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图书市场发展的背景及国际比较(1)
本文试图描述中国图书市场的规模和增长潜力，并与世界其他一些国家或地区图书市场的发展相联系进行比较研究，以透视中国图书出版业的长期发展前景。
（一）中国图书市场发展的基本状况
1979年以来，中国图书市场经历了一个品种高速增长的阶段，直到目前为止，这个增长势头仍未停止。表1显示了这一过程。
表1 1979年以来中国图书出版种数及其增长率
续表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全国图书、杂志、报纸出版统计资料·1989》。
从表1可以看出，除1988年外，1979年以来中国图书每年的品种增长率都在两位数以上。在短短的10年间出现如此之高的持续增长，这在世界上其他国家还无先例。正是由于图书品种的高速增长，使中国在1985年就进入世界六大出版国的行列，其出书种数要占到全世界出书种数比重的5.7%（见表2）。
表2 1985年世界图书出版种数
资料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年鉴·1987》。
不过，如果换一个角度，从图书印数或印张数来考察，中国图书市场的增长实绩相对说来就不那么显著了（见表3）。
表3 1979—1989年中国图书出版总印数、总印张数及其增长率
续表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全国图书、杂志、报纸出版统计资料·1989》。
从表3可以看出，1979年至1981年是中国图书出版总印数或总印张数增长最快的时期。从绝对值来看，1985年是中国图书出版总印数和总印张数最高的年份。1985年后，虽然中国图书出版种数仍在迅速增长，但总印数却已开始下降，出现了单位品种图书的印数下降，或小印数图书市场扩大的趋势。
从人均拥有图书册数的角度来看，中国并非处于世界前列，但考虑到中国人口中有四分之一是文盲和半文盲这一基本事实，现在的成绩已经十分可观。由于资料的局限，这里仅比较亚洲几个主要国家或地区的情况（见表4）。
表4 亚洲一些国家或地区人均拥有图书册数
注：（1）表示人口统计年份；（2）表示识字率统计年份；（3）表示图书出版册数统计年份。
资料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年鉴·1986》；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86》。
从表4可以看到，在亚洲诸国或地区中，中国的识字人口比例最低，但是在1984年前后，中国人均拥有图书册数仅次于日本和中国香港，在亚洲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中名列前茅。
然而，表5又告诉我们，从图书种数来看，中国的人均拥有量并不高。
表5 1985年世界每百万人平均拥有图书种数
资料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年鉴·1987》。
表5反映的中国人均拥有图书种数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这一情况，与中国国民文化水平落后的基本国情是适应的。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有趣的特点：一方面中国出书总数已位居世界出版大国的行列，人均拥有图书册数也很可观，这显示出中国图书市场的繁荣兴旺；另一方面，这一切又发生在一个文盲、半文盲人口占总人口四分之一的国度，发生在国民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都很低的国度，于是又形成了人均拥有图书种数很低的格局。究竟是哪些因素导致了中国图书市场呈现出这样一种二元的矛盾图景，搞清楚这一点，对我们正确把握中国图书市场的增长潜力是很重要的。
（二）影响中国图书市场规模的若干主要因素
1.国民文化水平。
众所周知，作为一种文化产品，图书与其他消费品不同，并不是任何人都会购买的。只有识字的消费者才会购书，这是图书市场面对的一个基本事实。中国的这部分消费者从绝对数看是十分庞大的。据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统计，中国15岁及15岁以上的识字人口是43 900万人(2)；或者按照12岁为分界线，则12岁及12岁以上识字人口是50 800万人(3)；如果再加上1982年时小学在校学生13 000万人，则中国识字人口共为64 000万人。这就是中国图书出版业面对的基本市场。如此之大的潜在购书队伍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无法比拟的。即使按照1982年的图书出版量来估计，中国识字人口人均拥有图书也已达9.2册。中国识字人口人均拥有图书倾向也不低。扣除主要为15岁以下人口出版的少儿读物，以及与个人消费意愿无关的课本，则1982年中国15岁及15岁以上识字人口共拥有可选择购买的图书26.85亿册，人均6.1册。然而，如前所述，中国却不是一个国民文化水平很高的国家，其文盲、半文盲人口要占四分之一，因此，从人口文化结构看，中国图书市场的长期发展面临严峻的局面。表6列出了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32个亚洲国家或地区15岁及15岁以上人口中不识字人口所占比例，从中可以看出中国与邻近国家或地区相比所处的地位。
