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媒呈现的现代性

二、大众传媒呈现的现代性

列斐伏尔在论及大众传媒对于现代性的影响时有一段经典论述：“为现代主义所作的宣传，在报纸文章中、广播电视节目中以隐喻的方式实施着。它的手段是胁迫，任何人如果胆敢不接受或对抗它，就被弄成显得或感觉起来老套、过时和不‘入时’。这种广泛流布的恐怖主义以各种方式运作着，它不仅威胁一般公众，也威胁真正的或有自我风格的先锋派——这个饥渴而雄心勃勃的小团体。”（列斐伏尔，2003，第21页）

在各种角度切入的现代性理论中，大众传媒的踪迹处处可见。大众传媒在现代性中的意义在各个层面，以不同方式被触及。正是各种理论的交织甚至是冲突，导致了关于这个主题的阐释呈现出明显的矛盾性。综合这些理论，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组对照的概念：都市与乡村、时空分离与时空压缩、公共与私人、变化与厌倦、自由的情境与无奈的选择、疏离与连接。大众传媒的意义在这些对应概念的关系中显现出来。

1．都市与乡村

都市是现代性的重要内容。

虽然都市进程在公元前3000年就已开始，但作为一种重要社会现象的城市快速发展，则是在18世纪末叶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后。“工业革命使得都市化的浪潮几乎触及世界的各个角落，都市化以一种爆炸性现象呈现了出来。据估计，1800年，世界人口中只有3%的人生活在城市；1900年，上升到14%；到1975年，上升到41%；预计到2025年将有60%的人生活在城市。除了都市人口的急剧增长以外，都市化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中所产生的作用也越来越巨大，因为空间及都市社区资源都可以用来产生利润。”（Allan G．Johnsn，1999，第307页）

从历史发展的现实看，最初的大众传媒——报纸与都市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报纸产生、发展和繁荣的背景是城市而非乡村。报纸是适应都市生活而产生的，报纸作为都市一个组成部分深深地嵌入了都市生活中。报纸依附于都市，都市又依赖报纸实现着自身的运转。

报纸受制于、得益于都市生活，并对都市生活产生了不可替代的影响。

都市提供了大众对于信息广泛、经常的需求。比较于乡村，都市是一个高度分化、人们彼此依赖的生存空间和社会组织。分化引发了联结的需要，市场就是实现联结的一种方式，但市场是远远不够的，人们还需要更多的联结手段。报纸就是其中之一。报纸提供给那些彼此陌生但又需要联结的人们以必要的信息，以应对变化日益加快的都市生活。

都市提供了社会的整合需要。日益分化的都市群体必须通过整合成为一个整体。在乡村中，整合多依赖于直接的人际交往，由血缘、地域维系的关系支撑着群体和社会整合的主要方面。在现代都市中，整合越来越依靠大众传媒这样的中介机构实现。报纸传递共享的价值观念来实现分化社会的整合。

都市提供了大众对于报纸的心理需求。都市居住者对报纸的依赖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他们需要信息对世界做出判断，以采取行动。同时报纸又补偿了他们孤独寂寞的心理。都市居住者发现，他们处在一个被陌生者包围的世界，人们的社会交往更多地在陌生人之间展开，那些因交往而逐渐相熟的人，很多也会在很短的时间内重新变成陌生人。报纸是联结这些陌生的都市居住者的工具。在很多情况下都市居住者通过报纸而不是直接的人际交往来认识他们周围陌生的同伴。

都市不仅提供了报纸产生的社会需要，也提供了报纸生存的物质基础。都市中的识字人群普遍高于乡村；都市便捷的交通和通讯为报纸的及时性提供了可能的技术保障；都市居住者的生活方式——更多的休闲时间和娱乐需要——为报纸提供了巨大的发行量和阅读率。

