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数字化的资本主义

第七章　数字化的资本主义 ——什么被改变了？

Herbert I.Schiller

最近几十年来，在世界资本系统的变革以及它的信息构成中，有几个特点凸现出来。

资本的大量集中显而易见，美国是最好而且并不是唯一的例证。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就已经处于垄断地位的公司，在战争后成为巨头。这并非一个简单的比较，比如，像通用电器公司，它的战前状态是拥有两千亿的流动资产。这不是一个最终的过程并且财产的预计收益令人兴奋。虽然我们无法预言它的特异性，但是结局必然是少数全球经济巨头划分了世界经济的不同领域。

在信息领域过去的二十年期间，这种集中以加速度进行着，并由新技术激励着，更加重要的是，这是通过全世界跨国公司的系统要求定制的，并且严重倚赖于为它的全球业务和全球行销服务的信息。因而可以断定在电信上的新投资在经济总投资中占有重要比重，并且信息部分成为了整个经济的心脏起搏器。

公司不断扩张的趋势源于其在追求高额利润的过程中，对20世纪30年代萧条期产生的，并在60年代更为严重的国家社会服务活动遭受破坏的关注，对它增长力量的确信，资本不再愿意接受限制，特别是那些早期危机阶段制定的措施。对于为减少因为商业体系而被抛弃的人群痛苦的社会措施越加被轻视。

资本的标语在它对社会总的无义务的推进中宣告放松管制。通过放松管制，经济的一个又一个区域被解放到资本的权力中。被称为“公共利益”的现实存在被争夺，公共功能被减弱或被消除。

在多数工业化国家，这种情况以各种速度发展，几乎不曾遇到阻力。即使在发展过程中遭到反对，比如在法国、也仅是一次滞后的行动而已。此外，跨国资本的盲目崇拜还受强有力的文化产业的支持，特别是大众传播，典型例子来自相关的出版领域。

一部新的经济著作提供了对当前经济活动的看法，作者认为：

政府开支的增加排挤了私有资本，导致更高的利益竞赛。更大的节约和更多的存款导致更低的利率和更高的经济增长。失业不是由贪婪的实业家造成的，而是由最低工资法律、集体议价、提高劳动成本的失业保险和其他章程造成的。(Skousen，1997)

《商业周刊》指出，这本新的初级读物“将在修正公众对于经济如何运作的看法上起到重要作用”(coy 1997：44)。

它同时也告诉新一代人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劳动者为改进生活所做的全部努力都是被误导的。它声称社会保护的拆除是为了保持平衡。并且，它坚持它所提出的“经济原则”具有普遍适用性。

资本的放松管制和集中一直是由新的信息技术潮流所促进的。这些新信息技术大多是美国在冷战期间投入研究和开发的庞大军事支出的派生物。

这些技术，除了它们明显的军事用途之外，还满足了跨国资本操作的需要，比如在全球范围内承担生产和分配的任务。

浩大的电子和电信网络被组织起来，这对于全球性的公司操作是不可缺少的。这个网络开发了新的市场并在传输商业数据的同时，传送了文化产品，特别是全球性公司的广告。产业管制的放松，资本的集中和全世界即时通信是最近几十年来庞大的全球化资本的基本支柱。并且这是国家力量不断减弱的源泉，但是暂时要排除最强有力的国家——美国。

全球化的资本同时也像一根大棒无情地攻击着劳动者的生活标准。并且它对于国家在社会保护上的努力特别冷酷。虽然一些人仍然认为互联网就是一个为全世界个体表达所提供的民主结构，但实际上，由于它是唯一最新的技术媒介，迟早会致力于公司的利益——做广告，营销以及公司总体实力的增强。

今天，在世界大部分地方越来越完善的信息系统都牢牢地掌握在大资本的手中。比如，每年投资在电信上的资本都是上百亿万美元。在这个系统中，国家来作出的产品投资越来越少，更多的是由跨国公司和投资者以及他们的全球性机构，比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贸组织等。一些公司控制信息的作用已经是非常明显。

