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图书出版业发展的瓶颈

新华书店：中国图书出版业发展的瓶颈⁽¹⁾

中国图书出版业近十多年来的发展业绩无疑在中国图书出版史上留下了绚丽夺目的一页，这点是有目共睹、有口皆碑的。可是，回顾这十多年的发展过程，我们也不难发现，中国图书出版业又曾出现一些十分复杂且令人难以琢磨的现象，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最近几年来不绝于耳的出书难、卖书难、买书难现象。这三者中任何一个现象的单独出现都并不令人奇怪，但是三者居然能够同时并存，则难免使许多人百思不得其解。出书难和卖书难说明市场需求有限，市场供给超过市场需求，而买书难反映的则是市场供给不足。在本文中，我们将通过对“出书难、卖书难、买书难”的分析，来探讨现阶段中国图书发行体制存在的问题及解决问题的办法。

（一）新华书店成为矛盾焦点的原因

目前中国图书出版业步履维艰，出版、印刷、发行诸部门各自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不过，纵观整个图书出版业，所有矛盾的核心还在于发行业，或者说集中于新华书店这一遍及全国每一角落的超级组织。这是因为，出书难、卖书难以及买书难，都与新华书店的销售特点密切相关。

先看出书难。出书难在最近三四年中变得更加复杂和尖锐了。中国图书市场在1984—1985年间出现了重大的转折，即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中国图书市场性质这种转变的最重要标志是图书商品的供给超过需求、新华书店的图书库存急剧上升。对此，新华书店能作出的反映就是迅速减少向出版社订购图书的数量，而在现行的中国图书出版发行体制下，新华书店的这种调整行为必然要殃及出版社。当新华书店迫于形势开始大幅度地削减新书订数，从而严重威胁到许多新书的问世时，出版社不得不依靠大力发展自办发行来渡过危机。这也是这几年出版社自办发行风云一时的原因。出版社自办发行无疑起到了蓄水池的作用，它的备货暂时减缓了出书难的矛盾。然而，蓄水池的容量毕竟也是有限度的，在推销体制和手段没有发生实质性转变的情况下，出版社自办发行的库存图书量很快就逼近了新华书店的图书库存量，进一步增添的图书库存最终还是从“蓄水池”中溢了出来，出书难的矛盾再也无法回避了。

其次看卖书难。中国图书市场的性质转变之后，卖书难成了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在买方市场下出现卖书难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事。问题在于目前中国新华书店的库存图书中有相当大一部分完全是因为推销不力造成的。我们在《中国图书出版业：信息搜寻费用的转移与潜在图书市场的开发》中已提及，随着市场性质的转化，市场运行必需的信息费用已从由需求方承担逐渐转为由供给方承担。要缓解卖书难的矛盾，开发潜在图书市场，图书市场的供给者，尤其是超级销售组织——新华书店就必须在沟通供求之间的信息上做文章，大力加强图书的推销工作。

应该怎样做是一回事，实际状况如何往往又是一回事。至少到目前为止，作为信息成本承担主体的新华书店在市场推销方面所作的努力还是非常有限的。表1列出了1981—1988年中国新华书店的宣传资料费在商品流通费用总额中的比重。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数字是根本不可能在图书市场上进行有效的推销活动的。

表1　中国新华书店的宣传资料费在商品流通费用中的比重（1981—1988）

资料来源：新华书店总店：《图书发行统计资料汇编·1981—1988》。

长期以来，中国的新华书店已习惯于“朝南坐”，坐等读者上门购书⁽²⁾。在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由于国家统负盈亏，新华书店在销售图书方面不计成本和利润，加之那时每年出书品种有限，图书推销问题自然不会引起重视。从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中国图书出版业正处在超常规高速增长阶段，在这种典型的卖方市场条件下，图书发行部门即使不作推销宣传，读者为了了解图书的供给信息也会主动地承担起信息搜寻成本。因此，新华书店无需煞费苦心地去从事图书的推销活动，只要安坐柜台，照样能够顺利地开展销售业务。可是，当1984—1985年中国图书市场的性质由卖方转为买方，读者越来越不愿意承担图书信息的搜寻成本，潜在图书市场开始形成后，新华书店依旧“朝南坐”，不去开发潜在的销售市场，卖书难的矛盾当然会日益尖锐起来。