报纸在都市这个空间中获得了存在的可能和发展的动力。在大众传媒经历印刷媒介到电子媒介的过程中，都市的空间背景始终存在，并且越发地突出。都市与大众传媒的联系不能作表面化的理解。都市代表的不仅是一种现代的生活方式，都市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本质，它的内核即是现代性。马克思、韦伯、涂尔干、西美尔等19至20世纪的社会学开创者认为，都市提供了资本主义、工业化、理性的展开空间。正是在西方都市中产生了政党与政治家，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产生了西方艺术史上所有独特的现象，孕育了近代文明的承担者——市民阶级与市民社会。（包亚明，2003，第2页）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在大众传媒增添了广播、电视、网络等新型媒介的当代社会，大众传媒与都市的本质联系却似乎越来越被削弱了——虽然都市居住者的大众传媒使用、接触和依赖仍然超过乡村人口，但从理论上看，电子传媒因技术手段的提高不再局限于城市。在这样的情况下，报纸这样处于弱势的印刷媒介更多地强加了与都市的联系，因此报纸在这个意义上被称为城市的、社区的媒介，与之形成对照的是电视被称为全国的媒介、网络被称为全球的媒介。

2．时空分离与时空压缩

在大卫·哈维、鲍曼、吉登斯看来，现代性正是围绕着时间、空间的演变而展开的。这样的演变正是摧毁传统的体制性推动力的核心。

吉登斯将时空分离视为现代性最重要的动力。“现代性的动力机制派生于时间和空间分离以及它们在形式上的重新组合，正是这种重新组合使得社会生活出现了精确的时间—空间的‘分区制’，导致了社会体系（一种与包含在时—空分离中的要素密切联系的现象）的脱域……”（吉登斯，2000，第14页）在传统文化中，社会生活的空间纬度都是受“在场”支配的，即对于一个事件，空间和时间是同时在场的。现代性的降临，通过对“缺场”的各种要素的孕育，逐渐地将空间从地点中分离了出来，空间脱离了任何给定的面对面的互动。在现代性条件下，地点逐渐变得捉摸不定：场所完全被远离它们的社会影响所建构，建构场所的不再仅仅是在场发生的东西，远距离的关系决定了场所的性质。吉登斯称之为“虚化空间”。

吉登斯强调时空分离是现代性极端重要的动力机制的原因在于，首先，它是脱域过程的初始条件，它凿通了社会活动与其嵌入到在场情境的特殊性之间的关节点。被脱域了的制度极大地扩展了时空伸延的范围。这种现象通过冲破地方习俗与实践的限制，开启了变迁的多种可能性。其次，时空分离为现代社会生活的独特特征及其合理化组织提供了运行的机制。现代组织能够以传统社会中人们无法想象的方式把地方性和全球性的因素连接起来，而且通过两者的经常性连接，直接影响着千百万人的生活。第三，与现代性相连的鲜明的历史性特征，依赖于“嵌入”时间和空间的各种模式。作为过去的系统性的积淀而对建构未来有着帮助的“历史”，被现代性制度赋予了一种全新的活力。整体的过去已经被认为是世界性的，时间和空间已经被重新组合起来以便构筑起关于行动和经验的世界—历史的真实框架。（吉登斯，2000，第17—18页）

哈维则用时空压缩来描述时间与空间的巨大变迁。他认为现代性的标志之一就是改变了人类对于时间和空间的体验。生产技术、消费与政治经济实践在资本主义世界里不断加快，这在某种意义上缩短了人们对时间的感受。而空间的障碍也因为劳动分工和货币流通的国际化而崩溃。时间和空间的建构和物质实践，在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里具有根本性的地位。（包亚明，2003，第10页）

吉登斯和哈维以及鲍曼等社会学家们描绘的现代性时空观中，大众传媒是一个不能被忽视的因素。时空分离的基础是复杂的现代社会的诸种要素，但大众传媒在其中的作用是非常微妙的，它具体实施并完成了时间和空间的分离。

吉登斯指出：“早期报纸（以及所有种类的其他杂志和期刊）在把空间从地点中分离出来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印刷和电子媒体融合以后，这个过程才成为一种全球化的现象。”（吉登斯，1998，第27页）吉登斯对于全球化的解释是，全球化是时空分离的一种表达。全球化使在场和缺场纠缠在一起，让远距离的社会事件和社会关系与地方性场景交织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到，在现代性开始初期，直至当今时代的全球化现象出现，大众传媒也经历了一个蜕变的过程，它不断增强着自身使空间从地点中脱出的能力。其中的原因虽然与媒介技术有直接关联，但决不能仅仅理解为技术的，社会诸种要素决定了全球化的进程，也决定必须找到与之相配合的“自身的”媒介形态，大众传媒正是以这种背景变幻着形态，以增强时空分离的能力。

