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和传播空间

第六章　国家和传播空间

Philip Schlesinger

概　　要

本章探讨一个在社会和政治理论中持续存在的不同寻常的争论。在随后的简述中，我追溯了这场争论的内在起源，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从Karl Deutsch的社会传播理论扩展到Manuel Castells的著作中对信息时代的解构。^[1]尽管在他们的研究工作中使用了各种不同的概念性语言，但在国家和传播之间关系的理论化假设上往往拥有共同的见解。我将首先对我的论点给出一个简要陈述，然后对其进行详细阐释。

社会传播方法显然有值得借鉴的启发价值——它给那些致力于研究国家传播空间如何构成的持各种不同观点的学者提供了一个共同的切入点(需要补充的是，实际上，国家传播的观念正如对政府的国家和民族政策的设想一样，不断渗透到我们每天的日常思想中)。

有特色的是，这种方法的重点落在国家地位和社会传播模式之间高度实用性的关系上。在当今这个主权国家的世界里，社会传播思想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一种民族国家人文地理的表达。它创造了一幅紧密结合的传播社区的图景。在当前情况下，随着人们日益关注传播“全球化”——尤其是信息与传播科技以及电子媒体的迅速发展带来的跨国界信息流动，这种思想需要进行修正。

但是，新一波对全球互联的关注并无法使我们把现在的世界想象为完全的“后国家”。社会传播模式与国家政治空间之间持续的紧密联系对集体认同的观念始终是至关重要的。也就是说，如果社会传播思想能有效地适应不断改变的状况，那么对于正在增长的不同水平的文化和趋向于分离政府与国家认同的明显矛盾，它就确实需要提供一种合理的解释。最近欧盟理论的建立可以用来阐释这个观点。

国家和社会传播

对于传播在民族主义中扮演的角色，Karl W.Deutsch(1966)提出了一个非常明确、涵盖面甚广的理论对此进行说明。他的理论著作《民族主义和社会传播》因预见到了欧洲殖民主义的终结，二战和战后欧洲的被迫移民，以及印度次大陆和中东戏剧性的民族冲突而备受推崇。尽管该著作被神奇的光环所笼罩，但有些内容在今天读来还是有些自相矛盾。^[2]。文章始终把纳粹主义作为民族主义不应该提倡的重要例证。它对美国作为一个相对成功的吸收移民的国家持欣赏态度，并将其与对大部分欧洲犹太人的驱逐和灭绝进行对比。Deutsch在这个话题上提供了一个流亡者的观点，并试图聚焦于“一些国家和超国家的融合的条件和前景”(Deutsch 1966：189)。由于他对Habsburgian的敏感，他推测了一种情况：随着政治空间的缩小，民族也许会成为国家，这种对变革中的地缘政治学以及对普遍的政府和国家的不符的敏感，与今天的欧洲关系极为密切。

在《民族主义和社会传播》的再版说明中，Deutsch(1966：4)强调了一种使当下的争论保持中肯的基本理论：他观察到国家政府“仍是政治融合的中心”，并强调民族主义的复兴及超民族融合存在内在的局限。Deutsch理论的核心主张是：

使人们聚集起来的关键方面……是传播在个体间的互补性或相关效能——某些方面类似于互相融洽的和谐关系，但是是在一个更大的规模上的(1996：188；特别强调)。

Deutsch把民族看作民族国家的基础。这个反过来说，是不同于国家政权的，政治主权必须追逐群体的凝聚力和认知的连贯性。虽然没有明确指出，但现有国际系统中的国家组织的独立性变得越来越重要。国家权力的最终实践依赖于“记忆、习惯和政府的相对连贯和稳定的结构(cf.Nairn 1997；McCrone 1998)。对Deutsch(1996：75)来说，国家权力的最终实践依赖于“记忆、习惯和价值的相对连贯和稳定”，反过来说，也就是“依靠社会传播已存在的功能，既来自于过去和现在之间，也来自于当代”。

