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管理研究的采访

第十七章　管理研究的采访 ——对新闻工作者的告诫

Stuart Macdonald and Bo Hellgren

简　介

采访是记者获取信息的一个主要方法。在训练记者的采访技巧、向他们传授采访的有利条件及局限因素时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付出很多努力。对于许多学术研究者来说，他们很少有机会能够接受这样的训练，但是采访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重要的研究工具(调查工具)。这里并不是说有很多关于如何做采访的指南，而是说将这些技巧运用到学术研究中是很少被探究的。本论文试图通过调查与管理研究这一众多记者感兴趣的领域相关的采访技巧及技巧背后的内涵，来尝试调整这种不足。

一个积极主动的记者要从被动的学术理论中获取故事的那种日子已经远去了。如果曾经有这样的象牙塔也早已经被损坏了，这便是需求的牺牲品。而这种需求决定了学术研究不仅要是有用的，而且要是看上去也是有用的。媒体的报道为这种需求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学术研究被期待能够预先保护这种需求(proactive这个术语表达的含义比它本身的意思要广的多)。因此，经济和社会研究委员会(ESRC)、英国政府的社会科学学术研究基金会都为研究人员开设了专题学术讨论会来研究如何利用媒体来宣传他们的研究成果。不论是在私人的或公共的部门，学会会员都与政治家和高级管理人员一起接受培训，学习如何在采访中表达他们自己以及他们作出的努力。正如一个经济和社会研究委员会的官员在媒体培训班上说的那样：“你所要做的就是引起公众对你议程的注意。”

学术界的人士如果曾经是冷静客观的观察者，现在也已经不再是了，因此记者在从学术研究那里获取信息时必须像从其他地方获取信息一样谨慎小心。学术研究目前为使用者的需求服务。研究的建议必须与使用者相符，根据使用者能从研究中获得的利益来评价。学术研究作为一个公共的成果有什么样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其作为一个私有成果有多少价值来评判的。然而，使用者是被包括在研究本身当中的。其结果便是在社会科学学术研究中出现的并不是退居其后闭门研究的学术成果，而是学术界人士和使用者的联盟。假定后者决定了前者的研究基金，那么这种联盟是不公平的。

关于学术研究者与记者采用同样的采访方法，从而基于采访的学术研究可以同时适用于媒体消费的假设是很危险的。公共性方法能够为公共性目的提出建议，但是这种建议常常令人误解。记者利用采访来获得信息，组成一个故事；而学术研究者有意或无意的使用采访做些别的，而不仅仅是调查数据。对于记者来说认识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即使学术研究者自己并没有经常意识到当他们为了研究而着手进行采访时所受的约束。

实地调查的研究环境

实地调查并不仅仅是一个技术上的练习，也不仅仅是对显而易见的研究课题的理性反应(Pettigrew 1985：222)。实地调查还是一个社会过程，一个往往容易被那些传授研究技术的人忽略的问题(参考Hyman，1967)。实地调查本身被公认为是很复杂的，但是进行实地调查的原因却是很简单的。实地调查是要获取一些事实(Sciberras 1986)，也是一个学习适应不断变化的现实的非常有用的方法。实地调查，特别是采访，是“出去看看”，对仅仅是“坐着思考”能够起到平衡和补充的作用(Emmet 1991：14)。

对于管理研究来说，通常的实地调查和特定的采访究竟有多重要呢？我们认为重要性并不全是为了收集不同用途和功能的信息。其中之一是为了满足那些对研究进行投资的人的需求。个体投资者一般都希望进行实地调查，而公共的投资者一般也会坚持这样做。特别是在英国，这就是这些日子学术资源上的要求，也使得如果没有间歇性的投资，大范围的经验性研究就无法进行。个人利益作为衡量学术研究价值的一个可靠标准已经被人们所接受，所以公共投资者会把实地调查当做是一个指标，而研究者也应该认识到这个检验标准的重要性。实地调查为了进行研究已经与一个重要的市场相联系，同时也是公共研究基金得到很好利用的一个标志。