早期报纸的新闻报道，多局限于短的时间和近的空间，即比较多地涉及近期发生的、距离报纸所在地比较近的事情。由于受通讯、交通手段的限制，那些远距离发生的事件要经过较长的时间才能被报纸获得并报道，也就是说，事件发生的距离越远，它被报道的时间就越迟。空间表现了对于时间的一种束缚。这样的新闻报道造成的时空分离是极其有限的。但随着通讯技术的改善，比如电报的发明和使用，报纸的新闻报道开始更迅速地关注远距离发生的事件，地点已经不是主宰新闻内容的因素，事件开始取而代之。在电子传媒产生后，这样的情形变得更为普遍。生活在世界某一个城市的居住者，每天通过大众传媒的新闻报道接触到远离他所生活的城市甚至是国家的大量事件，这样的状况已经不是一种可能，它正是一种现实。

因此大众传媒的新闻报道中的许多事件，也许仍然被个人视为是外在和遥远的，但它们同等地进入那些接受者的日常生活中，由此引发的熟悉效果常常会导致“现实倒置”：经由大众传媒报道的事件比那些真实地发生在身边的事情反倒更真切、具体。大众传媒具体实施了远距离事件对于大众日常意识的侵入。吉登斯正是在这个意义说，大众传媒再也不是现实的反映者，而是塑造者。

大众传媒以它特有的方式——经常地、潜入日常生活、杂乱拼贴地报道各个空间的新闻事件——重塑了现代人的时空观念。时间因素在大众传媒的新闻报道中被无限制地突出和放大，而空间则在大众传媒的视野中无限地缩小了——反过来说也是一种放大，对个体的接受者来说，他们的空间体验因为大众传媒的接触而大大地拓展了，但世界也因此变小了。总体说来，是场域的限制消失了，时间和空间不再需要通过场域连接在一起，它们首先在大众传媒中，进而是在大众传媒的接受者意识中，实现了分离。

在现代制度的建构过程中，究竟是大众传媒造成了这种情形，还是现代性驱使大众传媒实施了时间和空间的重组？吉登斯的回答是，大众传媒既是现代性的抽离及全球化趋势的表达，也是这种趋势的工具。

3．公共与私人

现代性宣告了“私人”时代的来临。“在走向现代化的社会中，个人主义有所发展，这一发展不仅表现在个体发展的心理意义上，也表现在社会中所有成年个体权利的扩展的法律意义上。”（约翰·R·霍尔、玛丽·乔·尼兹，2002，第145页）个人主义的发展带来了现代社会对于个人的重视和制度性的保护。个人权利既是大众的一种主观意识，也为社会舆论所充分认可，更有一系列的法律条款加以认定和保护。围绕着个体身份和个人权利的确立，现代社会生活获得了区别于传统社会的特征，比如“公共”概念的出现，公共空间和公共话语的产生，都是现代性的后果。因为在传统社会，没有“私”的概念，也就无所谓“公”。“公共”的基础和目标都是“私”，只有承认作为独立个体的“私人”的身份和权利，才能探讨以独立私人为单位的聚集体“公共”。之所以需要建立“公共”的概念是因为私人的利益有时必须经由整体的概念才能获得完整实现。现代性过程中，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的出现正是由现代制度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内在规定性所引发的。

在这样的背景中，大众的日常生活因此有了公共和私人的区别。戈夫曼首创的“前场”、“后场”的概念被吉登斯征用，以说明在现代社会中，“公共”和“私人”的区别。（王宏图，2003，第302页）“前场”的活动是公共的，它是人们经过自我的严格控制而表现的种种行为，人们不仅在“前场”的活动中完成个人日常生活必须承担的任务，比如在正式工作团体的活动，与陌生人的必要交往，在公共场所的一些活动等，而且要以私人身份参与公共领域的公共活动，以谋求超越狭隘私人利益的公共利益，实现更高水平上的私人利益。而“后场”则是一个相对隐蔽的所在。它的重要性在于为习俗所不容的活动提供了一个场所，从而缓解公共活动带来的紧张感，因此“后场”被视为人们基本保障系统的休整场所。在传统社会，前后场的区分已经存在，但个人生活没有像现代社会这样在“公共”和“私人”之间划出了严格的界限。在现代社会，这条区分线越来越明显，而且因为有制度和社会舆论的保障显得越来越严格了。个人主义的发展及至成熟，被认为是现代性取得的巨大成果，个人自由和个体的创造性得到了空前的表现舞台。但个人主义发展带来的一个极端后果是“私人话语”的膨胀。这种私人又以“身体”作为它的主要标志物，以至于“对‘精神理性’的关注日渐让位于对‘感性肉身’的关注……于是，现代性标明这样一个事实：感性肉体取代了理性逻各斯，肉体的解放成为‘现代性运动’中的重大母题”。（王岳川，2001，第333页）

