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改革与前苏联的解体

三、新闻改革与前苏联的解体

在戈尔巴乔夫新闻观念的指导下，前苏联新闻界自1986年起进行了有史以来最为艰巨的重要改革。这场改革的本意是医治前苏联社会的弊病，起初，似乎取得了一定的疗效，但最终产生的结果，竟成了前苏联巨人死亡的导火索。

（一）前苏联的新闻改革

前苏联新闻改革的第一个措施是实施公开性，扩大报道面。在历史上，前苏联新闻媒介的报道面一直很窄。它以宣传执政党的路线和政策为主要内容，报喜不报忧，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民众都难以从本国的新闻媒介上获得了解。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政策，首先是冲着打破封闭状态、实行公开性而来的。随着中央政策的变化，前苏联新闻界开始拓展报道空间，不仅报道政治大事，反映经济生活，而且还把社会新闻、社会消极面作为主要的报道内容。新闻媒介的面目焕然一新，受到了广大受众的欢迎。

新闻媒介报道面的扩大，主要表现为在喜忧内容的比例上，提高了报忧内容的比重。过去一些不能报道的各类重大事故、天灾人祸等，现在都能及时地加以报道。如核潜艇着火、铁路公路交通事故等，都能详细地加以报道。过去一些不许报道的阴暗面，如酗酒、吸毒、卖淫、贪污，还有民族纠纷、罢工、游行等政治事件，也能在新闻媒介上反映出来。过去一些不敢涉及的敏感问题，如军事国防政策、外交等，现在也能及时报道、大胆评论了。这些进展，比较贴切地体现了新闻改革“现实无禁区”的目标。同时，前苏联新闻界还力图实现“历史无空白”的追求。根据戈尔巴乔夫的主张：“无论在历史上，还是文学上，都不应该有空白点。”新闻界率先对历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重大事件展开了讨论。尤其是关于斯大林时期的肃反扩大化问题，报纸上发表了许多历史资料，并主张为那些被错误处理的高级领导人和一般民众平反昭雪。1987年12月，前苏联电视台播映了一部反映历史的电视纪录片《再揭露》，把前苏联历史的真实面貌不加掩饰地搬上电视屏幕，揭露了斯大林的种种过错，也嘲讽了勃列日涅夫时代的一些错误做法，对于赫鲁晓夫，则既赞扬又有批评。这些变革，在前苏联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它一方面引起了人民对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关心；另一方面，由于对历史和现实的负面报道过于持久、过于集中，妨碍了人民对于事实真相的全面了解，从而促成了公众对于整个社会进程的否定性评价。

第二个措施是加强新闻媒介的批评监督作用。批评监督历来是前苏联新闻媒介的重要职能之一。但是历史上的新闻批评，一直被限制在狭窄的范围内。在对象上，也是打苍蝇不打老虎，而且这种打击的程度也受到比较严格的控制。戈尔巴乔夫的执政，使这种情形大有改观。新闻批评已能对准前苏联的各级领导人，上至中央政治局委员，下至普通群众。新闻单位在保证事实准确、态度诚恳的情况下，可以自主地开展一切批评活动。各种批评稿件的刊发，无须经过上级或有关党委的审查批准，任何人都没有否决权。根据有关政策，报刊批评的矛头主要指向阻碍改革的官僚主义。当时的最高苏维埃联盟院主席认为：“大量的官僚主义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危害。现在要通过贯彻公开性原则来打扫官僚主义的马厩。”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新闻批评越来越激烈。新闻记者的胆子越来越大。1988年，《消息报》公开批评亚美尼亚加盟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的官僚主义行为；《共青团真理报》则批评前外长葛罗米柯的外交失误；令人吃惊的是，在一次官方的记者招待会上，竟有人公开批评苏共中央第二号人物利加乔夫。新闻媒介完全改变了过去只批评下级而不批评上级，只批评经济生活中的消极现象，而不敢触及政治问题的懦弱形象，而成为社会监督的重要工具。这对于发扬民主，无疑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由于新闻批评越来越失去控制，其感情色彩也愈益强烈，使人民对于党、政府的执政能力、目标及动机产生了怀疑，失去了信心。

第三个措施是实行新闻法制，增强新闻媒介的独立性和从业人员的自主权。为了发挥新闻工作者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以促进政治改革，前苏联共产党逐渐放宽了对新闻的检查。除了有关国防外交和军事机密外，其他一切内容均可自由报道评论。新闻检查仅限于“不让国防和军事机密在报刊上泄露，不准宣传战争、暴力、残酷行为、侮辱人格、淫秽作品”。至于选择什么作品供发表，对作品的编辑、删节工作，则是新闻工作者自己的事情（1990年，前苏联最终废除了新闻检查）。同时，各级党委、政府给予新闻单位的总编辑以独立、自主处理问题的权力，对于重大问题的报道评论，只需总编辑（社长）签字即可，无须请示同级或上级党委、政府的领导机关。新闻媒介自主权的加强，进一步增强了新闻报道的公开性，增强了前苏联社会政治生活的透明度。新闻工作者的活动空间扩大，报道范围的拓展，其所触及的问题越来越敏感，亦越来越尖锐。这是前苏联历史上破天荒的巨变。

第四个措施是开放报禁，允许民间办报。1990年6月，前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新闻出版法》。该法明确规定：“创办舆论工具的权力属于人民代表苏维埃和其他国家机构，属于政党、社会组织、群众运动、创作协会，属于依法创建的合作社、宗教团体和其他团体，属于劳动集体以及年满18岁的苏联公民。”^[44]这就使得反对派党团办报及私人办报完全合法化了。以此为契机，无政府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和其他极端的政治势力都可以依法拥有自己的宣传工具。至1990年10月，前苏联已有700多家报刊，包括13家党派报刊，进行了登记，其中七分之一属于个人所有。还出现了独立的通讯社。原先的许多机关报纷纷摆脱共产党对新闻传播的领导和控制，其影响之巨，直到前苏联解体过程中，才逐渐显现出来。