表6 亚洲国家或地区15岁及15岁以上人口中不识字人口所占比例
续表
*表示调查人口为10岁及10岁以上。
资料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年鉴·1986》。
中国国民文化素质之低下，从其不识字或不读书人口的比例排在32个亚洲国家或地区的第12位这一事实中可见一斑。
众所周知，识字者并不一定是读书者，更不一定是购书者。那么，哪类识字人群是中国图书的主要销售对象呢？答案是，中国图书的最大购买人群是学生，课本的产量一直在图书总量中占据很大一部分。详见表7（表7不考虑图片）。
表7 中国图书中课本与一般书籍种数及印数的比例
资料来源：《中国出版年鉴·1989》，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89年。
从表7中可以看出，中国一般书籍的种数是课本种数的5倍左右，但在印数上两者的差距很小。现在我们再把中国的这一情况与图书出版业较发达的国家作一比较（见表8）。
表8 一些国家图书中课本与一般书籍种数及印数比例的比较
资料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年鉴·1986》。
表8显示出，无论是种数还是印数，出版较发达国家中课本占全部图书的比重都比中国小得多。中国的图书市场（不考虑图片）差不多有一半是由课本支撑的。课本占全部图书的比重大这一点正是出版欠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图书市场的典型特征。由此可见，中国的图书市场还是相当不成熟的。
中国图书市场的这种不成熟自然是与识字人口文化水准低联系在一起的。让我们再比较一下中国与一些较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识字人口文化程度的数据。
表9 中国与其他一些国家或地区居民（25岁及25岁以上）文化程度的比较
注：本表只列出各国男性人口的文化程度。
资料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年鉴·1986》。
从表9可以看到，中国识字人口中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人口仅占40%，而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则少得可怜。识字人口文化程度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学术著作市场的发展，而学术著作市场能否发展起来又直接关系到整个图书出版种数的多少和品位的高低。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再来看一下亚洲一些国家或地区年出版图书中扣除课本、少儿读物部分后，平均每个识字人口都拥有的图书种数和册数（见表10）。
表10 亚洲一些国家或地区识字人口人均拥有图书种数和册数（扣除课本和少儿读物）
注：（1）表示人口统计年份；（2）表示识字率统计年份；（3）表示图书出版册数统计年份。
资料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年鉴·1986》；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86》。
表10告诉我们，经过“扣除”后，中国识字人口人均拥有图书种数和册数在亚洲的地位均下降了。比较表4和表10可以发现，经过“扣除”后，中国15岁及15岁以上识字人口人均拥有的图书册数，无论是绝对而言，还是相对于其他亚洲国家或地区而言，都比总人口人均拥有图书册数低。比较表5和表10还可以发现，表5显示出中国每百万人口拥有图书种数只比亚洲平均水平略微低一点，但表10显示，经过“扣除”后，这个数字与亚洲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差距拉大了许多。这就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中国图书出版业表面繁荣的局限性在何处了。
2.居民收入。
一般说来，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制约着该国图书市场的规模；人均国民收入较低的发展中国家的图书出版业相对落后于发达国家。这里，我们专门分析一下居民收入对图书市场的影响。
居民分成两个部分：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在中国，农民占总人口的五分之四，这部分人口对中国图书市场有很大的左右力量。据我们分析，1983年以前，农村居民的图书购买额差不多占到全部图书销售额的一半。1985年以后，农村图书市场的增长势头趋缓，但仍然保持了与城镇图书市场平分天下的态势。1987年农村图书市场销售额占总销售额的55%，1988年占50.6%。农村居民中哪些人是图书的经常购买者？其收入特点又如何？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由于现有调查资料的缺乏，我们只能转而讨论城镇居民的购书情况，以期通过对城镇居民图书消费的分析来反映整个居民收入对图书消费的影响。
据《中国统计年鉴·1989》的数字，中国城镇居民书报费支出比重如表11所示。
表11 中国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书报杂志费支出占生活费支出的比重 单位：%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年。