现代性张扬并保障的“私人”性，被列斐伏尔称为“日常生活的‘再隐私化’”，但这种被重重维护着的私人禁地为大众传媒刺破了，列斐伏尔认为大众传媒直插私人生活的“心脏”，并且这样的现象已经是全球化了。（列斐伏尔，2003）列斐伏尔察觉到了大众传媒在其中的意义是矛盾的。在现代社会，大众传媒是连接公共和私人最有力的中介之一。一方面，它承载了公共领域的责任，私人身份的公众在此聚集，并形成公共舆论，对权力所运作的公共政策表达态度，维护公共利益；（哈贝马斯，1999）另一方面，大众传媒又以它无所不在的渗透力，直接侵入私人的领地，将原本属于“后场”的私人活动以新闻报道的形式完全暴露在公共场域中，彻底打破了公共和私人的区分，而且这样的“私人”展示多半是对于身体的欲望，以至于“窥探隐私”变成了现代人通过大众传媒所实现的一种基本需求，“私人”成为大众传媒公开叫卖的消费品。大众传媒这样的行动虽然常常以公众的知情权为名义，但基本驱动力是大众传媒的市场利润动机。“私人化的‘身体’不再成为政治解放的现实场所，而是成为经济开放享受的最终栖居域”，（王岳川，2001）媒体因此具有了象征意义的暴力。

大众传媒对于私人领域的入侵，带来极其复杂的严重后果。在法律的层面被指责为造成了公民隐私遭遇侵犯的危机感；在文化的层面，被批评是大大降低了现代文化的格调，消解了文化抵抗现实的积极功能；在政治的层面，对私人话语的极度强调，被认为大大削弱了公共的意义，使得公共话语面临解体的危机。沿着这个思路，大众传媒的功能在发展中有极端性的转换，以至于出现了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局面，在现代性展开的过程中，大众传媒从“私人”出发，一度成为公共领域的主要载体，建立了有重大影响的公共空间，但对于“私人”的过度强调，致使大众又疏离了公共，重返“私人”——是一个不再能承担公共参与重任的“私人”。

4．变化与厌倦

西美尔在解释时尚的社会根源时说：“主要的、永久的、无可怀疑的信念正在越来越失去它们的影响力，从而，生活中短暂的与变化的因素获得了很多更自由的空间。”（西美尔，2001，第77页）时尚的本质就是现代社会的快速变化，“如果我们觉得一种现象消失得像它出现时那样迅速，那么我们就把它叫做时尚”。（西美尔，2001，第77页）西美尔对时尚的剖析，是对于现代性的最好注解。

变动是人类社会的永恒状态，但在不同形态的社会中，变动的状态有很大区别，这种变动到了现代社会被大大地加速了。现代社会的特征可以用变化来概括。现代性渐次展开的过程中，带给人类社会各种新鲜事物，变化体现在具象的物质层面和抽象的精神、心理层面。变化一方面可理解为不同于传统社会事物的快速出现，另一方面则是人们对于哲学事物的急剧心理反应。变化因此既是客观的，它可以化为一系列新事物的产生、发展；变化也是主观的，它被大众以不同的方式体验着。这种对变化的主观感受对人们的心理、行为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吉登斯从现代社会的断裂／非连续的特征出发，展开了独特的现代性剖析。虽然历史发展过程中存在着非常普遍的非连续的断裂现象，但吉登斯关注的是与现代性紧密相连的特殊断裂现象。（王宏图，2003，第309页）现代性断裂意味着现代的社会体制在某些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在形式上与所有类型的传统秩序迥然有别。这不仅表现为这些变革在全球范围内确立了社会互动的形式，而且它还改变了人们日常生活中最为隐秘、最个人化的某些特征。而这一断裂的特征以前所未有的变化速度表现出来。

