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观研究”的立场

一、“中观研究”的立场

首先要申明的是，不管是“平民主义”还是“批判主义”立场的研究，均表达了这些学者对大众文化、文化工业以及社会环境的深刻反思，具有合理的理论成分和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大众文化具有自身的特点，与高雅文化和民间文化有所不同，其积极与消极方面往往纠缠在一起，这就使看待和评价大众文化成了一个亟待研究而又必须审慎回答的问题。兹事体大，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对于已有的研究成果，我们也应该从社会生活的实际出发，做出清晰、明确的学理阐释和大胆鉴别。

正如许多论者指出的，大众文化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文化格局，实现了文化的大众化，扩大了文化的受众与传播空间，密切了文化与大众的心理与情感的贴近和介入，使文化发展从此转入了多元化和民主化的轨道，这无疑对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具有积极意义。陈力丹就评价说，大众文化贴近多数人的生活，使人们能够获取一般的知识以及对时代精神的感悟和理解，“我国公众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有机会、有时间、有能力关注自己的生存质量、追求生活的快乐和情感宣泄。新一代人不会像他们的前辈那样习惯于压抑欲望和感情，他们注重现实的娱乐和消遣，轻松表达即时情感”。^[83]只不过，承认大众文化走向感性娱乐这一趋势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并不意味着可以轻易地放弃清醒的理性沉思和价值评判。毕竟，我们无法忽略社会发展、生产方式的转型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大众文化领域所出现的种种矛盾和悖论的现象，比如，消费主义的蔓延，传统的断裂，个人主体性的丧失，等等。我们也看到，大量的中国学者更多地借鉴了“批判主义”理论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和方法，对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否定的声音更为响亮，使这一领域一直弥漫着浓重的精英意识与悲观主义气息。其中，精英意识主要表现在批评者在美学上贬低大众文化文本的审美价值，而悲观主义则表现为笼统地把大众文化视作是适应统治意识形态需要而生产出来的、意在巩固这种意识形态的文化工业产品，并认为在大众文化引导与影响之下，大众变成了完全没有个体自由意识与反抗可能性的被动群众，他们在接受大众文化的时候完全没有自己的选择性、能动性与批判性。^[84]这样一来，大众文化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始终面对着学者们激烈的抨击：首先，认为大众文化的本质就是反文化，认为这种“庸俗化”的文化形态严重阻碍了人们文化素质和审美能力的提高，使受众堕入物质的诱惑和享乐，对于人的精神道德状况的改善，特别是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其次，以文化民族主义为立场，认为大众文化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特别是随着大众文化的全球化传播，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大规模进入后发展国家，造成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流行，并在根本上化解了反抗资本主义的因素。^[85]

也有研究者指出，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与其说是文化研究，不如说是文化“批判”。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研究基本上是限于纯粹的理论演绎，很少伴以具有说服力的经验证明。同时，其知识分子立场的模糊性本身既可能强化某些视野或观点，也可能限制或阻碍其他的视野和观点。^[86]由于他们的“精英取向”以及对大众文化的排斥和“敌意”，使他们缺乏对大众文化的感性认识，没有看到大众文化的优点和取得的成就，有故意否定大众文化的倾向。还有一些学者指出，法兰克福学派虽然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意识，但在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时，却没有将辩证的思维贯穿始终。他们对文化工业合理性的否定无疑是坚决的、彻底的，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关系等诸领域各种异化现象的揭露也是全面的、无情的。但这种否定、揭露只是站在抽象的人道主义立场上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进行声讨，而不是立足于科学基础上的剖析。他们的批判是一种价值层面上的道德批判，而在根本上是非科学的，是与马克思的科学批判精神背道而驰的。反映到对大众文化的分析中，只能看到大众文化中受意识形态控制的一面，看不到大众文化中的进步力量和革命潜力。石义彬就评价说，早期法兰克福学派虽然不断地对文化工业社会提出批判，但却没有提出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和建立新世界的科学方法，“他们想不遗余力地砸碎这个令人绝望的社会，却没有提出通向希望的途径，只是用整合弗洛伊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等方法，探讨建立他们所向往的‘乌托邦’世界的可能”。所以说，“他们的理论孤立了大多数无产阶级，对广大受众不信任，所以无法获得广大人民的信赖和拥护。失去了广大人民的群众基础，再高深的理论也只能是浪漫主义的梦想”。^[87]

