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前苏联的新闻体制

一、改革前苏联的新闻体制

所谓新闻体制，指的是一定社会控制协调新闻传播活动的制度体系。作为国家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它往往反映着特定社会和国家的性质^[1]。从历史上看，前苏联的新闻体制大约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中期，已然成了戈尔巴乔夫发动的改革的主要对象。现从五个方面对这一体制略加分析。

（一）新闻政策基础

前苏联的新闻政策基础，在20世纪20、30年代即已形成。而这一基础又是以列宁、斯大林的新闻观念为核心的。早在十月革命之前，列宁就曾多次论述与新闻有关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诸如报刊的作用和使命、新闻自由、办报方针、报刊批评及工作重点的转移等。列宁逝世后，斯大林作为前苏联的最高领导人，把列宁在世时初步建立起来的党报系统进一步完善化、系统化，同时还坚持了列宁关于新闻基本问题的一些论述。但在另一方面，斯大林则明显地改变了列宁的一些做法，提出了一些明显不同于列宁的观点。

尽管列宁、斯大林的新闻观念有这样那样的不同，但在下列内容上是完全一致的。第一，新闻媒介的目的在于宣传、鼓动、组织、批评，因而消息报道只占着次要的从属的地位。第二，新闻媒介是党和政府的重要工具，因此必须由最忠诚的共产党人来掌握，其一切活动必须以党的政策方针为依归。第三，新闻自由不是绝对的，超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新闻自由只能属于执政党及其代表的无产阶级，而这种自由的实现又是以剥夺其他阶级的自由为条件的。第四，新闻宣传不是客观地向群众提供多种意见，以便人民自由地选择，而是由新闻媒介自上而下地向读者灌输某种既定的观念、意识，进而改变对象的思想、态度和行动。第五，新闻传播是党和政府活动的组成部分，其任务必须随着党和政府的工作重点转移而改变^[2]。

正是上述内容，构成前苏联共产党新闻政策的核心。正是这种新闻政策，奠定了斯大林时代、勃列日涅夫时代新闻体制的基础。

（二）新闻传播系统

十月革命前，俄国还只有报刊承担着传播消息的职能。20年代，出现了广播。卫国战争后，电视又加入了新闻传播的行列。它们互相补充，互相影响，互相制约，形成了一个结构复杂的新闻传播系统。这些性质不同的媒介本身又自成体系，各有其独立的结构，成为新闻系统中的子系统。在大系统和子系统、子系统和子系统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可分割的补充、制约及渗透关系。就报纸而言，按行政区划，前苏联报纸可分为三等级五层次：中央级报刊、加盟共和国级报刊和地方报刊。其中地方报刊又分为三层：一为边疆区、州、自治共和国报刊；二为城市和地区报刊；三为工矿企业、学校、农庄报刊。层次越高，报纸种数越少，发行量越大；层次越低，种数越多，发行量越小。其结构类似于金字塔。按读者对象的内容和性质，前苏联报纸又可分为对内和对外宣传两大类。对内的报刊，可以分为党报、青年报、工会报、军报、老年报、少年报、文艺报、体育报等。以报刊语种来分，又有俄语报及少数民族语言报之别。

和报刊一样，广播电视也是一个金字塔结构。处于塔顶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次一级的是加盟共和国电台、电视台，再次是各省、州等地方政府级的电台、电视台。就广播而言，还有更低级的有线广播站，分布于各个城市、工厂、农场、学校和机关。这些电台、广播站及电视台依其不同的级别，有规律地分布于各地，并服从于同级政府广播电视委员会的领导，广播电视委员会则对同级政府和党委负责。

和广播电视报纸不同的是，通讯社基本上是一个垂直系统。塔斯社作为国家通讯社，相当于苏联政府部级机关，直属于部长会议^[3]。它在各加盟共和国设有分社，各分社必须服从塔斯社和该共和国部长会议的双重领导。

可见，前苏联的新闻系统呈多层次结构。大系统中有子系统，子系统中又有其子系统。这些子系统的排列是有序的，但它们在系统中的地位并非完全平等。一般说来，新闻传播系统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是报刊系统。广播电视及通讯社则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在这个意义上，可称为辅助性子系统。这些不同的子系统及其构成要素，都统一于新闻系统的共同目标并且围绕着这一目标协调运动。