经济和社会研究委员会有一个公司代表团的声明，表明了他们要推进研究的意图：

加大力度实现研究和培训用户的需求，提高英国的工业竞争力和人民的生活质量(贸工部，1993：29)。

即使在没有直接投资的情况下进行研究，在必要的时候人们也希望能够进行实地调查。实地调查是找出事实的一种好方法，而且理论也应该有一些经验性的结果来支持。因此，实地调查越多，研究的效果越好。结果可能是用一种廉价的、拖网的方式便能得到许多可以用在其他地方的信息：

在开展研究的第一阶段中，我们非常重视作为公司管理手段的企业文

化和理念……你能帮助我们吗？你能给我们寄一些关于公司的意图、目标、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声明文件吗？(管理研究者给CEO们的信函)

在一个理想的世界里，经验性研究和理论性研究同等重要。然而，管理学还没能形成自己的一种学科规律和特征，还无法找出经验性的观察如何对理论进行严谨的评判。实际上，与检验一种理论相比，人们似乎对于接受这种理论更有兴趣。有些人会抗议说，这个领域是不适合进行科学实验的，因此也就无法对理论作出检验，由于每一种情况都不同，因此他们认为是无法重复去检验的。可能情况真的是这样，但是这不能作为一种考察理论失败的借口。应该将简化的理论解释清楚，而不是隐瞒事实的复杂性。

回过头来看，给出的这些事情的原因都完全是假设。这些事情大部分都太奇怪了，都是被机会驱使着，被个人的思想驱使着。

(被采访的高级管理者)

如果管理学科成为一种规律性的学科，它就会成熟很多(管理研究的委托机构，1994：5)。因此，我们可以理解实践者想尽快获取一身理论知识的决心。一个最近的出版物中，仅在开始的两段就用了64条引文来支持它的理论(Hatch，1993)。在管理学科中总是有更多理论容身的空间，但是对于检验的空间却很少(Hubbard和Armstrong，1994)。很多领域的学术出版物很乏味，在大量同等的评论中没有挑战或者很少有挑战，这被认为是一个离题的意外的过程。事实上，有证据表明，在管理研究中，对公共研究结果的偏好与理性的好奇心之间，两者呈逆相关(Hancock，Ray，Cane和Glennon 1992)。ESRC最近组织了一个关于管理研究质量的调查，发现他们意识到的问题是如此的严重。ESRC的报告再次向我们证明这个基本原则问题：

与其他社会自然科学相比，许多管理研究缺乏严密性和批判性思考，研究多与理论无关，且缺乏比较性研究。案例研究也常把重点放在开发中的冗长交叉组合数据上。(管理研究委员会，1994：16)

理论上的访谈工作

有时或者经常，访谈是管理研究员可以获得协会这方面信息的唯一手段。离开了访谈，一些研究课题就不能进行下去。更一般来说，访谈使它本身与组织之间的联系成为必要，为研究的实现增加了潜力。访谈过程中管理研究员所捕捉的细节增加了它与组织的相关度，这对区分关于管理的研究和工业经济的研究提供了帮助(see Davies 1994)。渐渐的，采访者有可能变得比被访问者更加了解组织的一些活动：

你可能比我清楚战略的含义……我并没有完全把握它的基本原理是什么。

(被采访的中层管理者)

访谈在研究员和被采访者之间起到了交互作用。在连续重新评估问题与答辩的同时，研究开始了。越多开放的、无计划的访谈，就可能提高新的询问突破点的明朗化甚至修改原先的论点(Moore 1983：27)。那些站在组织外面有利位置上也无法认识到的问题，我们换一个角度从里面看就很显而易见了，我们应该沿着更有希望的方向扩大和转换我们的调查。实际调查和访谈对一个完善的互动的研究是必需的，因此调查带来的任何变化都能引起研究的调整。

无论公开还是按惯例把信息反馈给组织，这都是实际工作中必不可少的环节，且能使研究变得有趣并为实际工作带来帮助。

我认为如何组织化是最困难的地方，这也是我想与您讨论的地方。

(被采访的高级管理者)

