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图书出版产业未来的发展

二、中国图书出版产业未来的发展

进入21世纪，中国图书出版产业在延续新一轮增长的同时，也在制度创新、体制变革、机制转变等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随着全球化、数字化浪潮的进一步推进，中国图书出版产业将面临全球出版巨头的有力竞争，还要积极应对信息网络、数字技术对出版产业核心竞争力的全面改造。本文认为，上述诸多因素对中国图书出版产业整体而言是机遇多于挑战，积极因素多于消极因素，在充分认清机遇和挑战的基础上，积极解决长期发展必须要面对的六大问题，中国图书出版产业还会有一个更为美好的前景。

（一）机遇与挑战并存

中国图书出版产业的增长能否持续下去，中国图书出版产业的第三阶段还能维持多久，这是中国出版人最为关心的问题。这里我们不妨先来分析一下未来5年中国图书出版产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未来5年，中国图书出版产业面临着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主要表现在以下四大方面。

一是全国人大刚刚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显示，国民经济将继续保持较快平稳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这将为中国图书出版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重要的物质基础和更加广阔的消费市场空间。如果不出现大的不可预测因素，“十一五”期间中国GDP增长速度将保持在10%左右，从发达国家的经验和近几年中国图书出版产业增长的情况看，由于图书是超必需品，图书出版产业在越过某一门槛值后（一般认为是人均GDP 800美元），其增长速度将数倍于GDP的增长速度，这意味着图书出版产业的需求还将有翻倍的空间。

二是文化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和全面推进，将克服体制、机制障碍，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图书出版生产力。从2006年始，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进入全面推开阶段，出版机构由事业单位向企业单位的转制进程将进一步深化；出版业的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和政企分开将全面推进；随着《国务院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规定》的出台，民营资本可以进入图书发行等领域，参与竞争；发行集团的股份制改造及上市将进一步开展，新华书店跨省连锁经营也会稳步推进。这一轮的出版发行体制的改革，直接触及出版业最本质和最核心的部分，对中国图书出版产业的发展将起到不可估量的积极影响。

三是教育优先发展，对图书出版产业服务教育事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提供了更多的发展空间。目前，我国图书销售额的60%以上是教学用书，教育市场对出版产业的贡献最大。2003年我国从小学到大学的在校生是2.1亿人，高中阶段和大学毛入学率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而且这一比率还将有迅速的增长。比如，我国2003年高等学校的毛入学率为17%，而高收入国家平均是46.9%，世界平均是22.8%。另外，随着学习型社会和终身学习体系的建立，人均受教育时间还将进一步延长。这对图书消费同样会产生较大的刺激。

四是网络通信和数字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将给图书出版产业带来新的机遇，有力地促进图书出版产业增长方式的转变和产业升级。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特别是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发展殊途同归，走向IP技术融合，不仅使语音与数据可以融合，而且使不同形式的媒体彼此之间的互换性和互联性得到加强。这样，语音广播、电视、电影、照片、报纸、图书、杂志以及电子货币等信息内容都可以融合为一种应用或服务方式。也就是说，数字技术把这些部门带到一起，所有这些部门都越来越围绕使用1和0作为其信息编码的思想。在网络通信和数字技术的影响下，电子出版和网络出版异军突起，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电子出版和网络出版可以说是一次巨大的技术革命，它必将迎合广大信息接受者庞大的消费需求，从而成为出版领域内的一个朝阳产业，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需要注意的是，电子出版物和网络出版物对传统出版产业的冲击总体而言是正面的，它的出现更多的是对传统出版物的一种互补，是另一个图书市场的开拓，而不是简单地对传统出版的替代。这两种出版物同传统纸质出版物相得益彰，将共同支撑起一个更为庞大的出版产业市场，满足不同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

