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闻事业的性质与作用
新闻事业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即阶级社会的产物,是由人类早期自发的新闻传播活动逐步进化而来的。作为社会大系统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新闻事业一方面受到社会整体,特别是政治、经济体制的制约;另一方面,它对于社会历史的演进,又能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近代历史的帷幕一拉开,新闻事业就成了社会各阶级、各政党重要的政治工具。资产阶级把报刊看成是追求真理、正义的伙伴和社会的舆论工具,视新闻工作者为“无冕之王”和社会的“第四等级”,把新闻传播机关当作是独立于立法、司法、行政三大权力机关之外的“第四权力”。这些看法几乎没有例外地将新闻传播媒介等同于社会公器。马克思主义者则不然。从马克思到毛泽东,都坚定地主张报刊等新闻媒介应该是党的工具、党的武器,应该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是党的事业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中的一条重要战线。一个报纸、电台、电视台,对于其覆盖范围内的全体人民,对于党和国家的工作,“有极大的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1]。
以江泽民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新闻事业性质的论断,并就此作了进一步的阐述。1989年江泽民在新闻工作研讨班上指出:“我们党历来非常重视新闻工作。始终认为,我们国家的报纸、广播、电视等是党和人民的喉舌。这既说明了新闻工作的性质,又说明了它在党和国家工作中的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2]5年后,江泽民又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说,我们党的几十年历史表明,“革命也好,建设也好,要取得伟大的胜利,都离不开宣传思想工作”。因此,“在我们党领导的各条战线中,宣传思想战线是一条十分重要的战线。在我们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中,宣传思想工作部门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部门。在我们党的干部队伍中,宣传思想工作队伍是一支十分重要的力量”[3]。在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新形势下,新闻宣传工作的地位尤为重要。“这条战线涉及各个领域,关系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4]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新闻传播工具由于具有公开性、广泛性和及时性的特点,成为人民大众获知信息的主要渠道,因而受到国内外各方面的普遍关注。
所以,如果“我们的报纸办得好,可以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任务起到有力的宣传作用,对群众起到极大的动员、鼓舞作用,对先进的东西起到积极的倡导、弘扬作用,对错误的东西起到及时的制止、纠正作用,还可以对科学知识起到广泛的传播、普及作用”。反之,如果新闻宣传出了偏差,就会出现“谬误出于口,则乱及万里之外”,“不仅容易把人们的思想搞乱,有的还有可能在国内外造成不良影响”[5]。新闻宣传战线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既然如此重要,其影响又是如此之大,那当然应该站在政治的高度,从战略的全局来把握新闻宣传工作。毛泽东曾经强调“搞新闻工作,要政治家办报”[6],江泽民认为这一观点“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7]。
在对新闻事业性质与作用的认识上,以江泽民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说的基本观点,同时又结合当代中国新闻宣传的具体实际,作了一些新的解释、新的发挥。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新闻宣传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江泽民在接见解放军报社师以上干部时指出:“新闻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作为宣传、教育、动员人民群众的一种舆论形式,总是直接或间接地反映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立场、政治主张和政治观点。”几个月后,他又在视察人民日报社时说:“新闻舆论,作为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会对社会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说史上,经典作家们已经认识到了新闻传播的意识形态性质,但江泽民代表党中央明确地提出了这一问题,这应该说是对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理论的一个新发展。
第二,关于新闻传播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批判资产阶级的报刊是资产阶级赚钱的工具,其基本目的除了欺骗劳动人民以外,就是没有止境地追求利润。与此相反,无产阶级的新闻事业作为党和国家的政治工具,必须以社会效益为前提,而绝不能以赚钱为目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随着新闻媒介由事业管理向企业化经营的转轨,精神产品的生产流通同市场运行一般规律的联系日趋密切,必然会出现新闻单位的经济效益问题。新闻传播领域的激烈竞争,客观上也要求新闻单位“在集中精力办好报纸的同时,要努力搞好经营管理”[8]。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处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江泽民要求“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在这个基本前提下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他接着说:“经济效益好,有助于宣传文化事业的发展。同时也要看到,精神产品又具有不同于物质产品的特殊属性,它的价值实现形式更重要地表现在社会效益上。有些精神产品,直接经济收益可能不大,但对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作用很大。我们在宣传文化工作中要始终把社会效益作为最高准则,当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发生矛盾时,自觉服从社会效益。”[9]以江泽民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这一重要见解,对于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新闻传播事业,发挥了积极的指导作用。
第三,关于新闻与社会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新闻传播不是孤立于社会之外的独立存在,它乃是社会机体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与文学艺术、经济领域一样,新闻传播也有其自身的“特点和具体的发展规律”。新闻传播的发展水平受到社会整体发展水平的制约,又会对社会的进步发挥积极的能动作用。根据这一原理,江泽民认为,在全面推进政治、经济改革的同时,也“要把宣传文化事业的改革作为一项重要工作,统筹安排,积极推进”。“宣传文化事业的改革要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符合宣传文化事业自身发展的规律”[10]。这样把新闻传播放在整个社会大系统之中进行考察,从社会机体的协调发展来决定新闻事业的发展策略,可以说是以江泽民为代表的领导集体对无产阶级新闻理论的重要贡献。
可见,以江泽民为代表的党中央在新闻事业的性质与作用的认识上,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基本原理,把新闻媒介看成是党和人民的喉舌,看成是革命总战线中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看成是党的生命的一部分,充分地肯定了新闻宣传工作的地位和作用。同时,又结合当代中国新闻宣传的具体实际,针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出现的一些新问题,如新闻宣传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新闻宣传的特殊规律及新闻与社会的关系,新闻宣传的意识形态性质等,作出了新的科学的解释,从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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