从表11中可以看出，居民书报费开支约占生活费开支的0.9%左右，1984年以来这个比重呈下降趋势。在书报费中，图书的支出约占60—70%。表12是全社会书报杂志零售额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的比重。比较表12和表11，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书报杂志费支出占生活费支出的比重，略低于全社会书报杂志零售额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的比重。这个结果表明居民的书报消费倾向较非居民书报消费倾向高。
表12 全社会书报杂志零售额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的比重 单位：%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年。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居民收入结构与支出结构间的关系。表13、表14用两种收入分类方法比较了这两者的关系。
表13 1988年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书报杂志费占生活费支出比重 单位：%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年。
表14 1988年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生活费支出中书报杂志费的比重（按每户收入水平分组） 单位：%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年。
从表13中可以看出，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人均书报消费倾向反而呈下降趋势。最高收入组的书报消费倾向（即书报支出占生活费支出比重）比最低收入组的书报消费倾向低36%。但是，表14反映的情况与表13并不完全相同。随着每户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一开始书报支出比重是上升的，到户均4 500—5 000元水平后才开始下降，但下降的幅度并不大，户均收入7 000元以上的家庭书报消费比重仅比最高点低22%。表14还显示出人均书报消费倾向超过0.7%的家庭达到61%，人均书报消费倾向超过0.8%的家庭也有34%。
收入与书报杂志支出之间是否存在着一般的关系，由于我们缺乏国外这方面的调查资料，故无法作出类似的比较。这里仅援引澳大利亚1977年所作的一次抽样调查数字来说明，见表15。
表15 澳大利亚不同收入阶层购书者比重（前6个月中买过一本图书的人数所占比重）
资料来源：Book markets in the Americas，Asia，Africa＆Australasa 1979/1980，Euromonifor，1979.
表15显示出，在澳大利亚，收入越高者，购书倾向越高。这一点与中国的特点相比较，似乎在暗示中国收入较高阶层并不都是知识水平较高者。因为一般说来，知识水平越高，读者倾向越高（见表16）。
表16 1988年城镇干部和知识分子家庭平均每人书报杂志费占全年生活费支出比重 单位：%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年。
总之，从收入结构看，随着收入的提高，个人购书倾向会增加。这部分解释了1984—1985年前中国图书市场繁荣的原因，因为在1978—1985年期间，中国居民的实际收入增长相当快(4)。其中较低收入组实际收入的提高，对购书倾向的提高是十分关键的，这部分收入组（4 500元收入水平以下）户数约占70%。但是，当收入提高到一定程度后，消费者购书倾向反而会下降。因此，进一步提高购书倾向的根本在于提高中国居民的文化知识水平。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中国图书出版业目前面临困境的原因在于居民文化知识水平较低。
3.读书倾向和习惯。
前已谈及识字的人未必购书，其实，这正是一个市场潜力问题：消费者个人有多种文化娱乐活动的选择，而且也可以在借书和买书之间选择。具有同样文化背景的消费者，其购书上的倾向也不尽相同。这些人都是中国图书出版业面对的市场：或者是实际的，或者是潜在的。潜在图书市场的大小，取决于销售工作做得好坏，也取决于读书者的人数、读书倾向和读书习惯。现在我们先讨论后一方面。
中国没有发布过正式的读书倾向和读书习惯抽样调查结果，因此，中国虽然有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庞大规模的图书出版、发行体系，但人们对于国内图书市场潜力却几乎一无所知。我们迄今还不能确知国内经常读书、买书的消费者的规模有多大(5)。但是，我们可以估计出居民图书消费的相对规模。
据《中国统计年鉴·1989》数字，在居民家庭生活费开支中，人均每年文化娱乐用品费66.68元，文娱费3.28元，书报杂志费8.26元，学杂费18.71元。在这几项开支中，文化娱乐用品（包括电视机、收录机、钢琴等耐用消费品）费用在全部家庭生活费中所占比重最大，为6.04%，学杂费占1.69%，而书报杂志费只占0.75%。如前所述，在书报费支出中，图书一项开支约占60%—70%，这样算来，图书一项开支仅占全部生活费开支的0.5%。相对于其他文化娱乐开支，图书开支是相当低的。
