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同的差异

三、民族群体：认同的差异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民族群体(ethnic group)一词在西方国家的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学研究中流行开来，主要用以分析这些国家基于种族、民族、语言、宗教、文化、习俗等要素基础上的“认同群体”。通常来说，民族群体就是历史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美国学者安东尼・史密斯(Antony Smith)即指出：“民族基本上是个文化和社会的观念，指一种文化和政治的纽带，此纽带把享有共同神话、追忆、象征和传统的人们连结为一个有声望的共同体。”^[104]

民族群体是在种族特征基础上形成的，它的形成本身就表达了一种民族认同，是民族成员对自己族群归属的认知和判断，如英国民族学家科本(Alfred Cobban)所说：“任何一个地域共同体，只要其成员意识到自己是该共同体的成员，并希望保持对其的认同，就是一个民族。”^[105]在许多学者的视野中，民族认同又分民族政治认同和民族文化认同。民族政治认同主要是在同一个政治实体或国家的认同，而民族文化认同的首要特征就是具有一个共同的精神家园和情感归属。在这个意义上，民族认同对其成员具有精神上的内聚作用，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106]民族认同主要是在长时期的历史过程中与其他民族群体的互动过程中形成的，它标明了一个民族群体区别于其他民族群体的规定性。结合前文的阐述，民族群体之间的互动是民族认同发生的前提，民族群体之间的互动程度也决定了民族认同发生的强弱程度。人们都在一定的民族群体内生活，形成为自己所属的民族群体所制约的语言、习俗和价值观念。当人们未与外族社会直接或间接接触时，不可能形成与外族不同的判断；而一旦与外族接触，他们对自己所属民族群体的归属感和感情依附也会自然出现，民族认同由此而发生。

当代全球社会中，对大众文化的消费构成了民族认同的一个主要方面，也是在新的媒介环境下国际文化、信息秩序建立过程中民族分层(ethnic stratification)^[107]重新构建的重要方面。特别是在20世纪后期的全球化历史性进程中，世界各地特别是第三世界人们的“自我”和“他者”的观念都面临着根本性的改变，大众文化消费在人们认同重构过程中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是值得深入探索的。根据阿诺德・米歇尔(Arnold Mitchell)的研究，民族群体的每一种生活方式都代表了建立在“价值、欲望、信仰、需要、梦想和特殊视角”基础上的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108]进一步说，对大众文化的接受方式同民族认同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它们是民族认同的象征和“素材”，一个民族群体接收大众文化的方式揭示了受众的民族渊源和民族身份；另一方面，它们也是民族认同的情感纽带和实质内容。在许多研究中，肥皂剧就被当作是一种调动民族认同的力量，也是一种有能力推动社会与经济变迁的力量。^[109]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学者进行了一项少数民族群体接收媒介的研究，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110]

◎少数民族儿童对于电视和其他大众传媒有着一种独特的取向。

◎对于电视节目，少数民族群体的孩子有着许多不同的品味和偏好。

◎对于电视情节，儿童和成年人的行为反应部分取决于他们与少数民族群体的关系。

◎少数民族儿童的信息需要主要通过电视得到满足，并将其作为自身行为的指南。

根据社会学理论，自我认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民族认同，将之作为自我认同的重要内容，“惟一的共有历史记忆感和边界划分了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既能够很好地提供身体安全和心理安全，也能够提供保护自我认同的追求个人卓越感。‘没有国家的人’这个范畴强烈地暗示了民族认同的重要性”。^[111]作为民族认同的一部分，民族的习俗和传统构成吉登斯所说的人们的“本体保障”(ontological security)，即人们的精神性的“家园条件”。从消费的角度来考察，按照自己民族的习惯和传统来进行消费，对消费者来说是民族认同的逻辑延伸，一旦被迫同这种传统相割裂(如漂泊他乡、社会转型)，就会或者导致文化休克(cultural shock)，或者导致“怀旧”(nostalgia)。这里的“怀旧”也称为“乡愁”，是对过去时间的一种情感，一种责任感或失落感，它更多的是一种文化态度，是对民族认同的维持和传承意识，在很大程度上与历史记忆的磨灭或断裂有着密切的关系。大众文化领域的“怀旧”现象颇受后现代理论的关注，尤其是在文学、电影、电视作品方面。詹明信在分析包括电影《星球大战》、《美国涂鸦》(American Graffiti)在内的后现代文本时，就指出了“怀旧”的三种方式：20世纪50年代失落风格的历史重构；青少年影迷的早期经验；有选择地重现过去以至忽略当代历史参照系。詹明信这样写道：

