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迟来的电视研究

第八章　迟来的电视研究 ——关于知识生产的案例分析

David E.Morrison

文化的产物总是与政治斗争相关，就仿佛一场战争，使人理解后接受或是让存在质疑的领域变得合理，有价值并且是适当的。并非这个领域且涉及到直接面对学问及学术以外的权利安排的斗争也经常发生。对那些参与昂贵大型的社会学实证研究的人员来讲，研究一旦开始，紧张便伴随着整个研究实践。这些研究经费，一定是来自某些地方。除非他是某个大型捐赠的基金的受益人，这个“某些地方”，在不同程度上，对研究的干预一定会超过所谓的“纯经济支持”。或者是直接的操作上的干预，或者是研究框架上的。

我试着去做的是研究通常被认为“纯粹的”或者是“自由货币”的资助性资金——即基金所提供的研究经费——并且揭示出政治压力是如何通过大众传媒工具研究影响习惯和操作模式的。特别的，我针对性地解释了为什么第一次重大的关于电视的研究出现在英格兰，而不是像我们预期的那样，出现在发展程度更高的美国。实际上，查尔斯·怀特在20世纪50年代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做的关于美国大众传媒研究的报告中发现了由于美国学者迷糊所致的关于电视主要工作的缺乏。

回顾最近的历史，一个受阻的影响是因为缺乏可能成为在这个时期美国大众传媒最显著发展的材料；也就是，电视。还没有主要的社会研究表明有新的媒体诞生(Wright 1956：83)。

最主要的关于电视的研究来自于英格兰的Himmelweit，Vince和Oppenheim的研究，即出现在1958年的“电视和孩子”。不过三年后，Schramm，Lyle和Parker的“电视在我们孩子的生活中”在美国诞生了。有意思的是Schramm在前言中抱怨在他的研究中缺乏资金，并且和Himmlweit的情况进行了对比：“谁会在搜集数据之前就知道他能拿到多少资助，然后按照资金的多少制定整个研究计划？”Himmelweit有幸在英国得到了莱文胡米基金会(Leverhulme Trust)很充分的资助。

基金的早期立场

想要理解早期电视研究的资金缺乏，有必要理解它们基金自身的立场，包括其历史性以及有可能进入电视研究领域时的立场。

尽管存在其他时期以及其他文化的先辈，近代的慈善基金是一种特殊美国化的、实质上属于20世纪的机构。^[1]正如William Whyte Jr所说：

为了共有事业发展的私立基金概念是一种非常美国化的新生事物并且是近来才发展起来的。直到19世纪末期，商人仍习惯于通过捐赠以缓和不幸，而不是来防止其发生。但是资本主义带来了越来越多的个人盈余。除了建立新的港口城堡、游艇和留给后嗣外，还有其他更加明智、更富有创造性的捐赠方式。

在一开始捐赠者的动机总是让人怀疑，因为这样慷慨的表现与他们其他的社会行为不太一致^[2]。抛开捐赠者的动机不谈，事实上，Linderman说：“私人捐赠与大规模的慈善事业的区别是小和大的盈余的不同。前者可能停留在个人水平，但是后者涉及到组织。”慈善事业就这样成为如同捐赠者的产业及商业王国的企业。然而，如果基金提供了一个解决比例和分配大规模个人财富的组织化方案，他们就不会一直得到所有人的认可。认可的缺乏主要源自于对可疑性质资源的识别以及促进捐赠的方法。Fosdick在他在洛克菲勒基金的时期，曾说过财富创造于“在国家历史中的特殊情况且不同于一般的方法，也就是在如果可以不再遵守社会道德和法律约束的情况下”，这与“赃款”的定义是不同的，一种对于早期基金的特殊怀疑是认为他们的创立者会用这些基金改变或者支持他们自己的经济观点和实践。这样对于基金的早期怀疑就有两种，一种是关于捐赠的来源，另一种是关于捐赠款的用途。

基金及知识的形成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除了那些史密斯索尼安和卡耐基机构(Smithsonian and Carnegie Institutions)，一般的基金不会积极支持任何科学研究。在社会学领域，正如Oberschall指出的，社会调查在1919年左右的兴盛主要归功于St.Russell基金会在1907年的成立。但直到20世纪30年代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社会调查的技术才得以完善并应用于专业的科学研究。1920年以前，可靠的资金支持^[3]。

如果说对社会科学的赞助一战前为零，一战后也严重缺乏的话，这样的状况在20世纪20年代得到了改善，正如Hollis(1938：116)提到的：自然以及物理科学持续地得到与慈善预算同比例扩大的赞助，但是1921～1930的10年以及随后的5年内，社会科学得到的基金资助呈一个持续增长的比例，并且很明显在基金中占优势地位。这种由战争导致的支持区域内基金干预的思潮开始流行了。就社会科学的支持来说，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科学给予政府的协助可以看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彩排，社会科学研究所带来的好处在第一世界大战以后可以清楚地看到。如Lyons(1969：31)记录的：

智力测试的战时用途为政府，特别是为私有产业在别处开创了先例。的确，心理学家为军事进行的研究工作被称为“给产业的战争礼物”，之后，私人公司开始起用心理学家，咨询公司逐渐组建，并且新的技术出现了。

