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改革过程中应该注意的两个问题

出版改革过程中应该注意的两个问题

中央决定在全国新闻出版单位开展“三项学习教育”活动，这是新闻出版战线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大举措；是确保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重大举措；是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出版更多好书的重大举措；是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出版队伍的重大举措。通过“三项学习教育”活动，使我受到了一次系统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马克思主义新闻出版观和职业精神、职业道德的教育，增强了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树立、落实科学的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增强了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提高了政治理论素质。下面结合出版改革过程中应该注意的两个问题谈谈自己一些粗浅的学习体会。

（一）把握好出版改革与保障党对出版工作领导的关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26年来出版战线进行了长期的、大量的卓有成效的改革。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中国入世的步伐不断加快，出版改革逐步深化，出版集团、发行集团、超级书店、连锁经营、现代物流、网络出版、数字化等等新的出版组织、新的业务形态、新的技术手段不断涌现，出版产业化的进程迅速推进。与此同时，现行出版单位的事业性质也越来越难以适应出版产业发展的需要，主要体现在治理结构、内部机构、市场融资、并购重组等方面。党的十六大根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提出了文化体制改革的任务。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又将公有制的重要实现形式定为股份制。在这种背景下，适应出版产业的发展，大多数出版单位由事业性质改革转制为企业变成了题中应有之义。而且这种改革也必然会随着企业的发展逐步地从国有独资向国有多元、社会多元、公众公司等企业形态演化。于是历史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那就是如何在出版组织企业化的形势下，加强党的领导，增强党对出版工作和出版企业的控制力和影响力。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在过去的5年中对这方面在制度安排和运作机制上作了些探索，比如我们通过编委会制度、考核办法、用人制度、培训教育等严格把握出书导向，先后出版了一大批深受广大人民群众欢迎的精品力作，而没有出过一本导向存在问题的图书。5年中，江泽民同志先后4次为我们的出版物题词或致贺信，并亲切地接见了我们。

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开展后，我们将集团和所属出版社的企业化改制工作迅速提上议事日程，探讨如何在改制过程中既保证党对意识形态阵地的领导，又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出版产业发展的要求。我们提出了改制工作的两个基本原则：一是坚持和加强党对改制后出版企业的领导，提高党对出版工作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二是改制后出版集团的治理结构按照《公司法》规定来设计，不仅能符合近期国有多元主体运作的要求，又能适应未来社会多元主体乃至上市公司运作的需要，具有能够容纳更多生产力的体制空间。为此，我们从企业类型选择、股东结构选择、治理结构安排、机构部门设置、运作机制设计等方面对加强党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作了具体的制度安排，以确保党对意识形态阵地的领导。比如，为保证党对集团重大事务的决策权，我们在未来公司章程中从四个层面作了规定：（1）在国家有关文化资产管理新规定出台前，市委宣传部（市国资委）对集团国有资产实施授权经营，行使出资人权利，该部分国有资产处于控股地位；（2）在股东会议议事规则中确定“金股”原则，规定市委宣传部（市国资委）所持股权中有一股为“金股”，在股东会上可对集团最为重大的事项行使一票否决制；（3）董事会设置当然董事，由市委宣传部（市国资委）派出，不论今后企业股权比例如何变化，拥有集团董事会过半数的席位。董事长在当然董事中提名产生；（4）集团党委会全体成员（包括当然董事和非董事会成员）为董事会下属专门委员会的当然成员，并占三分之二以上席位。又如，为保证党对集团出版导向的管理权，我们在未来公司章程中对此作了如下规定：（1）董事会专设编辑政策委员会，承担日常性的全集团重要编辑政策的制定和重大出版项目的决策。董事会当然董事为编辑政策委员会的当然委员，且保证当然董事占委员会人数的一半以上，在委员会议事程序中规定对有争议议题采取50%以上简单多数投票决定制度。此设置可以保证市委宣传部关于出版导向的意图，通过集团领导层对出版单位导向加以掌控和贯彻。（2）通过对领导人员业绩考核加以保证。集团董事长、当然董事由市委宣传部负责考核并决定薪酬，其任期目标和考核指标中不仅包括国有资产经营的任务和指标，还应包含出版政治导向、社会效益方面的任务和指标。在总裁、副总裁的聘任合同中除列入《公司法》规定的经营管理职权和董事会规定的任期目标等内容外，可增加专门条款，要求在日常经营管理工作中承担及时有效贯彻党和政府主管部门通过董事会传达的重大指导性工作意见；在考核指标中，应列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内容等等。

在制订方案的过程中，也有的同志认为我们保障党对出版企业控制力和影响力的制度安排太多了，没有必要，认为只要国家控股就行了。对此，我们的看法是，出版单位无论是事业还是企业，都是党的意识形态阵地，因此，出版企业是一种特殊的企业，需要有特殊的制度安排。而且这种制度安排不仅要能够适应国有独资体制的需要，还必须适应国有多元、社会多元乃至上市公司体制的需要；不仅能适应一般稳定时期党的控制力的需要，还必须保证在特殊的波动时期党能够有效地控制出版企业。这是政治制度设计的一般原则，需要我们集团负责人具有政治家办社的意识和素养。