资本的贪婪

越来越清晰的是资本剧烈和贪婪的动力去击退尽可能多的在过去两个世纪期前一直努力实现的社会措施。所有革新的资本主义的传说——拥有一张人类面孔的资本主义，人类的资本主义——都被批判。随着大量新的来自印度、中国、印度尼西亚以及其他贫穷地区的劳动力进入世界经济，从未均等过的劳动力和资本间的平衡，更加朝着有利于资本的方向倾斜。新信息技术使世界商务系统可以使用这些新的劳动力储备，这对工业化国家的劳动力非常不利，至少会影响到已加入工会组织的那部分劳动力。

公共产权与事业的接管

在这个力量严重分配不均之中，没有社会或公共机构不为商品的生产提供贷款，如果不提供信贷，经济终会凋败。例如在美国，公立学校系统处在围攻之下并且各种各样的教育私有化被大众传播媒体待之以尊敬。八十多年前开始采取的累进所得税随着强烈的普遍的要求几乎成为记忆。

对那些认为任何舆论上支持的活动都不能接受的人，艺术也成了一个靶子。国家艺术基金会受到持续的攻击，并且它原本就不充裕的预算更是降到了极低的水平。

另一个无限制的资本的冲击特点对于民主秩序的威胁越来越隐蔽，但并没有减少。公共事业由原来的政府提供逐渐转变为市场提供，如果不加抑制，就会使人完全陷入市场关系，失去他们的集体性痕迹。私有的(付费的)儿童看护中心由连锁公司负责经营，提供了这种不断增长的现象的又一事例(Davis 1997)。医疗保健也成为了在现在的语言中所谓的“盈利中心”。想象一下盈利的医院！这些都不是稀奇的项目。他们存在着并不断激增。

新闻机构

然后是新闻机构本身，一个从一开始就是私有制的机关，至少在西方是这样。新闻机构对新闻自由的定义——自然地——同样基于新闻机构财产的私人所有制。这个定义与美国资本主义神圣的称谓结合在一起，并且在英国也是如此。

由于新闻机构的这一本质，从未有过媒体是站在资本和劳动力的哪一边的秘密。他们从来是站在资本一边。但在贪婪的资本时代，媒体的经理和主管，包括报纸、广播和电视都更进一步。现在，社论和商业部门为避嫌而采取的古老的分离被废弃。媒介厚颜无耻地向大广告主和赞助商提供他们的新闻和内容审查。曾经是易变而有细微差别的管理的观察变成了完全的顺服。这对于可信信息的公开进攻在不同的媒体都能看到，下面是很代表性的：

《洛杉矶时报》今天宣布在它长期的改组的辩论中迈出了一大步：它的主编，Shelby Coffee 3rd辞职，报社重新指定了一个新的社论组，并将进一步拆除在多数主要报纸传统上分隔了新闻和商业的阻碍。(Sterngold 1997年：C－5)

或许这些发展的一个积极的方面是，他们使人更加容易的认识那些在早期尚未被意识到的情况。

资本的集中在信息部门的经济中到达它的最高峰，并且这种没有限制的氛围允许了巨型文化媒介信息掠食者的诞生。这些导致了对公共领域的巨大掠夺。

无线电频谱，物理领域的一部分提供了频率——传送广播、电视和其他信号的方法，并且成为私有者和资本积聚者的最新的目标。从他们的最早期的使用开始，无线电波就被公认为不可分割的公共资产，是和空气、水以及后来的国家公园和土地一样重要的国家遗产。

今非昔比！在一系列的拍卖中，大部分的频率被卖给已经拥有国家信息系统网络的公司。根据早先安排，部分频率被免费赠送给广播机构，但总是附带着在陈述中有既定的最终的控制和部署的限制性条款。实际上，监督机构——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对于这些私人频率拥有者留有一手。但原则上，如果不出现责任事故，他们也不会使用。