在这改良的氛围中，Beardsley Ruml作为劳拉(洛克菲勒)纪念馆的领袖，在1922年9月后花费了1400万美元的基金，就是“为了把社会科学划入学术地图”(Macdonald 1956：24)。但是，如果目标是为了把社会科学“划入学术地图”，那么绘图一定是源于经验主义的。实际上，早期对于社会科学任一重大数额的支持都是由基金会提供的。Donald Young(1969年：xv)，罗素赛奇基金会(Russell Sage Foundation)的董事长，在观察基金活动时评述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岁月，如果没有私立基金提供经费，社会科学几乎不可能有研究结果。”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基金对社会科学贡献的重要性并不取决于他们支持的任何单独的工作，而是取决于他们鼓励和重视的理论尝试的张力和风格。如果美国并不是研究技术的发源地，但作为欧洲出口的接收者，它无疑在大范围内采取了那些技术。基金自愿为这样昂贵的研究提供必要的资金，这在援助这种技术应用中扮演了一个不无意义的角色。他们不仅准备支持这样的定量工作，或许从传播观点的角度来看，更加重要的是，他们支持和鼓励了能使这些工作繁荣并扩展的必要的协会形式：即研究所、中心、局和相关的办公室。实际上，支持Ruml赠给Spelman纪念馆款项的强烈想法是“为了开发主要的研究中心”，并且正如Ogg(1928：156)记载的：

唯一的方面是，无疑是基于好的及有效的原因，基金和其他赞助人及捐赠者很少将钱直接给个人处置，而是会把钱交给委员会、办公署或其他连续的、有责任的、合作性的机构，可以单独支持很多我们现有研究机构或实体所发生的紧急情况。

这个被Ogg指出的为了研究中心的基金支持的好的及有效的原因是建立在基金本身的官僚结构及针对数字工作的高价值之上的——尤其是，事实证明的在社会的无争议领域和人文主义科学(Hollis1938：289)。为了理解关于数字工作的科学元素的吸引力，我们必须记住基金对严肃研究的兴趣最先产生于自然科学与物理科学领域，因而他们对社会科学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受这种经历影响，总是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这种“高级科学”进行比较^[4]。这很难，然而，为了区分和发展给这样的对比带来支持的美国社会科学通用模式，不管怎么说，付出趋向于从作为最接近自然科学的基金会的视点发展和同时凝合了他们自己对于社会的组织架构和问题解决方案的发展中社会科学。举个例子说，Hollis(1938：225)对基金会在社会科学中使用自然科学方法提出了抱怨：

要提出的观点是，社会科学正在经历着意义深远以及迅速的发展，并且多于任何其他支持性的机构。博爱基金正在引导美国高等教育。他们已经是强制把在自然科学中发展起来的研究技术应用到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罪魁祸首。

然而，Russell Sage基金的Donald Young(1848：330)10年后指出：“可评估的成功的测试，使人们日益关注社会科学的科学化趋势，并相信在这一方向的努力将获得回报。”

一个关于信心和防御性战术的问题

随着社会问题变得显著，也随着知识发展成为得出解决方案或改进策略的一种能力，基金被他们所谓的改进人的福利的原则所推动^[5]，从而放下了他们博爱的责任，而服务于知识。这就是发展的自相矛盾的论点：为了充分尽到他们博爱的职责，更大的基金被投入到需要社会科学家帮助的活动中来，但是进入这样的世界也就意味着进入了存在不同价值观和直接冲突的世界，从而暴露了基金在立场上的弱点。对动机的再多一次猜疑和基金的基本原理显现了出来并且不时导致明显的敌意。

几乎所有的基金都会公开发表独立性声明，通过一个注释性的解释或者一段独立的声明。然而，虽然如此，他们实际的有效性不是所有可能被期望的那样。正如Emerson Andrews(1956：164)指出那些发现将不可避免地被归功于基金自身。一种更有效的辩护，以及一种对于基金愿意资助的工作的种类有重要作用的，是所谓的客观现实。明显的，不能增加在关于选择支持的研究领域的客观性辩护，但是可以增加关于联系非常紧密的这样的研究的客观性辩护。这是Alvin Gouldner的论点(1973：Ch.3)，坚持客观性是被社会学合法化的程序，但是在对基金客观性的实际操作中加入了一些有效壁垒的长处，这能树立起给社会科学遗赠的钱的辩护。这在一些基金官员的谈话中非常明显地透露出来，并且在一次对Russell Saga基金的高级官员的采访中也很好地表露了出来：

基金遇到难题是在于他们已经做了一些政治性的事件而不是科学的。很少见到一个可能创造客观结论的具有很好科学方法的好的稳定的研究项目会受到批评质疑。

历史运动及对基金的质疑

基金不会存在于一个真空的社会里，并且在政治社会模式方面质疑的焦点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广泛的改变。当原来的批评开始倾向于会习惯于限制社会变迁基金的恐惧时，也就是在20世纪50年代，批评集中在对基金鼓励激进的社会改变或支持愿意从事激进社会改变的团体的恐惧上。