（三）新闻控制的手段

在前苏联，新闻媒介是执政党和政府“用于宣传和鼓励的工具”，用于“国内和党内统一的工具”。没有这种工具，党和政府的政策就无法得到贯彻，就无法统一全党全国的意志^[4]。有了这种工具，还得对它进行一定的控制或制约，这种控制不仅是使新闻系统平衡发展的重要因素，而且还是促进新闻功能优化的关键。一般而言，前苏联控制新闻系统的手段，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公有公营制。在社会主义出现于世界之前，一般国家控制新闻传播的主要手段是新闻检查制或许可证制或保证金制。那时的报刊都是由私人资本创办，而报刊的所有权、经营权和编辑权又是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只要控制能否创刊和能否发表这两大关口，报纸就很难刊出不利于政府的言论了。

十月革命后，公有制在苏联取得了统治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前苏联大多数新闻媒介都属于国家所有。而政府又是国家法定意义上的代表。其余少数由各团体、组织发行的报纸，亦直接或间接地接受党和政府的控制。因而新闻机构的编辑政策、人事安排、经营管理等，全部由执政党和政府决定。应该说，这是一种比较有效的控制。

二是执政党对新闻的行政领导。行政领导是通过三种形式进行的。第一，是挑选并训练新闻工作人员。前苏联的新闻工作者，在思想、能力上都经过严格的挑选，并接受党的严格训练。这些经过严格挑选训练的记者，具有较强的政治素质，他们写作的材料，虽然一般不再需要送审，但也应该经常向党请示工作，否则也难免偏离党的指示。第二，是对新闻内容与形式颁发指示和训令。凡是党或政府的重大措施，如工业计划、农业计划，宣传机构务必得到党的指示后，才能以各种方式加以宣传。第三，利用党的合法组织进行指导监督。苏共中央设有主管宣传的中央宣传部。该部对前苏联所有报纸的组织、人事、经费、言论，具有直接发布命令、指导监督及考察奖惩之权。另一方面，中央级报纸的领导人，由党中央直接任命。地方报纸除接受中央宣传部的领导外，还须服从同级党委的领导。总编辑无权利用报纸的篇幅来解决与党委的争论。总编辑如和同级党委有不同意见，可以向同级党委以至中央提出问题，但没有权利利用报纸来解决争论。

三是新闻检查。前苏联负责新闻检查的机构是国家新闻保密局。该局自1922年成立以来，虽经几次改组，但一直隶属前苏联部长会议。其任务是在新闻出版物及其他资料方面，加强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安全的管制措施。它采取预检和事后检查两种方式，有权禁止那些煽动反对政府、泄露国家机密，煽动民族主义与宗教狂热及色情引诱的材料的出版与发行。卫国战争后，国家新闻保密局的权限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凡是中央及各级党委、政府举办的报纸和党校、科学院的出版物，均可免检。但是非党报纸，如《文学报》等团体报刊，仍须接受该局的事前检查。所以，新闻保密局的检查实际上也没有很大的作用，它是在党报、政府报均已纳入统一轨道的情况下，用来对付漏网之鱼的^[5]。

四是新闻界的自我监督。除上述外部控制外，新闻界本身，主要是报纸，也承担了一个重要角色。卫国战争前，苏联负责新闻界自我监督的一份报纸，是苏共中央的《布尔什维克报》。其批评监督的对象，特别着重于中层与低层的报纸。同时《真理报》也负有批评监督全国报纸的使命。此外，前苏联不同类型的全国性大报，都对属于自己一类性质的下级报刊，负有批评监督的责任。因而《红星报》能负责批评其他军报，《劳动报》得批评监督工会的其他报刊。各加盟共和国党委的机关报，负责监督在该共和国内发行的一切报纸；地区性报纸也负责监督该地区发行的所有小报。在前苏联金字塔式的报业体系中，每一级报刊都监督着比它低一级报刊的活动，以至连打印的墙报也要受到上级小报的监督^[6]。广播电视也是如此。这种新闻界本身自上而下的自我监督，也是前苏联新闻控制的一个重要手段。

（四）新闻媒介的社会职能

十月革命前，列宁不仅把报纸看成是集体的宣传者、鼓动者，而且还视之为集体的组织者。后来，列宁、斯大林又赋予新闻媒介另一个任务，即使报纸成为群众管理的工具，成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讲坛。由此，前苏联新闻媒介具备了四大职能。