在断裂引发的变化的快速冲击下，人们的感觉开始变得麻木。面对快速变化，人们追求更强刺激的冲动，无聊、无力的感觉交替出现，慢慢地深刻而绝望的厌倦感出现了。这种厌倦之所以被视为是深刻的，是因为它蕴含着现代性背景下个人生活的无意义感，即觉得生活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的感受，这是现代社会根本性的心理问题。吉登斯因此说，现代性制度排斥存在性问题。（吉登斯，1998，第9—10页）

大众传媒是现代性背景下“变化”的化身。在现代社会，大众传媒系统高度发达的情形下，无论是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的变化，在很大程度都通过大众传媒传达给个人。大众传媒像一台为现代性驱动的信息机器，不停歇地运转，高强度地生产着海量信息。大众传媒既是变化的传递者，又是变化的制造者。在大众传媒的行业术语中，被反复凸现的是即时性，是无以复加的快速传递。大众传媒的主要产品新闻集中体现了这种快速性。在每时每刻不间断的大量信息的流动中，没有凝固的东西被留下。人们在其中获得是对于世界、生活、自我的碎片化的感受，而非能提供意义的坚固的价值系统，厌倦因此不可避免地频繁产生，以至于到达绝望境地。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即时性的范围早已超越社区甚至是民族国家的范围，扩展到了全球。

大众传媒的两大功能充分暴露了大众传媒在应对现代性高速变化时可能引发的厌倦感。

大众传媒的一大功能是传递信息，特别是以反映现实为名的新闻报道。大众传媒的新闻报道是采用了一种拼贴的方式完成的。全球发生的事件被新闻从业者以专业标准聚拢在一起，在现实生活中，它们可能是毫不相干的，包含差异化的甚至是完全冲突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传媒业的“把关人”即使企图也不可能完全做到在同一的框架中来呈现这些信息，因此，它们带给受者的冲击和刺激是杂乱无章的，受者可能会以自己的主观性尽力将它们纳入一个同一的框架内，但这种努力因为信息的大量和过于杂乱而多半是徒劳的。大众传媒传递或者说塑造的这种变化因此不可能给它的受者提供长久的新鲜感和固定的人生意义，频繁的刺激带来的是频繁的厌倦。

大众传媒的另一功能是娱乐。如今娱乐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以至于被一些人认为正在成为大众传媒的最主要功能。尼尔·波兹曼因此有一个预言式的论断：人类将“娱乐至死”。（尼尔·波兹曼，2004，第201—202页）尼格尔·多德认为西美尔揭示了娱乐特别是琐碎的娱乐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功能。“由于对经济生活的需要已使我们筋疲力尽，所以我们特别欢迎那些琐碎的娱乐，它们只是来填充空间和时间上的真空而已：‘白天里的拥挤和焦虑已使我们神经疲惫，它不再对刺激做出任何反应，除非它们是直接的生理性的。对于这些刺激，即使所有其他的感受都变得迟钝，有机体本身仍能做出反应。”（尼格尔·多德，2002，第40页）大众传媒带来的变化仅仅是一种生理性的刺激，人类也只能由此产生生理性的反应，厌倦因此不可避免。波兹曼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人类使用大众传媒尽情娱乐的危险场面：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繁琐的世事中；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人们由于享乐而失去了自由；一句话，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尼尔·波兹曼，2004，第1页）

5．自由的情境和无奈的选择

西美尔说：“现代文化的潮流奔涌向两个似乎截然相反的方向：一头朝向作为社会循环之产物的一致和平等化，这种社会循环通过在平等的条件下将最不相关的事物联系起来而变得愈益包罗万有；另一头是朝向最私人的事物的细致阐述，朝向个人独立与其发展的自主性。”（西美尔，2001，第99页）这个两难境遇是现代性不可克服的矛盾。个人被赋予了极度自由，但面对包罗万象的多样化的生活方式，个人自由并没有带来生活的意义和价值，人们反而可能在无穷无尽的选择中丧失了自己的独特性。