频率的销售取消了最后的社会权威而转交给新的所有者永久的财产权。被释放的公司企业不愿意承认任何的限制，把消灭社会空间作为它的要求和成就，这都是后冷战时期资本主义的不同特点。

第三世界的消失

这个新时代的另一个特征，是“第三世界”的称谓从字面上消失了。从前贫穷的前殖民地国家，在华尔街投资者的咒语和诱骗之下变成了“新兴市场”。从前一直奋斗的国家大部分还没有工业化，成为了西欧、美国和日本等资本富足国家巨大的投资场所。

这些国家领导阶层在从前苏联系统脱离以后只有很少的实践经验，一些很乐意，一些很勉强地选择了美国“模式”。

●对主要产业私有化，特别是信息产业；

●引进外资；

●商务和文化的自由贸易；

●信息自由流通。

第三世界在25年前就要求的新国际经济秩序和新国际信息秩序被埋葬了。新经济和新信息秩序确实存在。但这些是用控制代替了协商，对于所有者阶层来说是新的、有限的、中产阶级攫取了巨大的利润，对于被雇用者则是国内和国外苛刻的工作环境。对于剩下的人，占人口的绝大部分，还是继续极度贫困。这个模式在全球都可以见到。

正如《华尔街日报》的资料中显示的墨西哥经验：

基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政府一直在为墨西哥模型自吹自擂……两年以后墨西哥以比索计价的经济出现增长，但吹牛者很少注意的是每名墨西哥工作者以世界购买力衡量的工资减少了50%，这个时期的通货膨胀遏制了上升的中产阶级，并且现在政治也很不稳定(《华尔街日报》1997年：A－22)。

在拉丁美洲，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和智利受到了特别的关注。在亚洲，在泰国和周边地区遭遇金融危机之前，韩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特别是中国，被视为对资本投资极具吸引力的区域。跨国公司和国际投资者给东欧——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波兰、俄国打了高分。华盛顿、伦敦、巴黎、东京，最重要的是，华尔街发现这些区域是对他们投机的资本有吸引力的场所。

然而除了新的和适度大小的消费阶层的浮华的开支之外，扭曲的经济和社会分化体现了这些社会的特点。不仅早期的贫穷和社会困厄持续和加深，新模型同时带来它的祖先美国的所有文化控制机制。

25年前，前殖民地国家和其他贫穷国家寻求建立一种具备多元性、开放性和互动性的信息新秩序，消除商业性以及对文化创作的垄断性控制。今天，“新兴市场”正被带有西方文化产业色彩的传媒所侵蚀着。连最初文化自主的设想也已经在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的规则中消失殆尽。

卫星传送和数字网比以往更加集中地被少数跨国的公司集团所控制，并渐渐地代替着(人们)对自由、平衡、非商业信息流的需求。矛盾的是，这些技术作为用以摆脱落后和贫穷的先进工具在不断地被人们推广和接受着。

文化特色的产品和综合性经济的融合

当代资本主义的另一个特点是它将文化特色的生产视为其系统的核心。文化传播产业的发展对全球化经济有效运作有着重大的影响。如今，媒体、出版社、广告商、公共关系、民意调查、会计学、顾问以及市场调查等以商品和服务为中心的各种活动打造了一个实质的保护圈。

跨国公司在市场上的发展主要是依靠其对目标地区的广告渗透。民意调查使政客们能够监控民众细致的情感，运用适当的公共关系解决当前的问题，并作为他们选举、贪污、军事冒险的手段。尽管达到此目标前并不能克服大量的、难以预计的困阻。

难怪在这些新近发展起来的相关领域中，职员都是劳动者中最有经验和才能的人。他们迅速成为执政力量的一股重要支柱。

在产生之初就成为重要的娱乐工具和主要意识形态传播者的电影和电视产业也已经充斥着商业气息，并已创造出价值十亿计的象征性的产品。这些产出仅次于航空业。

价值不断增加的信息和传输信息的数字化网络仍然以传播领域为重。虽然美国在这一领域的领先可能只是暂时的，但这种领先不可争议地成为某些政治的和军事的领导阶级提倡的“美国主导的二十一世纪”的基础。