宣传职能。中文里鼓动与宣传很容易混淆，俄文中却有明显的区别。普列汉诺夫认为，一个宣传人员是供给一个或少数几个人许多观念，而一个鼓动人员是仅提供给一大群人一个或少数周而复始的观念。列宁同意、采纳了这个定义，并以失业问题为例说明两者的区别：一个宣传者必须解释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说明在现代社会中此种危机是不可避免的。然后表示为了消灭这种危机，当今的社会必须改进为社会主义社会。简言之，他必须提出一大堆观念，多到只有少数人能够懂得全部。一个鼓动者的作法，则是举一些众所周知的事实，如某工人家庭因饥饿而死，或工人普遍的日益贫困之类。然后就利用这一例子使听众强烈地感受到贫富不均的不公平，何以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以这个观念作为鼓动群众不满情绪的基础。不难看出，宣传主要是针对社会中比较进步的分子，如各行业的领导人物与任职官员，而鼓动则通常被当作教育一般群众的工具。就影响对象的方式而言，宣传主要是晓之以理，而鼓动则是动之以情。宣传与鼓动的区别，是由读者对象的特殊性及影响方式决定的。前苏联共产党以新闻媒介为宣传马列主义，及从思想上武装党员的工具，因而可以毫不犹豫地以较大的篇幅满足宣传的要求。

鼓动职能。新闻媒介的鼓动，可分为政治性鼓动和生产性鼓动。政治性鼓动是指新闻媒介对党的政策与当前事件进行解释和辩护，号召人民，响应党的号召，投入当前的政治斗争和经济建设中去。

生产性鼓动，则是强调经济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和典型，并把它上升到政治的高度。这是前苏联新闻宣传的重要特点。20世纪30年代由新闻界掀起的社会主义大竞赛及“斯达汉诺夫”运动就是生产鼓动的典型。

组织职能。十月革命前，报纸的组织功能，是指报纸在建党过程中的组织作用。列宁曾把报纸的发行网、通讯员网比喻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脚手架。这种组织作用是非常明显的。革命胜利后，共产党掌握了政权，报纸是否还有组织功能？1923年，斯大林在《报刊是集体的组织者》一文中，批判了忽视报纸组织作用的观点。在他看来，组织功能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首先表现为通过宣传培养出大批的鼓动人员，然后通过鼓动人员将党的指示、政策传达给广大群众；同时，群众的意见要求，又通过宣传人员，新闻媒介传送到中央^[7]。如此，党和群众就联系起来了。

另一方面，组织功能还表现为党的领导机关利用新闻媒介指导下级机关的工作。前苏联的新闻传播系统，是执行党和政府计划的主要工具。通过新闻工具，较高一级的党委或政府可以指导较低级的单位，同时也可以了解下级机关执行政策达到了什么程度，并以此作为考评政绩，修订计划、政策的根据。

批评监督职能。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前苏联新闻传播的重要内容。1928年，苏共中央在关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通告中规定：“不顾情面地进行自我批评，进行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批评的口号，这就是当前的中心口号之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新闻批评一直是苏维埃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因素。

前苏联的新闻批评，一般分为两大类型。其一是，由党或其他监督组织进行的批评，此为“来自上面的批评”。新闻媒介有责任将来自上面的批评转至下级。报纸上常有一个大栏，用以发表党和政府的批评性决议。其二是自下而上的批评。这种批评也很重要，因为它是联系党和人民的纽带。它还能使党有机会考核下级机关执行政策的效果^[8]。这种自下而上的批评有两个来源，一是工人和农民通讯员，二是一般工农群众的来信。来自这两个方面的批评，对前苏联党和政府估量形势、体察民情、修订政策，均有较大的作用。但是，无论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的批评，都有很大的局限性。它所批评的事情，一般只是下级机关或官员的腐化行为，上层领导的行为则避而不谈；它所抨击的大多是枝丫末节的小事，而不会涉及根本的体制问题。这些批评还受到执政党和政府的严格检查和限制。只有不触及敏感部分，对苏维埃政权不产生妨碍的批评，才能公开发表。

（五）特点与缺陷

由于新闻体制的决定性影响，改革前苏联的新闻传播大体上表现出如下三个特点。

第一，执政党和国家严格控制新闻传播事业。新闻机构的创建或停办，完全由执政党和政府决定，其所有权亦完全归属于执政党、政府或其他官方团体；执政党和政府通过制订各种政策和发布文件、决议等方式，领导新闻事业的实际运作；党和政府为各新闻机构确定宣传的方针、路线和任务，审查宣传的内容，规定宣传的基调；新闻机关的工作人员、主要负责人均由同级或上级党委或政府机关任免^[9]。