同时，未来5年，中国图书出版产业也将面临两个严峻的挑战和考验。一是以各地区中心城市为主的出版物市场相对饱和，严重影响图书出版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二是随着中小学教材出版发行管理体制改革全面推开，教材出版发行招投标不可逆转。2006年，国家已经在安徽、福建、重庆、四川、广东等11个省市进行教材招投标的试点工作，并计划在2008年后在全国普遍推广；与此同时，农村中小学教材将全部实行政府采购，免费供给，现行中小学教材中准价势必较大幅度地下调。更为严峻的是，与政府采购教材配套的措施之一是教材的循环使用正在被提倡，2004年起已在山东省部分地区开始实行，这不仅影响到整个图书出版产业的规模，而且将大量地减少出版企业的利润。

综合上述中国图书出版产业机遇和挑战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从5—10年的一个较长时间段来看，随着国民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数字化进程的加快，高新技术的运用，出版改革的深入，中国图书出版产业将会继续保持一个较高的增长速度；但是从最近两三年看，中国图书出版产业的增长速度，将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个小幅下调的调整过程。原因在于我国中小学生人口数量巨大，中小学教材的定价总额要占全部图书定价总额的40%左右，而这一类图书的减价、减量势必给整个图书出版产业的发展带来严重的影响。

（二）中国图书出版产业长期发展需要解决的六大问题

中国图书出版产业如何最大限度地减少中小学教材减价、减量带来的负面影响，如何尽量缩短调整期，尽快度过调整期，以及尽早地抓住机遇迎来新的较快的发展周期，下面一些问题是需要认真研究和加以解决的。

1.出版社的类型选择与企业改制。

党的“十六大”报告将文化领域划分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两个部分；十六届三中全会又进一步对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和经营性文化产业单位分别提出了深化体制改革的任务。根据中国图书出版产业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全国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部署，中国的出版集团及大多数出版社将在今后5年内逐步由目前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性质转制为企业。由此，摆在中国出版业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中国出版社的类型究竟可能有哪些，又该作如何选择。

第二章的分析已经表明，出版企业的功能定位应该体现出差异化：既有为社会公益事业服务的政府出版机构，也有经营性的非盈利组织和盈利性的股份有限公司。本文认为中国的出版集团及出版社未来的企业类型选择主要应是有限责任公司（包括股份有限公司）和经营性非盈利企业两大类。除了在某些政府机关内附属少量出版部门用于出版公益性的出版物外，所有的出版社均应改制为公司制企业，其中大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古籍出版社等可改为经营性非盈利企业，其他可改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另外，中国的出版集团及出版社的改制过程应该走渐进式改革之路，不排除在改制中出现某种中间过渡形态的可能，这一切均随出版产业化的进程而定。但无论如何，企业的治理结构、运营模式和运作机制将会随着转制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同时资本市场的运作，包括企业重组和兼并，发行股票上市等，也会慢慢地开展起来，并对中国出版业的产业化进程产生积极的反馈效应。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出版集团在股份化和上市的过程中，要防止出现前一轮国有企业转制上市过程中热衷于圈钱而忽视业务整合、热衷于企业及业务扩张而忽视治理结构建设的倾向。有效的业务整合和一个合理健康的治理结构及高效运营的管理团队是企业得以发展的基础。与此同时，也要及时调整出版产业的政府管制，特别是打破行政性垄断，为出版企业的并购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积极鼓励出版社之间的并购与重组，降低相应的交易成本，否则出版企业上市后难以开展资产运作，从而会缺乏新的发展空间。

2.集团化及其结构安排。

第二章的分析表明，中国出版业目前仍属于一种原子型结构，企业分散化、小型化，难以形成规模经济。因此，在对出版社进行公司制改革的同时，应该继续推进出版产业的集团化和规模化进程。需要注意的是，出版产业的集团化应该建立在企业主体公司化和市场化以及企业竞争领域全国化乃至全球化的基础之上。集团化的动力机制来自市场的竞争而非行政力量的“拉郎配”，只有这样，出版机构及其相关资源才能够进行充分有效的重组和重新配置，出版机构的重组才能够在“物理结合”的基础上真正产生“化学反应”。