管理研究是为了使其研究成果在较广阔的实际管理领域得以应用。就像新闻工作者清楚知道的一样，访谈的价值体现在它能够有效地把信息传递给特定的受众。

这里关键是使一个管理者的理念为其他管理者所了解，这就要求管理者恰当地用自己的语言把自己的看法写出来。其他管理者认识该理念的过程也就重新整理了经验，即从新的方面看问题(Hammond 1993：2)。

应该认识到，访谈有很多优点，它对管理研究者的重要性不仅仅是能够提供研究信息，而且它也能帮助成果传播。

实践中的采访工作

那些参加访谈的管理研究者一般热衷于同组织中最高层人物讨论，而且当他们成功时往往很洋洋得意。因为他们认为越高层的人越懂得有关组织的信息。组织的层次性是根据信息的层次性决定的。经验主义的惯例与大量经验方法并不一致，最高管理层与组织中实际的信息并不接触，中层管理者更容易获得这些信息，管理者则可能最了解详细的信息(Johansson and Mattsson 1988 and 1992)。研究者可能更喜欢采访那些初级管理者，因为他们研究决策的制定而不是组织的运作。或者相对于获得信息来说，研究员对从大量高级管理者那里得到他们理论得以证明的依据更有兴趣。管理研究员都知道鉴定一个访谈是否成功并不取决于获得信息的多少，而取决于被采访的个人和他所花时间对组织的重要性。

管理研究员很少考虑他们的研究所依据的访谈是否太多或太少或不明确。假设必须是从(访谈)中得到的，有时可能仅仅只要依据很少的访谈(KumaLStern and Anderson 1993)，只是因为那些进行了大量访谈的研究员努力使问题更清楚。越大量的信息就带来越巨大的信息处理问题——严重的信息超载是高级管理者力图避免的。因此访谈对研究员和组织来说是非常集中的资源(Mintzberg，Raisinghani and Theoret 1976)，当信息反馈减少的时候要知道适当的赞赏是非常重要的。但这并不明显与管理研究员相关：他们的态度——可能决定于调查方法——好像是认为越多的访谈就意味着越好的研究(Marcus 1988；Ghoshal and Westney 1991；Simsons 1991)。

在359个访谈中，被采访的人员包括各个阶层员工，采访时间跨度长达3年，这显示出了调查的广度和强度。(Pettigrew and Whipp 1991：36)

我们采访了9家公司的236位管理者，既有来自公司总部的也有来自全国各子公司的管理者。(Bartlett and Ghostal 1989：217)

我们总是天真地假设信息的价值与信息资源不相关，但是在管理研究中信息的价值可能还与获取信息的方式有关。当理论信息越是通过常被引用的权威(信息)中获得，越可能是二手的，这好像与实地调查获得的相反。调查信息即它的原始数据的价值特性以前不曾被揭示，但为什么二手的调查信息被认为是二等的？可能是因为相对于信息的内容，研究员更重视把信息作为关于组织的一手资料的证据，以此就可以推测他们的意思。

尽管管理研究员对访谈非常的依赖，但是研究员并不能完全适应方法论(Miller and Friesen 1977)。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渴望不被那些钻研管理问题和严格依据访谈的研究者扰乱，特别是记者。因此，理论研究必须进行访谈，但并不依赖于从访谈中得到的信息。这是问题的关键：访谈可能得到关于组织运作中真实的有价值的第一手信息，但是它也增加了很多不被承认的约束和限制。

控　制

被研究的组织也资助这项研究，问题是这种资助的客观性如何。但是即使没有直接的资助，组织也不会在研究结果的性质和它们的陈述形式及时间上或它们将面对的受众上有任何的附加条件，即使组织不赞成，通常也什么都不说。由于含蓄的期望是无限的，所以比明确的限制更具有约束力。好的研究实践在实际的工作开始之前就恰到好处地限定组织将如何驾驭研究结果。由于具有默许的“不惊奇”的理解，这些协定是令人愉快的，即在双方都预先不知道研究的结果会产生什么。但是，在工作和学术出版的初始阶段，组织内部也不是动态的，不能变化很多。