再看买书难。我们这里的买书难是指读者想购买的图书已经出版，但读者不知道到哪里或通过何种途径才能买到这些图书⁽³⁾。这主要表现为，对于某些市场上已经脱销或部分脱销的图书，有购买愿望的读者在市场上很难再购买到。这是因为，新华书店的销售习惯决定了上架的图书一旦脱销，一般就不会再去主动添补，不要说那些需求前景比较一般的图书，即使是那些市场需求非常看好同时出版社又有库存的图书，新华书店往往也听任其告缺，懒得添补。总之，如果说，出书难、卖书难不能完全归咎于新华书店的话，那么买书难则明显就是新华书店本身的问题了。

新华书店在图书销售中表现出来的种种问题，充分说明它已经成了中国图书出版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各种矛盾都集中在这里体现出来。

出版社因新华书店的订数不足而不得不忍痛放弃许多出书计划。如果新华书店的订数是建立在对市场需求的准确估计基础上的，那么，订数少对出版社来说倒可能并不是一件坏事，它有利于出版社及时调整出书计划。但事实是，新华书店的订数完全不能反映市场需求的真实情况。在新华书店遍及全国各地的近3 000家县级书店内决定图书订数的众多人员中，有很大一部分人的素质是难以胜任订购工作的：他们中有的文化素质较低，有的习惯于坐等读者上门，缺乏市场判断能力。于是，一般说来，除了政治辅导读物和武侠、言情小说等少数几类图书外，他们对每年新出的大部分图书都不敢大胆报数。对他们来说，唯一有把握的就是，少订购或不订购至少不会因积压而造成亏损。结果，1988年中国图书征订中便屡次出现零征订的情况，近3 000家县级店竟然没有一家对某种书提出哪怕是一本的订购数。其实，一本经出版社编辑的新书，其市场容量再小也不至于小到零。对市场前景稍有疑问就不订购，这种订书逻辑听起来似乎有些可笑，殊不知中国的出书计划就是建立在如此脆弱的征订体制上的。

在许多因素不确定的条件下，要保证一种决策绝对没有失误是不可能的，差别仅仅在于有些人决策失误的概率大些，有些人小些。有失误也并不重要，关键是能及时对反馈回来的决策失误信息有所反应，并及时修正。不幸的是，新华书店的体制和销售特点决定其即使知道某种新书的订数小于实际需求量（如该书很快就销售一空），也很难再对其进行补救了：新华书店一般不再续添售缺的图书⁽⁴⁾。新华书店这种极为保守的订书行为导致一本书的出版数量在征订时就被打掉一个折扣，而当这一保守的进书量售完后，即使有的读者为购买该书而来回奔波，新华书店也不再对其失误的决策作出修正，该书的市场需求信息就此中断。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一部分读者在某地购不到该书的同时，出版社或其他地区的书店却往往在为该书库存数过高而苦恼。

可见，是新华书店保守的订书行为造成了出书难和买书难，而其推销不力则导致卖书难，售缺不添又形成买书难。因此，寻找新华书店形成如此特殊的订书方式和销售方式的原因，探讨解决这些矛盾的途径，是中国图书出版业的当务之急。

