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理想类型”

一、一种“理想类型”

“理想类型”(ideal type)是马克斯・韦伯提出的一种指向于理论建设的理论模式。在韦伯那里，“理想类型”的主要功用在于“确立了文化科学某一种研究的视野。……为人们提供了选择材料，寻求实在自身的因果或其他联系提供了一个图式”。^[31]在当代社会科学研究中，“理想类型”主要是一种抽象理论的概念结构，用以反映社会现象的实质和根本，帮助研究者厘定理论的概念结构，确立理论研究的前提，从而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和解释社会现象。

根据本书的研究目标，我们首先要建立一个针对大众文化传播过程的“理想类型”，从而使研究对象抽象化、简单化。事实上，把各种复杂的因素简单化也是科学研究的基本原则。我们认为，通过这一“理想类型”，能够建构一个相对简单的分析框架，使本书能够在有限的篇幅内，对“传受”关系进行有意义的理论概括。根据以上关于系统理论和传播模式的讨论和阐述，这个“理想类型”主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和关系：

首先，基于以上的讨论，“理想类型”的研究设计首先应该考虑到个体意义上的文化工业与受众之间的互动关系和互动方式。大众文化传播是一个完整的系统，传播者和受众构成这个系统的核心变量。根据前文对系统基本原理的讨论，构成系统的主要变量之间是相互依赖的，彼此之间存在着一种反馈、调节、竞争和协同的非线性关系，也就是一种互动的关系。我们也看到，在前文讨论的各个系统模式中，都分别强调了“传受”之间存在的这种互动关系。在这里，“互动”是传播系统功能的重要特征，它标明了传播者和受众在传播环境中的功能和地位，能够帮助我们从整体层面来理解传播者行为和受众行为。

其次，在传播系统中，受众不仅是与文化工业互动的行为体，其自身也构成一个传播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受众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以及群体之间，都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需要我们进行针对性的研究。我们可以将受众视为一种独立的传播系统——大众文化传播是由多个子系统组成的系统，其中自然也包括作为传播者的文化工业以及受众等子系统。以前面谈到的“纽科姆模式”为例，这个简单的人际关系模式就显示了人际之间“对称”的传播行为，说明了一个重要的心理现象：受众在接受和传播信息的过程中，依赖于社会心理的支持，受到同样作为受众的其他个体的影响。前文所述的赖利模式，也强调传播过程中的传播者和受众都会受到群体的影响——这种影响既可体现在传播者选择和制作信息的方式中，也可表现在受众对信息做出选择、理解和反应的方式中。根据这些讨论，我们所确立的“理想类型”，必须对受众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和影响进行考察。^[32]

再次，强调了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大众文化传播系统是庞大的社会系统的子系统，必然受到社会其他子系统的影响和制约。马莱茨克模式就强调了工作群体和传播者机构的其他方面所构成的环境因素对传播的影响。根据系统理论，虽然构成系统的行为体具有相同的功能，但环境因素强调了行为体的相对地位，所以说，系统分析往往侧重于揭示分析变量和分析环境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突出环境与行为体的关系。

总之，大众文化传播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需要我们运用系统思维进行综合分析，从系统各要素的相互作用、反馈机制和自我调节功能上考察其中各个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此外，根据系统理论，我们不但要对传播效果的研究系统化，方法本身也要系统化，即形成方法系统。根据“理想类型”的讨论，我们考虑使用层次分析(level analysis)的方法，这里所依据的理论基础，就是系统的层次性原理，即贝塔朗菲在《一般系统论》中提出的：科学的统一性来自“实在”的不同层次的一致性。^[33]层次性是系统的基本特征，层次分析的方法即依据了系统的层次性原理：由于组成系统的诸要素的种种差异包括结合方式上的差异，从而使系统组织在地位与作用、结构与功能上表现出等级秩序，形成了具有质的差异的系统等级。在一个系统内部，各个层次是相对存在的，又是相互联系的，“高层次作为整体制约着低层次，又具有低层次所不具有的性质。低层次构成高层次，就会受制于高层次，但却也会有自己的一定的独立性”。^[34]一言以蔽之，系统的层次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协同的关系。