第五个措施是业务改革。长期以来，前苏联的新闻媒介，由于作为党和政府的政治工具，满足于自上而下的灌输，内容空洞，语言枯燥，尽唱些高调，居高临下，强加于人。对于日益成熟的广大群众，此种宣传当然不会有多大的效果。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新闻界亦随着改革的进程改变了传统的宣传方式。西方观察家们发现，改革以来，前苏联的宣传虽然“数量并没有减少，但是不那么刺耳了，比较狡猾，而且针对公众的年龄和社会身份而有所区别……那些冗长的官方消息已大为减少，越来越多的宣传采取了艺术的形式”。在所有的新闻媒介中，在报道内容、报道手法上变化最大的，当推电视。尤其是前苏联的中央电视台，创办了一些新的专栏节目，同时也改进一些老专栏节目的内容。在表现方式和题材取舍上，亦推陈出新，尽量贴近受众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需要，切合观众不同层次的观赏兴趣。由此，广播电视的听众观众大大增加，报刊的读者队伍规模也达到历史上最高水平。

（二）前苏联解体——新闻界的责任

在前苏联，新闻改革是作为整个社会改革的一个重要环节而展开的。新闻改革所要实现的目的——公开性与民主化，乃是戈尔巴乔夫梦想建立的“人道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基础。戈尔巴乔夫希望根治现存社会制度的一切弊端，在他看来，这些弊端的根源在于消息封锁的秘密政治，由于民众对国家大事及社会变动的无知，使得他们只能成为历史的旁观者，而不是社会的主人。要实现民主就必须实行彻底的公开性政策，将现实社会的变动，将党和政府的决策过程和施政行为置于民众的监督之下，这样才能发挥人民创造历史的主动性和创造精神。所以，作为社会整体变革的先锋，新闻改革的首要目标，就是打破消息封锁，实现消息来源的多样化，坚持真实性客观性原则，使新闻事业向整个社会开放，成为真正的公众舆论工具。

如前所述，前苏联的新闻改革，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实现了上述目标。社会生活的透明度大大增强，许多在过去都是秘而不宣的新闻已能公开发布。言论政策的一元化为多元化所取代，人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了解社会的变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大胆地就社会的热点问题发表意见。在表现形式上，新闻传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生动、形式多样、引人入胜，新闻媒介赢得了广大受众的信任。这本来是一个好的进步的现象，但是，任何事情，只要超过一定的界线，就会走向目的的反面。正如前苏联新闻社副主席伊万年科所说的：“公开性的对立面是无政府主义。”^[45]戈尔巴乔夫也意识到，无条件的公开性和绝对的言论自由，只会使事情更糟，最终毁掉他们进行的改革。所以，他在提倡公开性、言论自由的同时，也给新闻界提出了必须坚持的政治原则，诸如与党中央统一立场，要在社会主义范围内而不是在这个范围之外去寻找现实问题的答案等，试图将新闻改革纳入官方规定的轨道。

可是，由于前苏联的历史传统、现实政治和国民心态的复杂性，及经济改革的失败，使得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理想落空了。本来，他是希望通过改革给已经停滞的社会注入活力，维持多民族国家的经济繁荣和政治统一，而其结果，竟是国家民族的分裂，经济的崩溃和社会的倒退。其原因很多，可以从政治、经济、法律诸方面去探讨。新闻改革的失控，新闻自由的滥用和公开性的绝对化，正是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独立国家联合体成立不久，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就认为：“苏联的解体是从公开性时期开始的”^[46]。另一个西方评论家认为，戈尔巴乔夫是“被自己掀起的‘公开性’、‘改革’和‘民主化’力量所打倒的”^[47]。在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的前一天，俄罗斯《独立报》发表文章称：戈尔巴乔夫“想医治这个大国。药是好药——公开性、民主化，但是病人服用这些药的最少剂量尚且死亡了”。这是他的过错吗？“是的。是戈尔巴乔夫造成了前苏联的混乱，混乱毁灭了这个帝国。他在试图将自由引入国家时，扼杀了国家。他在试图使社会习惯于民主时破坏了这个社会。他在希望在帝国原有的界限内解放帝国时，打破了界限，也摧毁了帝国，也就是苏联。”^[48]人们把公开性、民主化、自由这些人类追求的理想目标，看成是前苏联瓦解的原因，是不难理解的。因为正是它们揭开了密封恶魔的瓶塞，放出了恶毒肆虐的魔鬼——民族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狂热，加上人们对于经济改革失败的普遍的不满情绪，形成了对历史、对现实全盘否定的绝望氛围，最终导致了社会的大爆炸。这种情形，与东欧其他国家是颇为相似的。

民主化、公开化、新闻自由是一个伟大的口号，是世所公认的普世价值，也是一个梦想。它之所以可贵，乃在于它最能体现人类的尊严、人类的价值，最能充分地发挥人作为理性动物的潜能。但是，人类并非都能正确地利用、享受民主化、公开性、新闻自由的恩惠。在大多数公众还不知道民主自由的真谛，不会适当地利用民主自由的国家，过于广泛的不受约束的自由可能不是一件好事。它只会导致自由的滥用和社会的动荡。反观亚洲中国的改革，如果不坚持邓小平确定的四项基本原则，就不可能维持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增长。如果戈尔巴乔夫也遵循先经济、后政治的改革路子，在解放思想的同时，还给予民主化、公开性、新闻自由以适当而坚决的制约，那是不会出现江山易帜、分崩离析的惨痛局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