社会传播因此非常广泛地被人们所了解：它近似于一种无所不包的人类学概念，即文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互动的持续的模式，来整合特定的人群并提供唯一性(Deutsch 1966：96－7)。这种观点作为社会持续性的原则被与众不同地昭示出来，并且立足于“储存、回忆和重组信息的功能，传播与互动的渠道，多信息的功能”(Deutsch 1966：75)。Deutsch的思想受信息理论的先驱所影响，很多年来一直被认为相当落伍，而这种已年过半百的论调在这个所谓信息时代却有了一种令人惊异的现代性。

社会传播理论研究的内容包括：社会文化群体集合，各种形式的内聚力如何影响社会团体，以及社会文化互动。传播整合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导致社会公意的最终表决。最后，Deutsch(1996：95)强调“社区”和“社会”已被滥用的社会学区分深刻地体现了一个社会应该包括不同的民族文化社区，因此就不能达到一个共同的重要社会传播规则或模式。

此论调的中心观点是，民族国家和民族国家政府的界限就在于他们的社会传播互动结构：“人们由内在的传播效率聚集在一起，传播功能的整体性由其成员的民族性而来，因此成为一种传播竞争和所属的客观功能。”虽然Deutsch承认这些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观点的分析学地位，但是民族自我意识的符号学水平——即今天习惯上称之为“民族认同”——被认为是通过社会传播而带来的结构内聚的结果。

一种关键含义是，民族传播的实践导致对外国人的排斥。“族群整体性”(照Deursch的说法在很大意义上等同于民族)在和其他群体相关的传播效果上建立了“传播壁垒”并造成“显著差异”。虽然那些建立在移民和开放性吸收基础上的民族能很好地适应新成员的整合，其他民族的排他性甚至灭绝性则会把这过程置于相反的境地。

更进一步的后果是，更宽泛的集体创造。例如，超国家的政治设置，譬如联盟或联邦，是内在地难以达到的，特别是在那些传播整体性很脆弱甚至不存在的地方。在全球村的技术乌托邦的消极预测中，Deutsch认为在尚未建立一致性的社会，电子大众传播系统的创建是不可能的。因此Deutsch更倾向于国家政府的存在性而非他的不存在性。他认为“主权国家的当前分布”是“在它的根本特点上必需的，虽然存在一定的偶然性。”功能主义者的文化整合概念的主要弱点在于其分析范围跨越国家的界限。在全球体系内分析传播社区之间的互动，确定文化和传播流动，是没有一般原则的——包括对当代文化和传媒研究的关注——因为那不是理论的兴趣所在。因此社会传播理论是内在的。它从根本上是关于共享文化和传播实践如何通过创建分界线加强一个群体的认同感的。

高雅文化，想象的社区，平庸民族主义

Deutsch的社会传播观念构成——如果不是他的理论表达方式——存在于他大量的半认同的著作中，譬如，Ernest Gellner《民族与民族主义》一书展示了一种“现代主义者”的民族主义观念。像Deutsch一样，Gellner在他的著作中展示了一种Mitteleuropaiscb放逐，而且——不出意外——他关于欧洲的想法也是被后的欧洲中心政府与国家的不一致性的思想所深深影响的^[3]。

Gellner认为国家—政府的组织是工业化不可避免的后果，同时伴随着复杂的劳动力分工。由工业社会建立的社会关系意味着，一个人要有效地发挥作用，原则上要有能力做任何事情，而且那需要“普遍培训”。知识的传播需要普遍、标准的教育体系，使用一种标准化的语言媒体。这种过程带来不可避免的“人群的扩大、中心教育、文化同类群体的关系的深度评定”(Gellner 1983：35)。而Gellner的理论将对工业化的动力的解释和典型的Deutschian社会传播概念联系起来。