在国内，人们总是受到商业信息、琐碎的新闻报道以及无尽的体育节目的持续“轰炸”。看电视的话，会发现美国是由模特、名人、贪婪的政客以及运动员组成的。工人与第三世界都已经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

1997年10月，一则短讯报道了Henry Kissinger，前国家和长期外国政策批评委员会秘书已受聘于迪斯尼，美国最大的传媒公司之一。还能有什么(比这个)更能证明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融合呢？Michael Eisner，迪斯尼的主席声称聘请基辛格(Kissinger)博士作为公司处理与中国之间关系的顾问。迪斯尼视中国为公司一个有潜力的市场：包括录影、公司商店，甚至是主题乐园(Weinraub 1997年：B－7)。

实际上，特别是政府和国家部门，历史上在全世界代表了美国公司的经济利益。迪斯尼的做法可以被看作为公司寻找额外保险。而一位曾为迪斯尼鼓吹的前国务卿为当前象征性和商务文化的合并提供了证人。

自由电子商务的出现

一个数字式资本主义的特殊性是它把旧的学说转变成新的名词“信息自由的电子商务”。

自由流动的学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很好的为美国政策服务。它向世界鼓吹和宣传，先后为美国影片，新闻，电视节目及出版物开放了市场。同时，它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大棒来打击非市场化的社会。这是因为这些社会在世界占统治地位的系统之外努力开发的经济需要被限制并被排除在产品、服务和一些文化产品之外。

杰瑞米·腾斯图是少数的深入描述这个过程的人。在《信息自由流动》一书当中，他写了“一个基本上是美国的观念，被纳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结构中……教科文组织把这样的美国观念传播为‘免费信息’，不可避免迎合了媒介的主要出口的国家(腾斯图1977：138.and205)。在冷战过程中，自由流动学说一方面巩固美国在全球化信息和农产品上的优势，另一方面作为宣传武器反对邪恶的帝国。现在，冷战结束了，美国想凭借信息经济来急于争取全球的优势，自由流动学说的词义——虽然不是它的本意——也被调整了。”

这个调整是通过一系列美国发起的国际和约开始的，它很自然地把服务贸易解释为出口信息、媒体、文化产品。有了这个新术语，出口的服务，如财政、影片、电视、节目、新闻、做广告，以及其他——简单地被聚集作为商业项目，由达成协议的商业和经济交换的规则管理。

自动地，在这样的指定之下，保护本国文化产业的措施是违反“自由贸易”协定的。与信息和文化有关的创作与商业物品不加区分地对待，这恰好符合美国文化融合的需要，但并不是一个在世界许多地区普遍的想法，只是美国经济的力量以及它对不服从国家关闭巨大的市场的威胁，压倒了多数反对。

白宫在1997年7月宣布要努力将自由流动学说扩展至新数字时代。一个总统签名的文件——电子商务框架指出信息自由流动的新定义，同时非常清楚指明什么是风险。它给了这样的评估：

包含计算机软件，娱乐产品(电影、图片、录影、比赛、录音)，技术信息服务(数据库、网上报纸)，技术信息，产品执照，金融服务以及专业服务(商业和技术咨询、建筑设计、法律建议等服务)在内的世界贸易在最近几十年增长迅速，现在光美国出口额即达到400亿美元，并且这些在线交易也在不断增长份额(白宫1997)。

保护并且扩大这些每年增长显著的数字化商品的渴望导致了框架文件的出现。文件明确指出：

政府必须采取非限制的、市场导向的方法对待电子商务，它可以促进一个透明和可预测的法律环境支持全球企业和商务……美国政府支持横跨国际疆界的最大范围的信息自由流动，这现在包括多数通过互联网获取和传送的信息资料……(Ibid.)