有人已经提出了对原始捐赠人的动机的质疑，同时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对捐赠人的怀疑已经转化成了听证会形式的官方质询在1915年成立美国产业关系委员会之前。该委员会关注资金的使用目的以及基金会向受助人施加影响的能力^[6]。这样，美国参议院对于产业关系的人性化的报告(1916：83)评价道，所谓对产业关系的调查并不像它所宣称的，具有科学的或社会的基础，而是为了促进洛克菲勒(Rockefeller)先生的兴趣。

到了20世纪20年代，洛克菲勒基金开始更多地进入它自己项目的直接操作，尤其是在健康和医药领域，并且尝试着把同样的原理应用到更不稳定的产业关系上。不幸的是，洛克菲勒自己的公司缺乏可以从社会科学家那里学到的对冲突的管理方法，宁愿用武装士兵来中止冲突。一个洛克菲勒的控股公司——科罗拉多燃料和钢铁公司，在1914年用武装士兵对罢工者进行血腥的射击时引发了一场骚乱，使之成为“知识分子大屠杀”。结果是：

洛克菲勒委托人面临一个并不舒服的教训，那就是被卷入社会和经济问题的风险，特别是如果基金同意执行工作。如同他们尔后决定对科学区域制约基金的直接操作譬如公共卫生政策的事情，医学和农业。在社会科学领域有争议的工作，通过津贴，它也会同样对待其他独立机关(Neilsen 1972：53－54)。

基金进入社会科学是一个痛苦的教训。结果直到20世纪20年代都没有再支持社会科学。在“令人难忘的教训”Ludlow大屠杀发生之后，洛克菲勒再次尝试进入社会研究领域，此间民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不仅社会科学通过他们的战争服务更被接受，就连农业部之类的组织也参与了更加系统的研究和更持续的对社会科学的利用^[7]。这增加了社会科学的“可见性”特别是它日益增长的可接受性，由上述的“战争礼物促进对产业”，加盟对信任的增长的公开宽容、商业和仁慈，变小了重覆灾害的可能性。用Fosdick，洛克菲勒基金的主席的话说，必须承认，1922～1923年为这样的活动提供了良好的环境(Fosdick 1952年：215)。

如果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基金进入社会科学提供了宽松条件，那么新政府大量雇用社会学家就提供了更深远的推动。关于这一点，倒不是社会学家在新政期间发挥多少实际作用，更为关键的是，社会学家被重实效的罗斯福新政府聘为顾问，而这一角色在往常都是由商人和律师担当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科学得到更大的促进，但即便如此，对基金的批评依然不断。这样，即使社会科学获得了大量基金的支持，对社会科学某些特殊区域的投资仍然是冒险的。卡耐基基金会介入种族关系的研究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尽管由于社会科学普遍被接受而使基金赞助社会科学的信心增强，1944年出版的《美国的一个难题》一书充满了对批判主义的担忧和低期望。整整四页的前言在试图为这样的工作找理由，赞颂卡耐基企业过去的成就，甚至敦促读者尽量理性而不是凭感情地去阅读这些言论。尽管一直在寻找“没有帝国主义的背景或传统的学者”，Keppel(1944年：v)，卡耐基企业的领袖仍然感觉有必要免除基金会的职责：

正如经验表明，让事实为他们服务，对基金提出适当的限制，不向公众解释他们在做什么，这类的研究提供了很恰当、有时是很重要的对资金的利用。

财富的低迷和把财富用于媒介研究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和冷战紧张局势的形成，允许Myrdal研究的氛围开始衰退，尤其是在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之后，由于民族个性的改变而产生了一种对基金会的怀疑，这种怀疑导致了两次国会质询——1952年的考克斯委员会质询和1953年的里斯委员会质询。在一股更加普遍的不确定性的风潮的推动下，对基金会的怀疑导致对共产主义者渗透和违法的指责超过了对共产主义及其支持者的资助。在与一位20世纪50年代曾在卡耐基公司任职的官员的讨论中，这种氛围被称为是“不公正的”。John Marshall曾供职于洛克菲勒基金会，他回忆到：从那时起我们实际上必须去考虑委员会所表现出来的怀疑，我认为我们从来没有害怕过被批评，但我们必须意识到这种怀疑会妨碍我们的工作。总之，Marshall认为基金会内的气氛与其说是恐惧，不如说是“慎重”。即使如此，综观局势，就目前政策而言，却是“直接”多于“慎重”。Huthins(1956：207)，共和国专款的负责人观察到：

国会议员Reece被嘲笑，大家公认他的调查是一场闹剧。我认为他有很好的理由对自己感到满意。没有一次猛烈的抨击，没有一句精辟的言辞，他实现了自己的目的，他的目的就是阻碍基金会，抑制基金会中存在的勇气和想象力。正如我所说过的，他出现的时候没有很多人在场。国会议员考克斯(Cox)在他前面。如果有基金会愿意引起争论、愿意承担风险，考克斯和Reece已经吸取了教训。谁将会冒险呢？

读Reece的报告可以使我们注意到一些真正有阴谋的工作，从对洛克菲勒、卡耐基和Russell圣贤基金支持社科百科全书的攻击到对“福特基金的不忠诚员工”(Reece报告1955年：36)。其中一个被提到的员工是Bernard Berelson^[8]。