Gellner将文化界定为“特定社区行为和传播的独特风格”，在当今世界以国家—政府的形态模式存在。对这些政治结构中的成员，“文化现在就是必要的共享媒体”(1983：37－8)。文化边界由民族文化来界定，这种民族文化传播出一种文本意义上的“高雅文化”，其关键代表就是民族教育体系。在这样的叙述中，民族的文化被广泛地认定为官方文化。这种理论较少关注内部差异和冲突，而更注重是什么使民族凝聚起来。最终，正如Deytsch的预见，关注于它如何保持和更新。这正如强调国家—政府所保护的文化的自我控制。所以，就像Dellner(1983：126)关于民族文化中媒体角色的简要想法那样，虽然Deutsch只在过去被提到过一次，他的影响实际上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虽然当前媒体和文化理论相当关注文化流动以及全球传播秩序中的主导关系［cf.e.g.sreberny-mohammadi et al.(eds)1997；thussu(ed.)1998］，但这不是Gellner的主要兴趣，也不是Deutsch的。而在大部分社会学理论中，大众媒介传播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4]Gellner(1983：127)曾在一段晦涩的文字中指出，重要的不是这种传播涉及的内容，而是

媒介本身，摘要、中心化、标准化和对受众的传播的广泛和重要性，本身无意识中造成了民族主义的核心观点，起作用的并不是那些被传播的独特信息。媒介在现代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最重要和持久的信息就是由媒介本身制造的。核心信息是，语言和风格的转换是重要的，只有理解这种转换或具备这种理解能力的人能融入这种道德和经济的社区中，否则将被排除在外。

为了回应Marshall Mcluhan，Gellner部分地认为媒介就是讯息。但是惯例被修改为考虑“语言和风格”，以共同的代码让观众确认并理解他们是一个特定媒介的成员。媒介因此起到了一个绝对系统的作用：民族空间广泛的公共认同受此种文化组织形式的影响。媒介是边界的标画者，与界定文化并使其成为国家—政府的“政治屋顶”密切相关。保持一个政治社区的功能一直是Gellner的第一兴趣，因此他们的普遍性并不是一个问题。虽然令人信服，这个观点还是夸大了这一点。“语言和风格”并不只是与转换他们的媒介相关：他们与“内容”问题密切相关。这是制造它们的文化产业的基本兴趣所在。更多的是，政府对他们的民族内容的态度通常在国际文化交易中具有很高的重要性并隐藏在国家传播政策中。

因此，Gellner的社会传播理论重造了原汁原味的Deutschian关于传播社区的内在概念，而不是考虑外在事物的引进以及如何陈述。它忽略了其他重大的可能给定民族认同的设置。此观点的内在线索也贯穿了近年来的另一个关键文本，Benedict Anderson的《想象的社区》(1983)，他的表达方式和Gellner有所不同。^[5]自Anderson的作品问世后，他的头衔已从一个民族概念的简洁描述者变成了一个社会学和新闻学的专家。^[6]在他对欧洲国家的出现的描述中，Anderson像Deutsch甚至更像Gellner一样，认为作为媒介的传播在民族主义意识的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或者，像我们现在说的，民族认同)：

从积极的意义上看，使新社区可想象的是生产系统和生产力关系(资本主义)，传播技术(印刷)以及人类语言的多样性之间偶然而爆发性的互动(Anderson，1983：46)。

尽管Gellner认为民族教育系统在民族主义的形式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Anderson的主要论点是“印刷语言发明了民族主义，而不是人们的某种特定语言”(1983：122)。因此，被强调的是在一个想象的社区的结构中传播媒介的重要性，前提是具备适当的物质条件。

Anderson认为，“印刷语言”是使方言土语标准化的一个途径，可以通过图书和报纸市场传播开来。他的这种观点只考虑到了印刷术：电子媒体的影响没有被表达出来。^[7]机械复制的印刷语言使语言交流统一起来，固定民族语言，有效的新方言。“民族主义者的小说”(它的情节在一个社会组织的公共空间中展开)和报纸一起，以“历法意识”作为它的组织原则，这两点是Anderson强调的在民族意识形成中的关键手段。通过协调时间和空间，这些能够表达一个想象的民族社区，甚至在它形成国家—政府的形式之前。