从世界经济和产业组织发展规律来看，多元化经营和专业化经营是其中两条并行不悖的主旋律。前者追求的是一种范围经济，通过业务匹配和功能耦合来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通过多领域投资来降低风险；后者追求的是一种规模经济，通过专业分工来获得递增收益，建立核心竞争力和竞争优势，进而降低风险获取最大利润。从中国出版产业现状和其所处的制度背景出发，中国出版产业的集团化应该走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并举的发展道路。从集团层面来说，集团应该横跨出版业的诸多领域，在治理结构、品牌建设、财务管理、对外宣传、发行体系和物流服务等方面打造统一的平台以降低各种交易成本，提高资本运作效率，并通过各业务领域的优势互补和功能耦合来获得最佳的利润回报。从集团下属的子公司和分支机构来说，各子公司的业务应该集中于某一类内容的出版物上，比如专门化的大众出版公司、专门化的教育出版公司或专门化的专业出版公司等，突出主业，体现产品的差异化，形成自身的核心竞争能力，通过规模经济来降低成本，获取最大的市场份额。

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是，中国出版产业在组建集团的过程中，由于资源的相对集中，一些集团走的是与国际大型出版集团将业务主要集中于内容产业完全不同的道路，他们热衷于离开主营的内容业务，进行跨领域的业务拓展，把业务领域延伸至房地产、旅游、宾馆等领域，并将大量的资金投入其中。这对中国出版集团的品牌建设、核心竞争力的形成和长期发展是十分不利的，从国际出版集团的发展经验来看，这种跨领域的经营模式也大多以失败而告终。因为，贸然进入不相干的经营领域，在诸多不相干的领域进行投资，不仅各领域之间的功能耦合和业务匹配能力大大降低，而且很容易带来管理的混乱和矛盾，资源的重复配置或资源的低效配置，人为地增加管理成本、协调成本和交易成本，风险反而会增加，利润率反而会下降。因此，我们这里理解的出版集团的多元化经营和范围经济并不是指跳出出版市场和内容产业的泛多元化，而是指在出版领域内的多元化，在出版市场内的范围经济。

中国的出版集团化进程已经走过了7年的时间。但是，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出版集团还没有真正完成从简单的“物理结合”向“化学反应”的转变，集团规模的扩大仍然主要是低水平的数量累加，而没有进行根本性的业务整合，原先的粗放经营的色彩也并没有褪去。虽然有的集团对发行、物流等资源进行了重新配置和重组，在发行、物流、财务等公共平台的建设上取得了进展，但是很少有集团能够围绕着产品的内容生产线对出版社的结构进行调整，对各类资源作合理的配置，从而难以实现集团化要求的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效应。而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发达国家出版业围绕着内容而展开的收购兼并浪潮，无一不是按照内容产品生产线对出版资源和品牌进行重新配置，对出版社的结构进行重新调整，从而形成强大的内容生产能力和竞争力的。借鉴国际经验，下一步中国的出版集团的业务发展不应再是各个出版社独自分散作战的模式，而应按照不同的内容产品生产线的要求进行结构调整和资源重新配置，对品牌进行组合，实行产品细化和专业化生产，从而促进内容创新的深化，最大限度地利用内容资源、降低成本、创造新的产品和新的品牌，以提高生产能力和企业核心竞争力，扩大市场覆盖面。这一过程由于既涉及出版社结构和利益的调整，又取决于出版集团的运营能力和水平，所以将会是非常艰难的，但它是中国出版集团建设过程中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

与此相对应，中国出版图书产业在这方面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相当一部分出版社在市场竞争中逐步地丧失了内容的生产能力和竞争力，依靠行政配置的书号资源，消极地通过与工作室合作来维持自身的运行。这一倾向不加以有效解决的话，对整个图书出版产业的发展是极其有害的。