所有基于调查的研究在调研结果上给被调查的组织带来某种程度的影响。当一个组织完成调查表的填写或允许查看文档时，它可以明显地控制调查内容的输入。但是要控制采访中个人的信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组织可能要坚持仔细审查输出的结果。研究者发现有时这是件很有帮助的事，有时觉得也没什么意义。采访会打开组织的大门来给研究者做调查，但是——与其他实地调查形式不同——它允许毫无遮掩地让组织来仔细分析调查结果。公司对所揭露的即使是很次要的细节问题的反对，都会妨碍重要信息的利用，从而破坏主要的研究观点。因此，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会有意地避免涉及细节问题，或至少要避免对它的任何实质性的应用。

(作者)提供的关于(公司的)事实性信息没有明显的错误。我至今没有机会去核查参考资源的精确性……(作者)表达了大量的无确实根据的并且有潜在破坏性的观点……(作者)任意自由地把引用语掺入到文档中，其中有些引用语是有害的，有些是没有什么特征。具有破坏性的主题在持续不断地建立，而读者根本无法判断主题的可信度。(高级管理者在稿纸上的注释)

批　准

访谈需要得到组织的批准，即便那些没有直接提供研究资金而只是提供宝贵的管理时间等资源，访问也不会轻易得到批准。事实上，与获得任何直接投资相比，能否获得批准可能更能使研究者受组织限制的影响。当然，在没有组织内官方批准的情况下，和少数人进行谈话也是可能的，而没有正式批准想要采访大量的高级管理人员却不可能。一个有如此采访设想的研究计划，根据组织的标准，也一定会被视为非常重要的计划。

那些采访组织的大多数管理研究者都渴望能够采访那些主管人员，可是只有一小部分会被批准(Greiner 1985：251)。他们如何获得这种机会呢？培提格鲁把这个过程比作一个网络，悄悄地融入这个组织以便能够接近一个个体，从而接近另一个个体。

(在)英国，玩的那个游戏本来是一个网络游戏。他们允许进入一个小节点或一个网络区域，然后你试着从那一节点出去。而且如果根据任何标准你都被认可接受，那么你就可以到节点的下一部分，然后再下一个部分。(Pettigrew 1985：264)

然而判断可接受性的标准是什么呢？我们只要想象一下，就可以想得到的，研究者是通过有价值的基本观点让高级管理者留下印象来赢得接受的。通过自动自发地适应管理者的评价，分享他们关于事实的观点，赢得接受就相当容易了(Hultman和Klasson1994)。

人质症候群

如果人质，不论是怎样被恶劣对待的，会开始认同他的捕获者，那么调查研究者开始认同他们所研究的组织，也就不那么令人惊讶了。组织的兴趣成为研究人员的兴趣。由于研究人员与管理者有深入的私人接触，诉诸采访的他们似乎更易受到并发症状的影响。危险性在持续上升，因为大多数的学术研究人员除了将自己置身于管理的辅助职位上，再也不会将自己置身于其他的位置上了：采访使得他们可以与那些影响巨大决策的负责人直接联系，与那些分配海量资源的人直接联系，与那些在另一个世界强大的人和训练着与他们完全不同的技能的人直接联系。此外，不同于只有课题和声誉的学术研究者，高层管理者是组织权力的象征。这就是进行采访的社会环境。在这个环境中，客观事物很容易被转化成辨证依据，这对所有普通事件都很公平。推测这些信息是否通过采访获得，是一件很有趣的事，然而问题也出现了。如果把这种采访放在大学或中立的场所进行，所收集到的信息会不会截然不同？我们可以展开更广泛的构想：作为组织的英雄人物，首席管理者全副盛装，威风凛凛地“上朝”了(Gellgren，Melinand Pettersson 1993)。然而，对于这种仪式的学术促进作用，被采访的首席管理者在挖掘事实方面会表现得同样强大权威吗？

