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与群众

二、宣传与群众

如前所述，宣传的目的，乃是纳粹党为自己的主义去招引信徒。这些信徒自何方而来？当然是一般的国民。但这些国民显然又不是铁板一块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国民是划分为不同的阶级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希特勒则完全否认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不过，他还是赞同对国民进行层次划分。在他看来，一个国家可以划分为三个阶层：“一边是最优秀的分子，具有各种美德，尤其是能勇于牺牲。一边是人类最下流的分子，自私自利、放逸淫侈。第三种人，最大的中层，他们既没有英雄主义，又没有卑鄙的行为”，“当上下两个阶级相互斗争时，无论谁胜谁负，这个中间阶级，总归于胜利的一边”^[17]。不言而喻，此处“优秀分子”，是指希特勒自己的纳粹党，而“下流分子”，则是指其他敌对的政治力量。这种划分是极其肤浅和没有根据的。其目的是为了抹杀阶级界限、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

希特勒还认为，以上三大阶级在历史进程中所起的作用也是不一样的。真正创造历史的，只是极少数的优秀分子。“因为这少数人，他们实在是具有最多的民族意志和毅力的。”^[18]而那些下流分子对历史只会起破坏性的作用。至于广大的中间阶层，则永远不会变成重要，永远不会起决定性的作用。虽然他们占有人口的绝大多数，但“多数绝对不能代替‘人’”，“多数常是愚蠢的政策和懦弱的政策的拥护者，合了一百个愚夫，也不能成为一个聪明人”^[19]。不过，希特勒还是意识到，尽管多数人起不了决定性的作用，但少数优秀分子在创造历史时，还是离不开广大的群众——中间阶层。“当我们为我们的目的而指挥政治斗争时，同时要摧毁我们的敌人，则取得群众，是毫无疑义地可以取得成功。”^[20]反之，如果没有群众的参加，没有群众中蕴藏着的有生力量，任何理想都不可能实现。正是因为如此，作为一场政治运动的领袖，必须具备煽动群众的才能。

那么，这广大的、永远不会变成重要的群众是否能轻易地被煽动呢？是否能轻易地成为纳粹运动狂热的追随者呢？希特勒的回答是肯定的。而这一回答又是根据对群众的情感、知识、性格的把握而得出的。希特勒认为，对一般国民来说，“他们的性质和见解，极类女性，他们的思想行动受到情感的支配者实多于受到理性的支配者。但是这种情感并不复杂，而且是很单纯的。他们的变化也不多”^[21]。这种情形正好使他们成为宣传、煽动家再好不过的靶子。因为对情绪的影响远比对理智的影响要容易得多。而且一旦接受者在情感倾向上赞同某一观点时，这种倾向往往会变得异常牢固，成为对某种既定意识的执著的热忱和狂热。它使得这些群众执著地“攻击其他的组织，并且坚信着人家都是不对的，只有我是的”^[22]。这种热忱、狂热的作用是远非知识的影响可比的，只有它才是“促成这个地球上最了不起的革命的动力”。

在知识方面，希特勒对群众的评价也低得可怜。他公然宣称，“群众对于宣传的接受能力极为有限，而且理解能力也很薄弱，他们又是大都健忘的。”面对外来宣传的事实，群众“实在不能去融合或是记忆”^[23]。在他看来，这种低下的接受能力和知识水平，对于宣传家来说，是一件好事，而且也没有进一步提高的必要。因为任何一场政治运动，除了需要杰出的思想家、宣传家外，也需要“用到思想简单的战士”。只有他们，才会信服领袖的宣传。没有这些战士，那么政治运动“内部的纪律就不能有所整饬”。所以，“信仰世界观而愿意去奋斗的各个战士，对于领导者最近的思想以及他的思想的过程，那是用不着去完全了解的”^[24]。在这个意义上，希特勒非常讨厌头脑清楚的知识分子，他曾以讥讽的口吻指出：“当健康的普通人本能地团结在一起，形成一个人民社团的时候，知识分子却像鸡场里的母鸡似的东跑西蹿。不能靠知识分子创造历史，不能把知识分子作为支撑社会的成分。”^[25]这些言论充分地表现了希特勒从骨子里憎恨知识分子，希望群众永远愚昧，成为他思想简单的战士。

至于群众的性格，希特勒则一直认为，他们是没有什么主动性可言的。他们习惯于被支配，而不习惯于选择，他们“宁愿屈服于强者，而不愿意去支配一个弱者”；他们“爱严峻的统治者，甚至爱乞怜的人，他们对绝对的主义，较之对不知如何使用的自由还要觉得满意，就像妇女的性情，对于受抽象理论的感动，决不像敬羡一种优越的势力一样”^[26]。他们希望看到的，就是强者的胜利与弱者的毁灭。所以当某一政治势力以积极的咄咄逼人的态势出现于历史舞台时，它最易于受到普通人的顶礼膜拜。这一见解在民主发达的西方社会，显然是极其荒谬的。但在封建贵族政治传统根深蒂固的德国，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的真实。当希特勒上台不久，有一个西方记者就为此大吃一惊，他发现“几乎没有一个德国人觉得他们的个人自由被剥夺了。他们似乎对他们自己的优秀文化被破坏，并由一种愚昧的野蛮主义所取代，表现得漠不关心。奇怪的是，他们看来竟然没有意识到希特勒正在欺骗他们”^[27]。这种对纳粹企图的盲从性，在此后德波战争、德苏战争期间，表现得尤为突出。希特勒意识到这种盲从对于维持纳粹领袖的绝对权威是完全必要的，因而总是竭力地运用这种盲从心理，这乃是其成功的重要秘诀。