3.内容产业与文化创新。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出版产业经历了一次席卷全球的收购兼并浪潮，一些大型出版集团为了适应现代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挑战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纷纷进行业务结构的调整，通过在资本市场上卖出买进的方式将自己的业务领域集中在内容产业，其结果便是一批跨行业多元经营的大型集团转变为以内容提供为主的大型出版集团。例如，培生集团在90年代中后期先后卖出了自己在蜡像馆、拉萨德银行、西班牙主题公园的股份和在英国第五频道及B卫视的部分股份，加之利用从其他渠道融来的资金，通过一连串漂亮的“组合拳”，从1994年到1998年先后收购了艾迪生·维斯理出版公司（Addison Wesley）、哈珀·柯林斯出版公司（Harper Collins教育出版部分）、西蒙·舒斯特出版公司（Simon＆Schuster教育出版部分）三大教育出版公司，再通过与原旗下朗文出版公司（Longman）的合并和业务重组，从而使培生教育集团成为了全世界最大的教育出版集团。

作为内容提供者，出版社最重要的功能又是什么，那就是进行文化创新，向市场提供更多更好的信息文化产品。对于文化创新，过去我们的理解往往过于简单。例如，在出版业我们述及图书出版的创新时，往往强调的是对学术的贡献，由此常常要求注重单本原创图书的出版。其实单本学术图书的创新主体并不是出版社，而是学者，出版社在其间的作用仅仅体现在这一创新活动的某一个环节即编辑出版上。作为内容提供者，出版社应该成为创新活动的主导者和组织者。从这一目标出发，我们不仅需要对各类学术文化创新活动进行前瞻性的规划和组织，并把它转化为市场所能够接受的形式，而且更需要从市场出发，从读者需求出发，进行大规模的文化创新活动，向读者提供高质量的文化产品。综观国际出版集团近年来的实践，我们清楚地看到，至少在教材出版、工具书编纂和畅销书组织这三个领域，最重要的创新主体是出版者。麦格劳·希尔出版集团、培生教育出版集团在教科书和工具书的编辑出版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创新精神实在令人钦佩不已。然而，中国图书出版产业的情况则不尽理想，我们在这三个领域均没有起到创新主体的作用，而仅仅是创新活动的一个环节而已。例如，我们在教材的编写上主要依靠教委，双语词典的出版依赖于引进，而对畅销书的组织策划在有些地方出现了依靠工作室的现象。这种情况任其下去对出版企业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作为内容提供者，在进行文化创新的过程中，从产业的角度看，特别重要的有两点：一是要在市场上形成自己的品牌，有了品牌便有了产品特色和市场号召力，便可以通过品牌来占领市场、赢得读者，从而获得自己的竞争优势。因为内容产品的竞争是一种智力竞争，这种品牌驱动的战略至关重要。二是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而只有成为文化创新的组织者和主导者，你才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出版集团的收购兼并浪潮无一不是围绕着品牌和知识产权而展开的，而他们在全世界市场的扩张也无不是通过品牌来进行的。

4.产业链与价值链的打造。

信息技术和产业融合在使得内容产业增值能力倍增的情况下，也使得内容产业的价值链和产业链出现新的变化。业务发展战略确定后，出版企业建设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紧紧围绕内容的生产和提供，合理有效地使用产业链，以求对市场的全程覆盖；尽量提升本企业的价值链，争取效益最大化。

所谓“产业链”，通常是指相对独立的各个产业或行业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通俗的说法，是以某一产业或行业为中心，由其“上游”产业或行业和“下游”产业或行业构成一个“链条”。就现代信息技术条件下的出版产业即新型出版产业而言，一方面，随着多种媒体互动开发，传统上分为各个行业的图书、报刊、广播电视与新兴行业数字化产品连成一体，以至于传统外在的“产业链”正在内在化而变成新型出版产业的各部分或环节；另一方面，新型出版产业整合了传统上分立为各个行业的图书、报刊、广播电视与新兴数字化产品，使其较之传统出版产业拥有更长而广的“产业链”。“产业链”不再仅仅表现为垂直型，而是表现为垂直和水平相混合的复合型结构。

所谓“价值链”，是指生产某一产品由取得原材料到制造产品到产品送达用户等一系列过程，其中每个环节或程序都要尽量增值，目的是使产品用户以最低成本获得最大价值，使企业以尽可能低的成本取得尽可能大的增值。价值链是动态的，随着企业的技术、创新和管理水平的提升而升级。随着产业链重组，新型出版产业的价值链较之传统出版产业更长、更复杂、更精致，从而，拥有更高的增值能力。