新华书店在预订新书时之所以极其保守、宁缺毋多，究其原因有二：一是收益与风险不对称，新华书店承担了过多的风险。在新华书店包销图书的体制下，假定新华书店购进相当数量的某种新书后，如果因预订时决策失误或市场发生了变化而造成图书积压，就必须承担全部损失；相反，如果新华书店只预订很少数量的某种图书，或者干脆一本也不订，那么损失就微乎其微了。按照一般通行的图书批发折扣，新华书店基层店得到的批零差价约占一本书定价的20%—25%。若减去销售成本与销售费用，减去营业税、城建税、教育费附加等，最后书店所能得到的利润额只占到总定价的10%左右。这样，我们就很容易理解新华书店的订书原则了。如果有一个订书决策，其利润率是10%，而若亏损的话，亏损率为100%，那么这个决策就取决于盈利的机会有多大（或者说亏损的机会有多少），即：

R＝r·t－l（1－t）

其中，R为预期利润，r为利润率，l为亏损率，t为购进一本新书后当年能卖掉的概率。代入上述数字，则有：

R＝10%·t－100%（1－t）R＝0.1t－1＋t R＝1.1t－1

如果要保证销售的最终结果无亏损的话，那么有：

1.1t－1＞0

t＞，或者　t＞0.909

上述结果表明，新华书店在预订新书时，至少要有九成的把握将其销掉，才可能进书。而如果新书的销售周转不是一年一次而是一年两次或三次的话，那么得有比九成更高的把握。自中国图书市场的性质由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后，要保证一本书有九成的销售把握，对目前推销工作势单力薄的新华书店来说，其要求显然是过高了，难怪新华书店要大幅度地减少进书。

造成新华书店新书订数稀少的第二个原因是，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每年新出图书种数以5 000种以上的速度递增，1989年甚至增长了1万种，但新华书店基层店每年购进新书的总册数却不可能也以如此高的增长率扩展（见表2），于是，随着图书种数的增加，平均每种书的预订数必然会下降。

表2　中国新华书店年图书购进额　　单位：亿册

资料来源：新华书店总店：《图书发行统计资料汇编·1981—1989》。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对新华书店因风险过大而倾向于少订书或不订书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问题在于，对那些书店中早已脱销，读者经常上门询问，同时出版社又有库存的图书，新华书店仍然是懒于添补；显然，对这种把随手可得的利润搁到一边的行为不能再归结于市场风险过大，那么，对它又应该做何种解释呢？

添书的风险不大仍不去添的原因无非有下列几种：或者是添书的成本很高，或者是缺少流动资金，或者是书店的仓储能力不足，或者是门市部的陈列场地不够，或者是收入方面的原因导致动力不足。逐一考察下来，我们发现添补脱销书的成本并不大，有的出版社甚至还主动承担了添书的运输费用。至于流动资金，一般说来，由于添书的数量在书店总预订图书中的比重是比较小的，所以其对资金的要求不会太高。更为重要的是，添补图书的市场销路相对比较确定，资金的回收时间很短，书店完全可以通过向银行短期贷款的方式获得必需的流动资金。书店的仓储能力和陈列场地不足也不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表3给出了中国新华书店近年来期末图书库存数，从中可以看到1985年是中国图书库存数最高的年份，之后逐年略有下降，由此从全国的范围看，仓储能力不足还不至于成为新华书店添补图书的障碍。与发达国家的书店比较，同样面积的陈列场地，新华书店陈列的品种仅是发达国家书店的十分之一左右。当人们走进新华书店门市部，一眼看到是每一层书架上只有寥寥可数的几种书，有的甚至只有清一色一种书，可见书架的空间利用率大有潜力可挖，不存在陈列场地有困难的问题。