如果我们将注意力转向基金，通过调查，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福特基础作为一个特别的批判的例子被单独提出。根据Macdonald(1956年：25)的说法，关于福特基金的批判是从1951年开始的。当时Tribune写了一个名为“福特基金开始向左派倾斜”的故事。这个假设的左派分子是暗指参与了福特基金很多计划的一些人，譬如，Paul Hoffman作为John Marshall计划的领导者，曾经把100亿美元给了别的一些国家。这个批判风潮中由Hearst的一些专栏作家占了主角，例如Westbrook Pegler，GeorgeSokolsky和Lewis Jr。Hoffman被描述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个骗子”，而John Marshall计划则是“罗斯福荒谬的对岸海堤”。批判同样也来自一些团体，比如，右翼宪法教育同盟，他们散发了一些小册子来反对福特公司，并把它和共产主义相联系。他们认为，福特汽车的拥有者，在并非自愿的情况下为共产主义提供了支持，因为福特公司的利润用于了左派的福特基金(MacDonald 1956年：27)。

把福特基金作为攻击对象，是由两个主要因素造成的。一方面，当时基金有一个迅速膨胀的计划，其中包括大力支持社会科学，同时为他们的社会问题和科技发展而服务。事实上，位于帕洛阿尔托的负责创立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福特基金第五分部，在Reece报告中被评论为特别有害的(Reece报告，1955：36)。它们之所以和Cox及Reece一起反对社会科学是因为正是这类社会科学受到了基金的资助，即是由基金引起的。他们所被要求的不是通过社会上的询问而建立“真相”，而是通过理论上的深思熟虑来支持以美国价值观为基础的已经建立的真相。

也许马克思主义者会对社会学的数据化一面提出异议——他接受的是事实——或者更准确地说，通过对社会秩序的非理性思考，来判断它是安全的活动还是没有根据的活动。而当时来自右派的经验主义的社会与理论的意见和他们相反，右翼分子们看到这一系列事实也许会觉得这与他们的价值观相悖，属于煽动性言论。而那些对于右派的真正的愤怒在于福特基金授予了150万美元用于共和国的建立上。这一激进的基金，其根本目的维护公民的自由，同时主办了Stouffer的共产主义学习和拉扎斯菲尔德(Lazarsfeld)与Thielen的学术意见等活动。关于McCarthyism在智力生活和时间的作用的研究，再一次刺痛了愤怒的基金批判者们，超过了他所给予的政策。尽管这基金是独立于福特基金的，但就像父母不得不因为孩子所犯的错误而受到牵连，福特基金也受到了牵连。

对福特基金的攻击不仅在它的个人水平上而且在于基金的政策决定上。Macdonald(1956：27)引用了亨利·福特(Henry Ford)的说法：经销商在信件中告诉我们，顾客们指责基金是共产主义的，并警告，他们将不再购买福特的产品。但我并不会被那一类信件所干扰。我为什么要被干扰呢？福特的这个声明是被严格地记入基金的“正式历史”的——现实有些不同。事实上，福特是担心的，他把一些信件给他的发言撰稿人看了，并且“表达了深切关注”(Reeves 1969年：15)。也不是Hoffman所说的，福特借此冷淡的声明解决那些怨言信件。

我告诉了他(福特)我想试验……想改变，但改变总意味着麻烦。但当我们收到一封关于反对我们现在所做的事的信件时，……一个关于国外计划的广播节目或者一些不是的……我不得不花上好几个小时使委员会放心(Reeves 1969：15)。

亨利·福特(Henry Ford)在如此压力下的行为同时也被他于1955年对共和国其他的谴责所证实。这一谴责，被按原文在国内的各主要报纸上刊登，对基金造成了意想不到的打击(Reeves 1969：177)。福特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原因应当是大量的且有力度的外界广泛批判和额外的来自经销商和消费者的批判。在一次Reeves和Elmo Roper(一个民意调查者)的会面中，Reeves(1969：177)评论到：

(Roper)知道在福特公司中有很大的来自官方的压力。Roper被暗示，如果他不从基金委员会辞职或是支持撤换基金委员会主席的话，它的业务关系将被削减。福特曾要求Roper离开基金委员会。

如果福特基金承受着很大压力的话，那么共和国基金所受的压力自然也很大。在Fulton Lewis一次特别恶意的攻击之后，根据他的发现，基金打算学习美国军队，委员会成员在1955年秋聚会时极端着急。其结果是，他们决定放弃一些有争议的计划(Reeves 1969年：138)。

基金中的官员和委托人的社会阶级背景使他们无法适应那些诽谤性的批判。那些在福特公司工作的人也并不习惯于在面对国会质询时为自己辨解，就像亨利·福特在1952年秋天被要求的那样。那些批判使他们饱受折磨。基金开始把大量的钱放到了“安全”的领域中。

