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与控制

四、自由与控制

关于自由与控制，也是柏拉图著作中着力探讨的重要问题。自由是人类本性所渴求的生活状态，它意味着主体可以不负任何责任地畅所欲言，随心所欲地采取各种行动。在柏拉图看来，这种状态的出现，与多数人（民主）的统治密切相关。自由是“民主国家的最大优点”^[67]。由于人人都能随心所欲，民主的国家往往“会有最为多样的人物性格”。表面看来，这似乎是“政治制度中最美的一种人物性格，各种各样，有如锦绣衣裳，五彩缤纷”，一般群众也许会因为这个缘故而断定，它就是最美的，就像女人小孩只要一见色彩鲜艳的东西就觉得美是一样的。在这种制度下，还有着近乎不受任何限制的广泛的自由。用柏拉图的话来说，“如果你有资格掌权，你也完全可以不去掌权，如果你不愿意服从命令，你也完全可以不服从，没有什么勉强你的。别人作战，你可以不上战场；别人要和平，如果你不喜欢，你也可以要求战争”^[68]。对于这种看似美好的制度，柏拉图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反感。在他看来，这种包容极端自由的民主政体，由于政府的权力按小份额分给了许多人，因而是各种政体中最没有效率的一种；其次，过于广泛的自由，必然会使政治流于“无政府状态的花哨的管理形式”^[69]，从而造成无法无天的局面。柏拉图认为，凡事都有一个度，“物极必反”，“无论在个人方面还是在国家方面，极端的自由，其结果不可能变为别的什么，只能变成极端的奴役”^[70]。“僭主政治”之所以脱胎于极端自由的民主政体，其原因即在于此。

基于对极端自由危害性的认识，柏拉图设计了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王国。在这个理想的王国，统治者应致力于城邦的净化工作，消除奢靡，崇尚质朴，重新塑造人性。由于诗歌、故事在塑造人性、净化灵魂方面的作用重要，是决定公民善恶的关键因素，柏拉图主张，禁止为娱乐目的写作的诗歌、故事和戏剧作品，在必要的时候，还要禁止抒情诗人进入“我们的城邦”。国家应该对诗歌、故事等文学艺术进行严格的检查，警告“诗人应该按照什么路子写作他们的故事，不允许他们写出不合规范的东西”^[71]。为此，柏拉图为统治者设计了一系列可以操作的控制、指导信息传播的重要准则。其内容大体可以归纳为如下四个方面。

首先是关于神。柏拉图认为，必须为宗教制定一项反对异端邪说的法律以处罚那些不信奉宗教的人。内容很简单，他禁止的就是无神论和各种渎神的行为。在他看来，无神论者或有渎神行为的人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他们或者假定没有神存在，这是第一种可能；或者，第二，他们假定即使有神存在，这些神也不关心人事；或者，第三，即使这些神关心人事，人们也很容易用牺牲和祈祷来奉承他们，使他们打消他们的企图。”不管是其中的哪一类，其性质都十分严重。“他们不仅是作出了一种要不得的和错误的论证，而且他们还把别人的心灵引导到错误的路上去。”^[72]这对于实现国家的目标是十分有害的。柏拉图因此主张，国家应对一切涉及宗教与神的言论、诗歌、故事乃至戏剧的发布或表演进行严格的管理，他还以主人翁的姿态提出了规范所有这些作品的六大指导原则。其一，诗人、故事作者在描写诸神的时候，要表现出神的“庄严气象”和自我克制的美德，不要说他们“长号大哭，呜咽涕泣，有如荷马所描写的那样；也不要描写普里阿摩斯那诸神的亲戚，在粪土中爬滚”。须知神不会“唉声叹气”，也不会“为了一点小事就怨天尤人，哀痛呻吟”，更不会激动不已，“纵情狂笑”^[73]。其二，诗人、故事作者，在讲述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某些事情时，“故事要在这个标准下说，诗要在这个标准下写——神是善的原因，而不是一切事物之因”^[74]。绝不能说神的不是，不能讲诸神“掳掠妇女的骇人听闻的事情，也不要让人任意污蔑英雄或神明的儿子，把那些无法无天、胆大妄为的行动归之于他们”。“我们还要强迫诗人否认这些事情是神的孩子所做的，或者否认做这些事情的人是神明的后裔。”^[75]其三，神是完美的。诗人、故事作者要用言词表现出神的真正本性，绝对不能把“最伟大的神描写得丑陋不堪”^[76]。其四，当讲故事、写诗歌谈到神的时候，不能把诸神“描写成随时变形的魔术师”^[77]，神是不讲假话的，也不是那种用谎言引导人们走上歧途的角色。其五，当叙述到诸神惩罚恶人时，不能把“被惩罚者的生活形容得悲惨，说是神要他们这样的”。但是可以叫诗人这样说：“坏人日子难过，因为他们该受惩罚。神是为了要他们好，才惩罚他们的。假使有人说，神虽然本身是善的，可是却产生了恶，对于这种谎言，必须迎头痛击。”^[78]其六，诸神没有干的事情，诗人、故事作者绝不能瞎编、传播与神有关的种种谎言。