我们再从读书时间的相对比重来看读书倾向和读书习惯问题。1986年，沈阳等四城市对职工一天生活时间的分配进行了调查。表17是这一调查的有关结果。
从表17中可以大致看出中国城市居民的读书倾向。中国城市居民在阅读书报上花费的时间并不算少，大约占了一天时间中的2%—3%。在各项闲暇活动中，只有看电视的时间较读书多。据加拿大统计局1975年的调查资料，加拿大人每天读书的平均时间为35分钟。这个时间与中国城市居民的读书时间差不多。不过，如果要把中国农村居民一并考虑进去的话，中国居民的读书倾向就会大大降低，与发达国家间的差距也就会十分明显。
表17 沈阳等四城市职工一天生活时间分配（单位：小时，分钟）
注：括号内数字为比重（%）。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统计资料·1987》，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7年。
由于我们没有掌握较多的发达国家中居民生活时间分配的调查资料，这里只能看一些用其他方式反映发达国家居民读书倾向的抽样调查资料。
表18、表19告诉我们，在发达国家，经常读书的人数所占比例都很高，如果再将阅读报纸和杂志的人数加起来，则这个比例会更高。显然，中国在这方面与发达国家是存在明显的差距的。虽然我们尚不知道中国经常读书的人数所占比重有多大，但从国民识字水平可以大致看出中国居民读书倾向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例如，加拿大这样的发达国家，国民识字率已近乎100%，中国却只有65.5%；加拿大经常读书读报的人口约占50%，如果中国也达到这样的读书参与率，那么中国的识字人口的读书读报参与率就差不多要达到80%，但目前看来这似乎是不太可能的。
表18 闲暇活动参与率——澳大利亚（1978年）
你可曾参加过以下活动？
资料来源：Book Markets in the Americas，Asia，Africa＆Australasa 1979/1980.Euromonifor，1979.
表19 闲暇活动参与率——加拿大
资料来源：Book Markets in the Americas，Asia，Africa＆Australasa 1979/1980.Euromonifor，1979.
因此，比较中国和发达国家的读书习惯，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印象：虽然中国城市居民每天花在读书读报上的时间与发达国家一般水平相仿，但经常读书读报的人口所占比例要比发达国家低，如果把众多农村人口考虑进去的话，则这个比例更要低得多。虽然随着国民文化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将会有规模庞大的人口进入经常读书者的队伍，但不能将这种潜在市场的开发前景设想得过分乐观。全民文化水平的提高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都是成长缓慢的长期变量，而且还有不少抵消因素与之伴随。例如，经济发展往往会鼓励人们增加娱乐方式的选择，收入提高后人们用于非读书读报的闲暇时间可能增加。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过程表明，人们越来越多地借助电子手段而不是文字手段来获取信息。
前已述及，看书的人未必买书。那么，在中国究竟有多少人倾向于借书看而不是买书看呢？请看表20。
表20 中国公共图书馆图书流通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年。
从表20中可以看出，1988年仅公共图书馆图书流通册数就达18 252万册。这个数字是当年全国新华书店销售册数的3%。若扣除几乎不可能成为图书馆存书的月历图片以及小学课本，则这个比例就要上升到7%以上。显然，这已经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数字了。这也就是说，仅仅因为公共图书馆一个因素，每年的图书销售额就要减少7%。如果我们把规模远远超过公共图书馆的私人借阅渠道考虑进去，则每年消费者中倾向于借书而不是买书的读者所占比例会更高。
下面，我们再看一下国外的情况（见表21）。
表21 一些国家公共图书馆借阅图书占全国图书销售册数的比重（含借和租两种情况）
资料来源：Book Markets in the Americas，Asia，Africa＆Australasa 1979/1980.Euromonifor，1979.
比较表20和表21，可以看到，中国借书人数所占比例还是相当高的，由此可以推断中国图书潜在的未开发的市场还是相当大的。
4.销售特点。
潜在图书市场有多大，并不完全取决于需求方。出版界经常听到的抱怨是：读者愿意也需要购买的图书常常买不到。这部分需求者也应归为图书潜在市场。图书销售的规模及其结构特点，关系到潜在市场的开发，关系到出版业的整体规模。下面，我们将通过一些国际比较来说明中国图书销售的规模和特点。
中国的人均图书零售额在世界上处于什么水平，表22-A给出了部分答案。
表22-A 一些国家人均图书零售额（1977年） 单位：美元
*中国为1987年数字，人均图书零售额为3.38元人民币，人民币与美元以假想的5∶1比例折算，人均GNP数字来源于世界银行：《1989年世界发展报告》。
资料来源：Book Markets in the Americas，Asia，Africa＆Australasa 1979/1980，Euromonifor，1979.