而且，正如人质的财富掌握在他的捕捉者手中，学术研究人员当然也知道他的研究成果取决于他正在研究的组织的高级管理者。学术人员为了保证采访得到许可必须使组织中有权势的人满意。研究者完成的采访越多，为了获得继续研究的许可所做出的投资也就越大，对组织的依赖性也就越大。我们已经考虑过组织中有权势的人的满意是如何为研究者打开采访其他有权势的人的大门的，同样这种满意也取决于管理组织的权力，还有某些是值得考虑的，例如顾问工作的额外提议和顾问职位的指派，组织愿望提供资金赞助，和推进的学术研究程度。所有的这些考虑因素当然与直接的采访目的毫不相关而且的确超出了调查研究报告的范围，但是他们对于采访形式的影响是可以想象的，他们也可能影响到研究结果。

我们相信过去与您的合作过程中，双方已经形成了建设性的关系，但是最近的论文既不准确也完全不可接受，并且的确将破坏已经形成的关系……

(高级管理者在稿纸上的注释)

文化差异

实地调查把研究者置于组织环境中，走入工厂不用和任何人交谈就可以学到很多东西，采访则更加的隐密，学术研究结果与被研究的组织环境关系越密切，学术研究被推翻的危险性越大。

商业文化和学术文化是完全不同的。商业文化从根本上不同于学术文化。前者遵循严格的等级制度(尤其在大的组织中)。后者——至少传统上——差不多是相反的，尤其在研究方面，学术权威者得到调查结果的地方往往可能是被无名小卒公然挑战的地方。对于学术研究人员来说，同行和学者团体的成员的评价是很重要的。高级管理者很难认同这种重要性。

他们告诉我你每年要写两到三篇论文。那是多少字呢？而我却必须在一星期内写完。

(被采访的高级管理者)

在怀有敌意的环境中，研究人员自己可能被迫要为自己的价值进行辩护，保护她的文化，这可能是困难的。近距离地向管理者提问是不容易的，这些管理者完全不能容忍被询问。而研究人员完全地接受他们所说的，融入他们的组织文化则比较容易。问一些管理者愿意回答的问题，以管理者能够立刻接受的方式进行提问，管理者更容易对采访感到满意、更有助于研究者获得好处。因此，比如说，一个关于管理者在公司的成功中扮演的角色的问题要比他在公司的失败中所扮演的角色的问题更容易让人接受。很明显，在管理研究中，很少有对失败方面的实际调查研究(Major and Zucker 1989)，虽然从失败中学到的比从成功中得到的更多。

因为管理者不熟悉学术文化，而且发现他们所意识到的东西有时会对他们本身不利，由此在使用从采访获得的信息时就产生了一些问题。管理者对学术严格的要求是不可能有同情心的。例如，将他们说的与从其他来源获得信息进行核对。对于账目不一致需要解释，他们未提供的信息需要整合，对那些会减弱他们观点鲜明性的信息需要集合，管理者对这些是不会同情的。好的研究实践要求那些被采访的人同意研究人员运用写在文章中的信息。管理者面临的困难是——如何在检查确认他们的观点与批准申请后要承担的责任之间做区分，这也导致了在管理研究者中这种惯例常被忽视。即便是遵守了发表信息准确公开的协议也会产生问题。不会意识到这种责任，也没有接受它的明显的制度职责。带着可以预见的结果，处理公共关系的组织部门会来处理这种事务。

你询问不同的同事并在草稿上写下评论……产生了一些混乱，因为一般正常的首选的做法是把草稿送到公共事务部门。

(来自公共事务部的管理者的信)

第20页的第一段好像准确无误地引用了我们不希望在公开发表的文件中出现的内容。

(来自人力资源管理者的信)

后者的观察资料是很常见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拒绝的全部理由是另一家公司管理者对此发表的声明。同样，一家瑞典的公司，被送去的稿件里不但管理者的回答被改动了，就连问题也被更改了(Melin 1977)。从公司的公众事务部门的远景考虑，有关公司的出版物应该给公众留下良好印象。