一般说来，产业链是不以企业主观愿望为转移的宏观或中观的约束条件。中国图书出版产业由传统向新型转变，无论产业链还是价值链的拓展都是重要的。中国出版人致力于由传统出版企业向新型出版企业转变，则应致力于开拓新的价值链。

新型出版企业可以根据产品的内容选择多种媒体和介质，利用多种方式进行增值活动；同时，可以根据内容开发相关的衍生产品，从而获得丰厚的利润回报。具体来说，可以采取以下两种路径：一是多种媒体的互动开发，走图书、报刊、广播电视、数字化产品开发之路，将同样内容用不同媒体形式进行包装转化，最大限度地推向市场和占领市场，获得最大化收益。二是围绕着品牌建设，进行相关衍生产品的开发，尽可能地延长产品的价值链，覆盖更广泛的市场。具体来说，对于第一种路径，可从内容的角度选择产业链和价值链较长的领域进行突破。首先是教育出版，如教材和工具书的编纂、出版及数据库建设；其次是专业出版，如各种专业数据库的开发和建设。在这些数据库建成后，应该积极拓展特殊用户市场，如开设网上教育课程，提供网上培训及教育服务，为机构和个人提供各种收费的专业资讯和信息服务等。对第二种路径，这里以动漫领域与形象管理为例说明。动漫领域的产业链和价值链是十分清楚的，即以动漫画周刊为先导，以动漫画图书为依托，培养本土的漫画家，在市场中打造成功的形象和内容，并以此向电视片、电影、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延伸，进而扩展到玩具、文具、服装、食品、游戏、手机等关联产品领域。图书出版产业相关衍生产品的开发也应当走动漫产业的发展路径。

新型出版产业是经济全球化的一部分。在一国范围，传统出版产业的产业链和价值链正在被新型出版产业的产业链和价值链取代。在全球范围，新型出版产业的产业链和价值链也就是跨国的产业链和价值链。具体来说，图书、报刊、广播电视和数字化产品的整合是跨国的，同相关产业和行业的联系是跨国的，内容产品和文化创新由取得原材料到制造产品到产品送达用户等一系列过程同样是跨国的。

这是全球范围出版产业国际竞争和分工的新趋势。目前来看，至少有下列特征：第一，出版产业的全球价值链是按照企业的公司治理原则而形成的。若干核心企业既以持股方式介入分散在各国的整个生产过程的诸环节，又经由分包、合资、战略联盟、购入协议等方式，与当地企业建立市场或非市场的联系。核心企业的数目随规模经济而减少。核心企业能够影响非核心企业的进入、升级和作用。核心企业必定是跨国公司，其集中于产品设计和开发、营销和售后服务，而将生产过程外包（outsourcing）。第二，跨国出版公司在选择投资国（地）时，注重当地出版市场的潜力和前景，同时关注当地是否具有适当的制度条件和可靠的合作伙伴。第三，出版产业作为内容产业，其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分散于不同国家或地区以充分利用各国或各地的比较优势。现代通讯和管理技术使分散的各个环节保持联系以确保整体效率。第四，生产过程不同环节的技术水平和增值水平都不同，对于参与者的能力要求也就不同。位于全球价值链底部的企业承受最大压力，迫切要求提升自己的能力以争取进入技术水平和增值水平均较高的生产环节。

中国出版产业正面临这样的拓展机会。因为，西方国家跨国出版公司正在孜孜以求地开拓中国出版市场，为我们中国出版企业提供了与外资合作、引进外国出版业先进技术和管理的机会，也为我们中国出版企业提供了与外资合作、打入国外出版市场的机会。中国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和5 000年文明史的大国，应当尽快建立自己的跨国出版公司。

此外，新型出版产业的产业链和价值链，要求出版企业尽快确立供应链的观念和相应的管理系统。狭义“供应链”，是指顺利而经济地将原材料和组件纳入生产过程的一系列活动。广义“供应链”服务，已经成为现代工商业服务的一个新行业。相应地，“供应链管理”也成了现代企业管理的一门新学问。