第二，各种新闻媒介都是党和政府的宣传工具。宣传党的方针，贯彻党的政策，为政治服务，是前苏联党和政府赋予新闻媒介的基本任务。新闻媒介的基本职能被狭隘地限定为“集体的宣传员、集体的鼓动员和集体的组织者”，宣传、鼓动、组织被看成是新闻媒介的基本功能，而传播新闻、提供娱乐、进行教育，则受到了不应有的忽略。根据官方的新闻理论，强调新闻媒介的娱乐功能、新闻传播功能和文化教育功能，是资产阶级的新闻观点，应该加以批判。

第三，消除了新闻同业间的竞争。在西方社会，新闻事业的兴衰存亡，取决于公众的需要和企业经营的经济规律。因此，从宏观上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事业呈现着自由竞争的无政府状态。在内容上竞争，求新求快，出奇制胜；在发行普及上竞争，力求拥有更多的新闻接受者。可是前苏联的公有制，消除了新闻事业的谋利动机；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也根治了自由经济的无政府状态。在这里，新闻媒介不是博取大众欢心，追逐利润的竞争者，而是党和政府的宣传工具；对于新闻媒介所有权的报酬，不在广告和发行收入，而在于对公众的影响。所以新闻工作和其他社会职业一样，不存在着行业间的竞争。

这三个主要特点，不仅决定了前苏联新闻传播的优越性，也决定了前苏联新闻传播的缺陷。就前者而言，前苏联的新闻报道题材比较严肃，报道手法谨严，很少或根本没有表现出西方式的煽情主义风格，没有运用黄色新闻以及其他稀奇古怪的追求感官刺激的庸俗手法。这一点，连西方批评家也不得不持肯定态度。但是相对于社会发展的需要，这种新闻体制又存在着三大缺陷。

一是新闻传播模式的单一化。前苏联领导人一般把新闻传播看成是一种劝服性的过程，把新闻受众视为被动的接受者。在信息的流向上表现为自上而下的说服和灌输，传播目标表现为自上而下的层层负责。不注意受众，不注意宣传对象研究和信息反馈。其着眼点和最终归宿不是满足广大群众的精神文化需要，而是实现党和政府的宣传目标。这就自然地拉开了宣传者与宣传对象的精神距离。就宣传家来说，他们可能尽了最大的努力，用了最多的时间和最大的空间篇幅，却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另一方面，宣传对象极度的精神饥渴，也不能因为宣传家传播的内容而有所缓解。两者虽然对面而立，中间却隔着一堵无形的墙。这种情形，只会造成治人者与治于人者的隔离和对于民众力量的漠视。

二是信息来源的单一化。前苏联的新闻事业，主要由一个中央集权机构按政治需要作辐射式传播，不能充分有效地开发利用信息资源和组织信息交流。在内容上，它片面强调舆论一律和口径一致，言路不广，新闻出版自由没有具体的法律保障，行政干预成了合法的程序。在传播途径上，渠道不畅通，透明度不高，对于官方信息的获得，往往不如外国的新闻媒介。人们在许多场合是从国外的报刊电台获知本国的消息。在范围上，限制和干扰国际广播，广播电视的国际新闻，充满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刑事犯罪、天灾人祸、奇闻轶事，妨碍了大众对世界的全面了解。在时间上，往往忽视新闻的时效性，许多官方消息不如小道消息来得快，有的报纸失去了“新闻纸”的资格，变成了政治传单。以致西方新闻界人士戏称：《真理报》无消息，《消息报》无真理。

三是新闻媒介功能的单一化。前苏联时代，几乎所有的领导人都把新闻媒介的性质归结为党的“喉舌”、阶级斗争的工具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关报，片面强调教育第一，并把教育等同于政治宣传。忽视新闻媒介在文化传播、娱乐和舆论监督诸方面的作用，不能有效地组织、引导公众广泛参与社会事务和政府决策，甚至连新闻的真实性也不能保障。新闻媒介单位不适当地从属于政治领导机关，传播的内容常常是政治口号的图解，或者用新闻事实来点缀理论观点，新闻规律不得不服从于政治斗争规律。

这些缺陷，在政治经济改革需要新闻媒介与此配合，创造适应的舆论环境时，日渐鲜明地表现了出来。为了促进社会改革的全面展开，新闻改革势在必行。没有新闻改革作为先导，没有新闻传播造就的精神基础，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就会成为一句空话。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戈尔巴乔夫作为前苏联最高领导人提出了自己的新闻观念。这一观念很快就成了指导前苏联新闻改革的基本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