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的新闻实践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新闻实践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深刻而睿智的新闻传播学者，而且还是杰出的新闻工作者。其新闻传播实践一方面是马克思、恩格斯认识社会、解剖社会经济关系的直接途径，从而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确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另一方面，这种直接的新闻实践，又为马克思、恩格斯解读、揭示新闻传播现象及其内在规律，提供了现实的必要条件。在这个意义上，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新闻传播实践，是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思想的必由之路。

马克思、恩格斯的新闻生涯，分别开始于1837年、1838年。《德国缪斯年鉴》、《不来梅城市信使报》发表了马克思、恩格斯最早的文字作品。那时他们还是青春勃发、风华正茂的青年。由此直到他们辞世，前后约半个世纪。据童兵教授统计，在几十年的报刊活动中，他们创办、主编报刊4种，协助创办、参与编辑报刊5种，指导报纸编辑方针的有10种。此外，他们还为60余种报刊长时间撰稿、提供科学著作和文件，还有更多的报刊发表过他们的声明、转载过他们的文章。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文章（著作），约1 700余篇（部），其中政论、通讯和消息约750余篇，占总数的45%，论战性文章260篇，占总数的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还收录了他们写的书信约4 000余件，这些内容有不少是谈及报刊工作和论及报刊文章的。据不完全统计，马克思、恩格斯发表的报刊文章同有关书信累积起来大约有2 000万字^[1]。也就是说，他们平均每年要在报纸上发表大约50万字的文字作品。与此同时，他们的理论探讨和职业革命活动并未因此中断。

从马克思、恩格斯涉足新闻领域开始，直到他们离开为之奋斗的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伟大事业，其间的艰辛历程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2]。第一个阶段是从1837年到1846年，是为《莱茵报》时期。这是他们刚刚进入新闻传播领域并初显身手的时期，他们的舞台主要在国内。第二个阶段是1847年到1850年，是为《新莱茵报》时期。其间马克思、恩格斯参与改造了《德意志—布鲁塞尔报》，创办了《新莱茵报》和《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这是马克思、恩格斯个人新闻生涯的最辉煌的年代。第三个阶段是1851年到1864年。这是欧洲大革命失败后，国际工人运动陷入低潮。其间，马克思、恩格斯在致力于理论研究的同时，一方面指导各国工人报刊的宣传工作；另一方面则利用在国外出版的资产阶级报刊来传播革命的理念。第四个阶段是1865年至1879年，是为第一国际时期。此间，马克思、恩格斯的报刊活动的主要内容，是指导和帮助《蜂房报》、《工人辩护士报》等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机关报和国际工人协会欧美各国支部的机关报。最后一个时期是1879年至1895年，其间，马克思、恩格斯的报刊活动以指导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报》和《新时代》为主要内容，在指导相关报刊的活动中，总结出了关于处理党报和无产阶级政党关系的基本原则。

纵观马克思、恩格斯的新闻生涯，可谓亮点迭出，精彩纷呈。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莱茵报》和《新莱茵报》时期。《莱茵报》（全称《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创立于1842年初，其老板是莱茵省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康普豪森。1842年5月5日，马克思以“莱茵省一居民”的身份在《莱茵报》上连载发表了旨在抨击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的著名论文《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同年10月，马克思以卓越的新闻天才和公信力，被聘为《莱茵报》的主编。由此直到1843年3月，马克思为《莱茵报》工作了整整5个月。这是马克思有生以来第一个正式的工作岗位，记者由此成为他一生唯一的正式职业。作为主编，马克思利用报刊阵地，大胆地为共产主义辩护，与奥格斯堡反动的《总汇报》展开了激烈的论战；他还坚持捍卫报纸的革命方向，与那些脱离社会生活实际、沉湎于抽象的哲学争论的“自由人”划清界限；同时，马克思还关注民生疾苦，利用报刊公开为政治上和社会上备受压迫的贫苦群众的利益辩护。在马克思的主持下，《莱茵报》具有越来越明显的革命民主主义性质，成为激进民主派的一面旗帜。这种鲜明的政治立场，使当时普鲁士的书报检查机关大为苦恼，因而不得不给他以特殊的荣幸——从柏林给《莱茵报》派来一个专门的检察官。当这样做也无济于事的时候，又给该报规定了双重的检察，即它每出一号，除普通检查之外，还要呈交科伦行政长官进行复查。但是，这个办法也还是丝毫无助于制止《莱茵报》的“根深蒂固的恶念”，于是内阁就在1843年初勒令《莱茵报》于第一季度末停刊。当时，报纸的股东们曾经试图谋求和解，因此马克思立即辞去了编辑职务，但也没有收到任何效果，报纸最后还是停刊了^[3]。