表3　中国新华书店期末图书库存数　　　　　　单位：万册

资料来源：新华书店总店：《图书发行统计资料汇编·1981—1988》。

既然添书的成本、资金和仓储能力、陈列场地都不成问题，那么剩下来的原因就只能是新华书店职工的收入刺激不足了。事实也确实如此。从80年代起，尽管新华书店的图书销售利润率差不多下降了一半，但书店的奖励基金、福利基金在利润总额的比重却在上升，奖励基金、福利基金在工资中的比重也在增加。例如，1985年中国新华书店的库存图书一下子比前一年上升了近20%，但其奖励基金、福利基金却净增了32.60%。可见，新华书店职工的收入与其经营成果并无密切的联系。当然，新华书店各基层店也必须完成一定的销售额，上交一定的利润，这促使其不断地进书、销书。问题在于，新华书店各基层店销售的图书中有一部分是课本和年画之类的垄断商品。在农村地区，新华书店只要搞好课本和月历、年画这类垄断商品的销售，即已完成了年销售计划的一大半。城市地区课本和月历年画的比重也不低。所以，对于其他图书，新华书店基层店只要简单地挑选些较为好销的品种就可以对付着完成一年的销售任务了。另一方面，现行的奖金制度又决定了煞费苦心地四处张罗添补有销售市场的脱销书，最后所得到的收入也多不到哪里去。由于每年的利润，包括奖励基金和福利基金，已经基本能够保证，努力经营得到的收入又受到上限的制约，因此，新华书店基层店对脱销书的添补自然就动力不足了。

新华书店卖书难与其推销费用过低不无关系。新华书店的推销费用之所以很低，除了上述分析的收入动力不足以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中国新华书店基层店无法很好地把握和处理销售利润与销售费用的关系。

从销售利润与销售费用的关系看，销售利润＝销售收入－销售折扣－销售成本－销售税金－销售费用。在既定的销售收入中，销售折扣是指转给其他销售单位零售、代销和批发时让出的一部分进销差价；销售成本是指属于出版社的出版收入以及上级批发店的批发差价；销售税金指基层书店从事经营活动所必须支出的营业税、城建税以及教育费附加等。对既定的销售额来说，上述若干费用都是难以节省的。如果我们把销售折扣、销售成本和销售税金看作是一个常量，那么就可以看出销售费用和销售利润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反比关系。

近年来，新华书店最为头痛的事就是，商品流通费用的迅速上升。从表4中我们可以发现，虽然新华书店的销售收入自1981年至1988年连年上升，增加了178%，但商品流通费用上升得更快，增加了2.5倍，从而造成销售费用率连年上涨、利润率连年下跌的局面。由于销售费用既包括商品流通费用也包括推销费用，所以，仅从财务会计的角度来看，推销费用与商品流通费用一样，它的上升会导致销售利润的减少。但是，如果从因果关系上看，推销费用的作用与商品流通费用的作用就完全不同了。商品流通费用上升得越快，销售利润自然越少；但推销活动的扩大及其费用的增加，一般说来往往会增加而不是减少销售利润。可是，追加多少推销费用才能保证销售利润的增加足以抵消推销费用还有余呢？或者进一步追加多少推销费用才使得销售利润的净增额达到极大呢？这些问题恐怕是任何一家基层书店都难以回答的。原因很简单，中国新华书店基层店没有这方面的经历。应该说，大多数新华书店基层店是知道推销费用的增加会带来销售利润的增加的，可是追加推销费用等于是一种投资，任何一种投资既可能为投资者带来丰厚的收益，也可能为投资者带来一定的亏损，只要投资费用不足以抵消投资收益时，亏损就会出现。令人深思的是，投资与风险共存这一简单的事实已足以使中国新华书店的基层店望而却步，抛弃可能带来利润净增的推销活动，退而接受推销费用与销售利润成反比这一财务等式，将推销费用压到最低水平。

