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主义”的立场

二、“平民主义”的立场

首倡“平民主义”立场的大众文化学者，应当算是法兰克福学派中独树一帜的人物——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65]本雅明在1936年发表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一文，被世人公认为是“20世纪有关流行艺术的最有影响力的文章”。^[66]在此文中，本雅明率先标明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的一个新的文化现象：因收音机、留声机、电影的出现而带来的文化形态的变化。他指出，是复制技术使文学艺术作品出现质的变化，艺术作品不再是一次性存在，而是可批量生产的。在本雅明眼中，复制技术满足了现代人渴望贴近对象，通过占有对象的复制品来满足占有对象本身的欲望。所以，艺术作品才可能从由少数人垄断性的欣赏中解放出来，为大多数人所共享。就此而言，传统文化形态在大众文化冲击下的大崩溃是势在必然的，而这正是文化的革命和解放，将给无产阶级文化带来新的广阔天地。

本雅明一再强调，技术的进步直接关系到艺术的进步，技术促进艺术直接参与阶级斗争，成为政治斗争工具的各种手段、媒介、形式和技巧。在这个意义上，在作为生产者的艺术家那里，技术进步也就等于是政治进步的基础。本雅明还提出，人们对待艺术作品有两种不同的侧重方式，一种是侧重于艺术作品的膜拜价值，这就是传统艺术；另一种则侧重于艺术作品的展示价值，这就是现代艺术——现代艺术作为机械复制时代的产物，日渐成为供人观赏之物，这就使其成为了一种大众文化——不再具有神圣性和神秘性，越来越接近日常生活，满足于大众展示和观看自身形象的需要。其中，照片和电影就是典型的例子。

在本雅明之后，英国著名文化学者霍加特(Richard Hoggart)、雷蒙德・威廉斯可以被视为“平民主义”立场的奠基人物。1964年，霍加特与威廉斯等人在英国创建了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其宗旨是研究文化形式、文化实践和文化机构及其与社会和社会变迁的关系，在这里起源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学派也被称为“伯明翰学派”。伯明翰学派对大众文化研究的贡献是巨大而影响深远的。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伯明翰学派的影响扩展到了西方其他国家尤其是澳大利亚和美国，为许多新兴研究，尤其是为当代生活及文化现象的研究提供了新概念、新方法以及新的理论思路，使素以实证经验主义闻名的美国传播研究界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理论繁荣”景象。

伯明翰学派进行的大众文化研究超越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美学—文学批评”，从一开始就将大众文化作为社会分析的对象。^[67]其中，霍加特、威廉斯等人强调了文化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把文化从高雅文化的定义中解放出来，将大众文化理解为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和探讨普遍社会问题的特殊途径。^[68]霍加特是在英格兰北部城市利兹的工人社区长大的，对社会中下层非常熟悉和亲切，在出版于1 9 5 8年的《识字能力的用途》(The UsesofLiteracy)一书中，他集中解读了工人阶级文化的价值与意义，并辩护说：工人阶级文化具有一种极具韧性的文化，它不但能够抵制商业性大众文化的媚俗习气，而且能够改变大众文化，使之为我所用。霍加特还强调了工人阶级生活中的一种享乐主义，认为大多数工人阶级的快感趋向于成为大众快感，即每个人“要求在同一时间内得到快乐”。此外，霍加特还指出，新的大众出版物、电影广播和电视(特别是它们的商业化)，以及大规模的广告，是在工人阶级中鼓动一种无意识的统一性，一种高度的被动接受性。^[69]在今天看来，霍加特的贡献主要在于把文学批评的方法应用于通俗文化，把流行音乐、通俗期刊等大众文化现象都作为文本来加以分析，为早期大众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范例。更为重要的是，霍加特首倡了跨学科的多维视野——同时采用了社会学、政治学与文学批评的视角，至今仍有重大的方法论意义。相应地，雷蒙德・威廉斯对大众文化研究做出的特殊贡献之一，就是强调文化研究的目的不仅仅是阐发某些伟大的思想和艺术作品，而是要阐明生活方式的意义和价值，理解文化中“共同的重要因素”。对他而言，文化分析就是对整体生活方式中各种因素之间关系的研究，“就是去发现作为这些关系复合体的组织的本质”。^[70]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威廉斯要求把文化过程看作一个整体，将思想和艺术作品的文本分析同社会制度和结构的分析结合起来。