马克思离开《莱茵报》后流亡国外，乃决定和卢格前往普鲁士政府无法控制的巴黎，在那里出版了一种社会主义刊物《德法年鉴》。马克思为此拟定了纲领和策略，但这份倾注了他心血的刊物，仅出版一期就停刊了。随后，马克思移居布鲁塞尔。在这里，马克思一方面将精力集中于哲学和经济学研究；另一方面则为无产阶级报纸《前进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撰稿；与此同时，恩格斯在英国一直为欧文派工人报纸《新道德世界》和宪章派报纸《北极星报》撰稿。1845年，恩格斯搬到布鲁塞尔，与马克思汇合，一同组织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第一个通讯社——开始了他们共同战斗的革命生涯，也开始了他们生死与共的新闻实践。

1848年，欧洲大革命的枪炮声惊动了在专制重压下昏睡的德意志，政治、经济及思想文化条件的成熟，使得德国革命的浪潮开始汹涌奔腾起来。当三月革命爆发时，马克思、恩格斯决定回到自己的祖国，投入革命的潮流。1848年4月，他们返回了德国科伦。为了指导这场伟大的革命，他们决定在科伦创办一份革命无产阶级的大型日报。5月31日，由马克思、恩格斯亲自创办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革命无产阶级最好的机关报”《新莱茵报》正式创刊。这一时间比他们原来计划的提前了整整一个月，其原因在于他们“预料德国的九月法令很快就要颁布，因此，我们决定利用自由环境中的每一天”，于是在6月1日就开始出报了。这是欧洲历史上第一份以革命民主派的旗帜出现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党报。“这个旗帜只能是民主派的旗帜，但这个民主派到处，在各个具体场合，都强调了自己的特殊的无产阶级性质，这种性质是它还不能一下子就写在自己旗帜上的。如果我们当时不愿意这样做，不愿意站在已经存在的、最先进的、实际是无产阶级的那一端去参加行动并推动运动前进，那我们就会只好在某一偏狭的地方的小报上宣传共产主义，只好创立一个小小的宗派而不是创立一个巨大的行动党了。”^[4]

马克思给《新莱茵报》确定的任务是，“向公众介绍当前形势、研究变革的条件、讨论改良的方法、形成舆论、给共同的意志指出一个正确的方向。”^[5]《新莱茵报》的政治纲领就是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它有两个基本的要点：建立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民主的德意志共和国和对俄国进行一场包括恢复波兰的战争。从办报风格上看，《新莱茵报》与50年前法国大革命时期马拉的《人民之友》颇为神似。恩格斯后来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我们在许多方面都不自觉地仅仅是模仿了真正的（不是保皇党人伪造的）《人民之友》的伟大榜样；一切的怒叫，以及使人们在几乎一百年中只知道马拉的完全被歪曲了的形象的那种全部历史捏造，只不过是由于，马拉无情地扯下了当时那些偶像——拉菲德、巴伊等人的假面具，揭露了他们已经成了十足的革命叛徒的面目，还由于，他也像我们一样不认为革命已经结束，而想使革命被宣布为不断的革命。”^[6]在报纸的日常运行上，马克思保持着在编辑部的绝对权威。“编辑部的制度简直是由马克思一人独裁……马克思的独裁对我们来说是理所当然和毋庸置疑的，所以我们大家乐于接受它。首先是有赖于马克思的洞察力和坚定的立场。”^[7]由于马克思的卓越领导、员工的艰苦努力和牺牲精神，《新莱茵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创立之初，它几乎没有得到任何资金的支持，但3个月后，就拥有了5 000份的发行量。“在科伦宣布戒严时，报纸曾一度被封；在10月中发行不得不一切从头开始。但是，1849年5月，在它被禁止时，它又有了6 000订户，而当时《科伦日报》，据该报自己承认也不过只有9 000订户。没有一家德国报纸——无论以前或以后——像《新莱茵报》这样有威力和影响，这样善于鼓舞无产阶级群众。”^[8]由于《新莱茵报》的革命立场，普鲁士政府终于以国家的强制力迫使该报停刊。马克思、恩格斯在《新莱茵报》时期的报刊活动及其对新闻工作的论述，不仅在其整个新闻生涯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且树立了此后150多年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思想发展史上的丰碑。

