天的西方社会已经成为由孤独和孤立的人组成的“原子化”的社会。^[25]

3.同质性

大众是蔓延于城市的庞杂人群，人与人之间的区别被城市无情地湮没，个性被消解的大众个体之间不再存在质的差别，从而使大众在整体上表现出明显的一致性或相似性，也即“同质性”。用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话说，大众就是常人(common man)，“这个常人不是任何特定的人，而一切人(却不是作为总和)都是这个常人，就是这个常人指定着日常生活的存在方式”。^[26]我们要注意的是，这个“常人”已经失去了个性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或者说，是拥有着共同的欲望、共同的趣味和共同的生活方式的人。出于同样的思路，美国学者梅尔文・德弗勒(Melvin DeFleur)把大众称为“同质性极高之人群的集合体”，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把大众称为“单向度的人”(one dimensional man)。此外，20世纪初，法国学者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在《大众心理研究》(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一书中，对大众的感情、道德观念以及心理特征做了全面的剖析。他认为，易冲动、易变和急躁是大众群体的共同特点，他们的行动完全受着无意识的支配。

大众的这些特点必然决定了替代旧有文化形态的大众文化的出现，也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大众文化的早期特征，并使此时的大众文化有了明白无误的贬义色彩。正如陈立旭指出的：“城市化的不断扩张、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在无情地斩断了自然经济下人们束缚于天然首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的同时，无疑也把传统乡村社会的田园诗般的关系给破坏了。……通俗的民间的文化从新的文化格局中淡出，而为适合于城市社会、市场社会或利益社会，符合商业操作规律的大众文化所替代，乃是自然而然的事了。”^[27]还须说明的是，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提出的必然要求，针对大众的教育在大众社会中得到了很快的发展，这就使得大众与此前的劳动者有很大的不同，是具有一定的知识素质和识字能力的劳动者。斯图亚特・霍尔就指出，“在向农业资本主义转变的漫长阶段，以及其后工业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劳动者、劳动阶级和穷人的文化中或长或短地持续着斗争。无论研究大众文化的基础还是转型，这一事实都应成为所有大众文化研究的起点。社会平衡和社会关系在这一历史过程中的变化，一次又一次表现为对普通民众的文化形式、传统和生活方式的争夺。资本在普通民众的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因为要围绕资本建立起一整套新的社会秩序，就需要或多或少持续的或者间断的再教育过程，这里说的是最广义的教育”。^[28]由于受过教育，大众产生了区别于民间文化的较高的精神需要；但大众的素质又是有限的，无法相容于高雅文化，正像加塞特(Ortega Gasset)所说：“大众已经决定要走上社会生活的舞台，盘踞空间，并且搬弄刀具，分享以前为少数人专擅的娱悦之情。”^[29]居于高雅文化和民间文化之间的大众文化自然应运而生。

进入现代工业社会之后，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过程并未中止，仍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后发展国家轰轰烈烈地进行着，影响并决定着当代城市人群的生活方式。^[30]作为一个历史和社会的概念，大众的内涵也随着大众社会的发展变迁而不断延伸。“大众”也不再是简单意义上的“弱者”，而是社层意义上的“弱者”与文化创造层面的“强者”的统一体。长期以来，虽然“大众”与社会上层、与精英分子在力量对比方面仍居于弱势，但是在文化意义创造层面，“‘大众’一方面逾越了社会等级阶层的界限，来自宰制力量的很多意义可以纳入到它所创造的意义体系；另一方面则是它本身创造的意义远远溢出了主流的意识形态赋予的意义范围，这使得‘大众’在‘语义的游击战’中能够得到现实中所得不到的精神性的胜利”。^[31]斯图亚特・霍尔就观察到，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之间，由于工人阶级受众积极地、大规模地介入一种新型的大众商业性媒体，而使平民阶层的文化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而使“整个文化产业的资本基础和结构需要重组；新的技术形式和劳动方式有待采用；新的大规模文化市场带来的新的传播形式需要建立”。^[32]与此同时，社会结构处于强烈的动荡过程之中，“大众”也不再具有早期的那种与“精英”阶层鲜明对立的特征，而可以被看作是城市人群的平均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大众正在成为现代社会的基础性力量，其中引人注目的，就是“中产阶级”的兴起。

在这一社会背景下，“大众”一词就可以用来指代多数社会成员或是现代城市生活中的多数人群。与过去的“大众”不同的是，这一庞大的人群具有与传统的“精英”相似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地位，是一种由具体利益关系、价值立场和社会联系形成的各种异质群体的关系组合。加之技术、经济的飞跃发展，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趋于复杂化，因此价值、立场就不确定，思想观念也日益细密化，所以说，传统“精英”和“大众”的粗略划分已经不能反映这种丰富性。相对于早期大众社会而言，这样一种不同类型的“现代大众”的文化偏好(preferences)，也必然会得到更多的迎合和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