当管理者们比现在受到的关注少时，学术研究人员才可能获得管理者们所说的资料。几乎只有出版的学术作品(管理者们本身不看的学术管理杂志)，才可能使学术研究变得更加有用(更加经验化)，这种动力也激励了学术研究者更广泛地推广其调查结果，尤其是通过媒体的方式。媒体对产生公司的评论对管理者的影响很大，尤其是在英国，为了防止出版物的信息会对公司股票价格产生不利影响，他们会不遗余力。这只是一小点，但是却很好地浓缩了许多采访难题。采访是获得管理研究所需信息的一种手段。无可争议，采访可以获得关于企业的宝贵信息，但是越是试图获取有价值的信息，则遇到的困难就会越大(Aliles 1979)。实际上，研究者无疑从采访中获得了有益的研究数据，但他们需要避免因使用这些信息而给自己带来麻烦。

为了确保观点的可信度，我们采访了超过400个人；可在文章中，他们却极少有出现的，因为我们极少从他们所说的内容中直接了解真相。(Mangham 1993：27)

信息的集合和整合

采访产生大量不同的信息，即便是对信息做很简单的集合也会出现问题。矛盾信息往往屡见不鲜。我们认为问题常常是由一句话产生的，这句话是采访中一个高级管理者所说的，再由同一组织其他的高级管理者诠释后散布出去。

非执行理事认为需要另一个领导者出现，并促成公司内部改革的开展，

(为什么要引入他呢：公司非执行理事引入他是为了对公司进行根本性改革，但这不是明确的原因。)

而且新的首席执行官给公司带来的最重要的东西之一，不仅仅是任务陈述，

(我们这里的策略任务陈述是最高层的。)

而且会像我们以前想的那样在企业实践中严格地应用。

(肯定会带来优势吗？…我知道主要部门都考虑想要控制公司……我的意思是说那会带来问题，从发现他们很少谈及其所期待的事开始，然后他们就改为追求控制公司。)

调查方式——77%的管理者认为可以克服这些困难，但要付出无法接受的花费，这些费用用于采访时的妆扮，从而展现多样性和个性。传达这些元素从来都不简单，管理者们强调最有趣的信息一般不会用到。

我想，目前反对采访的人是部长。因为我认为——而且我希望你能揭露这点——他对它极其偏执。

(被采访的高级管理者)

有时最重要的论点往往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这种感情很难在学术散文中得以体现，也不太适合引用：

母公司几乎可以去血腥的地狱。他们在这只有微不足道的贡献…我把母公司看做一个银行，它仅仅提供资金。

从管理和社会的角度来说，管理者是一个小丑。他全然没有政治头脑，而且以一种经常对其他同事都很麻木的方式来办事。

我对某些人(研究)入迷了，就我所知这种人完全无能，只懂得管理的某些理论，而且似乎洞察不了企业任何的发展方向，但是却可以在私营企业中管理挣钱。如果有任何事使我信服，它一定是一个该死的软弱的出局对手，我将在行动中观察(管理者)。

(被采访的高级管理者)

从采访得来的特例和话语具有一定强度和多样性，但是他们不可避免的具有选择性，反映研究者的观点也差不多是管理者的观点：

从观念和事实的混合、详细描述和广泛印象的混合，我们得出结论……我们数百页的访谈记录全部是故事、轶事和引证。(Goold and Campbell 1987：7)

完全根据经验的工作——尤其是采访工作——保证能提供大量的详情，但是要有充分利用这些细节的洞察力，就一定要依靠学术研究人员。实际上，学术研究人员开始怀疑采访揭示的事实的复杂性。

它是不同公司经营管理者的想法和所做的公开声明的集合……我并没有看到从这个声明的集合中产生的系统观点(被作者认为是经验主义的证据——我认为那是不正确的声明)。

对隐含的引证我仍存有怀疑——我们能从这样的轶事得知什么呢？我们如何知道这些引证是具有代表性的，还是只不过为了迎合作者想要陈述的观点做的选择？(对于基于采访的文章的评论)