欧洲大革命失败后，马克思、恩格斯不得不再次流亡国外，定居于英国。由此直到1864年第一国际的创立，国际工人运动陷入了低潮。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未来斗争的需要，马克思、恩格斯做了适当的分工。恩格斯后来回忆，由于这个分工，“我的任务就是要在定期报刊上，因而特别是要在同敌对见解的斗争中，发表我们的见解，以便让马克思有时间去写作他那部伟大的基本著作。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我都必须采用论战的形式即在反对其他种种观点的过程中，来叙述我们的观点”^[9]。也就是说，这种分工使得恩格斯的精力更多地倾注于报刊宣传工作，而马克思则尽可能地专心致志于他的理论研究。当然，这种分工是相对的，对于他们两人来说，理论研究与报刊工作是不能割裂的，其差别仅在有所侧重而已。总的来说，在整个19世纪50年代到1864年，马克思、恩格斯的报刊活动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指导帮助英国、美国、德国无产阶级报刊。在英国，宪章派运动及其代表性报刊《寄语人民》、《人民报》，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帮助、指导的主要对象。据统计，他们先后在这两家报刊上共发表文章20多篇。当《人民报》经营陷入困境时，马克思不顾自己的经济困难，“整天整天同他（琼斯——引者注）一起从本丢到彼拉多，为他的报纸筹集资金到处奔走。”^[10]该报负责人厄·琼斯深为感激。他在致马克思的信中说：“对您的高尚、正直和大公无私的品德给以应有的评价……我记得，您多年来曾经毫无报酬地给我的小型杂志《寄语人民》，后来又给《人民报》写过许多文章，这些文章对人民的事业十分重要，对报纸是非常宝贵的。”^[11]等到《人民报》与资产阶级激进派达成妥协时，马克思便正式与其决裂了。在美国，马克思一直通过约瑟夫·魏德迈和阿道夫·克路斯与美国工人阶级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魏德迈流亡美国后创办的《革命》（1852年1月）、《人民呼声》（1860年4月）以及由他参与指导的《改革报》（1853年3月），都得到了马克思、恩格斯鼎力支持。《革命》在其创刊启事中公开声明，其编辑会得到《新莱茵报》的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协助。马克思的名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就是作为《革命》的不定期刊物出版的。同时，在伦敦的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和其他工人教育协会的机关报《人民报》（德文），也得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大力支持，并发表了他们的10多篇文章。