在1955年3月他们的季度会议上，福特委托人同意了三个大计划，预期要支付8500万美元，绝大部分用于今后三年中。直到1957年，这项开支大约占了年度预算的一半(MacDonald 1956：166)。除了2000万将作为国家优秀奖学金之外，5000万美元用于提高大学教师的薪资，以及成立了1500万美元的基金用于研究精神病。这些领域被选择的优势在于，基金希望能尽最大努力，使用钱时惹上最小的麻烦。对于这，MacDonald(1956：170)给予了尖刻的评论“尽管这计划并不足够大，总统基金于1955年宣布了更安全和更大”的计划，MacDonald指的是5亿美元基金作为支持机关的津贴：

麻烦多多在于缺乏胆量，基金中的慈善家是聪明人，他们能把5亿元美金用得比给个人更为有价值。但他们被吓着了，更准确地说亨利·福特，DonaldYoung和其他一些基金资助人被吓着了，而他们的恐惧，传递给了帮他们掌控基金的慈善家们(MacDonald 156：170)。

基金和通信研究

1959年Berelson在大众传播研究陈述中写道：

大众传播研究的现代版本始于大约二十五年前，如果洛克菲勒基金研讨会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没有激励的话……之前最主要的协调是学术和商业利益的发展(Berelson 1959：1)。

研讨会提到，由洛克菲勒基金的人文学科部的领导John Marshal发起，目的是为了让拉扎斯菲尔德澄清普林斯顿无线电研究计划的概念性进展，这项计划是获得基金资助的，并任命拉扎斯菲尔德作为它的负责人——另外两个联合负责人是普林斯顿大学的Hadley和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研究部门的Frank Stanton(参见Morrsion 1978年b)。

不愿意被卷入任何关于拉扎斯菲尔德形式的研究争论(参见1959 Mills)，现在我们可以很容易从中看到，从基金的角度，这一事实——拉扎斯菲尔德经验的收集方式是具有吸引力的——显而易见，在客观上，他有可能具有反对批评的辩护功能。但是，肯定的是，20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期这段时期，是促使基金参与社会研究的一段时期。此外，洛克菲勒基金的John Marshal是一个极端自信和信奉自由主义的人。另外，关于洛克菲勒参与无线电研究，没有任何部门提出任何反对意见。甚至于，有人通过洛克菲勒的内部档案目击洛克菲勒的行为，关注已经从“事实账户”上有了一定的偏离，而转移至满足社会批评的无线电产业上。这是由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所例举的，他曾和拉扎斯菲尔德一起参与普林斯顿无线电研究项目。

阿多诺的问题

基金中并没有人接受阿多诺的关键性理论——必须要说的是阿多诺从未歪曲他所写的东西(see Jameson 1967)，并以傲慢的方式和产业人物打交道(see Morrison 1978.a)。尽管John Marshal(他代表基金方掌控了普林斯顿计划)不在意被阿多诺称为“无知的年轻人”，但他被阿多诺的智慧所打动。甚至，有人发现，在回应拉扎斯菲尔德延长阿多诺的合同之前，John Marshal一本内部的备忘录记录了他关于阿多诺开始音乐研究后的工作，其中写到：阿多诺方法的独到性……真正的问题是研究的社会事业，而这公共事业的优劣标准在于它是否能弥补当前广播音乐的缺乏(Inter-office memo from Marshall，December 1993，Rockefeller Archives［PRRP］)。事实上，阿多诺的工作没能符合基金的行政要求。

也许“补救的概念”是经不起推敲的，但John Marshal要求阿多诺的工作具有一些公共事业性并不是不合理的。最让阿多诺担心的是“陷入方法学怪圈的危险”——为了能通过社会学流行准则抓住文化现象，它必须使用具体的方法(参见Adorno1969年：347)。然而，面对在文化氛围中展示理论和实践/实践行动(praxis)的结合的机会，阿多诺失败了。这并不奇怪。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它不能处理实践(praxis)除了在理论方式中的任何其他形式。John Marshal和其他基金方的人只认为，阿多诺的工作是极端消极的，不是黑格尔的否定哲学，但简单地吹毛求疵，显得有些冷血。

有意思的是，阿多诺是拉扎斯菲尔德和基金决定的人选，而音乐是无线电产品中要分析的区域。尽管拉扎斯菲尔德一再被法兰克福学派所激怒，而且，如他告诉我的，这些人并不负责任，但拉扎斯菲尔德对他的成员和工作还是尊重的。拉扎斯菲尔德曾写信给基金会说，如果在研究像无线电一样重要的事物时，不把它们放在整个文化框架中将是一个严重的失误。因为他知道“这样的分析会导致争论的结果，所以将实验放在了音乐领域，这是最少受到公众干扰的”［from letter Lazarsfeld to Marshall，27 December 1939，Rockefeller Archives(PRRP)］。这就意味着，“广播的”和“社会批评”最好试图以安全的音乐的方式而不是以其他形式。一封由Hadley Cantril写给John Marshal写的信证实了这一点：管理者明白他们的责任(老练且科学的目的)，选择了音乐作为他们在广播中做社会系统的调查形式［from letter Cantril to Marshall，7 March 1939，Rockefeller Archives(PRRP)］。

