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技艺与说服的技艺

三、政治技艺与说服的技艺

既然国家的出现以社会分工为前提，在一个现实的国家，居民们没有例外地被区分为不同的社会等级，从事着不同的职业，那么与此相适应，必然也会存在着各种专门的技艺。这些职业与技艺，“每一个都有它自己活动的独特领域，所以被十分恰当地称以与那些特殊活动相称的专有名称。”^[34]在柏拉图看来，政治家和诗人、故事作者、悲喜剧作家一样，既是职业，也是一种专门的技艺。在社会分工的条件下，他们遵循着各自的职业标准，共同服务于国家的目的。

柏拉图认为，政治家的技艺是一种“管理有生命的人类的技艺”，或者说是“某种管理共同生活的人群的技艺”。这是现实世界中唯一可以“被称作国王的和政治家的独一无二的技艺”^[35]。与其他各种专门技艺相比，政治家的技艺无疑是最伟大、最难以获取的。在任何一个按照天性建立起来的国度里，能够拥有这种技艺的人，只能是极少极少的一部分。“对于具有国王技艺的人来说，不论他是否统治，这门技艺本身都应该被称为‘国王的’。”^[36]作为政治家或者作为国王，其目标“不是为了某一个阶级的单独突出的幸福，而是为了全体公民的最大幸福”，不是铸造一个“为了少数人幸福的国家，而是铸造一个整体的幸福国家”的模型^[37]。要达到这一目标，最重要的是实现各种等级、职业的人们之间的和谐，消弭分裂的种子，保持国家的团结和统一。在这个意义上，政治家、国王承担的职责，类似于一个纺织工人，其使命是将其他的两大等级即护卫者（军人）、农夫和工匠的品质交织在一起。“当着国王的技艺借助友谊和思想感情的一致把上述两种人引入共同的生活时，一件所有织物中最壮丽最美好的织物就完满地织成了。这件织物把国家中的所有居民——不但是自由民，而且有奴隶——规置其中，由它把他们联成一体，统治并保护他们，而不遗漏应该属于一个幸福之国的任何东西。”^[38]根据柏拉图的论述，诗人、故事作者（悲喜剧作者），也是国家不可或缺的一种职业。他们对于听众所讲的“不外是关于以往、现在和将来的事情”^[39]。通过讲述这种“富有启发性的故事而不是通过训诫来劝服一批大众或一群暴民”，使其各安其位，各尽其责。这种才能，“显然要归入运用语言的技艺”^[40]。此种运用语言说服的技艺，同法官的技艺、军人的技艺一样，虽然对于国家十分重要，不可缺少，但是根本不能与国王的技艺相提并论，它们都从属于政治家、国王的技艺，是“国王权力的仆役”。“因为真正的国王的技艺不应该是行动本身，而应该是对具有行动能力的诸技艺的支配；它应该决定国家中最重要的措施开始诉诸实行的适当时机，而其余的技艺则应执行它的命令。”^[41]