因此，媒介传播的集体消费可以建立一种民族社会的感觉。与Gellner的方式不同的是，Anderson事实上了解了民族的局限性，不可避免地在媒介分类事实这种方式中释放并告知他们的观众。令人惊异的是，像写了大量“相互交往”内容的Deutsch一样，Anderson道出了国家的“深入、平衡的伙伴关系”(1983：16)。

随后，Anderson(1991：184)考虑了民族故事在后殖民地是如何讲述的，通过文化机构的调查(人口计数员和整理者)，地图(政治边界的设定者)以及博物馆(确立正当的祖先的途径)。虽然(不像Gellner)，Anderson和Deutsch的著作没有联系，但他的方法仍旧无误地定位于社会传播的框架：想象的社区是设置在社会文化和国家—政府的传播空间之内的，并且它是重要的国家内在形成过程。

Anderson关于“想象社区”的观点已经得到了认同，Michael Billing(1995：70)赋予它有特色的转变，他观察到正在增长的被滥用的标语是可以被解释的，但是只有当“想象的存在被意识到的时候”。解释的线索隐藏于仪式和日常生活的实践中。Billing以美国学校平时向国旗敬礼作为一个范例。这个活动变得如此“自然”，甚至大部分社会学家并未质问它的重要性。尽管那些致敬的人与敬礼本身也许有不同的关系，他们仍似乎在参加一个共同的仪式。

Billig争论说，在当代世界，所有人民完全被纳入民族系统中。他们的旗子昼夜地飘动，作为公共建筑的装饰物而未被注意，新闻把一些事件分为内部事务和国外报道，天气预报加强了对政治地理学的认识，体育明星使民族的优越性具体化并调动了集体的忠诚感；危机时刻——特别是战争时刻——政治领导会发表能激发爱国热情的演说，通过国家语言和历史的传承，形成了集体共荣感，等等。因而民族认同感在不经意间得以形成。沿着Gellner和Anderson的思路，Billig的分析关注了“传播互补性”的问题，并强调了我们如何把世界分类的理论。但是，不同于他的先辈，Billig对民族构成问题的兴趣不如对民族维护的问题那么强烈。

Billig在很大程度上同意Gellner的观点，他认为很难想象会有不同于民族并在当代世界占有一定地位的形式。那是因为我们居住的世界——官方认为民族的国家，但并非总是精确的——国家界限强加要求我们属于一些认可了的集体。Billig的确认为全球性文化和国际关系的压力使我们需要与陈腐的民族主义斗争。结果，他坚决抵制我们的集体成为自由浮动的个体，也不同意我们已经进入后民族部落制度的阶段。说得更确切一点儿，它坚持无论“全球化”变化的冲击是什么，它并没有使民族的附属物无效。但是这种超民族范围影响的承认，还不能提供一个国家是怎样“从里面”被形成的理由^[8]。

所有上述理论分享现代人的概念——比如民族范围——传播共同体依然有界限。Deutsch的工作强调民族之间传播的“隔阂”。这是相对缓慢的内部效率的不好的一面同时也是补充。Gellner和Anderson同样也强调在形成一个民族的过程中，以一个规范化的语言和文化制度为基础的共同的文化的作用，但是Billig强调了常常不被注意的公有身份的日益“衰退”。

民族作为可协商的空间

社会传播理论，对本民族间是如何通话，而与别的民族相区别具有强烈的兴趣。这个题材是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工作的核心，他的工作被认为是传播的理论的前提，但是没有被作为一个与民族相关的政治团体而很好地得到理解。Habermas的理论揭示了公共领域的结构性变化，在关于政治传播的作用和力量以及市民协商仲裁的辩论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公共领域是指辩论整体领域在存在状态之外的空间，但所有参与牵涉到公共兴趣问题。这个领域出现表达和一般的民主相关言论的自由核心：这必须是传播发生的空间。