尽管，洛克菲勒基金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初支持社会科学这一良好氛围下充满信心地加入了媒体研究，但仍有一只风化眼为社会体系所带来的批判随时做好回击。阿多诺的工作肯定不是事实调查，而且，正如他一篇论文的标题说的那样是“社会对电台音乐的批判”(Adorno 1945)。在这种情况下，批评接踵而来，在“科学客观性”的防护后，可以让那些基金支持的社会科学得到保护。然而，50年代以后，甚至“科学客观性”也不能保护他们不受攻击。经验主义询问是对Reece委员会的一种诅咒。

胎死腹中的电视研究

20世纪50年代，洛克菲勒基金放弃了在大众传播方面的研究。就像基金组织常做的那样，先支持一个领域的研究然后在实现它最初的目标后宣布退出。因此，在审视了电视在美国人生活中的地位后，不可能指望洛克菲勒基金自己会重新涉足大众传媒的研究领域。再者，在面临着福特基金会开始大规模从事社会科学的研究的现实下，洛克菲勒基金在支持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影响已经一步步地在削弱。

在电视的出现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后，体传播方面的研究将会取得非凡的成就，就如同洛克菲勒基金在先前广播媒体方面研究所取得的不俗成绩一样。大家通常认为福特基金之所以不会进入电视媒体研究领域，是因为福特基金觉得电视媒体的研究对它来说没有知识方面的利益。但是，实际情况并不是如此。福特基金在20世纪50年代初对电视媒体所作的研究和努力可以与洛克菲勒基金在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对广播媒体所作的努力相提并论。

在1951年的那个冬天，福特基金开始讨论研究电视对美国社会影响这个课题的可行性。不少前瞻性的研究会议和研讨会的召开，为这个课题的研究作了探索性的铺垫，并且，这个课题所需要的一些学术界和媒体业的核心数据也已经完成。这些前期工作的成果就是成立了电视媒体的顾问咨询委员会(Advisory Committee on Television)。这个委员会在1952年的8月21和22日召开了第一次会议，拉扎斯菲尔德任主席。委员会的主要宗旨是提出电视研究的方案和一些制订政策的建议。委员会的报告在1953年的夏天被提交出来。报告的起草者们寄希望于他们的建议会被采纳并实施，而且他们相信一定会有实质性的行动出现。但是，实际上在委员会提出了诸多建议后，什么参考建议的措施也没有出现。

关于委员会胎死腹中的原因，我们可以从Kefauver青少年犯罪委员会(Kefauver Committee on Juvenile Delinquency)1955年春发表的一篇会议纪要中窥豹一斑。拉扎斯菲尔德成为了委员会专家证人组的一员。在他的一段证词里，谈论了缺少经费对研究电视媒体的影响。报告内容如下：

非常遗憾的是由于资金的缘故，这项研究的发展机会在这段时期内变得如此的有限，究其原因来说，不断升级的针对基金的批评起了很大的作用。一个国会的委员会批评了基金董事会在其他一些领域的活动。以至于董事会在新的研究领域的资金支持上非常的谨慎小心。现在的实际情况是，明知道广播已经日薄西山，但是洛克菲勒基金仍旧愿意投入大笔的金钱去研究其对美国人生活的影响。而现在电视的影响已经越来越大，可是对其必要的研究却得不到基金和赞助人的支持(Kefauver 1955：54)。

该实证报告在提交给委员会时，原证词的一部分被删除了，删除掉的部分正是我们的委员会(指的是福特电视咨询委员会Ford Advisory Committee)所提交的并被业内及批评改革家们所赞赏的详细计划^[9]。

这部分从Kefauver报告中被删除原因就在于，福特基金会的一位高级官员给Kefauver写信，反对拉扎斯菲尔德对放弃所倡导项目之原因的解释。不难理解，该官员对拉扎斯菲尔德所提出的主张并不感兴趣。结果，拉扎斯菲尔德和官员间开始通过信件进行“事实的澄清”。但是，两人围绕着整个事件的信笺往来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给当时的整个情况增加了不确定性。官员的信件表明，他认为该项目在当时难以筹集到资金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说对于基金会是很明显的，当然有充足的理由说明对于拉兹菲尔德就不是那么明显了，拉扎斯菲尔德写信给副总裁McPeak：

对于平民电视委员会(Citizen’s Committee)所遇到的问题，当然了，我非常渴望能够避免误解。您未能及时用信件通知我们在国会备忘录里做出变更。我确信，您知道问题出在那里。对于我们的提案的处置，我从来没有和基金会进行过交流。无论我什么时候在纽约的时候，平民电视委员会的成员总喜欢问我该问题。最合理的解释是，在Reece委员会所做的丰功伟业面前，该问题已经被遗忘了。这种说法使我避免了在同事面前的狼狈，他们对于任命曾经非常的投入，同时，我认为，这也使得基金会避免了因怠慢这一优秀的人类组织所应遭受的指责。我向你保证，如果你向我解释清楚了，我会适应你看待此问题的方法(拉扎斯菲尔德给McPeak的信，15.6.55，Ford foundation Files，PA 53－15)。