生活在现代性中的人们，陷入了“活在世上”的自我困境，这种困境在吉登斯那里得到了和西美尔极其相似的解释：在多元可能性背景中的生活方式选择的困难。（吉登斯，1998，第92页）现代性使得地方性遭受远处因素的入侵，这种入侵已成为大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所有的个体都必须主动地选择被传递的经验要素，把它们纳入到自己的日常行动中去。意味深长的是，吉登斯在描述这种情形时，选择报纸的阅读为例，“比如，一份报纸所呈现的是一堆信息，在更广的范围上，如在一个特殊的地方或国家，其所销售的报纸可能也全都是这样的。然而，每个读者又要在这种差异上强加上自己的顺序，比如选择所要读的报纸，如果可能的话还要主动地选择报纸上刊登的内容”。（吉登斯，1998，第221页）报纸被作为典型，应该不是一种随意和偶然。

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具有千差万别的状态，因为社会是开放的，行动场景的多元化和权威的多样性造成了选择的多样性。个体也拥有选择的自由，但不幸的是，现代社会并没有提供相应的关于如何选择的帮助。大众传媒在这个主题中的作用也是双重的。

一方面，大众传媒是生活方式的描绘者、塑造者、倡导者，在现代性晚期的消费社会中，生活方式与消费的连接，驱动着大众传媒加强了对生活方式的关注。正如布尔迪厄所言，生活方式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本在人们确立自己的社会身份时发挥关键作用。（布尔迪厄，2003）大众传媒通过对外部世界的描绘和建构，将全球范围内的各种生活方式呈现在受众面前，那些生活在地方上的大众普遍地从大众传媒中见识了遍及世界各个角落的各种生活方式。大众传媒设定的语境是：现代人是自由的，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任何你喜爱的生活方式。大众传媒的惯用伎俩还包括：将特定的生活方式与某种社会身份和价值观相联系，这种基本上是大众传媒的人为勾连赋予了生活方式完全不同的含义，你怎样生活（或者可以说怎样消费）决定了你是怎样的人。大众传媒提供了模板，它为成为各种各样的人（当然主要是为社会规范认同并有较高社会评价的人）提供了典型的生活方式的类型。

另一方面，大众传媒又从不为受者在五花八门的选择中提供任何有意义的帮助。它以尊重大众的自由为名，将选择的重任全部推给了受众。大众传媒的典型表达是：我们提供给你多样化的甚至是无穷无尽的生活方式的可能，至于如何选择全看你自己的需要了。问题在于，现代人无从知晓他们自己确定的需要，他们没有从大众传媒中获得关于选择的标准和选择的意义的知识。因此，人们看起来是充分自由的，但因为丧失了对于选择的判断，因此自由也失去了意义，因为自由不是目标，而只能是一种手段。

大众传媒提供了手段，但搁置了目的，典型如商业广告。商业广告最有效因此也是最常用的方式，是呈现各种“成功”的生活方式，然后将宣传的商品和特定的生活方式连接起来。它企图给消费者造成一种幻象：消费特定商品就是实践了某种生活方式，也就是获得了某种特定的社会身份。这之所以是一种幻象，不仅因为现实情形包括诸多复杂因素，不可能由消费行为简单地决定，更因为它取消了生活蕴含的各种丰富意义，而将消费设定为人生唯一有价值的目标。隐藏在消费行为背后的各种目的被忽略了，消费由手段变成了目的。

“自由的选择”剥夺了自由，加剧了现代人的心理焦虑。

6．疏离与连接

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们，被各种有形无形的绳索连接在一起，比如市场、工作、休闲俱乐部、公共生活等。但彼此依赖越发紧密的人们却时常感到孤独，而且这种孤独顽固地存在着，挥之不去，愈演愈烈。现代性到底是增强还是离间了人际关系和社会联系？答案非常复杂。现代性以某些方式连接了人们，又以某些方式离间了人们，这也是现代性的一个悖论。大众传媒处在这个悖论的中心。