由于政治家、国王拥有“他自己特有的技艺”，柏拉图主张，不论是现实的还是理想的国度，都“应当把政治家和国王放在类似于马车驾驶者的位置上，把国家的缰绳交给他”^[42]。既然政治家、国王掌握了决定国家命运的缰绳，那他们就必须具备许多常人没有的品质。首先，他们必须具有哲学家的头脑，能“严肃认真地追求智慧，使政治权力与聪明合而为一”^[43]。“只有在某种必然性碰巧迫使当前被称为无用的那些极少数的未腐败的哲学家，出来主管城邦（无论他们出于自愿与否），并使得公民服从他的管理时，或者只有在正当权的那些人的儿子、国王的儿子或当权者本人、国王本人，受到神的感化，真正爱上了真哲学时——只有这时，无论城市、国家还是个人才能达到完善。”^[44]其次，作为国家的统治者，他们还应该具备爱真的品质。憎恶假的东西，“既不贪财又不褊狭，既不自夸又不胆怯”，“具有良好的记忆，敏于理解，豁达大度，温文尔雅，爱好和亲近真理、正义、勇敢和节制”^[45]。没有这些品质，政治家、国王就无法履行自己的职责。一旦具备了这些品质，并且掌握了马车的缰绳，他们就会拥有绝对的权力。这时统治者和大多数被统治者的关系就会演变成医生与病人、羊倌与羊群、牧马人与马群的关系。前者对后者的绝对的支配的地位，使政治家、国王在“认为另一种方式更好时，即使它有背于自己原先写下的颁布给他的臣民的法律，他也会不顾他的文字而根据他的技艺在实践中作出种种修改”^[46]。不仅如此，只要真正拥有政治技艺，统治者不论是“通过法律还是不通过法律进行统治，不论他的臣民是自愿还是非自愿的，不论他们自身是富有的还是贫穷的”^[47]，这一切政治家根本用不着去考虑。为了国家的利益，不管他们是杀死或放逐公民中的某些人以使国家净化；还是疏散一些人到某个地方殖民，以使国家变得小些；或是从别的地方移入居民以使国家变得大些，“只要他们依据专门的技艺和公正行事，使国家尽可能以比既成状态更好的方式维持生机并增进利益，这样的政府在当时就应该根据上述特征被宣布为唯一正确的政体形式”^[48]。

为了实现国家的根本目标，从而“造成全国作为一个整体的幸福”，政治家、国王必须“运用说服或强制，使全体公民彼此协调和谐，使他们把各自能向集体提供的利益让给大家分享”^[49]。此种说服，可以通过多种形式来进行，但其效果最为显著者莫过于诗歌、故事或悲喜剧等通常的教学手段。因此，国王、政治家应该督导诗人、故事和悲喜剧作者，指示“他们在诗篇里培植良好品格的形象”，同时还不能忽视其他的艺术家，要“阻止他们不论在绘画或雕刻作品里，还是建筑或任何艺术作品里描绘邪恶、放荡、卑鄙、龌龊的坏精神”^[50]。哪个作者不服从，就不能让他在这个城邦中生存下去。至于强制，柏拉图认为也是达成政治目标所必需的，特别是在说服的手段不能奏效时。譬如一个技艺高超的医生，在说服无效的情况下，用强制甚至是暴力迫使他的病人去做对他身体有益的事情时，这个病人不会也不应该指责医生在以“一种有害的非科学的方法对待他”^[51]。这种强制或暴力无疑是十分公正而且有益的。如果政治家、国王放弃了强制的手段，将全部的希望寄托于说服教育之上，是绝难成就大事业的。最好的办法是将说服与强制结合起来。

作为说服教育的主要手段，诗歌、故事等内容对于塑造人性、促进公民的彼此和谐，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从本质的意义上来看，现实生活中这些不同的文字体裁由于大多数采用模仿的手法，其积极性作用便大打折扣了。在柏拉图看来，诗人、故事作者、悲喜剧作者同画家和其他模仿的艺术家一样，“在进行自己的工作时是在创造远离真实的作品，是在和我们心灵里那个远离理性的部分交往”^[52]，是在“激励、培育和加强心灵的低贱部分毁坏理性部分，就像在一个城邦里把政治权力交给坏人，让他们去危害好人一样”。所以诗人、故事作者、悲喜剧作者的“创作是真实性很低的”^[53]。另一方面，这些作者大多缺乏知识，“不学无术”，特别是诗人，他们作诗“不是出于智慧，其作品成于天机之灵感，如神巫和预言家之流常作机锋语而不自知其所云”^[54]，从这些作品中很难获得有益的知识。因此柏拉图借其师苏格拉底之口提醒人们：“一定不能太认真地把诗歌当成一种有真理依据的正确事物看待。”^[55]

