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毛泽东党报理论
毛泽东党报理论,是毛泽东新闻思想体系的最高层次,是统率整个思想体系的灵魂。它是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站在党的建设立场,根据现代政党政治运行的规律,结合中国无产阶级政党报刊活动的实践提出来的。在这个部分里,毛泽东解决了党报的使命、办报方针及党报工作者必须遵循的党性原则等问题。
(一)党报使命观
近代报刊自问世以来,便一直是阶级的舆论工具。各阶级依其经济政治实力的大小而拥有规模不等的新闻宣传系统,并赋之以独特的使命。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报刊又成为它们的重要武器。毛泽东认为,党报作为革命文化的重要环节,“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18],“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19]它对于“全体人民,有极大的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20]这些论述,揭示了党报的重大使命。
具体来说,毛泽东揭示出的党报使命,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是宣传党的政策。1941年,在延安《解放日报》尚未正式出版时,毛泽东就指出:“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国宣达。”[21]在他看来,共产党人不同于其他政党的重要区别之一,就是斗争目标的公开性和群众性。“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怎样使广大群众了解党的政策?渠道之一就是报刊。因而“有关政策的问题,一般都应当在党的报纸上或刊物上进行宣传”。“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22],使党的政策直接转变为群众的实际行动。
其二是传播典型经验。共产党的路线是人民的路线,只有全体群众行动起来,集中在党的旗帜下,才能实现党的最终目标。而在群众中间,知识水平、工作能力、觉悟程度又是不尽一致的。这就需要先进带动后进、典型促进一般。因此“领导者的责任,就是不但指出斗争的方向,规定斗争的任务,而且必须总结具体的经验,向群众迅速传播这些经验,使正确的获得推广,错误的不致重犯”[23]。
其三是制造革命舆论,反击反革命宣传。毛泽东认为:“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总是要伴随一场大喊大叫的,这就是宣传新制度的优越性,批判旧制度的落后性。”[24]而作为旧制度的直接受益者的反动阶级,必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它们必然会从宣传乃至军事上进行反扑,破坏革命的名声,污蔑革命的目的。对此无产阶级党报决不能听之任之,而应该“向反革命宣传反攻,以打破反革命宣传”[25]。
其四是组织群众,推进革命运动。早在红军时期,毛泽东就认为:“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由这个宣传任务之实现,才可以实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等红军的总任务。”[26]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又规定《解放日报》的使命为“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27]。联系到前面三条,不难看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不通过党的政策宣传、经验传播和舆论的制造,就不可能组织起广大的民众,也就是说,前面三大使命的实现是组织群众的前提;而组织群众推进革命运动,则是宣传政策、传播经验、制造舆论的目的。
此外,毛泽东还很重视党报的批评监督作用,认为这是发挥群众积极性的重要途径。而这种积极性“必须具体地表现在领导机关、干部和党员的创造能力,负责精神,工作的活跃,敢于和善于提出问题、发表意见、批评缺点,以及对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从爱护观点出发的监督作用”[28],并强调党报批评应从有利于革命,有利于团结的立场出发,不能把它用作攻击个人的工具,同时还要避免片面性。只有这样,党报才能促进而非阻碍社会的发展。
毛泽东的党报使命观是很深刻的。但是总的看来,他所揭示的使命基本上偏重党报的政治功能。宣传政策也好,组织群众也好,制造舆论也好,批评监督也好,基本上是在报刊作为政治斗争工具的意义上讲的。这在战争年代,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历史已经证明,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在经济建设成为我党头等大事的情况下,仍然过分强调这种偏重于政治功能的使命观,就不利于党报事业、广播电视事业的全面发展了。
(二)办报方针
全党办报,全民办报,是国际无产阶级报刊事业的优良传统。早在十月革命前,列宁就要求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都为党的报纸工作,呼吁“所有的人,特别是工人,给我们写些东西”[29]。毛泽东在实际斗争中也意识到这一方针的重要意义。他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里指出:“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30]他又说办好一家报纸,“不但是办的人的责任,也是看的人的责任。看的人提出意见,写短信短文寄去,表示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这是很重要的,这样才能使这个报办得好”[31]。这与列宁的观点是一致的。