概括来看，以霍加特、威廉斯等人为代表的伯明翰学派的早期研究，尤其关注工人阶级的社会和文化境况、教育问题，关注包括大众性的通俗文化在内的“公共文化”(common culture)等问题。20世纪70年代以后，伯明翰学派吸收了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观念，特别是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福柯(Michel Foucault)等人的理论，把研究重点转向了种族和性别研究。到了20世纪80年代，电视、流行音乐、时尚杂志等大众文化成为伯明翰学派的研究重点，其影响也开始遍及世界各地。由于伯明翰学派“矫正了法兰克福学派过于强烈的批判精神，为文化工业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直接促使了大众文化研究开始出现学科化的趋势。^[71]近年来，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更名为“文化与社会学研究中心”，担纲中坚的主要是社会学家组成的第二代学者，包括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戴维・莫利(David Morley)、安吉拉・默克罗比(Angela McRobbie)等人。在一些研究者那里，这个新一代的理论被称为“文化主义”：通过坚持分析一个社会的文化、一个文化的文本形式和被文献记录下来的实践，重构这一社会人们共有的模式化行为和思想。^[72]在这些学者中，影响最大的是斯图亚特・霍尔，他提出了著名的“编码/译码理论”(encoding/decoding)，认为“整个社会的、伦理的、精神的和道德的生活，主动适应着生产系统的需要”，对当代大众文化乃至传播、社会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启示。^[73]

由于受到伯明翰学派特别是威廉斯和霍尔的影响，西方一些学者的大众文化研究尝试重新审视大众文化的特性，尤其挖掘其进步的政治潜能，进一步把注意力投向大众主体，远离甚至排斥高雅文化研究。这些学者关注的对象极为广泛，包括广告、艺术、建筑、市井故事、电影、时装、大众文学类(惊险小说、浪漫小说、科幻小说)、摄影、音乐、杂志、青年亚文化、学生文本、戏剧、广播、女性文学、电视以及工人阶级文学，等等。^[74]在这些学者中，美国传播学者约翰・费斯克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大众文化研究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他发表了近百篇有关大众文化研究的论文，出版了近10部学术专著，其著名观点“大众文化就是日常生活”(popular culture is everyday life)也成为大众文化研究的经典名言。

作为“平民主义”的代表，费斯克与一些学者“居高临下”的姿态不同，而是积极地投身到“热爱”和消费大众文化的大众之中，从自身的体验出发为大众文化辩护，认为大众文化并非一无是处，至少不像其他学者理解得那么简单与平面。这里有必要明确的是，“批判主义”立场主要有两个基本预设：一是大众文化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商品，是标准化、平面化的，是统治意识形态的体现，缺乏艺术价值；二是大众在接受这些文化商品时是完全被动的，没有任何创造性和辨识力可言。对于前一个预设，费斯克没有太大的异议，他的理论贡献主要在于如何看待大众阅读的本质。费斯克认为，工业社会中的大众想要拒绝文化工业提供的文化商品，自己创造自己的文化消费品是不现实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大众不能拥有自己的文化。在费斯克看来，文化不等于文化产品，文化是活生生的意义生产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受众及其接受的方式决定意义的生产。费斯克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大众文化是由大众生产的，而不是文化工业生产的，文化工业只不过是为大众提供文化“剧目”或文化资源。另外，费斯克还常把大众文化称作“日常生活”的文化，把大众艺术称作“日常生活”的艺术，当一种文化资源与大众的日常生活相遇时，大众文化就被创造出来。这里的“日常生活”来自德塞都(Michel de Cerdeau)的研究，意思是说，日常生活是各种利益冲突斗争与讨价还价的地方，尤其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斗争的场所，所以说，日常生活是变化不定的，总是处于不断的建构过程之中。大众之所以能够创造性地使用文化工业提供的产品并从中发现自己的意义，原因在于，他能够在产品与自己的日常生活之间找到积极的联系。^[75]

费斯克还将政治敏锐和文化批评的自觉落实在对大众文化的语境式理解中，也即“将大众文化放置在具体、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中，不强行调动、组织、挪用大众的潜能以及抵抗主流意识形态的可能性”。^[76]由于费斯克对大众文化始终持一种乐观的“积极参与”和“大众化”的态度，与批判主义立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传播学者丹尼斯・麦奎尔(Denis McQuail)就有评价说，“在努力为大众文化辩护方面，约翰・费斯克一直是最雄辩、最有说服力的人之一”。^[77]1978年，费斯克与约翰・哈特利(John Hartley)一起合作完成了《解读电视》(Reading Television)。1989年，他完成了两部姊妹著作《解读流行》(Reading the Popular)与《理解大众文化》(Understanding Popular Culture)。这些著作集中阐明了他对大众文化的一些新的思考，被视为美国当代大众文化研究的“拓荒”之作。对于本书的认识目标而言，除了费斯克的学术观点，他作为“一个根深蒂固的大众文化消费者”的文化体验也格外具有启发和警示意义，至少提醒研究者要不断缩小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差距。

