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宣传谋略

三、毛泽东宣传谋略

毛泽东还是一个杰出的宣传家。他虽然承认“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硬道理，但是始终坚持要用革命两手——枪杆子和笔杆子——对付反革命的两手。宣传、笔杆子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其指导中国革命宣传实践的过程中，总结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宣传谋略。这些谋略，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40]。

（一）全面地认识宣传对象

所谓宣传，是通过提供情报，阐述某种主义、主张、思想观点以影响特定对象的心理、态度及其行为方式的活动。宣传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宣传对象的了解程度。不了解对象的宣传是盲目的宣传，注定是得不到什么效果的。这是新闻学、宣传学的基本法则。毛泽东认识到这一法则的重要性，因而告诫党的新闻工作者：“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他反问那些无的放矢，不看对象的党八股爱好者，射箭要看靶子，弹琴要看听众，写文章做演说倒可以不看读者不看听众么？我们和任何人做朋友，如果不懂得彼此的心，不知道彼此心里想些什么东西，能够做成知心朋友么？所以，“做宣传工作的人，对于自己的宣传对象没有调查，没有研究，没有分析，乱讲一顿，是万万不行的”^[41]。

在毛泽东看来，对宣传对象主要应了解三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是对象的情绪状态。情绪是影响宣传效果的重要因素。了解了对象的情绪，才能使宣传“切合群众的情绪”，从而实现宣传者与读者对象感情的共鸣。而所谓情绪，乃是人们对现实世界的一种特殊的反映方式，是人们对客观事物能否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产生的态度体验。当人们处于某种态度体验，诸如愉快、忧愁、赞叹、激愤、爱慕中时，这种体验的色彩总会或多或少地影响到他们对接触对象的感知，或直接投影到接触对象身上。表现在新闻宣传过程中，态度体验就影响到对象对传播内容的取舍。与对象情绪色彩一致的内容，几乎会毫无例外地取得显著的宣传效果，反之，则易于为对象所抵制。所以宣传家的任务，首要的便是把握、了解宣传对象的情绪。

其二是对象的知识能力。毛泽东认为，群众的知识能力是制约其接受外来宣传信息的另一要素。一般来说，有知识、有能力的宣传对象，比较喜欢理性的说服，典雅的文句，深刻的分析和广博的引证。相反地，文化水平低的对象，则喜欢情绪的鼓动，浅显的比喻，通俗的文字。一切宣传活动都应该以对象为转移，适应不同对象的知识能力而有所变化。如果宣传对象是社会上最广大的中下层群众，那么就要尽可能地降低宣传内容的知识水准。“如果我们没有学会说群众懂得的话，那末广大群众是不能领会我们的决议的”。因此，必须切实地把握群众的知识水平，并且“随时都善于简单地、具体地，用群众所熟悉和懂得的形象来讲话”^[42]。

其三是对象的现实需要。宣传要达到目的，其内容必须能满足对象的现实需要。对象的需要有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物质需要关联到对象的衣食住行，精神需要则关系到对象的自尊、交际心理和娱乐文化心理。凡是与对象需要相关，并能给予满足的宣传内容，就能打动对象的心弦；反之，则无异于隔靴搔痒。因此，办报也好，办广播电台也好，均应“根据当地人民的需要（联系群众、为群众服务），否则便是脱离群众”^[43]。而脱离群众，无视对象需要的宣传，注定是收不到实际效果的。

（二）合理地组织宣传材料

宣传总是一定内容的宣传。关于宣传的内容，材料的组织，是宣传能否成功的关键。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从四个方面进行了探索。

第一是关于软材料与硬材料的搭配。所谓硬，是指题材比较严肃的政治、经济、科技新闻和富有战斗性的评论；而软，则是指人情味浓厚、写法轻松的社会新闻、文艺副刊、琴棋书画等信息内容。这两类不同性质的内容，究竟应占多大比例，一直是人们争论的焦点。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的新闻宣传机关，应该表现出共产党人光明磊落的胸怀和无所畏惧的战斗精神。因此，我们的报纸“要尖锐、泼辣、鲜明”，毫不吞吞吐吐。也就是说，无产阶级报纸及其宣传，首先应该具备硬的品质。只有硬的材料，才能动员民众，鼓舞士气。但是毛泽东在强调硬的同时又指出：“不要太硬，太硬了人家不爱看。”因为那种过于严肃的题材难以提起并维持群众的阅读兴趣，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所以应该而且“可以把软和硬两个东西统一起来”^[44]。在宣传内容中，适当增加软性题材的比重。在这点上他很赞成《文汇报》的做法，表扬该报“搞得活泼，登些琴棋书画之类”。另一方面，毛泽东又认为，增强软性还可从改进文章的写法着手。如果“文章写得通俗、亲切，由小讲到大，由近讲到远，引人入胜”，即便是硬的题材，也给软化了。当然，毛泽东并非主张新闻宣传要无限制软下去，而是主张软与硬的辩证统一。在宣传内容的软硬对比上，毛泽东比较明显地偏重于硬，软只是处于比较次要的地位。这与他作为革命家、政治家的战斗性格是极为贴切的。