采访并不是经验主义者获得组织信息的唯一方法。很多信息存在于公共领域而且无须组织的同意就可以获得。举例来说，有的组织有自己的专门出版物，公共收藏的内部档案、媒体文章、直接关于组织的学术出版物(比如案例研究)、来自其他组织(如政府部门和贸易协会)的出版物和所有相关的出版物(比如贸易杂志Chen，Frah和Macmillan，1993)。

研究员遇到的主要问题是对采访获得的信息和其他有关组织的信息进行整合。其中一个问题是如何对管理者有关事实的观点与其他的观点进行调节，特别那些组织外部的观点。事实上，并不是学术研究人员没意识到对于事实的看法可能是不同的甚至是相对立的(Myrdal 1970)。管理者和作为一个整体的组织，一般很少赞同组织外与其矛盾的观点。当公共信息与采访的信息混合揭示的多于——常常是多很多——管理者所能接受的数量，问题就变得尖锐了。因为这种混合信息不会令组织满意，学术研究人员面临着是用采访信息还是其他信息的选择。举例来说，运用公共信息，适当的引用，通常会揭示研究者承诺匿名的公司的特性。由于采访的巨大资源耗费，研究者更愿意首先采用采访所得资料，而舍弃其他信息。考虑下列各项信息，由于是秘密提供的，所以关于事件的信息的运用受到严格的限制——严重地限制了关于事件的资讯的公开使用：

简而言之，有一个少数个体的小集团——人数并不多，几乎是子公司里的一个秘密社会。我们正在试着收债款，被派去充当收取债务款项的狠角色，所有诸如此类事情。我不太确定钱是否真的正在漂白中。某些个体将会或者正在被起诉……负责的主管根本不知道将会发展成什么样。

(被采访的高级管理者)

采访使学术研究人员面对一系列他不知何故必须挖掘的管理观点。同样的，处理外部世界可能用到的观点与信仰之间的更大差异，使得学术研究人员承受巨大的压力。以相似的方式处理从外部世界得到的意见和信念，使其变得更加棒，变得各式各样，这是相当困难的。因此，他尝试简单化、同意这些外面的观点，从而使注意的焦点仍停留在他的经验信息。资源是有限的，而采访极度耗费资源，研究者像不遗余力对待本身观点那样竭尽全力地对待外部观点。所以，研究者可能会发现他们成了她或他个人理论的俘虏，被指责应该往里看，而不管外部提供的真实观点(Mangham 1993：27)。

没有学术研究而只依靠调查数据，无论信息有多么丰富，经验信息必须与理论整合，这往往不是简单的工作(引自Flanders 1965：9)。将理论与采访信息相结合特别地困难。除非他们完全接受采访者的引导，否则不要期望管理者会以和理论一致的形式提供信息。当然，这就是研究者的技巧应该起作用之处，但这是获得信息所需的技巧，不是整合所需的技巧。在管理研究的学术出版物的趋势中，我们有证据表明，经验信息完全与理论信息相背离。这使在减少综合问题时，实地调查所做的贡献变得十分明显。

观点总结

那么，解决这些表面上难处理的问题应该做什么呢？在许多点上我们所描述的资源短缺是基本问题。经验研究，一个广泛的采访计划则更是如此。这就意味着可利用的资源的严重不足(除了要聚集其他的信息，然后处理获得的全部信息)，我们并不能给采访提供足够的资源。进行的采访越多，非采访研究所需的资源就越多——而不是越少。无论是不充足的资金还是以后组织研究所需依靠，都传递给了著名的研究工作。但是资源往往是有限的，基本供应越来越不能满足我们痛苦识别的基本依赖。解决的办法——如果应该有，只有一个——就在对于研究资源的分配平衡点的认同。

当时流行的教条是——特别在英国——学术研究一定要有用。很少能有学术研究对每个人都有用，更没有一个研究会对所有人都同样有用。因此，学术研究需要找到它自己的市场。对于管理研究，人们认为这是由组织本身、那些制定影响组织政策的人和那些研究组织的人组成的。在三者中，组织本身是推测市场最重要的部分，原因是他们运用研究不仅仅令一个市场满意，事实上还让其他市场承认。一个天然的合法化程序已经开始。