即使哈贝马斯式的公众领域理论已经成为批评对象［see Calhoun(ed.)1992；Schudson 1992］，它仍然是最近关于媒体在民主社会中的角色的讨论的起点(cf.Curran 1991；Dahlgren 1995)。被假定是自然的而不是重要的审查是带有民族界限的公共政治所必须的。或许这不惊奇，如同经典公共领域的形成与民族主义和国家状态形成是一致的。根据这，哈贝马斯的理论在它最早期的公式中强调公众传播仍然被不寻常地绑在了民族—国家结构的意义上，虽然这些长期依赖于信息和文化产品的国际流动。

超越国界

至今，人们仍然认为社会传播理论有两个关键局限性：

1.一种倾向认为国家与传播之间存在密切的功能性联系。

2.一种倾向是从形式及维度的角度对国家内部的传播空间的高度关注。

有时候，内部也许说明了这个国家是如何通过在洲际世界的关系中的位置来定义的。但是，这只是次要因素。因此，考虑所有的因素，这些位置在这有一种主要的含义：即对传播空间的最突出的领域就是独立自主的民族。

然而，在国家空间中批评性的商议对于现在我们面对的全球性变化是远远不够的，影响国家的关键因素的决策制定是位于领土之外的。存在于：室中，在不同种类的国际组织中，在地区军事内阁中，在政治和经济组织中，在不同的世界财经中心中。

很多评论都认为，询问全球性的变化对国家范围内的传播的影响是很重要的。超国家公共领域的形成和社会内部组织自我散发出来的传播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在欧洲，国家政策是从上而下，从上是指欧洲一体化的过程限制和重新定义了一个成员国在经济、国防、社会事务、传播以及日益增长的外交政策，从下是指在国家里面越来越多自治地区的增长，如果这些地区同是无国籍的话，有特别的意义。

经典的民族主义传播理论的框架在多大程度上集中呢？——正如我们所见，基本上，几乎无一例外是在国家的级别——获得日益增强的政治可见度的亚太地区可能是个突然出现的超国家的个体。

Deutsch(1966：3－4)怀疑，由于国家力量的延续，公众传播空间能否比较容易地在欧共体出现。与此成鲜明对比的是：大约三十年后，哈贝马斯(1994年：21)认为：国家状态的“经典形式目前已经瓦解”。对他来说，目前欧共体要为一个在大众传播的相互广泛的框架下更新、更广的公民身份的构想提供活动范围。假定在集体忠诚度上对国家和民族的坚持都减少的情况下，他提出了超国家水平的国家公众领域的概念。这个解释说明，最后的欧洲政治社会的联结不是通过共同的标志而是通过一个小范围的强制情绪的框架。正如哈贝马斯(1994：27)提出的：

政治文化在法制的爱国精神中必须起到分母的作用，这种爱国精神同时激化了一种认知，那就是多种文化交汇的社会中不同形式的生活存在着多样性和完整性。

这样的政治合理性足以构成一个范围延伸和多样化的集体凝聚力吗？当然，相对于充足的标志，它拥有一个优点，那就是情感上的联结和社会传播理论第一次高潮所描述的墨守成规的国家生活形式。最近，哈贝马斯明确地把公众领域设想为潜在的无边无际，就如同具体的场所(譬如国家)转换成由媒介连接的公民和消费者的虚拟共存。在这种模式下，欧洲的公众领域，将会是开放性构造，因为它的传播连结会延伸到外面任何一个适当的欧共体内的政治形式；事实上，这样的连结也会延伸到欧洲大陆之外。当然，这有些道理：当代传播流动和网络使得没有——或几乎没有——一个政治社会能完全不受外界影响。但是，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观点也暗示，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属于一个地球村，它不可避免地提出，在欧共体与众不同的政治身份和政治文化的发展中，传播界限将仍然是最有意义的。换句话说，我们必须追问，什么才是能对联合的社会结合有贡献的具体传播过程？