其次是关于英雄。柏拉图主张要像写神一样，描写人世间的英雄，表现出英雄人物的本质。一个诗人、故事作者如果不能“用言词描绘出诸神与英雄的真正本性来，就等于一个画家没有画出他所要画的对象来一样”^[79]。在柏拉图看来，作为英雄，他不应该为失去朋友而哀伤，好像碰到了一件可怕的事情似的，更不应该因此而“号啕大哭”。即便是“失掉一个儿子，或者一个兄弟，或者钱财，或者其他种种”，对他来说，丝毫也不觉得可怕。所以英雄的本性，主要在于“他绝对不忧伤，不论什么不幸降临他身上，他都处之泰然”^[80]。另一方面，英雄还是能够自制的冷静的好汉，和神明一样，他是绝对不会“纵情狂笑”的。如果描写“一个有价值的人捧腹大笑，不能自制”^[81]，人们是无法也不应该相信的。

再次是限制或禁止事项。为了使诗歌、故事在塑造人性、净化灵魂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柏拉图给统治者提出了应予限制或禁止的五大事项。其一，要限制禁止任何模仿类的诗歌或戏剧。此种模仿就其本质而言，“乃是低贱的父母所生的低贱的孩子”^[82]。它制造远离真实的影像，迎合人民心灵的非理性部分；它肤浅地描绘英雄们痛哭流涕、悲伤欲绝的情景，腐蚀着国家未来的一代人；它煽动着人们的“爱情和愤怒，以及心灵的其他各种欲望和苦乐”，削弱了人类理性的力量。如果让这些模仿真实的赝品自由传播，势必给国家的灵魂净化工作产生消极的影响。其二，要限制禁止音乐、诗歌、故事表现形式的变化。为了维持固有的社会秩序，统治者必须在文学艺术领域“布防设哨”，不让其花样翻新。因为文艺作品的“任何翻新对整个国家是充满危险的”，所以应该预先防止^[83]。除非国家大法有所变动，文艺作品的风貌无论如何也不应该改变。其三，要限制使用可怕的凄惨的名词或挽歌式的曲调。柏拉图主张从当前的词汇中剔除那些可怕的凄惨的名词，虽然这些名词对于表现事物有一定的益处，但是“他们使人听了毛骨悚然”，柏拉图担心“这种恐惧会使我们的护卫者软弱消沉，不像我们所需要的那样坚强勇敢”^[84]。至于哀悼死者的挽歌及挽歌式的曲调，也应该废弃，“因为它们对于一般有上进心的妇女尚且无用，更不用说对于男子汉了”^[85]。其四，要限制像伊奥尼亚调、吕底亚调之类的“软绵绵的靡靡之音”，代之以一种新的曲调，“以适当地模仿勇敢的人，模仿他们沉着应战，奋不顾身，经风雨，冒万难，履险如夷，视死如归”的气概^[86]。其五，限制快乐与放纵，对于男女接触及情爱的描写，一定要含蓄，不能直露，同时还要避免对大众低级趣味的迎合。