表4　中国新华书店的商品流通费用率和利润率（1981—1988）

资料来源：新华书店总店：《图书发行统计资料汇编·1981—1988》。

从更深一层的角度看，如果某家新华书店基层店想就某一种书或一批书进行较大规模的推销活动，例如，在电视台、电台、报纸杂志上做广告的话，那么这类图书的销售数量肯定是会上升的，该店的销售利润也因此会增加。问题在于，在这家书店从事大规模的广告宣传活动后，其他没有进行推销活动的书店或出版社往往也可以从中得利，因这些图书的社会需求上升而增加销售收入，从而无法使从事推销活动的书店的收益受到排他性保护。由于每一家书店都指望从其他书店或出版社的推销活动中得到好处，从事推销活动的产权难以得到保证，这就大大降低了任何一家书店从事推销活动的热情。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目前中国新华书店的基层店不愿意从事大规模的推销投资，不愿填补原先由消费者承担的信息费用空白，而甘愿坐等读者上门，死守低投资低收入的小农式经营方式了。在一种投资风险很大，而收益又不能排他性地得到保障的条件下，自然不会有任何人愿意进行这种投资。目前中国的图书销售正是处在这样一种状况之中，难怪新华书店基层店纷纷采取最为保守的经营方式，不敢越推销雷池一步。但是，不管怎样，迄今为止，中国的图书发行部门基本上还没有进行大规模推销投资的经历，所以推销活动的风险究竟有多大还不得而知。没有吃过葡萄就一口咬定葡萄是酸的，总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二）解决矛盾的可行途径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到，中国图书出版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在于新华书店；只要新华书店的行为不发生重大的变化，中国图书出版业就很难走出目前的困境。然而，新华书店表现出来的问题又有其更深层次的原因，单靠新华书店本身的力量是难以解决这些问题的。现在我们针对第一部分中谈到的新华书店的种种矛盾，着重从风险分担、动力问题和信息搜寻三个方面来探讨解决图书发行问题的途径。

1.风险分担。

前面已经分析过，出书难的关键在于新华书店的预订数太低，而新华书店的订数低又源自它承担的风险过大。因此，人们很自然地就会想到去建立一种新的风险承担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新华书店能将其风险分担到其他行为主体身上。在图书市场中，主要的经济行为主体有三个，即作为图书商品供给者的出版社和书店，以及作为图书市场需求者的读者。供给方和需求方之间的利益经常是对立的；但同样是供给者，出版社和书店的经济利益应该是捆在一起的。然而，目前仍在实行的图书包销制度却将出版社和书店的利益分了开来；新华书店只要预订了出版社的新书，出版社的经济利益即已实现，至于新华书店能否卖掉这些图书，从而实现自己的经济利益则是另一回事了。可是，问题在于，出版社和新华书店毕竟都是图书市场的供给者，其中任何一方的利益若是受到损害，必然会影响到另一方，所以尽管图书包销制人为地把出版社与新华书店的经济利益分隔开来，事实上这两者仍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例如，在图书包销制下，新华书店为了减少不合理的风险承担所造成的损失，很自然地会尽可能地减少对新书的预订，其结果必然是出版社能够实现的利益越来越少。很明显，要解决出书难的问题，要改进出版社与新华书店目前所处的状况，图书包销制度是非冲破不可的。

说到底，冲破图书包销制度就是要寻求一种新的风险分担方式，改由新华书店单独承担风险为新华书店和出版社共同分担风险。在第一部分中，我们已经分析过，倘若新华书店预订图书的风险为100%，那么它必须有九成的把握才敢于进书。其实，对于不同的图书来说，新华书店销售风险的程度是各不相同的，如文艺小说的进书销售风险很大，而课本的进书销售风险却几乎为零。为了更接近现实，我们把第一部分中的公式作些修正。现在我们根据1987、1988年中国新华书店的销售资料，得知课本的销售量约占全国图书销售额的1/3，即：

这里，R、t、l仍然分别代表预期利润、利润率和亏损率，t₁代表购入课本后能卖掉的概率（实际上可以认为t₁＝100%），t₂则代表其他图书能卖掉的概率：

若R＞0，则

即　　　　　　　　　t₂＞0.86

可见，经过修正后，新华书店在进除课本外的其他图书时，仍必须有86%的把握。如果在新的风险分担方式下，新华书店和出版社各承担一半的销售风险，t₂＞0.75，那么新华书店仍需有四分之三的把握才会进书；如果新华书店和出版社分担风险的比例为2∶8，则新华书店只要有一半的把握即可进书。而如果实行80年代中期曾一度小规模地使用过的寄销形式的话，新华书店的进书风险更是下降为零；在这种情况下，新华书店即使对销售完全没有把握，也照样会把新书陈列在书架上。