在大众传媒产生之前，人们的社会交往以面对面的人际传播、群体传播进行。这种相对原始、非中介的传播方式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从信息传播的质量看，它的传播范围、传播速度、信息的保真度和复杂程度都是极其有限的，因此只能适应分化程度低、变动速度缓慢的前现代社会。但如果因此以为非中介的传播一无是处，就大错特错了。在现代社会催生了它“自身的”媒介——大众传媒后，中介性传播方式如日中天。它彻底改变了非中介传播的原始状态，传播速度、传播范围、信息的复杂程度和保真度都有惊人的变化。但人们开始发现，传播毕竟是以人为主体的，任何传播方式都不能取消人与人相互的交流、沟通、理解的目标，非中介的传播方式在这个方面具有巨大优势。它所采用的面对面方式，能最大限度地保留作为一个真实的个体在传播中的状态。如果说有效传递信息是传播的功利性目的——在此传播是作为手段的；那么沟通情感、驱散孤独就是传播的非功利性目的——在此传播本身就是目的，人的社会性也反映在他必须处在和他人、群体的不间断交流中，才能获得心理满足，成为完整意义上的人。虽然大众传媒的中介性传播方式也能部分满足人们沟通的需求，但它却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人们的直接联系，助长了现代人的冷漠心理和孤独感受。

吉登斯在他最为著名的结构化理论中对这种情形做出了独特的阐释。（吉登斯，2003）他从整合的视角出发分析了前现代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差异。在这里，整合是指人们通过交互实践得以维系的系统化、条理化的联系或纽带。吉登斯提出了一对概念——“社会性整合”和“系统性整合”，来说明前现代社会和现代社会的不同。“社会性整合”指行动者之间的交互实践，但它有一个显著特征，互动是在行动者共同在场的情形下完成的，因此互动中有面对面的交往和身体的接近。“社会性整合”有赖于高度的“在场可得性”——这个概念不仅表明了行动者在时空上的接近程度，也意味着他们在互动中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系统性整合”指的是行动者或者集团之间跨越时空的交互作用，这也意味着行动者在互动中身体是不在场的。

吉登斯的一对整合概念与上述传播学中的传播方式的分类极其相似。但吉登斯的视角是社会学的。他的重点在于分析两种整合方式与社会形态之关联。

在前现代社会中，以面对面为方式的“社会性整合”占主要位置。但这类整合的局限相当明显，它局限于狭小的时空范围，无法支持大规模的社会交往。在现代社会中，“系统性整合”发挥了主导作用，它超越了时空限制，能够将处于不同时空的人群组织在一起，创造了全球范围的频繁互动场景，以至于看起来是那样的蔚为壮观。“系统性整合”适应的是，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民族国家的发展对时空扩展的要求，其中大众传媒特别是电子传媒的发明起了催化剂作用，（王宏图，2003，第300—301页）因此产生了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革命性变革。在人们的交往中，“社会性整合”让位于“系统性整合”。时空对于人们不再是一种限制，而是可以任意穿梭的场域，跨越时空不再是人类幻象的比拟性说法，而是大众时时刻刻实践着的行动。大众传媒可以替代真实的人身获得“在场可得性”，行动者可以缺席了——不但是“可以”，实际在大众传播中，行动者多半是缺席的。

但人类必须为这种整合方式的改变付出沉重代价。行动者在交互实践中频繁缺席，导致悖论的产生：一方面，人们的间接交往越来越频繁，人们接触大众传媒的时间持续上涨，世界无限制地向大众敞开；另一方面，人们的直接交往大大减少，需要面对面交往维系的亲密人际关系逐渐松弛，冷漠感像瘟疫一样弥漫在都市。现代人的孤独感成了不可治愈的心理痼疾。人们为大众传媒所连接，又为它所隔绝。

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不能再以为大众传媒仅仅是催化剂，好像它只是在不可抗拒的现代化浪潮中推波助澜，本身并无实在的意义。大众传媒虽然是以中介面目出现，但它绝非是被动的传递者。中介之所以有生存乃至极度繁荣的土壤，说明了这个中介在整个社会结构和社会过程中有独特功用。即便是在中介最原初的意义——复制和传递方面，大众传媒也是一个积极主动并且非常有效的建构者，它在中介过程中实施了自身巨大的影响，当然，这种影响是大众传媒对于各种社会力量的整合。大众传媒是现代社会重要的整合工具，它本身就是强有力的整合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