但是，组织能被公认为是管理研究中的主要消费者，这是令人高兴的事。必须建立在两个假定前提基础上。第一，组织知道不管是从长期或中期，甚至短期来看，它都是研究工作的最大受益者。第二，对组织最有用的这个研究，同时也对社会经济都最有用。任何一个前提都无可非议。

很难说，管理者从学术出版物学到了什么，以及将要学到什么。高级管理者并不关注管理研究方面最新的学术成果。他们更在意管理领袖说的话。无拘束推崇头头单纯的命令对于学术人员是个榜样，那些学术人员负责成功地传播，也许传播的回报比成功的研究回报还多。采访时导致的混乱全部都太明显了：

关于授权自治更现代的想法实际非常非常适合这种公司……我的意思是你不能以地方性的水平管理那个矩阵。我们应用的企业管理的原则是全球化的定位的观念，或是局部的全球化？

(被采访的高级管理者)

这并不是说管理者不能从学术研究中学到东西，而是他们间接学到的可能比直接学到的多。坚持保证对组织有直接影响的研究是十分没诚意的，研究包括关于组织的研究、在组织内的研究、甚至为组织开展的研究。这种主张假定没有研究成果能达到影响组织的程度，无论来自供应者、竞争者或客户，来自政府部门或工厂、贸易协会，或者来自顾问，或者来自于个别管理者的亲身接触或网络联系——或者来自媒体(出自Hippel 1988)。

如果研究的产物根本上仅仅是私人利益？管理研究为什么信任学术研究的意见，也许主要的原因是，通过这样的研究评价比研究其他产品带来公益更简单——简单得多。使用者能够表达他们的满意度，借由投资表现得最明显，或者通过赞助的资金，或者更多的这种研究。一般的公众，整个经济或整个社会不会以同样的方法表达出它们对某种研究的认可，也不会鼓励更多的这种研究。因此为公共利益进行的研究越来越少，比如公积金；直接用来满足特定用户现有需求的研究越来越多。结果，学术人员有足够动力去研究那些组织认为符合自身利益的课题。同样的，他们也有足够的功力采取以组织管理者的观点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因此一般的实地调查和某种特定的采访成为管理学研究中越来越重要的部分。像我们所知道的，有时这类研究的花费可能超过了它带来的利益。

需要改变的主要障碍很多，当然包括那些为管理学研究提供资源的人。但是其中最大的障碍也许是学术团体本身。我们能迅速抓住实地工作和采访在管理学研究中带来的优势，却在承认其缺点时显得很迟缓。这里新闻工作者要承担部分责任，至少新闻评论者有这个责任。

而且对于承认其缺点的迟缓，新闻记者也有责任，至少对紧要关头的新闻记者。它不是公益事务的现代管理对公众的研究，新闻工作者由管理研究者分派其角色。它是真正的公共价值管理研究成果的反映和报道。当然，这就要求新闻工作者拥有有关领域大量知识，特别是开展管理研究的那些相关知识。

这一章探讨了依赖采访所造成的影响，从而揭示了一些新闻工作者应该知道的观点。希望新闻工作者能拥有更强的批判性思维，比进入管理质量研究的ESRC成员更加有思想。一份调查报告(CMR 1994；27)指出了许多以前未曾发现的有关管理研究面临的问题，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研究能够而且确实对今天的问题做出了贡献，但是它的更大贡献在于：它也应该对明天的问题有益。

注释：

1.这一章的早期版本1998年以《管理研究中的采访》为标题电子出版，打破了以往仅以纸媒介出版的形式。可以在线访问：www.solent.ac.uk/sbs/iconolastic/index.htm。

作者对许许多多慷慨地分享实地调查经验的同事表示感谢，尤其感谢克里斯·班尼特。他们同样感谢数年来接受作者采访的众多管理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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