可以归入“平民主义”立场的重要学者，还应包括法国学者罗兰・巴特和波德里亚，他们的研究不仅仅是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础，同时也构成大众文化研究中极有分量的一部分。其中，罗兰・巴特于1957年出版的《神话学》(Mythologies)一书，试图将符号学用于分析大众文化，其中赋予大众文化的细致的文本分析，对大众文化研究的影响深长。该书收入的文章广泛，涉及到了角力、玩具、广告等日常生活中的大众文化。通过讨论“角力”，巴特向装模作样的资产阶级发起了挑战，他认为，在巴黎一些“肮脏”的地方进行的角力虽然不像拳击和柔道那样属于体育活动，但却是具有极大的观赏性的好戏，况且它表现“善”与“恶”的冲突，归根到底，就是公众所需要和永远需要的彰示公正，让背信弃义和社会不公原形毕露的故事。^[78]波德里亚则深入而独到地考察了生产和消费、经济和文化、物质和象征的关系，由此对当代大众文化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提出的有关文化符号学、消费社会的观点，以及针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分析，都已成为大众文化研究的经典阐述。

近年来，加拿大文化批评家诺思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的观点也引起了研究界的关注，我们可以将其视为“平民主义”立场的一种新倾向。弗莱认为，大众文化消解了人们由来已久的主要与次要、高雅与应用的分类界限，而这种界限起初就是源自艺术作为服务于统治阶级生产奢华用品的功能。在大众文化的冲击下，各种“创造性”艺术日益趋向形成一种统一战线，它们之间“主要的”与“次要的”区别正变得无足轻重。弗莱一方面看到大众文化的发展，使以前仅为少数人生产的奢华物品逐渐让位于满足众多人的需要，走上了文化的民主进程；另一方面，让弗莱感到非常惋惜的是，工业化生产在使文化走向民主化的同时，也日益缩小甚至消灭了民间文化的生存空间。弗莱认为，相对于那些替贵族与教会等集权势力服务的高雅文化而言，民间文化具有一种“分权”的作用。另外，民间文化所保留的健康和自然的品位，是人类对泥土与家园的怀念的一片隐喻园地。^[79]

概括来看，在有关“大众文化”的一系列基本观念上，以伯明翰学派为代表的“平民主义立场”提出了与法兰克福学派截然不同的理解：首先，做到了对“大众”的重新认识。法兰克福学派将“大众”视为固定不变的、单质的群体，或者说是“没有鉴别能力”的一群“经济上、文化上和政治上受工业巨头主宰的被动的、无助的乌合之众”。^[80]与之相反，“平民主义”吸收了巴特、德赛都等人的思想，认为“大众”不是单质的整体，实际上包含了各种各样由具体利益关系、政治立场和社会联系形成的群体，是一个异质的关系组合；其次，重新考量了“文化”，对文化的评价不再以是否“高雅”或“经典”为标准。“批判主义”立场的文化观是以作品的艺术性为核心的，伟大的、杰出的艺术作品被称为“经典作品”——这些作品的意义内在于作品之中，需要人们以崇敬、学习的态度去体会。经典作品及其创作者是文化的代表和权威，一切与他们的判断标准不符合的，都不仅是粗俗平庸的，而且也是具有威胁性的异己力量。相比之下，持“平民主义”立场的学者则注意到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存在的变动关系，认为对文化不应以“高雅”或是否“经典”为标准，同时也指出，文化不是指在艺术作品中能找到什么形式或美的理想，也不是指什么超越时代、国界和永恒普遍的“人类精神”，而是工业化社会中意义的生产和流动，是现代化工业社会中的生活方式；再次，强调了大众对于文化的“辨识力”和创造力。费斯克的主要理论贡献就在于发现，观众不是消极、被动地接受文化工业的产品，而是具有不容忽视的“辨识力”和创造力，他们在接受大众文化产品的同时，也在生产和流通着各种“意义”——这种由大众主动参与的意义的生产和流动就是大众文化。从而，文化工业产品是否具有高雅文化所赞许的艺术品质无关紧要，大众不只是在消费文化商品，也是在利用和改换它；文化产品不只是消极接受的对象，更是人们可以利用的资源和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