哈贝马斯设想，在自由主义和平等主义的欧洲政治文化中，决策制定的团体是经过详细审查的。他假设，在那里将加强横跨国界的网络，并且在“观点和意志形成的制度化的过程”和“公众传播的非正式网络”之间开始形成理想状态的相互影响(1994：31)。而且，他也假设，在公共事务中大众参与的一个根本形式将作为对政治专业化的根本矫正。因为议会民主在欧洲是不可缺少的，正如在国家内，所需要的是“一个公众网络的散漫结构和从单一作用中分离出来的传播匿名线路的舞台”(Habermas 1997：171)。换句话说，欧洲传播空间是必需的。注意，与公众领域的争论相纠缠的是另一回事，我们所考虑的是关于多长时期社会的相互影响会形成团结的形式。当然，这是相当保守的说法，我们已分析得很清楚，随着更多程序式的经慎重考虑的行为逐渐构成了拥护宪法的爱国精神，这开始为超国家大厦提供了似乎是社会相互作用的解释。

我们需要把还有点模糊的团结社会学放在历史的显著的位置上，否则，无约束的社会公众将把我们置于一个高度复杂的网络，也就是扩展为由一群重叠的国际、国家、地区、地方和亚文化界构成的网络”(Habermas 1997：373－4)。传播的完全开始，实际上是传播空间的全球化，与哈贝马斯所认为的民族国家的取代者以及与政治文化相匹配的欧联邦有界限的重组并不完全一致。然而，从定义来说，我们考虑的这个全球传播网络是没有必要有界限的，同理可知，欧洲政权也是一样。很难预见，一个东拉西扯联合起来的社会在完全没有界限的情况下，如何能发展集体政治忠诚和一致性。无法想象，一个缺乏某些特殊传播界限标志的欧洲政治共同体如何成为社会学中可能存在的事物。

这就涉及了新兴的欧洲集体一致性的普遍问题。哈贝马斯提供了一个有关欧洲政治困难的联邦主义的模型，这个模型显示，在每个层面上，他们集体一致性的内容都是不同的。在民族国家的层面上，是厚重的，是用高度制度化的公众势力范围来详细阐述的国家政治文化相连结的。在欧盟层面上，是“稀薄”的，是尊重法律的，并且不可抵挡地从民族国家政治的中间折射出来。在这两种层面集体鉴定的背后，一个尚未解决的更重要的问题突显出来了，那就是什么可能使各个集体凝结起来，是否任何能想到的拥护宪法的爱国精神最终预示着非纯理论的假设和情感都为了让内地的市民请求工作(Schlesinger 1997：385－8)。

因此，对于哈贝马斯来说，传播技术对共同体潜在的影响取决于对公共空间需求的争论以及考虑到欧盟，一个新的合适的传播空间如何构建。他最近的陈述有些过分夸大了网络的概念。在Manuel Castells(1996；1997；1998)的著作中有进一步的阐述，以信息为主导的传播技术的基本影响力将为一个全新社会的形成作出贡献。

Castells(1996年：3)指出，当“社会传播的模式越来越受到重视”，我们现在需要考虑在网络模型中传播的关系：“我们的社会越来越围绕网和本身之间的两极对立来构造。”从这个角度来看，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社会结构的定位正被削弱，我们日益成为我们身份的创造者。^[9]“Castells”的后民族主义的确承认它来源于Deutschian(Castells 1997年：31)，那些明显足以适合考虑到国家状态的变革。

和哈贝马斯一样，Castells也认为欧共体的形式会引起大家的特别关注。但是让Castells全神贯注的并不是与公众领域相关的，甚至于他认为欧共体是一套新政治秩序以及一种联合和忠诚的新形式的先驱。以他的观点，涌现的欧洲政治制度成为他命名的“网络国家”的缩影。虽然诊断符合当代政治学和宪法的思想(Schmitter 1996年：Weiler 1996)，这里有个特别的解释，由于Castells看到所涌现的欧洲国家不仅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区域，而且作为具体的传播空间，赋予了网络特色的优点^[10]。