第二是远材料与近材料的配合。在毛泽东看来，要宣传群众，就得从群众的生活实际出发，由近及远，逐步铺陈。他指示报纸登新闻的次序，应是“本乡的、本区的、本县的、本省的、本国的、外国的、由近及远”；其内容，“国内国际消息要少，只占十分之三，本军、本地、近地消息要多，要占十分之七”。他要求“《时事简报》的新闻，特别是本地和近地的新闻，一定要是与群众生活紧密地关联着的。如牛瘟、禾死、米荒……都是与群众生活密切关联的。群众一定喜欢看。凡属不关紧急的事不登载”。只有这样，“才能引动士兵和群众看报的兴趣，取得我们所要取得的效果”^[45]。这种观点，与新闻学的接近性原理是一致的。根据接近性原理，新闻受众一般倾向于接受发生在自己身边，或与自己生活密切相关的事件的信息。换言之，宣传内容是否靠近读者，是否与读者直接或间接的生活需要相关，乃是决定读者接受态度的重要因素。但是，强调接近性，并非将宣传局限于近的内容。这样只会使对象闭目塞听。我们强调近，是为了由近及远，为了更好地配合远距离的内容。

第三是典型材料与一般材料的协调。早在抗战时期，毛泽东就要求各级政治机关注意收集八路军、新四军中出现的典型的民族英雄。认为“表扬这些英雄及其英勇行为，对外宣传与对内教育均有重大意义”^[46]。毛泽东一方面肯定典型宣传对实际工作的重大作用，另一方面又认为典型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可以分为三种，先进的、中间的和落后的。在宣传实践中，中间典型一般没有多大的宣传价值。而先进典型的宣传价值则是非常明显的。因为这种典型一旦经过报刊广为宣传，就会像一面飘扬的旗帜，吸引带动一大片已经觉悟或正在觉悟的群众，成为现实政治运动的推动力。但是毛泽东也意识到，典型总是一般基础上的典型，离开了一般也就无所谓典型。所谓红花尚须绿叶扶，也就是说，报刊宣传的不能尽是些典型，典型的材料只有和一般的材料结合起来，才能起到典型的带动作用。

第四是正面材料与反面材料的组合。毛泽东认为，报纸的宣传内容，就其性质而言，可以分为正面和反面两类。正面的材料，旨在弘扬正气，歌颂成绩，赞美英雄，催人奋发；反面的材料，则是要揭露缺点，批评错误，控诉罪恶，压倒邪气。在他看来，这两种材料对报纸来说同样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在中国革命长期的宣传实践中，人们往往会自觉地偏爱正面的宣传，而忽视了反面的材料。应该说，以正面宣传为主是不错的，但是作为宣传家，还须予反面材料以一席之地。毛泽东主张：“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47]如果把它们“封锁起来，反而危险”。因此应该在思想领域“种牛痘”，即“人为地把一种病毒放在人体里面去，实行＇细菌战＇，跟你作斗争，使你的身体里头产生一种免疫力。”也即是说通过宣传工具，“把毒草，把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摆在我们同志面前，摆在人民群众和民主人士面前，让他们受到锻炼”^[48]，以增强其对病毒、对错误东西的抵抗力。如果无视这种反面的教材，专注于正面的宣传，就无法使群众认识到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当人们在生活中遇到了报纸上从未接触过的怪事怪论时，既不能认识其坏处，也不能想方设法克服它，消除它。所以反面的材料，应该成为新闻传播不可缺少的内容。不过，在具体内容的安排上，正面材料应居于主导地位，而且“在开展反坏人坏事的广泛斗争达到了一个适当阶段的时候，就应将各地典型的好人好事加以调查分析和表扬，使全党都向这些好的典型看齐，发扬正气，压倒邪气”^[49]。这一观点对中国革命宣传实践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

（三）科学地运用宣传手段

在毛泽东的宣传实践中，科学地运用多种宣传手段，准确地把握宣传力度，是其成功的重要经验。根据毛泽东的理解，宣传也是一场战争。要取得战争的胜利，就必须灵活地运用多种传播媒介，采用最能感动读者的宣传方式，精确地控制宣传信息的流量。

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把传单、布告、宣言作为重要的宣传文件，并认为邮寄宣传品，即在邮件上印上宣传鼓动口号，是不可代替的宣传工具。他还认为，“壁报为对群众宣传的重要方法之一”，化妆宣传也是一种最具体最有效的宣传方法。他要求“各政治部负责征集并编制表现各种群众情绪的革命歌谣”，“军政治部宣传科的艺术股，应该充实起来，出版石印的或油印的画报”^[50]。后来，随着我党广播事业的诞生，毛泽东又指导全党要充分地利用这一新的媒介。可见在当时历史条件许可的范围内，对于口头宣传、文字宣传、实物宣传的各种手段、体裁，毛泽东都已充分地注意到了。