考虑到拉扎斯菲尔德曾为基金会做过大量工作，上面的信件明显地透露出婉约和礼貌，但是不久后的信件当中要求做出澄清部分的语气就强硬和苛刻了很多。

在那个时间，我提交了我的报告，组里的每个成员都收到了一封感谢信并被告知在一定时间内就会得知基金会对我们的建议做出的部署。从那时开始，我和我的同事们再也没有听到过任何的回音。我们当然理所当然地认为基金会已经准备放弃这一块，但是由于我们没有得到任何信息，我们当中的大部分认为Reece应该对一切做出解释……包括沉默。因此，我想和你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我要在与你要澄清的事件中讨一个说法，二是旧的提案中讨一个说法(拉扎斯菲尔德给McPeak的信，27.9.55，Ford Foundation Files)。

拉扎斯菲尔德要求给提案为什么没有得到资助一个解释。他的确得到了很快的回复，但却不是解释。它甚至不是一个没有得到足够解释的问题，而是根本就没有解释什么原因，只是又重述了拉扎斯菲尔德已知的事实——拒绝给项目提供资金。在拉扎斯菲尔德和作者的谈话摘要里面我们可以体会到他对整个情况的迷茫。

DM：在你提供给Kefauver青少年犯罪委员会(Kefauver Committee on Juvenile Delinquency)的证据中，你曾经提到基金会不情愿给电视研究以支持，因为他们感到了时代的压力。

PL：哦，是的。那些基金会——国会曾经对所有的基金会进行了一次调查。

DM：有Cox and Reece。

PL：是的。他们被严重的影响了——倒不是经济方面的——你束手无策——那个气氛让人感到非常不愉快。Reece简直就是麦卡锡。

DM：我想问你一些我发现的关于电视委员会(TV COMMISSION)的情况，这些资料是我在浏览福特基金会的档案时找到的。

PL：噢，是的。我想让你明白——有一些东西我们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因为它从来都是无足轻重的。

DM：是的，这就是我正要问你的。我已经有我自己的理解了。

PL：我也有。我对它有一个明确的看法，但没有证据。在我们的委员会中有一个人，或者你怎么称呼他都行。由于很多原因，他非常有名望，但他却行为无常，这就是RUML。我想RUML非常不喜欢我。我一直认为是RUML以如下的方式破坏了整个项目。基金会有其特有的官僚体制，决不是JOHN MARSHALL一个。我想你知道原因的。这个委员会刚刚消失，我一直认为RUML，对MCPEAK有很大的影响力的人——和MCPEAK，一个没有理由喜欢我的人——我几乎和他没有什么来往——是这两个人葬送了委员会。这是一个很可笑的场景。一天，HUTCHINS让我接管。我以为他已经征求过［Frank］Stanton的意见，只是由他来通知我。你知道我们有8个或10个专论在写。我和［Charles］Seipman等一起夜以继日的工作。我们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团队，我为这些拔尖的人才感到骄傲。然而有一天，它(委员会)突然消失了(拉扎斯菲尔德interview，15.6.73)。

根据拉扎斯菲尔德在整个事件中的立场，事情可能是这样发展的。考虑到停止这个项目的具体经办人，他的假定是正确无疑的。但目前关注更多的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经办人采取了措施(停止项目)——究竟项目是怎样被停止的。

拉扎斯菲尔德和他的同事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项目被釜底抽薪了。1952年5月9日，贸易报纸Variety在头版头条刊登了题为“福特基金会斥资百万解决困绕电视的问题”的文章。没有任何人授权这样的披露；事实上直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人知道是谁泄的密。这种信息披露在那些从早期谈判开始就致力于这个项目的人群中引发了恐慌；这样的公布被认为是有害的。然而，除了使拉扎斯菲尔德感到项目受到阴谋破坏之外，不能把太多的东西归咎于这场意外。并没有证据显示项目正在受到破坏。并且，由于参与项目人员的显赫地位、质询的规模以及基金会明显的工作投入都可以让人合理地假定任何有足够能量破坏项目实施的阴谋都会在某个方面暴露出来。这并不是在低估幕后的动作。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个人之间的对抗在导致项目的最终结束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虽然表面上它并不对项目的失败负责。已经有现成的原因对它负责了。

Huchins在整个项目背后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可是亨利·福特(Henry Ford)却极力反对，以为他认为这是一个极具争议的项目。从一开始，福特就坚持媒体产业的参与。虽然在最早的时候，由于既得利益的原因福特曾认为应该把产业人士排除在外，但他希望产业的参与可以对批评起到缓冲作用。诚然，在委员会刚开始的时候，产业的一些部门一直对它怀有敌意，但由于拉扎斯菲尔德外交工作的努力，他们转变了。拉扎斯菲尔德在给基金会主席的信中写道：

我非常迫切地要告诉您电视委员会筹备委员会的工作进展情况。我们不仅在知识领域取得了进展而且在获得产业部门支持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拉扎斯菲尔德致McPeak的信，15.6.53，Ford Foundations Files)

这个观点在拉扎斯菲尔德的讲话中再次得到了强调。

DM：如果我对基金会的档案理解没错的话，福特坚持只有在媒体产业代表参与的情况下，项目才能继续。

PL：当然。我记得所有来自中西部大电视台的经理，我有良好的技巧和他们和睦相处。电视台的代表对这种项目非常感兴趣。至少，他们从来没有制造过麻烦。这是最奇怪的场景之一(Lazarsfeld interview，15.6.73)。