还有是倡导或追求的目标。柏拉图认为，对于诗人、故事作者不能仅限于消极地规定他们不能干些什么，什么事情是不该说的。更为重要的是，统治者还要给诗人、故事作者指出应该干些什么，将他们的影响、作用引导到有益于国家的方向。在柏拉图看来，应在诗人、故事作者中间提倡的，主要有四点。其一是歌颂神明，赞美好人，贬斥邪恶。诗人、故事作者应以创作和宣扬颂诗为主，歌颂神明，赞美好人，同时鞭挞腐恶。通过事实说明行善者快乐，正直的人幸福，而作恶者、不正直的人则害人害己，最终必遭严惩，从而引导人们行善积德。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则会“在青年人的心中，引起犯罪作恶的念头”^[87]。其二，应该倡导自我克制，克制内心的渴望特别是不必要的欲望。柏拉图认为，教育的目的，或者说诗歌、故事的目的，是塑造健全的人格，而健全的人格主要表现为理智节制欲望，激情服从于理智。对于青年人来说，当他独处一室时，其理智或许能节制住欲望。而一旦“他心灵里的这种或那种欲望在得到外来的同类或类似的欲望支持时，便会发生心灵的变革”^[88]。因此，诗人、故事作者应该以自我克制为目标，肯定“受到侮辱而能克制忍受的言行”^[89]，尽量避免撩动听众内心的情欲与冲动。其三，应该倡导绝对的服从。奴隶应该服从主人，农民、工匠必须服从国王，低等级的人应该成为高等级人的奴隶，其目的一方面是使前者由此“可以得到与一个优秀人物相同的管理”^[90]，另一方面则可以确立神圣的智慧的统治地位。其四，应该倡导质朴的风气。在柏拉图的理想王国里，没有奢靡之风存在的余地。为了塑造人性的目的，他要求质朴的诗歌、音乐和故事。这种质朴的内容和形式有助于“产生心灵的节制”^[91]和养成服从的品格。

根据以上规范、指导信息传播的重要准则，柏拉图主张，对过去流传下来的史诗、戏剧进行清理，以剔除那些妨碍灵魂净化的内容，即便是伟大的盲诗人荷马的作品，也不能例外。他借苏格拉底之口说：“虽然我从小就对荷马怀有一定的敬爱之心，不愿意说他的不是。因为他看来是所有这些美的悲剧诗人的祖师爷呢。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一定不能把对个人的尊敬看得高于真理”^[92]，对于荷马作品中不适当的诗句和各种可怕而凄惨的名词，应该果断地删去，“我们请荷马不要见怪。我们并不否认这些是人们所喜欢的好诗。但是愈是好诗，我们就愈不放心人们去听”^[93]。既然像荷马这样的古代名诗人的作品也在清理之列，现实生活中的诗人、故事作者，更应该成为统治者所注目的对象。柏拉图建议国王把督导作为自己的重要职责，不允许“正式任命的教师和教养者对人们随意进行训练”，同时要求诗人、故事作者在自己的作品发表前，必须送统治者检查。对于一切不敬神的、不服从法律的诗人、故事作者，可以用“处死、流放和剥夺最重要的公民权利的刑罚除去它们”^[94]。为了及时发现并迅速消除不良诗歌、故事、言论造成的危害，柏拉图希望所有的公民都能自觉地举报。他在《法律篇》中指出，如果一个人在言语或行动上犯了罪，“任何人见到了就应当起来维护法律向地方官报告。地方官接到报告之后，就应当立刻依法把这个人送到法庭。如果地方官在接到报告之后拒绝这样做，且一经有人揭发，他就要以不敬神的罪名受到审判”^[95]。

由此可见，柏拉图对于诗人、故事作者的控制或督导是何等的严格，而这种控制或督导，又是通向其理想王国的必由之路。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他的建议没有被采纳；进入中世纪后，虽然统治者采纳了其控制言论报道的具体措施，却并没有因此而建立起他的理想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