二是利用资产阶级报刊，占领敌人的思想阵地。这主要是因为经济上的弱势和政治上的高压，使无产阶级难以出版与资产阶级相抗衡的报刊，所以马克思在致拉萨尔的信中说：“我认为现在极其重要的是使我们的党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占领阵地，哪怕暂时只是为了不让别人占领地盘。当然，目前还必须慎重地利用这些阵地，但重要的是，为了决定性的时刻保证自己在各个据点的影响……我们原则上应当，按照路德关于上帝的说法，‘用坏蛋打坏蛋’，并利用一切机会制造恐慌和促进总崩溃……哪里有需要，就应当向哪里投毒。如果我们只限于给基本上同情我们观点的报纸撰稿，那么我们就必定会把各种报刊工作完全搁置起来。难道应当容许所谓‘社会舆论’都充满反革命材料吗？”^[12]他还对施累格解释说：“我们给我们的敌人写东西，不是给他们帮忙，而是完全相反。这是我们同他们开的最厉害的玩笑。”^[13]马克思不仅这样说，而且还确实是这样做的。其最典型的事例就是为在美国纽约出版的《纽约论坛报》长达10年的撰稿活动。《纽约论坛报》“在美国国内战争爆发以前，不仅经常刊载由他署名的通讯，而且发表了他写的许多欧洲和亚洲形势的社论”^[14]。对此，《纽约论坛报》的负责人查尔斯·德纳满怀感激之情。在他致马克思的信中回忆道：“大约在9年前，我邀请您为《纽约论坛报》撰稿，从那时起这种撰稿工作就没有间断。就我记忆所及，您经常为我们写稿，从没有一星期间断。您不仅是我们报纸最宝贵的撰稿人之一，而且也是报酬最优厚的撰稿人之一。”^[15]恩格斯则为英国《每日新闻》撰写了大量高水平的军事报道。这些文章借助于资产阶级报刊，比当时的无产阶级报刊在更广的范围内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9世纪60年代中期，欧美各国工人阶级相继建立起自己的政党。1864年9月28日，欧美各国的民主派和无产阶级的代表齐聚伦敦圣马丁教堂，成立了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国际组织——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马克思成了这个国际组织的灵魂，他和恩格斯满腔热情地投入了第一国际的建设，为国际起草了第一个宣言和许多决议、文件，并且参与指导第一国际的机关报刊。鉴于第一国际的早期机关报《蜂房报》受到工联主义的影响，背离了无产阶级的立场，马克思建议国际总委员会断绝与《蜂房报》的一切联系。国际采纳了这一建议并委托马克思起草相关的决议，这一决议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新闻史上的一个重要文献。随后，马克思、恩格斯对于第一国际新的机关报《工人辩护士》又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历史记载，那时的马克思每个星期都参加报社的理事会和股东会，为报纸把握政治方向，确保报纸不致背离国际工人协会的纲领、路线。与此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还对第一国际的许多地方组织的机关报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在巴黎公社时期，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对巴黎公社的各种报刊给予了充分的关注，而且对巴黎公社的新闻传播政策也进行了客观的评价。应该说，马克思、恩格斯在这个时期的报刊活动实践及其对无产阶级报刊的相关论述，是后来无产阶级党报理论的主要来源之一。

从1879年到1895年恩格斯去世，马克思、恩格斯的报刊活动主要集中于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报》和《新时代》撰稿及对其办报方针的指导。其间，欧洲各国工人运动风起云涌，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里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但与此同时机会主义在工人运动中也占有较大的市场。在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通过了所谓的“反社会党人法”，规定禁止一切社会主义宣传活动，《前进报》等党的报刊被禁止出版。在这种情况下，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领导人于1879年9月28日在苏黎世创办了《社会民主党人报》。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民主党人报》给予了极大的关心，特别是在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一方面肩负着整理出版马克思遗著的重任；另一方面还以高度的热情，认真地指导《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出版。在伯恩施坦主持《社会民主党人报》期间，恩格斯就给伯恩施坦去信百余封，其中相当一部分内容就是探讨报纸的言论方针、报道业务及宣传策略。他还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了不少文章。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正是围绕《社会民主党人报》，恩格斯比较系统地阐发了无产阶级党报思想。同期，恩格斯还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周刊，1883年创立于斯图加特）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并在该刊上发表了20多篇文章。恩格斯盛赞该刊是“一个极其值得掌握住的堡垒”，并且建设性地提议将该刊的编辑部由斯图加特搬到柏林去，以提高周刊对于当地斗争形势的及时反应能力。对于《新时代》存在的问题，恩格斯也毫不客气地予以批评，如该刊的定位和定价的背离，“杂志的内容是为这一类读者编的，而售价却按另一类读者定的”^[16]。他坚持报刊要为无产阶级服务，要代表他们的利益，就必须连带地考虑他们对报刊的购买能力。