对Castells来说，就像世界秩序本身一样，欧共体在合成区域和民族、民族——国家、欧共体机构之间的网络时，存在很多重要性不同的“节点”，因此有必要合并成一个框架，这样权力就可以共享了。在Castells的欧洲矩阵的理由(不同于Habermas)中，没有国家的民族被认为是具有特别意义的，作为潜在的后民族——国家附属的创新形式的原型。很明显，在他的故乡加泰罗尼亚，如欧盟一样，不过是在另一个层次上，被认为是灵活网络的模范，也为它的居民提供了多样的特征及忠贞。^[11]民族被定义得与国家完全不同，它的特征是“由于共享历史和政治事业而在人们心中建立的文化公社”(1997：51)。^[12]

这更适合于一个更全面的结论，在其中Castells(1997：354)提出“错过全球财富网络，权力和信息，现代国家丧失了很多的主权”。其结果是共享的同一性的解散，在将自己视为世界公民的全球精英与那些丢失了经济、政治及文化力量，那些趋向于被贯穿于国家或者在低于国家层面的某个地方运作的共同的同一性所吸收的人的阻力之间造成了明显的裂痕(ibid.356)。欧盟是前者的例子，而加泰罗尼亚和苏格兰则是后者的例子。对Casells来说(1998：318)，欧洲的联合同时是对全球化以及其最先进的表现的反应。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形式，它受到热烈的欢迎。

根据Castells更广泛的理论，和哈贝马斯几乎一样，我们会问是什么给假定的欧洲传播空间划上了界线。答案是对Deutsh关于文化互补和交流的功能的争议的深入的回想。它构成欧洲联盟和他们之间交易的政治组织的核心，也包含了成员国之间所有层次间的“辅助”水平连接的日益增长的危机(Castells 1998：330－1)。这与哈贝马斯的主张完全吻合。简而言之，Deutschian的“交流互补”形式表现为Keith Middlemass所称的“欧洲文明进程”。这一过程也是信息在国家层次上形成的过程。于是，欧盟范围内新出现的社会相互作用因素反作用于传播技术潜在全球化的拉动力，这种相互作用因素乃是经济、社会、传播等多因素形成的聚合体。因此，在欧洲联盟的规模上的超国家网络建立了一个特定的相互作用的体系，它崇尚内部交流并且创造一个能与全球网络共存的可参考的界线。

更广义地解释，社会传播理论能够抛弃它的民族的外壳，实际上也是抛弃它的机能主义。然而，尽管它能在国家民族层次之上、之中和之下产生很多交流空间的鲜明纵横的层次，这个理论的特征仍然是以特定的传播形式怎样引起个体的结合。此外，靠引用网络的模式来发展社会传播理论并不能解决在以后精心构建的更加复杂的传播空间中怎样处理利益，同一和忠诚或者所构成的不平等的权力之间的矛盾这些棘手的问题。

结　　论

有关社会传播理论上的争议和当今政策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例如，20世纪80和90年代，在全球工业竞争，尤其是与美国和日本的竞争中，欧盟试图定义“欧洲”文化实体及共同传播空间。在1993年关贸总协定谈判完成阶段，欧盟更是努力提升共同的欧洲文化这一概念，以保护欧洲的视听产品免遭美国电影电视节目进口所带来的冲击。并且直到现在，这依然是欧盟的一项议题。对保卫“欧洲文化”上的强调以及将电影和电视节目视为可保护文化产品，反映了欧盟对传播的全球化影响的关注，这种全球化不仅损害了欧盟各成员国的文化主权，甚至损害了欧盟自身。

在全球的文化贸易中，欧盟尽力使自己表现为一个统一的文化实体。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因为在欧盟内部超国家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关系非常紧张。在这个以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为重要标志的联合实体中，建立超越国家之上的欧洲的目标遭遇了来自成员国家的阻力。而欧盟对成员国之间地区差异的认可，即是所谓的“地区的欧洲”增强了自治甚至分裂的倾向，尤其在那些尚未建立自己国家的民族所在的地区，这使得一切更加复杂。因此，不仅是那些有国家认可的民族文化会与“欧洲化”的需求矛盾，而且欧洲的民族国家也会同时发现他们在国家、种族及语言上对文化和交流认可的要求受到了挑战。