虽然诗歌、故事的真实性很低，并且缺乏真理的依据，但是对于广大的听众却有着巨大的吸引力。柏拉图解释说：“诗人虽然除了模仿技巧而外一无所知，但他能以语词为手段出色地描绘各种技术，当他用韵律、音乐和曲调无论谈论制鞋、指挥战争还是别的什么时，听众由于和他一样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只知道通过语词认识事物，因而总是认为他描绘得再好没有了。所以这些音乐性成分所造成的诗的魅力是巨大的。”这种魅力一方面对于人性的塑造能起到积极的建设性作用，另一方面，“对于所有没有预先受到警告不知道他的危害的那些听众的心灵，看来是有腐蚀性的”^[56]。甚至像荷马这样杰出的诗人，在模仿英雄的苦难、爱情、愤怒，以及心灵的其他各种欲望和苦乐时，也是在尽量满足和迎合人们本性的渴望，煽动人们的感情。“在我们应当让这些情感干枯而死时，诗歌却给它浇水施肥。在我们应当统治它们，以便我们可以生活得更美好更幸福而不是更坏更可悲时，诗歌却让它们确立了对我们的统治。”^[57]为了消除诗歌、故事的腐蚀性影响，发挥其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柏拉图主张，国家“要任用较为严肃较为正派的诗人或讲故事的人”^[58]。他们必须具有良好的精神状态。此种精神状态并不是人们通常用以委婉地称呼那些没有头脑的忠厚老实人的精神状态，而是指“那些智力好、品格好的人的真正良好的精神状态”^[59]。此种状态使他们足以被冠之以艺术巨匠的荣冠。只有在好的精神状态之下，诗人、故事作者，才会按照国家的意图，模仿好人的语言，写出言词好、音调好、风格好、节奏好的作品，从而为国家营造一个好的精神环境，将广大的民众特别是青年人，引入光明的健康之乡。

柏拉图认为，诗人、讲故事的人或故事作者，要想在塑造人性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除了需要良好的精神状态之外，还应该坚持几个重要的业务准则。首先是真实性原则。柏拉图主张，“必须把真实看得高于一切”^[60]。事实胜于雄辩。憎恶谎言是人和神共有的特性。“上当受骗，对真相一无所知，在自己心灵上一直保留着假象——这是任何人都最不愿意最深恶痛绝的。”^[61]所以诗人、故事作者必须保证自己的作品是真实可靠的。虽然在有些特殊的场合，谎言也不是完全没有用处，例如对于敌人讲假话多半比讲真话更为有利；就是“在我们称之为朋友的那些人中间，当他们有人得了疯病，或者胡闹，要做坏事”时，谎言作为一种药物也会派上用场；特别是在为教育下一代而讲述古代故事时，由于人们都不知道古代事情的真相，故而能够“尽量以假乱真”，“利用假的传说达到训导的目的”^[62]。但是诗人、故事作者没有使用谎言进行说服、训导的权利。这种权利只能属于国家的统治者。为了国家的利益，统治者“有理由用它来应付敌人，甚至应付公民。其余的人一概不准和它发生关系”^[63]。其次是辩证的方法。诗人、故事作者在讲述过去、现在、将来的事情时，应该着眼于事物相互间的联系，并且“能从联系中看事物”^[64]，绝不能满足于对事物表象简单的模仿。当他们“企图靠辩证法通过推理而不管感官的知觉，以求达到每一个事物的本质，并且一直坚持到靠思想本身理解到善者的本质时，他就达到了可理知事物的顶峰了”^[65]。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作品才会有说服力并且取得持久的效果。再次是和风细雨、潜移默化的原则。柏拉图认为群众的态度并不是牢不可破的，只要诗人、故事作者“不是好斗地而是和风细雨地劝告和潜移默化”地做一些细致的说服工作^[66]，其听众（读者）是会改变已有的态度而接受诗人、故事作者的观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