毛泽东还非常重视在宣传过程中对信息流量的控制。他反对强行灌输，而主张讲究分寸，主张根据对象的心理承受能力，多下毛毛雨，慢慢地渗透。他告诫宣传工作者“不要在几个小时内使人接受一大堆材料，一大堆观点，而这些观点和材料又是人们平素不大接触的。一年要找几次机会，让那些平素不大接触本行事务的人们，接触本行事务，给以适合需要的原始材料或者半成品。不要在一个早上突如其来地把完成品摆在别人前面。要下些毛毛雨，不要在几个小时之内下几百公厘的倾盆大雨。‘强迫受训’的制度必须尽可能废除……要彼此有共同的语言，必须先有必要的共同的情报知识”^[51]。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又指出：“我们共产党要学会一个办法，就是人家不听就不讲了。”^[52]从这两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于读者信息接受过程的基本看法。首先，读者的思想态度、行为方式的改变，是一个复杂的心理过程，用简单的灌输方式是难以达到目的的；其次，要使宣传对象具有与宣传者相同的语言和态度，必须使对象具有与宣传者相同的情报资料；其三，要使宣传卓有成效，就得遵循宣传对象的心理规律，变倾盆大雨为毛毛细雨，作长期打算，锲而不舍，水滴石穿。这一见解可以说是对马列主义宣传理论的创造性贡献。

此外，作为一个宣传家，毛泽东还深知情绪的鼓动在宣传过程中的重大作用。对于不同的宣传对象来说，情绪作用的范围是有区别的。一般而言，知识水平高的对象，其态度和行为，易于为事实的陈述和理智的说服所左右；反之，知识水平低下的普通群众，对于客观事实和意见论证大多不感兴趣，反而易于为充满激情的鼓动材料所感动。所以，如果宣传家明白自己的对象不是社会的上层，而是广大的中下层民众，那么他就应该适当提高情绪性内容在宣传过程中的地位，使宣传内容“切合群众的斗争情绪”^[53]，或者说能准确地“表现多种群众情绪”。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宣传者与宣传对象的情感共鸣，“提高群众斗争情绪”^[54]，鼓舞人民的士气。这一观点与历史上其他著名的宣传家，如列宁、梁启超是不谋而合的。

（四）准确地把握时空环境

宣传总是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空间范围内进行的。时间空间的特殊性，往往会给特定历史条件下宣传活动以鲜明的个性特征。为了实现宣传的目的，宣传家必须一切以时间地点为转移。这也是毛泽东一以贯之的重要见解。

从时间上看，毛泽东认为，宣传工作者应该注意两点。其一是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历史阶段，宣传的内容、倾向应该有所区别。切不可千篇一律，以不变应万变。解放战争初期，毛泽东就指示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工作者：“描写美蒋怎么厉害，怎么凶，这在七月以前是必要的，七月以后则不但不必要，且有副作用了。”^[55]也就是说，时间变化了，形式不同了，宣传的内容调子也应随之发生变化。其二，在时效性问题上，宣传家与新闻记者的理解是不大一样的。在记者看来，时效是新闻的生命，新闻发布要及时、快速；过时的东西则不成其为新闻。所以记者追求的主要目标，应该是尽可能地缩短新闻事件发生与新闻报道发表之间的时间差。时间差越短，报道速度越快，就越能引起轰动性效应。但是对于宣传家就不一样了。对于宣传家来说，与其说是追求时效，还不如说是追求时机。在许多场合，快速的报道并不能带来好的效果，甚至会完全相反。对此，毛泽东主张“对具体问题要作具体分析。新闻的快慢问题也是这样。有的消息，我们就不是快登慢登的问题，而是干脆不登”。免得传播一些不成熟的、错误的经验。1956年，北京几天就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宣布进入社会主义，“本来对这样的消息就要好好考虑，后来一广播，各地不顾本身具体条件，一下子都干起来，就很被动”^[56]。可见宣传工作者对时效问题，应有正确的认识。在条件、时机允许的范围内，可以追求快速；但是一旦快速报道会造成不利的后果，宣传工作者就应该放一放，压一压，等到时机成熟后再予以报道。

在空间问题上，毛泽东主张一切宣传要适应客观情况，随着地点、情境的不同而改变。他曾指示红军，每“到一个地方，要有适合那个地方的宣传口号和鼓动口号”^[57]。在解放战争接近尾声，中国共产党开始全面接管大中城市时，毛泽东又认为：“在大城市工作的作风，决不能搬用在乡村工作的作风。在大城市，凡事均须重新仔细考虑，一举一动都要合乎城市的情况。”由此，他主张在平津这类大城市的墙壁上不应该书写空洞的大字标语，而应该张贴有针对性的印刷品。至于在军队中进行的实际教育口号，“不要当做标语写在北平天津这样的大城市里，也不要当做单纯的口号登在大城市报纸的广告上，也不要在我军尚未实行打南京时在天津这类大城市的市民会议上去叫出来”^[58]。只有这样因地制宜，宣传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