不幸的是，对于项目的前途来说，来自媒体业界人士的支持来得太迟了。亨利·福特(Henry Ford)的担心可能来自于早期委员会筹建之时的一件事情。福特给CBS的Frank Stanton打电话，邀请他参加委员会。Stanton同意了，但却因此招致了业界的批评。这个信息使福特开始怀疑这项工作的睿智性。关于这种担心存在的其他表现就是当外界来基金会寻求这个项目的支持时，项目的计划书其实已经在基金会内部产生了。之后，还要用一些手段来掩盖这个骗局。其实不能逃避的是基金会内部由于要进入一个争议很大的电视研究领域而产生的政治担忧。

结局来临

两个事件敲响了委员会的丧钟。第一个是Hutchings的离任，他要去帮共和党成立一个基金；第二个事件是Reece对基金会的国会听证。1953年，正好是拉兹菲尔德提交计划书成立电视委员会那一年。所以，不仅是Reece的听证会使本已紧张的基金会内部气氛雪上加霜，而且Hutchings的离任使项目失去了主要支持者。担心的心理像开闸的洪水一样席卷而来。可是，计划中的电视委员会虽然被淹没但还没有最后窒息。在某种意义上讲，这主要是由于基金会并没有透露其对拉扎斯菲尔德提交的报告的态度。基金会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份报告。最终，给出了不支持它的理由，包括缺少媒体行业和民间的资金支持；原来拨给拉扎斯菲尔德顾问委员会资金时也并没有许诺要去支持任何计划。获得其他的资金来源在开始的时候并不是委员会的宗旨，并且福特基金会是不是真的需要一个民间的资金支持也很受质疑，除非它想分散委员会的责任。不管何种情况，这些理由都没有和拉扎斯菲尔德进行沟通。没有对电视研究有过任何承诺支持的说法是不诚实的。虽然在给顾问委员会拨款时的确没有任何明确的承诺去支持现在的计划，但这里至少有一个肯定的理解。拉扎斯菲尔德和他的同事们一直相信他们的报告将被通过，并以此为基金获得一个大项目的研究经费。拉扎斯菲尔德对这一点满怀信心，我和他后来在剑桥的谈话中(在上述谈话后28，03，1974)也证实了这一点。

拉扎斯菲尔德对Kefauver青少年犯罪委员会(Kefauver Committee on Juvenile Delinquency)缺乏资金研究电视负有责任。他对时局的判断没有错。事实上，像拉扎斯菲尔德说的那样：“这是最奇怪的场景之一。”从一个角度来讲，它的确是一个奇怪的场景，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它不奇怪。拒绝提供资金从多种角度反映了那个年代的特殊性和基金会内部的不确定性，但一个人在形容一个时代“奇怪”时一定要谨慎。在那个时代的确是真实的，政治形势引发对知识质疑的质疑也是千真万确的。虽然或许是一个被抬高了的政治恐惧因素影响了研究的决定，但它展示了政治和研究在任何时期都是一对不可分的双胞胎。像在本章开始就说的那样，研究经费一定来源于某个地方，但不管它源自何处，它都应该是没有利益倾向的。然而，哪里有钱出现，哪里就有会计出现。这个人被安排在那里也不仅仅是对财务方面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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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参看Hollis(1938)关于基金会简练完整的历史描述。

[2]参看Nielson(1972：10－11)关于捐赠人的描述。

[3]参看Hollis(1938：240f.)时代潮流的描述。

[4]参看Young(1948)对这一问题的专门详述。

[5]从Bremner(1960)中可以找到关于“提高人类福利水平”原则的事实性证据，尤其是关于Rockefeller与Harkness恪守这一的证据。例如，Bremner(1960：193－4)指出，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宪章中即规定了提高全世界人民的福利水平的义务。

[6]卡耐基基金会也因其对高等教育的改革而受到了指责。该基金会通过“卡耐基学分制”使美国的博士教育得以制度化，并消除了各大学在申请卡耐基基金项目时的宗派主义倾向。在Horowitz(1972)中可以看到对卡耐基公司的猛烈抨击，而Jenks与Riesman(1968：240－2)指出了博士教育的重要性，包括在一些事实上关系并不密切的领域。

[7]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通过农业经济学家与农村社会学家对中西部农村地区的指导，美国对社会科学的应用已经获得了一定进展，而在罗斯福新政时期，这一趋势得以延续。

[8]在谈话中，Berelson提到Lazarsfeld出于好心经常让在应用社会研究所附近游荡的奥地利移民干一些临时的译码等工作。其中有个人出于“爱国情怀”开始加入情报界骚扰Berelson。Hans Zeisel是Lazarsfeld在维也纳的同事，与Lazarsfeld一样，他也是一位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党党员。一天，他给Berelson寄了一个包裹，里面藏着Zeisel出于某种原因多年前在维也纳保留下来的上述告密者的党员证。Berelson高兴地叙述这段往事。说当他知道“这狗狼养的到底是谁”时，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

[9]原来遗失的Lazarsfeld的部分证词后来在福特基金会的文件中找到了。(文件索引号：PA5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