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韦伯的线索

二、马克斯・韦伯的线索

以消费为线索来考察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其社会观念经历了一种从“禁欲”到“纵欲”的变动过程，从中也可以找到“消费社会”的形成轨迹。马克斯・韦伯就通过对欧洲中世纪以来社会思潮的宗教社会学考察，描述了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这种从“禁欲”到“纵欲”的观念变化过程，特别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一书中，深刻地揭示了新教伦理对18世纪美国资本主义的兴起所发生的重要催化和诱变作用。

在马克斯・韦伯眼中，中世纪的基督教是禁欲主义的，它教导人们轻视现世生活，反对牟取个人财富；文艺复兴和路德教提倡纵欲主义，但是财富的消费不利于资本主义积累；加尔文新教是禁欲主义的，它一方面教导资本家拼命地牟利赚钱，一方面教导他们过着节俭的生活，让他们知道，赚钱不是为了自己的消费和奢侈生活，而是为了“向上帝献一份厚礼”：

他们觉得，只要他们注意外表上正确得体，只要他们的道德行为没有污点，只要财产的使用不至遭到非议，他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听从自己金钱利益的支配，同时还感到自己这么做是在尽一种责任。此外宗教禁欲主义的力量还给他们提供了有节制的，态度认真，工作异常勤勉的劳动者，他们对待自己的工作如同对待上帝赐予的毕生目标一般。^[14]

根据韦伯的观点，这种理性的社会观念是与一种崇高的道德境界联系在一起的。这种道德来源于宗教，是由传统的禁欲主义人生观与世俗化的商业环境结合而形成的清教徒的生活方式。韦伯还指出，资本主义在创业时期需要这种精神上的支持，而发达的资本主义则不需要了。“大获全胜的资本主义，依赖于机器的基础，已不再需要这种精神的支持了。启蒙主义——宗教禁欲主义那大笑着的继承者——脸上的玫瑰色红润似乎也在无可挽回地褪去。天职责任的观念，在我们的生活中也像死去的宗教信仰一样，只是幽灵般地徘徊着”。^[15]

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与新教禁欲主义之间有着一种明显的“亲和性”(affinity)。韦伯认为，以“天职观念”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精神不仅是西方近代社会伦理中“最富有特点的东西”，同时还是整个西方近代文化的“根基”。欧洲经过宗教改革之后，主要形成了四大具有禁欲主义倾向的新教教派。这就是：加尔文宗、虔信派、循道派、浸礼宗。其实，这四大教派在教理教义上并无多大分歧，尤其是在伦理观念上有着明显的共性。韦伯就宗教伦理把它们统称为“新教禁欲主义”，并把这种意义上的新教禁欲主义作为一个整体纳入了自己的研究。从其实质来看，新教禁欲主义是一种世俗化的伦理观念，在西方近代史上，它必然会直接影响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发展，从而也就对整个资本主义的进程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韦伯的研究中，新教禁欲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影响主要概括为这样几个方面：

首先，合理地限制消费。新教禁欲主义强烈反对非理性地使用或享用财产，严格限制消费，尤其是奢侈品的消费。任意动用财产，包括享有奢侈品，这些在封建头脑看来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却被清教徒斥为“肉体崇拜”。但另一方面，清教徒们又赞成按照理性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精神来使用财产，认为这是上帝的旨意，是为了满足个人和社会的需要。他们并不想把禁欲主义强加于有产阶级，只是苛求人们出于合理的目的来动用资产。在清教徒们的生活中，理性的舒适观念限定了伦理所许可的开支范围，“他们把中产阶级的那种纯正而坚实的舒适奉为理想，反对封建主义的那种没有稳固基础的华而不实，那种喜好污秽的优雅，那种拒斥合度的简朴态度”。^[16]

其次，合法地追逐财富。新教禁欲主义把合理地追逐财富视为上帝的具体意愿，从而使赢利活动合法化，并在社会心理上把赢利冲动从传统宗教伦理的禁锢之中解脱出来。在经济活动中，新教禁欲主义谴责欺诈与贪婪，反对完全出于个人目的而追求财富的拜金主义行为。但是，如果财富是从事一种职业而获得的劳动果实，那么这种来路的财富便是上帝祝福的标志了。

再次，有力地推动资本积累。禁欲主义的节俭必然要导致资本的积累，当合理地限制消费与合法地追逐财富自由结合在一起时，一种不可避免的结果便出现了：新教禁欲主义力主的节俭必然导致资本积累。显然，新教禁欲主义强加于消费行为的种种合理性限制，使大量资金转化为生产性投资成为可能，也就自然而然地推动了资本的积累，正如英国著名的布道家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所说的：“我们不应阻止人们勤俭，我们必须敦促所有的基督徒都尽其所能获得他们所能获得的一切，节省下他们所能节省的一切，事实上也就是督促他们发家致富。”^[17]

最后，培养了资本阶级和劳动者。在新教禁欲主义的影响下，资产阶级充分意识到自己受到了上帝的恩宠，得到了上帝的祝福。因而在他们看来，只要仪表得体，道德行为不沾污点，在财产的使用上又不至遭到非议，自己便可以任凭个人利益的支配，放心大胆地追逐利润。而从劳动者这一方面来看，新教禁欲主义不仅有力地深化了“为信仰而劳动”的思想，还在社会心理上认可：“劳动是一种天职，是一种至善，因而在根本上也是确保每个人成为上帝选民的惟一手段”。正如资产阶级将赢利视为天职一样，劳动者也不得不把劳动作为一种天职，“在一项世俗的职业中要殚精竭力，持之不懈，有条不紊地劳动”，这两种人生态度便分别构成了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和劳动者的主要心理特征。^[18]

在今天看来，在西方社会工业化初期确实是需要新教禁欲主义的协助，除了服务于扩大再生产的目的，更重要的是为彻底摧毁封建主义而积蓄力量——在由封建社会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需要不断积蓄力量，才能以绝对的优势彻底摧毁封建主义。这样一来，资本的积累和不断扩大再生产就成为当时新兴资产阶级的迫切需要，新教伦理、清教徒精神以及对世俗享乐主义的遗弃等意识形态也就合理地成为这一时期的资产阶级盟友。勤奋和禁欲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人们用“羞耻感”、“良心”和“道德”来约束自己的欲望，规范自己的社会行为。其中，新教伦理侧重于维持家庭和社区的稳定，强调“诚实”、“勤奋”、“节俭”、“朴实”、“忠诚”、“努力”等个人美德，成为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重要社会伦理，对资本主义精神作为一种生活态度的扩张发挥了“巨大无比的杠杆作用”。

循着马克斯・韦伯的逻辑，一旦封建主义被彻底摧毁，资本主义社会度过工业化初期之后，资产阶级只有经由刺激消费，才能最快、最大限度地攫取财富。丹尼尔・贝尔接受并发展了韦伯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有着双重起源：禁欲主义(宗教动力)和贪婪攫取性(经济动力)。他认为，在19世纪中叶以前的资本主义早期，这一对动力被联结在一起，前者代表了资产阶级精打细算、勤俭持重的精神，后者则体现在技术—经济领域的进取激情。美国内战之后，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巨大的发展，社会结构也出现了相应的转变。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注重超支购买的消费社会的出现，从根本上破坏了早期强调节俭、简朴、自我约束的价值体系，“任何超自然的道德都已消失”，其结果就是社会结构内部的分裂：“在生产与工作的组织中，这一体系要求有远见的行为、勤奋与自制、献身于事业和成功。在消费领域，它培养及时行乐的态度、挥霍浪费和炫耀、以及寻欢作乐。”^[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