在列宁办报思想的基础上,毛泽东进一步探讨了怎样实现办报方针的问题。在他看来,实现这一办报方针,可以通过四条途径。
第一,吸收党外人士参加党报的编委会,在党报上发表党外人士的言论。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指示《解放日报》、《新华日报》及各抗日根据地的报刊,“应吸收广大党外人员发表言论……并尽可能吸收党外人员参加编辑委员会”,“党报工作者必须学会善于吸引党外人员在党报上写文章、写通讯的方式和方法”。在他看来,在党报上将党外人士拒之门外的作法,貌似革命,实是一种典型的宗派主义态度。它只会造成“党外人员对党的过失缄口不言的现象”[32]。
第二,刊登群众来信,反映群众的呼声和要求。根据毛泽东的其他论述,群众来信一方面可以作为生活亲历者对现实生活的生动描述;另一方面,它还能直接反映群众的要求,成为把握群众呼声的晴雨表,和沟通党与群众联系的精神桥梁。因此,党委和党报绝不能掉以轻心,必须“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33]。
第三,建立团结在党报周围的工农通讯员队伍。毛泽东认为,发展通讯员队伍,不仅能通过他们加强与群众的联系,而且还能及时报道社会生活的重大新闻,使报纸更加符合实际,使政策宣传及时变为群众的实际行动。
最后,毛泽东还主张所有的机关、工厂、学校、连队都可以也应该自己办报。他说:“一个伙食单位,比如说有一百个人,出墙报一张,这里总有一个首长,他就要把墙报当作自己组织工作、教育群众、发动群众积极性的武器。”[34]这即是说,宣传不仅是新闻工作者的事,其他战线的实际工作者,都可以而且也应该进行符合当地实际的宣传工作。
毛泽东的上述探索,具有极其重要的实践价值。首先,通过这些途径,党报宣传不仅是记者、编辑的事业,而且也成了广大党员群众的事业。而群众的信赖和支持,又是报刊生存的根本条件。其次,全党办报、全民办报,使得党报及其宣传更富有群众性,更贴近群众的生活实际,从而更易于为群众所接受。再次,由于在党报周围,团结了一大批热衷于宣传的工农通讯员和其他积极分子,使他们在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方面的作用,足以与党的职能机关相媲美。这种情形,即使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也仍然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全党办报、全民办报仍是我们应该遵循的办报方针。
(三)党性原则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关于无产阶级报刊工作党性原则的最早表述,是由列宁作出的。他认为无产阶级应该提出出版物的党性原则,“并且尽可能以完备和完整的形式实现这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党报“不能是个人或集体的赚钱的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它“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他还主张,“报纸应该成为各个党组织的机关报”,“出版物和发行所……都应该成为党的机关,向党报告工作”[35]。毛泽东在指导中国革命宣传实践的过程中,接受了这一原则,并且进一步研究了如何坚持党性原则的问题。
毛泽东认为,要坚持党性原则,首先就得加强党委对报刊的绝对领导。这种领导可以分为三种形式。一是“把新闻记者、报纸工作人员和广播工作人员召集起来开会,跟他们交换意见,告诉他们宣传的方针”[36]。使他们有所遵循,不至偏离党所规定的方向。二是根据中央政策精神,检查新闻宣传工作。此种检查分事前检查和事后检查两种。前者是回顾过去,对前阶段的宣传进行检讨,以发扬成绩,纠正错误;后者则是在党报出版之前,“由一个完全懂得党的正确路线和正确政策的同志,将大样看一遍,改正错误观点,然后出版”[37]。三是党委第一书记亲自抓社论,把握党报宣传的基调。只有这样,党报宣传才不会偏离方向。
应该指出,这里所谓的绝对领导,并不是没有条件的。毛泽东认为,党委的领导必须符合实际情况,“马克思主义是按情况办事的,情况就包括客观效果。群众爱看,证明领导得好;群众不爱看,领导就不那么高明吧?”、“不正确的领导,不按情况办事,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使编报的人感到不自由,编出来的报纸群众不爱看,这个领导一定是教条主义的领导”[38]。可见,毛泽东所说的绝对领导,是将不正确的领导、教条主义的领导排除在外的,这一点对新闻宣传工作至关重要。因为新闻宣传是一种复杂的思想工作,是通过锲而不舍、水滴石穿的方式,渗透对方心里,进而改变其态度行为的活动。任何粗暴的不切实际的领导都将导致宣传的失败。过去人们往往忽视这一点,只讲绝对领导,而不讲领导方法的科学性,是不可取的。
其次,作为党的耳目喉舌,党报要无条件地服从党的政策。党委的领导,只是确保报纸政治方向的外部条件。要使报纸成为富有战斗性的机关报,关键的是要发挥党报遵守党的纪律的自觉性。
再次,毛泽东还根据党性原则,对党报工作者提出了两大基本要求。一是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方法论,站稳无产阶级立场;二是一切根据政策,克服宣传人员中闹独立性的错误倾向,重大问题的处理须请示上级,“任何下级人员,不得擅自表示态度”[39]。
不难看出,毛泽东党报理论作为毛泽东新闻思想的最高层次,并非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直接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党报活动的论述。但是毛泽东并没有满足于前人的论断,而是在前人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阐发,从而为马列主义新闻学说的丰富和发展,做了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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