根据表22-A，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各国的图书零售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份额，于是有表22-B。
表22-B 一些国家图书零售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份额 单位：%
*数字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89》，币值单位为人民币。
资料来源：Book Markets in the Americas，Asia，Africa＆Australasa 1979/1980，Euromonifor，1979；《中国统计年鉴·198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年。
从表22可以清楚看出，中国与人均GNP较高的国家相比，人均图书零售额还是很低的，即使是相对图书零售份额也很低。这表明中国图书出版业不仅相对国民收入较高的国家是落后的，而且相对于其他经济部门也较为薄弱。因此，扩大图书销售、吸纳庞大的潜在图书需求是完全可能做到的。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中国图书销售的结构。表23比较了中国与其他一些国家在图书销售结构方面的情况。从中可以推论，中国的消费者个人购书是图书市场的主要部分。这一点接近于一些经济较发达国家的水平。它表明，中国图书出版业在近十多年中发展是明显的。消费者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十分热心地买书、读书，这是图书市场得以发展的根本保证。消费者个人购书额的迅速增长是支撑中国图书出版业近十多年来持续增长的最重要条件。
表23 一些国家图书零售额占市场销售总额的比重（1977年）
*中国为1984年的数字。
资料来源：Book Markets in the Americas，Asia，Africa＆Australasa 1979/1980，Euromonifor，1979；上海市新闻出版局。
我们再按图书内容分类来看一下销售结构特点（见表24）。
表24 1988年中国图书销售按内容分类各部分册数所占比例 单位：%
资料来源：《中国出版年鉴·1989》，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89年。
从表24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按图书内容分类，在全部图书销售中，课本所占份额最大，其次是文化教育。
那么，国外的情况又是如何呢？我们不妨看一下颇具有代表性的巴西和加拿大两国的情况。见表25、表26。
表25 1976年巴西图书销售按内部分类各部分册数所占比例 单位：%
资料来源：Book Markets in the Americas，Asia，Africa＆Australasa 1979/1980，Euromonifor，1979.
表26 1976年加拿大图书销售按内部分类各部分册数所占比例单位：%
资料来源：同表25。
比较表24、表25、表26，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课本销售占了图书销售的最大部分，这一比例远远超过加拿大和巴西。这似乎与各国的经济文化水平存在某种关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课本销售占图书销售的比例越低。正因为如此，中国才被认为目前正处于经济文化不发达而图书总量又很大的阶段。
我们知道，在所有图书中，品种和印数弹性最大的主要是非教科书类读物，读者买书难的呼声主要也是针对这一类读物，实际上，图书出版业谋取长期发展的重点也正在于此。表24、表25、表26的对比反映出中国在非教科书类读物方面远远落后于较发达国家。这个事实提醒人们，限制中国潜在图书市场开发的正是落后的图书出版、发行体制本身，正是由于图书促销不力，才导致中国图书销售结构的落后。
中国图书市场的另一个销售特点是：中国是一个语言体系十分封闭的国家，国外图书的进口和国内图书的出口都不多，尤其是出口贸易更为薄弱。这种情况即使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也不多见。表27是一些国家图书进出口量占图书出版总量的比例。
表27 1979年一些国家图书进出口量占图书出版总量的比例 单位：%
资料来源：Book Markets in the Americas，Asia，Africa＆Australasa 1979/1980，Euromonifor，1979；上海市新闻出版局。
从表27中可以看出，中国图书的进出口倾向之低令人吃惊，一般来说，文化发展较为薄弱的地区进口图书所占比例较出口图书为高。中国这两个比例都非常低，这种情况与一个开放经济的出版大国的未来形象是不相称的。在这方面，中国图书销售显示出很大的潜力。
（三）对中国图书市场长期发展的若干意见
中国图书出版业在经历了8年的超常规高速增长后，于1986年起进入调整阶段。尽管中国有很高的图书出版种数和一定的人均拥有图书册数，但中国图书出版业进一步发展遇到的问题也是很大的。总体而言，中国国民的文化水平低下，消费水平不高，图书销售不力，是其中最重要的。
中国图书市场到底有多大？潜在待开发的部分又有多少？这是制定中国图书出版业长期发展政策不可回避的问题。我们认为：