针对诸多对于“批判主义”立场的批评，我们也需要有一种谨慎的态度，应当结合具体的社会背景进行高度深入的分析。在看到《启蒙辩证法》曾经的广泛影响以及学界近年盛行的诸多批判后，卡斯帕・马斯(Kaspar Maase)就提醒人们，这一著作的广泛影响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种后果：“由于人们对定势判断(stereotyped judgments)的喜好，其思想原有的丰富性在很大程度上被流失了。”^[88]同时，我们也应当运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和评价大众文化。大众文化固然没有艺术那样深刻、具有长久的生命力，但它毕竟使不同教育层次的人拥有了接近文化的捷径，让受众广泛拥有了接触文化的机会。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来看，“在资本主义内部出现并不断壮大的大众文化也将为新的历史阶段的出现做好革命准备”。^[89]根据马克思关于“文化”的工业生产的观点，大众文化固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但就文化自身的发展，以及社会经济系统自身的发展来看，大众文化的产生是一种无法回避的历史必然。马克思就说过，“关于享乐的合理性等等的唯物主义学说，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90]毕竟，相对于早期社会而言，现代生活的复杂性大大加重了社会大众的负荷，人们对于休闲和娱乐的需要或者说寻求快乐的需要是无可厚非的，艺术家作为大众的一分子，同样也应当需要创造和共享轻松、愉悦的文化产品，这也是无可指责的。在这方面，心理学家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曾提出控制人意识和行为的快乐原则和现实原则。其中，快乐原则是由人的某种性本质的希望和欲望所构成，它统治着无意识，可以要求“并不十分文明的行为”；现实原则是由更有逻辑的、有组织的思想所组成的，它主要在意识层面发挥作用，其中许多思想有助于个体达到快乐原则的目的。传播学者施拉姆(Wilbur Schramm)则运用弗洛伊德的快乐原则和现实原则理论解释了这样的问题：个体为什么将大众媒体用于娱乐而不是新闻。^[91]

更重要的是，由于大众文化是以市场化和商业化为其生存和发展的支配力量，以大批量复制和拷贝作为其主要的生产方式，以高效、快捷、广泛的传播为其获得效益的基本形式，所以，大众文化的发展必然要刺激和带动文化产业的发展，能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这显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亮点。一些经济发达国家早已把文化工业当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并从中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我们也看到，大众文化固然有种种弊端，但其中也不乏大批杰出的艺术家和大量优秀的文化艺术作品，为全人类的文化事业做着积极的贡献。譬如，执导著名反战影片《辛德勒的名单》(Schindler's List)、《拯救大兵瑞恩》(Save Private Ryan)的美国导演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就是一个炮制票房冠军的高手，那么他算不算是艺术家呢？无论如何，只要不陷入庸俗、低级、不健康的误区，大众文化的娱乐性是不能轻易指责的。莎士比亚的戏剧中又何尝没有大众喜爱的通俗作品呢？这至少说明：法兰克福学派将商品与艺术的矛盾绝对化，并不符合文化自身的特点，也不能概括当代社会的文化现实。^[92]

缘于此，在一些美国学者眼中，法兰克福学派对美国大众文化的批评是浅薄的，认为其“不时的尝试反映了一种文化的外来者对美国大众媒介和大众文化的深刻的隔膜”。^[93]法国传播学者阿芒・马特拉(Armande Mattelart)更为深刻地指出，阿多诺和霍克海默“首先拒绝的是一种文化信息通过技术手段而实现的可复制性”，从而以文化精英主义的立场“阻碍了人们在传播手段大众化的年代就民主化和文化民主提出有意义的问题”。^[94]毕竟，大众文化正在以势不可挡的规模在扩张和发展，大众文化在当代社会中发挥的作用也不完全是消极的，需要我们辩证地认识：首先，大众文化不是高雅文化的对立或反面，而是一种有机的补充，具有自己特殊的目的、功能和标准。大众文化的迅速发展说明，它本身契合、表达了当代社会多数人的需要，而任何人都有同样的权力来选择其所喜爱和需要的文化样式。道理很简单，在家里看电视连续剧《空镜子》、《过把瘾》未见得是庸俗、低级，而花1500美元去北京故宫看歌剧《图兰朵》未必就是高雅、脱俗。特别是从大众文化的构成上看，已经难以区分高雅与低俗之分。问题的关键是：我们不应该机械地批评大众文化，而是要深刻地认识到：我们究竟应该给大众提供什么样的大众文化？进一步说，我们应该摒弃那些在高雅与大众之间经常是较为武断和意识形态的区分，进而对大众文化在社会生活中担当的角色进行一些严肃的、客观的研究。