美国学者戴维・辛格(David Singer)曾系统阐述了层次分析的方法，把分析层次分为宏观层次和微观层次两大类：国际、国家和个人系统层次。其中，国际系统是最全面、最抽象的宏观分析层次，国家和个人则是较为细致和具体的微观分析层次。层次划分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可以依据质量、时空尺度、组织化程度、历史、运动状态等来做出划分。^[35]根据本书的研究目标，我们参照了辛格的方法，根据构成和影响“传受”关系的各个要素的运动状态做出了划分，建立了用以讨论上述“理想类型”的三个层次的研究设计：个体、社会和国际层次。在这里，个体层次主要是分析基于个体意义的受众与文化工业之间的关系；社会层次主要考虑社会互动、群体等社会因素对于“传受”关系的影响；国际层次的分析，主要是观察全球场景中的各种因素对“传受”关系的作用。这三个层次的划分并不是基于主观判断而随意做出的，而是大众文化传播作为复杂巨系统的特征所决定的。

根据以上的讨论，我们认为，这三个层次可以构成对大众文化传播的整体观照的三类解释因素，即这三个层次上的因素均会对本书目标中的文化工业和受众的行为和关系产生影响。需要强调的是，由于前述的传播模式均忽略了国际层次的因素，而国际因素在大众文化传播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所以，我们将国际层次的讨论加入进来，目的是立足于大众文化全球传播的视角，观察和分析文化工业作为国际行为体的行为及其对受众的影响，其实质就是一种全球传播意义上的“传受”关系的讨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是大众文化研究在中国乃至整个亚洲兴起的年代。这种兴起的原因，当然联系着冷战的结束，以及全球化进程在中国的全面推进。考虑到这样的背景，我们的研究设计也恰好印证了戴锦华的说法，“目前文化研究实践的对象特征，正是瞩目于全球化过程中，大众文化工业所出演的、有力的匿名建构者的角色”。^[36]

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研究设计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结构主义的影响。作为一种关注人类和社会现象中的组织逻辑的理论，结构主义是指每个事物都是一个完整体系。体系中含有结构，可以从中分析出模式。结构的各成分相互制约，一个成分的意义取决于该成分与其他成分的相互关系。针对文化研究，结构主义的主要指向就在于：“透过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具体活动分析意义的生成和重新生成的方式”，其目标就是“解释结构是如何通过行动构成的，反过来，行动又是如何有结构地构成的”。同时，结构主义存在的主要缺陷则在于，“视结构为不可撼动的大厦——坚固、永久、不可移动”，没有把结构看成是动态的构成，没有看到通过实践活动，结构会不断地被修改和复制。^[37]关于结构主义对于文化研究的意义，斯图亚特・霍尔曾指出，结构主义的力量存在于“整体”概念中，它既考虑不同实践的特殊性，又考虑它们接合而成的整体形式。虽然结构主义的范式不能做到最大程度地满足文化研究的需要，但的确占据了其他竞争者所不具备的中心地位。进一步说，“结构主义的范式如果发展恰当的话，就能使我们把不同的实践的特殊性真正地理论化，又不失去对于它们所建构的整体的把握”。^[38]

我们也必须承认，这样的一种研究设计存在一定的缺陷，最为明显的就是会导致忽视一些因素。不过，我们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中观意义的科学概括——发现具有比较普遍意义的“关系”。出于这个目的，忽略一些非重要的因素反而会有利于本书的研究。在这一方面，戴维・伊斯顿为层次分析做出的辩护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

在一个分析的层次上，每一个事物看来都与每一其他事物联系在一起。尽管我们的典型做法是从实在中分割出一部分以供具体研究，但我们也总是知道，这是以某种方式破坏实在。为了经验层次的研究目的，这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只要我们清醒地了解我们的所作所为，其损失可以是微乎其微的。^[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