现在的问题还在于，中国相当大一部分出版社对分担新华书店的销售风险不以为然，而新华书店对出版社只要利润而不想分担发行风险的做法耿耿于怀。对此，政府主管部门要多做工作，让大家认识到，在买方市场下，图书包销制度已无法适应各自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要求，出版社分担发行业的部分风险是必然的趋势；出版社和书店只有携起手来，双方才能够互相得益；只有使书店兴旺起来，出版社的发达才有可能，要不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当然，新华书店与出版社最终确定怎样的风险分担合约，还是应该由它们自己商讨决定。因为，只有双方都认为可以从中得益的风险分担制度，才有可能在实践中真正实行下去；否则，某种制度即使有行政部门强有力的支持，在具体实行中也会变形，并使双方最终都失去其本来可以获得的经济利益。图书包销制度就是一例。

以上我们着重分析的是图书订购的风险分担问题。实际上，风险分担可以推广到推销费用、脱销书的添补和重印等各个方面。

2.经营动力。

长期以来，新华书店一直享有着对课本、月历、年画等旱涝保收图书的垄断权。这种权力一方面使利润水平相对不高的新华书店有了基本的利润保证；另一方面又使新华书店舒适地往上一躺，不再刻意进取和创新，从而导致“买书难、卖书难”等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新华书店的经营动力受到很大的限制。如果动力不足问题依然存在，那么，即使风险分担问题解决了，新华书店仍可能不去从事图书商品的推销活动，不去主动订购新书，添补脱销书。

要解决动力不足问题，可以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从新华书店长期依赖的垄断产品——课本和月历、年画等入手，降低课本、月历、年画等的批零差价。同时将省下来的这部分差价集中用于图书的推销活动。这种“取之于书、用之于书”的做法可以收到一举数得的效果。首先，降低了课本、月历、年画等的批零差价，势必影响到新华书店的利润额，这种利润压力会迫使新华书店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到对其他图书的销售上，力争从多销图书中来弥补损失的利润。其次，在目前的情况下，可将集中起来的这部分批零差价用于设立推销基金，由新闻出版总署、地方新闻出版局等主管机构负责使用，以暂时解决新华书店基层店或出版社在推销活动中面临的“搭便车”问题。由于某一种图书被一家基层书店包销的情况极为罕见，所以，任何一家基层书店或出版社若单独就基本书进行推销，其他拥有这本书的基层书店也会从中得到促销的好处，也就是说，前者的收益无法排他性地获得。“搭便车”现象无疑是推销活动的一个障碍。而如果现在由政府主管部门统一建立和使用推销基金，那么所有的新华书店基层店都可以从中得益，收益的排他性问题、“搭便车”问题也就可以避免了。第三，图书推销基金的设立，可以使中国图书出版业推销资金不足的问题得到缓解。第四，如果推销基金运用得当，其示范效应就很可能在全国各地的新华书店基层店和出版社中生根开花。这个意义是很深远的。

推销基金的建立相对说来还是比较容易的，但要用好这笔基金，使其发挥最大的效益，却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认为，从最大限度地发挥信息作用的角度出发，目前应该把推销基金主要用在广告宣传上。