简而言之，这是劝说其他国家不要采取那些被视为保护他们的经济生活能力或文化独立的行动。自由流动学说在它的网际空间再生，和它的前辈学说一样，是美国数字化优势的单方面的主张，并且仍然保持为一个为非数字化文化社会产品服务的主张。这个不平等的方式能够维持多久，将主要取决于美国公司系统保持它在高技术的先进性和它的经济优势方面的能力。

电子商务也许是美国文化产业和他们的华盛顿代表的政策，但同时，没有任何努力用于保证，这商务不是在用户意义的世界的自由。

在这种背景下，知识产权归属的问题上升了到了一个新水平。信息真正自由流通预示要建立更宽泛的知识产权法律和增加对任何创造性工作广泛的自由接触。但事实相差很远！Lester Thurow，一位知名的经济学家，解释了这个新情况：知识产权处在现代公司的经济成功或失败的中心……知识产权越来越变成战略阵地的核心(Thurow 1997：96)。

Thurow认为涌现的数字时期是跟随历史进步的：

工业革命是从英国废除公有土地的圈地运动开始的。世界现在需要一个为知识产权的社会化管理抗争的运动，否则我们将目击在强权劫掠知识产权的夹缝中求生的一幕，正像强权在三个世纪前劫掠英国公有土地那样(Thurow 1997：101)。

实际上我们所目击的，是公司对知识产权的圈地运动，一个不可能被称为社会化管理的过程。知识产权被加强和被扩大，并且新手段被构想产生，以保证这些权利无法被破坏。

为大多数这样的活动辩解的论点是：这可能有效地保护创作者、作者、设计师艺术家、影片制作商个人的权利，并且为他们创造性的工作提供继续的激励。虽然这样的个体工作在继续，今天智力艺术性的创作更大的份额是在公司的协助下产生的，这些个体智慧和技术是生存在与大型研究、文化机构签定的合同下面，在这样的环境下个人的激励是可笑的。

大出版商、大型影片和电视节目制片公司和公司研究实验室希望他们的产品便利地在互联网流通但并不免费。为了这个目的，当在1997年10月法兰克福书市出现数字式对象标识符时大家欢欣鼓舞。“它是本世纪在出版界最重要的事件，并且我不认为我言过其实”，德国出版业的巨人Axel Springer Verlag的首席执行官如是说(Carvajal 1997年：C－11)。

这个被笨拙命名的技术是使知识产权被编号、识别及在网络上得到监控，如此保证了它不会被没有付款的人使用。

通过这个技术，把互联网变成主要的商业地点的愿望将可实现。网络的商业化应用预期将可以达到，早期的认为网际空间将成为新公共空间的乐观预期破灭了。

在数字时代，知识产权公司所有人将对任何应用其产品的行为收费。电子商务流通现在包括人和社会的创造性在国内和全球性市场上出售，同时更旧形式的社会应用也就是说“合法使用范围”被限制了，另一个社会公共的支柱被粉碎了。电子商务自由流通连同被加强的知识产权，构成新全球性公司信息秩序的基础。

结论

杰瑞米·腾斯图所描述的大约二十年前的国际通信领域，仍然是可辨认的。尽管技术发展令人吃惊，工业集中化和合并，新全球性联盟，并且另外的通信声音，世界信息秩序依然大部份是为美国人占据。网络世界的增加使通信更加便捷，但信息的发布仍然是少数大公司的声音，主要集中于少数几个国家当中。广告，有过之无不及的更是为全球性媒介的文化流动提供经费。有更多媒介和数据生产的次级中心，虽然现在比以前更加明显，但正如早期观察，没有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媒介，但是有拥有多媒介多通信设施的企业，它们水平地和垂直集成在一起。

随着放松管制被强加于所有大陆，国家只有有限的能力干预和社会化管理这个系统。全世界资本家通过文化媒介空间的存在迅速增长，压缩了社会的空间。这个过程会到达它的极限——一种全球性公司封建制度的形式吗？陪审团——我们60亿的人们——仍然没能发出自己的声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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