这种关于文化流冲击和重组自治文化空间的主张是考虑一体化建设的一种方法。另一种方法是考虑在欧洲正在进行的同类国家建设的长期过程中存在的障碍。像为不均衡发展所打的一个简明的比喻所说的那样，我们可以认为欧洲大陆仿佛是一系列由从北向南的土地组成的时区，其中的板块都大致相同却又截然不同。因此，不管如今这块大陆上各个部分是如何同步，欧洲文明的进程最终都导致一段时期内的集中：在更长的时间内，鲜明层次的政治文化。不过，迄今为止，欧盟一直在进行断断续续的扩张，吸收这些不同的国家产生了一个棘手的文化问题：它的不稳定性引发了对统治形式的反思，也使为集体的同一性建立一个贯穿和“高于”国家层次的稳定的基础变得困难。

因此，当代发展告诉我们，具有了一定适应性的社会传播理论或许能指出我们将怎样考虑欧洲的未来发展，正如它在过去所做的一样。抛弃了国家和传播的类似结合，它的解释者将要分析至少三个层次的矛盾和统一，在这些层次上传播空间得以实现，他们是：超国家，国家和亚国家。这个理论焦点就是至少需要和不断增长的复杂性保持同步。

致　　谢

这项研究是基于ESRC的媒介经济和媒介文化节目研究中的一部分“政治传播和民主”项目来完成的(第L126251022号参考资料)。作者对委员会的支持表示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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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本讨论是一个有待出版的小册子中的一部分，在此我修改及进一步地发展了一些早期的想法(参见Schlesinger1991)。

[2]对于1996年的第2版，仅增添了一个简介。在Deutsch后来的作品中增加了一些补充材料，不过主要论点并没有变化。

[3]在他去世后，又出版了许多他的作品(特别是Gellner 1998)。下一步，我打算对Habsburg矩阵及某些成果进行研究。

[4]Alvin Gouldner(1976)是一位主流社会学家，在创立公众(全国)演讲中，认可了传播的重要性。最近，从社会学理论的立场，John Thompson试图将媒体研究结果应用到对公共领域的分析中。

[5]正如我在几年前所指出的：“Anderson认为自己与Gellner完全不同，他认为Gellner‘太急切地想说明民族主义，其实是一种别有用心的伪装，从而把发明视作了捏造和伪装，而不是创新’。”(Schlesinger 1991年：163)事实上，他们两个人的论点的深层构架要比Anderson自己所认为的更为接近。

[6]显然，人们已经开始探讨这种说法在分析上的缺点，当然这些缺点尚不足以影响这种说法的流行程度。(参见Balakrishnan 1996；Chatterjee 1996；Tamir 1995。)

[7]Anderson(1994年：320－1)后来承认了这一点，他已经意识到了电子媒体具有跨越国界的影响，但他没有解释会有哪些具体影响。

[8]Billig对Deutsch有关发展主义的概念的引用是模糊的、错误的(Billig 1995年：43)显然，这位作者并不了解关键的概念性债务。

[9]我的目的并不是与这种后现代主义观点进行争论，虽然，我并不认同这种观点，事实上，作者本人都已经不再坚持这种观点。

[10]我自己也曾提出过相似的论点，虽然所根据的理论框架与此有所不同(参见Shlesinger与Kevin，2000)。

[11]Castells不同意Gellner和Anderson有关现代主义的论点，并认为他们对国家地理的处理在实际生活中并不存在。Castells认为Gellner与Anderson试图用想象中的社会来否定现实中存在的国家。我明白他们的分歧在于应该根据信念还是自份划分实际生活中存在的集体。就对现实主义的批评来说，这种声音在苏格兰仍然很强大，这在很多方面与加泰罗尼亚很相似(参见Ferguson，1998)。

[12]我已经开始探索这些事件对苏格兰传播空间的影响(Schlesinger，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