第一，要认清中国是一个国民文化水平不高、农民占总人口五分之四的发展中国家。在中国，农村图书市场是一块不可忽视的市场。近年来农村图书销售额虽然逐年下降，但直到1988年，农村县及县以下的图书零售额还是要占到总零售额的48%。在农村图书市场上，课本、图片、通俗文化读物以及科普读物等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如果能够想办法适当提高农民的购书支出的话，则图书市场就会有一个相当大的发展。因此，完善农村中的文化设施，如建立、健全农村图书馆和图书出租书摊等，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以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以及大力搞好农村的图书推销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二，人口的结构和自然增长对图书市场的发展起着直接的推动作用。在最近一段时期，新一代高出生率人口会进入读书人的行列。从过去的记录看，从1982年到1988年，8岁以上人口新增了1.1亿（＝11.22%×1 003 913 927）。这部分人对课本市场和少儿读物市场是举足轻重的。课本市场在整个中国图书市场中占据最大一个部分，新华书店利润中的相当大部分来源于课本销售(6)。不仅如此，这部分人本身就是各个年龄层中读书倾向最高的一部分。年龄较轻的人口多，对于开发图书市场特别有利。澳大利亚（1977年）、以色列（1976年）、日本（1976年）、新西兰（1976年）等国的调查一致表明，年龄最低组的读书时间最多，读书频率也最高(7)。年轻人是图书市场必须着力抓住的潜在购书力量，对此必须有足够的认识。
第三，表9显示出，中国虽然整体文化水平不高，但毕竟有一个规模很大的读书阶层，而且这个阶层的扩展速度相当快。这部分读者往往决定一个国家图书出版业出书质量的好坏，是提高中国图书市场素质的中坚力量。因此，在政策上，应着力做好争取这部分读者的工作。
据《中国统计年鉴·1989》数据，在1980—1988年这8年时间里，中国各级各类学校教师、在校学生人数净增了130万，全民中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人数有很大增加。这是中国图书出版业发展的福音，但也对中国图书质量的提高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图书出版、发行机构在争取这部分读者上要想掌握主动权，则要花大力气，从深层改革入手，努力提高图书在市场上的长期竞争力。
第四，中国居民的文化水平虽然普遍较低，但有文化的居民读书倾向还是较高的，他们构成了购买图书的最重要力量。这部分居民对1985年以前中国图书出版业连续8年的超常规高速增长作出了贡献，但是要他们继续支撑中国图书市场的增长，则要看图书出版、发行机构究竟如何动作了。我们应居安思危，充分估计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不利因素，特别是注意电子通讯传播媒介的发展给图书出版业带来的威胁（这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成为事实），与图书馆等机构共同配合，做好争取更多读者的工作。
第五，本文揭示的事实一再表明，开发中国图书市场潜力的关键，在于图书销售工作能否顺利开展。中国图书销售的手段单调，结构落后，缺乏远见，发展迟缓，我们在前面几篇文章中已多有论述，故不再赘述。这里仅指出，必须高度重视图书贸易工作，把促进图书出口作为一项政策重点来抓。海外有数千万华人，只要抓好图书质量，做好推销工作，把中文图书打到国际市场上去还是有可能的。另外，出版界也应改变那种只出中文图书的保守态度，充分利用中国生产要素价格低廉的优势，与国外出版商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扩大外语图书的出版和发行。不容回避的事实是，相对于经济部门而言，中国图书出版业对外开放的步伐还迈得太小。近年来，国内已有不少出版社开始与国外出版商开展合作，通过版权贸易等多种方式扩大出口，并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对此，政府主管部门应制定具体规划和政策，加以大力扶植。
（原载《上海新闻出版》，1991年第4期）
【注释】
(1)杨龙、罗靖同志参与了本文的写作。
(2)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年鉴·1986》。
(3)《中国统计年鉴·198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年。
(4)参见《中国图书出版业：从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
(5)了解读者的读书、购书习惯，对于预测图书市场的长期发展前景有直接的重要意义。在此我们呼吁政府主管部门开展这项对图书出版业宏观发展至关重要的工作。
(6)尽管随着全民文化水平的提高，课本在整个图书市场中的份额会下降，但是，就目前而言，在制定长期计划时，必须把这部分市场素质考虑进去。
(7)Book Markets in the Americs，Asia，Africa＆Avstralasa 1979/1980，Euromonifor，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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