（二）把握好出版改革与多出好书的关系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出版改革的不断深入，大多数出版单位将逐步从事业性质转制为企业性质。这种转制无疑将有力地推动出版产业的发展。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一般说来企业的目标可以表述为利润的最大化；但是出版企业作为一种特殊的企业，它的目标是二元的；出版企业当然也要创造利润，但更重要的是要向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丰富多彩的图书，出版企业的利润追求应该通过提供更多更好的图书产品来真正加以实现。

在出版改革过程中，我们往往容易出现两类偏差，一是片面追逐利润而出版了一些格调低下或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图书，忘记了出版企业作为一种特殊的企业它所承担的坚持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责任。二是片面追逐利润，离开了内容提供和生产的业务领域，热衷于进入股市、楼市、旅游等其他非出版文化产业，忘记了出版企业承担的文化建设的重任。因此，出版单位在由事业转制为企业的过程中，如何解决好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出版更多更好的精神产品，是一项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在现代出版史上，有两个案例是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的。

案例一是德国的苏尔坎普出版社在战后德国文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1988年我第一次访问德国法兰克福。德国的同行告诉我，法兰克福有三大建筑是这个城市的标志，那就是法兰克福国际机场、德意志联邦银行大厦和苏尔坎普出版社办公楼。但是，真正在我思想上感到震撼的并不是高度现代化的国际机场和银行大厦，而是那座坐落在城区的毫不起眼的五层办公楼。这幢小楼里的出版人为战后德意志民族提供了系统的思想内容产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被外国占领并分为两半，全国到处是废墟瓦砾，但更可怕的是人们的思想颓废、空虚，一片昏暗。在德意志民族这样一个极其艰难的历史时刻，以翁泽尔德为社长的苏尔坎普出版人毅然地站了出来，倾全社之力着力重建战后联邦德国的思想文化建设，他们在20世纪60年代推出了“彩虹计划”，用赤橙黄绿青蓝紫7种颜色标识出7个系列，试图为战后新一代德国人系统地普及全世界和德国的优秀文化，提升整个德意志民族的思想文化水准。当时，他们的这一壮举被认为是在德意志民族昏暗的思想上空悬挂了一条绚丽的彩虹。以至多少年后，德国的思想界普遍认为，联邦德国的真正纪元应该是1959年，因为在那一年翁泽尔德主持苏尔坎普出版社开始了战后德意志民族的思想文化复兴之旅。到目前为止，“彩虹计划”已经出版了2 000多种图书，其中不少图书被译成十多种文字，介绍到全世界各地，以至版权收入成为苏尔坎普出版社重要的收入来源。苏尔坎普出版社在出版“彩虹计划”的同时，还团结培养了全德国几乎所有的大师和著名学者，包括墨塞、阿多诺、布洛赫、普莱斯纳、霍克海默、哈贝马斯等等无一例外均是苏尔坎普的签约作家。一家独立的大众和学术出版社在德国文化建设中起的重要作用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案例二是20世纪30年代上海出版业的历史地位。去年上半年我们在讨论上海出版产业的发展时，提出了要在未来20年内把上海建成除北京之外的中国第二个出版中心的目标。对此，不少人不以为然，或者认为是不可能的。理由是上海出版社的集中度不够，出版总量不足。这当然是有道理的，但是也不尽然。30年代上海之所以成为全国的出版中心，当然与上海当时拥有250多家出版社，出版总量占全国三分之二有关，但是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当时上海的商务印书馆、生活书店、中华书局、开明书店等一批著名出版社经过长期的努力，从教科书、工具书、大众知识读物、传统文化、外来文化等方面为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提供了系统的高质量的文化知识资源，形成了完整的知识生产体系。这才是上海当时成为中国出版中心的根本所在。人类进入21世纪以来，整个世界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经济全球化浪潮汹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各种思潮此起彼伏，中国和平崛起，等等，这些都对民族文化的建设提出了不同于以往的新的时代要求，整个民族文化到了需要进一步全面建设的新阶段。这客观上要求出版业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向广大人民群众提供现代的、系统的、科学的、完整的知识资源。历史和时代赋予了今天这一代中国出版人前所未有的机遇。上海如果能在未来的20年内完成这个任务，那么就有可能成为除北京之外的第二个中国出版中心。

出版工作是知识生产体系的重要一环，优秀的出版工作在知识生产、知识消费和知识积累的循环中起到引擎的作用，它是人类知识与文化传播的推进器；同时，它又为思想和学术的建设与创新提供基础和平台，引导人类文化的进步。基于这样的认识，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的发展观指导下，把出版工作的总的理念放在更大的知识生产体系中加以关照，希望通过不懈的努力，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推动知识与文化的传播，追求思想和文化的创新。目前我们正围绕着“十一五”出版规划的制订进行大规模的调查研究，重新整理以往的出版资源和产品品牌，试图在一些最基本的出版领域为我们的时代提供新的完整的知识资源系统。例如，我们已经启动的“世纪人文出版规划”共分八大系列，计划出版1 500种，年底推出150种。这个规划从人文教育的理念出发，希望通过对一系列出版项目的整体规划和系统执行，为读者呈现人类知识系统的概貌，提供人文知识与人文教育的基本内容；与此同时，也希望通过这些基础性的工作，为中国思想与学术的创新提供空间，发掘和培育真正具有时代震撼力的精品力作，进而为人类思想的传承作出贡献。

（原载《上海出版行业三项学习教育活动论文选编》，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