还需要指出的是，产生于“电子时代”的“批判主义”话语，在分析现今“数字多媒体时代”的文化现象时，其有效性与适用性是应当质疑的。如果只是机械地搬用，往往会批判得片面和不得要领，甚至会回避或忽视文化领域的主要问题。在如何看待大众文化的问题上，我们应该注意英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的观点：“文化工业和与之相关的大众文化，将导致一种共同的文化，这种文化不是破坏所谓的高级文化，而是对它的丰富和发展；因此否定大众文化，实质上是固守少数文化或高雅文化所依托的等级社会，阻碍社会的前进。”^[95]我们应当看到，大众文化不惟是当今世界意识形态斗争的一个重要阵地，也是国际经济、文化关系的重要部分，简单地拒绝、排斥大众文化，既不可能也不应该。^[96]尽管“批判主义”理论本身非常有价值、有意义，但作为学术研究，特别是面对中国文化实践的理论研究，并不能不假思索地全盘接受。雷颐就指出，作为理论工作者，首先应当对我们自身的语境有深刻了解，对这些理论做“认真的思考和真正消化后，使之与具体环境有机相契，才会成为真正的‘解剖刀’。否则，这只是一种避重就轻的高深、时髦的显示；甚至有可能适得其反，不仅无益，反而有害”。^[97]

当然，“平民主义”立场的研究也存在着许多不足和缺陷。最为明显的就是，由于过多地强调研究的经验性而在不同程度上掩盖或忽略了大众文化的诸多不足，包括质量不高、品位低下、商业化的蓄意制造、交换价值超过甚至完全掩盖了使用价值、缺乏社会责任感等等。有论者就这样评论说，“他们自身过于沉溺于流行文化了，几乎已爱上了自己的主题，他们似乎不能与之保持适当的批判距离，最后他们以替大众文化辩护而告终”。^[98]特别是包括费斯克在内的许多学者，在看待大众文化时往往不加鉴别，否认了文化作品的艺术性、教育性和社会责任，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不能算是客观和科学的判断，我们应当予以认真鉴别。赵斌就对费斯克的观点做出了一番矫枉的评价：费斯克是本着一种“即便真诚也是自欺欺人的乐观主义”去解读大众文化现象的，其结果肯定是造成社会现象的严重误读，“费斯克代表的这类文化研究在刻意强调平民的文化抵抗的积极意义时，恰恰忽略了西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仍然普遍存在的政治经济上的极端不平等的事实，这种不平等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有增无减”。^[99]

基于这些判断，我们的目标不是延续和重复对大众文化的批判，也不是一味地去维护大众文化，而是要在这两种泾渭分明、互不相容的阵营之间，努力搭建起一座信息沟通的“桥梁”。无疑，这是一项充满艰难和风险的任务，即使是在大众文化研究领域颇有建树的众多国际学者们，也认为这两大阵营的观点是泾渭分明、南辕北辙、互不相容！基于达到这一目标的尝试，我们提出了一种“中观研究”的立场——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中观研究是介于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之间的一种研究立场，强调了学术研究的非极端化，对理论与实践持兼顾的立场，既具有一定的理论建构意义，也服务于实践的可操作性和选择性。通过对已有研究的回顾，我们认为，中观研究对于大众文化传播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既有利于科学性，也符合实践性的要求——理论的发展是服务和指导实践的，我们在认真学习批判主义理论的同时，也应当借鉴“平民主义”研究的经验性。我们的认识基础是，对于大众文化，应该将其置于特定的历史和社会的语境中，才能理解和批判它，也就是阿兰・斯威伍德所说的，应当把文化“放入社会乃是一个整体或社会有其生产模式这样的架构”来进行考量，^[100]而作为研究者应有的态度，就是通过深入的探索和积极的实践使之逐渐完善、健康，服务于人类社会的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