电子商务（E-Commerce）对于供应链至关重要，它不仅迅速地提供关于原材料、组件和客户需求的信息，而且使采购原材料和组件的效率提高、费用减少，使库存降至最低。中国出版企业应当尽可能应用和推广电子商务。

5.数字化建设与数字化产品。

面对数字融合的浪潮及其将给整个文化传媒娱乐产业带来的巨大冲击和机遇，中国出版界的状态并不是十分积极的。这些年来，虽然中国出版界也在关注数字化的进程和互联网的发展，大多数的出版社均建立了自己的网站（网页），也有一些单位开始了内容文本的全面数字化工作，在此基础上推出了E-book等电子产品，更有少数单位着手建设各类专门的数据库，以支撑编辑出版工作的开展。但总体来说，我们的这些工作还是初步的、表层的，我们还没有真正了解数字融合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意义，因此进入这一领域的紧迫感还不够。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当然不可能像麦格劳·希尔集团、培生集团那样生产出自己的各类信息数字产品，开展大规模的电子商务业务，更谈不上全方位地卷入数字融合浪潮，进行业务融合了。因此，充分认识数字化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关心数字融合的趋势，共同关心文化产业发展的动向，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快速地进行数字化的工作，努力开发各种类型的数字产品，逐步跟上全球化的数字融合步伐，是中国出版企业建设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6.区域分工与联合及改善出版生态环境。

从外部环境看，制约中国图书出版产业进一步发展的两大因素是地区行政壁垒的存在与出版生态环境的恶化。因此，有效地解决这两个问题，对中国图书出版产业下一步的发展至关重要。

中国图书市场的发展客观上需要加强各地出版企业的合作，打破行政壁垒，逐步形成区域内合理的出版产业分工。而且，这种区域性的专业化分工应是与收益递增相联系的，从而是一种基于内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区域出版产业分工。这种出版产业分工的区域性内在比较优势能够随着分工的逐步演进而演进，并成为加速知识积累和生产率进展的动力源泉。随着出版改革的深入，政企分开和出版集团的组建使区域内产业联合和分工成为可能。因此，适时地在长江三角洲、京津冀等区域内推进出版集团之间的相互参股、发行渠道的共建、物流体系的共享以及产业之间的分工是必须认真研究和加以解决的重要问题。以长江三角洲为例，上海2010年世博会的举办将加快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这一地区将发育成为中国最庞大、最成熟、最稳定的区域共同图书消费市场，相应地推动这一区域内各出版集团的分工、联合和融合，必将为这一区域的出版产业发展提供巨大的发展空间。

近年来中国图书市场获得较大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各种类型的书店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但与此相应的市场秩序和规则却没有很好地建立，以致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正常的出版生态环境。以出版与发行之间的供销关系为例，书店过长的账期、货款的拖欠和占用、无谓的退货、恶意的破产等等相当严重地威胁着出版社的生存和发展。随着批发权向民营企业放开，这种情况可能会进一步严重起来，进而有可能引起整个出版生态环境的恶化。因此，在今后的几年内，政府应高度重视市场秩序和规则的建设。首先应该在建立新的出版与发行之间的供销关系上下工夫；其次应当根据不同出版社的性质制定相应的管制规则，特别是对于公共产品类的出版社以及教育和专业出版社尤其应当格外注意，要对这几类出版社建立严格的准入标准。需要注意的是，标准应当是非歧视性和非差别性的，只有这样，才能够为出版社的进一步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和生态环境，进一步扩大图书市场的容量。至于打击盗版、净化图书市场当然更是改善出版生态环境的题中应有之义。

上述涉及的6方面的问题均是中国图书出版产业在其发展过程中必然会碰到的一些问题。只要我们不断地研究出版产业的动向和走势，掌握出版产业运作的规律，不失时机地推进改革，就一定能逐步地解决前进中存在的各类问题，从而迎来中国图书出版产业更快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