盲从，现代心理学又称为从众。它是指在社会团体的压力下，个人放弃自己的意见而采取与大多数人一致的行为。人们在平时讲的“随大流”、“跟风”、“赶时髦”等，就是一种比较典型的从众行为。西方学者普遍认为，从众是个性的基本特性，是“社会适应和社会认知的重要机制之一，是个体在其日常行动水平上自我调节的特殊方法之一”^[28]。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从众行为主要是从团体与个人的关系来讲的。但在个体与媒介之间，也存在着放弃自我，服从或接受媒介意见的倾向。在宣传过程中，从众现象也比较普遍。一些宣传对象，受其置身的社会群体的压力，或者基于对教育、说服媒介权威性的认同，对于宣传者的教育和说服活动，采取了几乎是无条件的接受或服从。德国社会学者伊丽莎白·诺埃尔-诺伊曼的“沉默的螺旋”假说，从理论上对从众心理产生的根本原因进行了剖析。他认为人的行为在本质上是一种环境适应行为，对自然环境如此，对社会环境也是如此。由于人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所以他总是寻求与群体和周围环境和谐共处，避免陷入孤立状态，这是人的“社会天性”。为了防止因陷入孤立而受到社会的制裁，他在发表自己的意见之前必须了解周围的“意见气候”。当他感到自己属于“多数”或“优势”意见阵营时，便倾向于积极地发表；当他意识到自己属于“少数”或“劣势”阵营时，为了避免压力便会选择“沉默”。优势意见的大声疾呼和劣势意见的相对沉默，不仅随着社会生活的延续而得到进一步发展，而且优势意见的日益强大使得少数派中更多的人转向沉默；而少数派的沉默又刺激了优势意见更大程度的张扬。如此循环，以至于出现了“一方越来越大声疾呼，而另一方越来越沉默下去的螺旋式过程”^[29]。诺伊曼认为，个体感知“意见气候”的信息来源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其所在的群体，另一个是大众媒介。在超出了人们直接感知的范围之外，大众媒介的影响尤其强大。在某种意义上，大众媒介是形成“意见气候”的主要因素。由于多数媒介传播内容的类似性、连续性、累积性，覆盖领域的广泛性，使得经由大众媒介提示或传播的意见，容易被个体当作“优势”、“多数”意见所接受。

在对群众情感、知识、性格分析把握的基础上，希特勒认为，作为优秀的宣传家，是完全可能煽动起群众拥护自己主义的狂热的。但是群众反应的情绪特征，知识能力的薄弱及其对强者的盲从心理，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是一种纯粹被动的接收机器。他们在接受宣传内容的同时，还在指导、矫正着宣传家的演讲。只有敏锐地对群众的指导、矫正作出恰当的反应，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所以宣传家应该而且必须了解宣传对象的心理要求，从而使自己的宣传能拨动对象的心弦。事实表明，希特勒就是能够深深打动听众心弦的演说家。正如他党内的竞争者，也是他最不留情的批评者奥托·施特拉塞所说的：“希特勒能够像一具地震波显示仪或者一架无线电收音机那样对人们心灵的颤动作出灵敏的反应，这种灵敏性使他能以异乎寻常的肯定态度像个扩音器那样把整个民族最秘密的愿望、最隐蔽的直觉、痛苦和个人的反感表达出来……他具有不可思议的直觉，能万无一失地把听众的病痛诊断出来……他的话像离弦之箭一般射向靶子，触及每个人的痛处，使群众不知不觉地摆脱了束缚。他表达了他们内心深处的渴望，说出了他们最想听的话。”^[30]正是因为如此，希特勒的每次演讲鼓动，才会取得轰动性的效果。这是其他宣传家望尘莫及的。

于此可见，希特勒对群众的重视远不如对领袖人物、“优秀分子”的重视。他是一个典型的英雄历史观的信奉者。他对群众的需要，仅仅是希望他们成为纳粹运动的拥护者、追随者。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宁愿让群众永远停留在愚昧无知的泥沼，永远受着感情因素的支配，永远是一个毫无主见的盲目的追随者。所以他进行的宣传，不是为了开启民智，也不是为了维护民权，而只是为了易于操纵民众，以遂纳粹肮脏的一己之私。这与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念、资产阶级的民主观念是完全对立的。由此也可以看出希特勒这一观念的反动性。当然，这一观念在运用于宣传实践的过程中，还是取得了相当的成功，这是由德国民众的性格特征及希特勒娴熟地运用其宣传策略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