《星球大战》远非那些已死的形式的言之无物的讽刺作品，它满足了一种深深的重温它们的期望：它是一个复合对象，一些念第一级的小孩子和青少年可以直接从中历险，而成年大众则可以快意于一种更深的和更合适的怀旧欲，回到旧日并且再次经验奇异的审美制成品。……通过重新创造一个旧日特有的艺术对象的感觉和外形，它尝试唤醒一种和这些对象相联系的昨昔之感。^[112]

虽然不乏有人把“怀旧”看作是一种保守和封闭的象征，是一种“孔乙己”式的自我欣赏和过时爱好，“充其量也不过是一种布莱希特式的抗拒现代性的收藏家心态”，但置于全球和历史背景下的考察就会发现，由于强势文化不断扩张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并吞噬和侵蚀民族文化，“怀旧”就成为弱势民族群体的抗拒、维护和固守的“旨趣”，甚至是一种“出于无奈的维护自身、固守阵地的做法”。^[113]此外，我们也看到，在20世纪80年代，《排球女将》、《血疑》、《神探亨特》、《斯蒂尔传奇》等进口电视连续剧在中国内地轰动一时，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中国内地的电视剧市场上，各种古装剧逐渐取代了此类进口电视剧的主导地位，特别是从1998年全国热播的《还珠格格》起，《雍正王朝》、《宰相刘罗锅》、《康熙微服私访记》等不仅在内地引起收视高潮，也在港台等地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究其内在原因，民族认同的巨大作用可谓功不可没。而2005年初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在全国范围的热播，也应当可以从一个民族群体与历史记忆相隔离的“怀旧欲”中得到解释。

这里要重视的是，电影和电视等大众文化对于提升受众民族认同方面所具有的重要性，构成了世界各国政府对大众文化进行干预以及跨国公司对大众文化进行利用的一个重要理由。譬如，澳大利亚政府对商业电视管制的一个目标就是：“促进广播电视服务在培育和再现澳大利亚儿女的认同、性格和文化丰富性的意识方面的责任。”加拿大的相关管理机构则指出：“我们需要加拿大节目……以使我们的公民相互理解，培育社会和国家意识，帮助我们形成对社会和政治问题的解决方法，激发儿童的想像力以及他们对希望的表达。……加拿大广播公司播放的节目首先应该是以加拿大公民积极参与本国事务为目标。”^[114]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澳洲学者约翰・辛克莱尔(John Sinclair)认为，跨国公司必须考察其目标市场的“民族戒心”，然后据以调适它们的策略：“跨国公司在全球许多国家都打下了寡头垄断的市场，为它们的消费打开了门路，即便如此，体验文化差异的重要性仍然将在营销过程中扮演决定性角色。”^[115]辛克莱尔还指出，即便是最富侵略性的跨国公司，如可口可乐、万宝路与米老鼠，都必须认真地确认他们在各国目标市场的民族特征。这些营销策略的目标，就在于建构“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感”。而对于这些营销广告的观众而言，“根本无从知道广告的详情。乍看之下，似乎是以他们本国色彩的修辞向他们诉求的广告，实际上只是全球同一广告运动的版本”。^[116]这正如迪斯尼公司的一位主管所说的，“对全世界的孩子来说，迪斯尼创作的人物都是本地化的。他们都操着本地的语言……迪斯尼的战略就是：‘think global，act local’”。^[117]

这一节的讨论涉及了年龄群体、性别群体和民族群体这三种重要的群体类型。我们也看到，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中，大众文化总是会以不同甚至对立的方式被解读，或者说，大众文化所提供的各种各样的角色、规范总是会让不同的群体以不同的方式进行认同和挪用。无论如何，这一考察仍有继续深入的必要。在美国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 Kellner)的研究中，就把20世纪60年代以来各个性别和民族群体对认同的探询看作是一种“认同政治”。他认为，这种探询体现了政治向新领域不断扩展的趋势，也导致了对“政治”这一概念的重新界定，使“政治”概念的外延从国家扩展到文化、日常生活和认同等领域，个体的认同也就因此而与种族、性别、性取向、历史、文化和整个社会/历史的话语联系了起来。凯尔纳指出，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美国社会中，由于作为社会认同重要依据的民族国家和阶级的影响日益式微，人们转而将性别、民族、性取向、宗教等因素作为确定自身社会认同的依据，“在这个‘郊区化’、媒体文化和消费主义兴盛的时代，传统上的社区文化日渐衰落，人们试图超越身边的社交范围，参与更大规模的群体”。^[118]进一步地，人们更为积极地参与到不同社会群体为赢得认同和争取权益而进行的斗争中去。这样一来，认同政治便越来越依赖于大众文化，互相争斗的各个群体都可以通过大众文化表达和传播自己的观点，每个群体都希望通过戏剧化的、引人注目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和不满。

认同是一个复杂的、多重决定的概念，将之引入大众文化传播的研究中，还需要我们进一步的探讨，不同群体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及对于认同的差异、探询等问题，也会是我们更为深刻地理解大众文化的一个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