这50多年的报业实践，树立了他们作为世界新闻传播史上无产阶级杰出报人的光辉典范，形成了他们得以立足于报界的独特文风。马克思、恩格斯的新闻文风，具有三个鲜明的特点。其一是，联系实际，不尚空谈。恩格斯曾坚决地反对莫斯特《自由周报》的夸夸其谈，批判“《自由》简直是毫无内容、毫无意义的喧嚣”^[17]。他尖锐地指出作为一家革命的报纸，不能满足于唱革命的高调。“《自由》拼命想成为世界上最革命的报刊，但是，光在每一行字里重复‘革命’这个词是做不到这一点的”^[18]。报纸一定要联系实际，脚踏实地，戒除浮躁，杜绝夸夸其谈，尽量避免连篇累牍地使用“革命”的词汇。其二是辛辣、讽刺。在与敌人的论战中，马克思、恩格斯一直主张避免用最厉害的语言，因为这些“厉害的字眼不一定使语言具有足够的力量，并且经常重复使用像坏蛋之类的字眼，其效力就逐渐减弱，因而只得使用越来越‘厉害’的字眼，而这样就陷入莫斯特—施奈特文风的危险，那么，最好是采用其他办法，不要厉害的字眼而又能保证有力量和富于表达力。这种办法是有的，即主要是利用讽刺、讥笑、挖苦，这要比最粗暴的愤怒的语言更能刺痛敌人。我认为，《社会民主党人报》最好是像最近几号所做的那样，在一切可行的地方采用早已行之有效的讽刺笔调”^[19]。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多次劝告伯恩施坦，“要使用讽刺和讥笑的方法去稍微缓和一下自己那种义愤填膺的腔调，因为这种腔调如果不是变得枯燥无味，就会愈来愈走向极端，那时它就荒谬可笑了”^[20]。马克思、恩格斯就是使用讽刺语言的高手。他在批判奥格斯堡《总汇报》时，将其描绘为令人讨厌的长舌妇。在批判英国大众化便士报《每日电讯报》的低级庸俗时，马克思不无嘲讽地说：“伦敦所有厕所都通过一些隐蔽得很巧妙的管子把人体的脏物排到泰晤士河里。同样地，世界名城也通过一些鹅管笔把它所有的社会脏物都排到一个纸制的藏污纳垢的大中心——《每日电讯报》里……但是，掌管纸制的藏污纳垢中心的勒维，不仅对化学是内行，对炼金术也是内行。他把伦敦的社会脏物变成报上的文章，是为了随后把报上的文章变成铜，最后又把铜变成金。在纸制的藏污纳垢中心的大门上，用黑颜色写着：‘此处……随意便溺！’或者像拜伦生动地翻译的那样：‘行人，停下来小便吧！’”^[21]这种辛辣讽刺的语言比正面的直接攻击能取得更好的效果。其三是大刀阔斧，充满盎然的生气和趣味。早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就讨厌那种“小手小脚而不是大刀阔斧的做法。伪善、愚昧、赤裸裸的专横以及我们的曲意奉承、委曲求全、忍声吞气、谨小慎微使我感到厌倦。总而言之，政府把自由还给我了。”^[22]他渴望大刀阔斧地施展自己的才华，展现本色的自我。同时恩格斯还主张报刊文章要有趣味性，绝对不能枯燥。对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人民报》，恩格斯就建议威廉·李卜克内西首先要从该报中去掉“贯穿于该报的枯燥得要命的格调。……《人民报》则大部分像是在梦中写出的。……《人民报》总是让我们昏昏欲睡。这还是机智的柏林人呢？真糟糕！总之，你要竭力使报纸变得有生气。”^[23]

马克思、恩格斯的新闻传播实践，是其新闻传播思想的直接来源——当然，马克思、恩格斯的新闻传播思想还有其他诸多的源头，如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报业学说等，限于篇幅，这里不赘述。正是这几十年的新闻传播实践，使得马克思、恩格斯得以透视新闻传播现象及其内在规律，得以理解社会政治过程与新闻传播过程的互动，得以认识报刊的人民性及报刊从业者在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历史进程中扮演的角色，进而感受到新闻出版自由的可贵。没有这段多姿多彩的新闻实践，马克思、恩格斯的新闻传播思想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