3.信息搜寻。

80年代中后期以后，中国图书市场就基本上处于销售疲软的状态，然而，与此同时，每天又有无数的读者为购买不到某种图书而烦恼。购书愿望弱一点的读者就此罢了，购书愿望较强的读者则为此四处奔波，而最后结果却未必能够如愿。这是因为中国的图书市场实在是太大了，各供给者之间又很少有信息沟通，于是，那些有购书愿望但买不到书的读者就构成了一个规模不小的潜在图书市场。在《中国图书出版业：信息搜寻费用的转移与潜在图书市场的开发》中，我们指出，开发这一潜在图书市场的关键在于，图书市场的供给方应该承担起市场信息的搜寻费用。

开发潜在图书市场要求供给方搜寻的信息，无非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与供给有关，如市场上有哪些种类的图书存货较多，它们分别在什么地方，价格、版本的情况如何，等等；另一方面与需求有关，如市场上有哪些图书已经脱销，需求量是多少，等等。事实上，近年来，与供给有关的搜寻信息的创新活动已经在一些基层书店和出版社出现。其中较突出的有上海南京东路新华书店学术书苑、上海东方图书公司和文汇读书周报等共同筹划、出版的《存书通报》。他们向全国各大出版社和新华书店基层店征集库存图书目录，然后经过编辑，将其免费发往全国近3 000家新华书店基层店。《存书通报》中除了有库存图书的书名外，还刊有作者、版本、价格、库存数、联系人和银行账号等信息。显然，这对调剂余缺是很有帮助的。《存书通报》第一期刊登了全国40多家出版社和6家书店的库存图书信息，尽管其中的信息还是很有限的，但已经发挥了很好的信息传递作用，显示出规模经济的效益。为弥补成本，在《存书通报》上刊登一条书目，收费7元。《存书通报》第一期出版后，收支相抵。十分明显，如果在《存书通报》上刊登存书的出版社和书店更多一点，刊登成本会更低。《存书通报》所收的这几元钱的刊登费其实并不高，遗憾的是，由于得不到应有的支持和帮助。它只出了一期就因人力、财力等问题而夭折了。《存书通报》只反映了库存图书的信息，与此相对应，似乎还可以设立脱销书问询处，专门负责联系办理脱销书的购买，等条件成熟后，再在全国建立脱销书联系网，以及时汇总处理全国各地市场上的图书售缺信息。其实，这些信息不仅能部分地解决图书库存问题，而且还能为许多图书的重印提供可靠的市场需求量信息。总之，只要创造条件，使这类创新活动增多，潜在的图书市场就可能逐步得到开发利用。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政府各级主管部门应该在引导出版社和新华书店基层店的创新活动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因为在现有的体制下，单个出版社和新华书店基层店由于受到资金能力、风险机制和动力机制等的约束而往往无法将创新活动进行到底。《存书通报》就是一例。由于目前很多地方新闻出版局手中都掌握着相当数量的由出版社和书店上交的资金，加之其处于特殊的地位，所以他们也应该承担一部分图书市场上创新活动的费用。例如，在目前的情况下，由各地新闻出版局来承担图书市场上的部分搜寻信息成本有其独特的有利条件，如这些政府主管部门的信息相对集中和全面，长期以来形成的垂直行政领导关系又使得他们较容易搜寻到必需的信息；更重要的是，如前所述，在当前单靠新华书店基层店或出版社搜寻信息时必然会遇到的风险分担问题、排他性收益问题也可以得到避免。当然，要真正解决这些问题，其出路还在于开展深入而广泛的出版发行体制改革。

（原载《上海新闻出版》，1991年第3期）

【注释】

(1)杨龙、罗靖同志参与了本文的写作。

(2)这是相对于国外书商的情况而言的，并不意味着新华书店不开展任何推销活动。

(3)买书难还有另一种情况，即读者想要购买的某种图书尚未问世。它们或者是因为市场需求方面的信息未能反馈到出版社，或者是因为征订数不足而在出版社束之高阁，因此，我们大致可以把这类买书难问题归入出书难矛盾之中。

(4)只有当出版社付费要求新华书店发行所对某种已脱销的图书再次进行征订后，新华书店发行所才可能根据重新征订数向出版社添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