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公共性的历史起源

一、报纸公共性的历史起源

1．何谓“公共性”

在论及报纸公共性时，“公共”的概念必须被仔细辨析。“公共”（public）一词在英语里有多重意义，并且随着历史变迁不断发生变化。公共性的意义，从来都是在历史沿革的过程被不断赋予的。如哈贝马斯所言，“公共”一词源于不同的历史阶段，在使用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有差异的意义。尤其是到了一个特殊的语境——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些不同意义的“公共”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变得模糊了。依照哈贝马斯的分析，“公共”有如下几个层面的意义。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不同层面的“公共”概念，都以不同的方式和报纸建立了联系。（哈贝马斯，2004，第37页）

“公共”在论及一种类型的场所时，意味着“开放性”，那些被称为公共场所的地方，是任由公众自由进入的。这首先表明这是一个共享的社会资源，无论是公园绿地，还是城市的中心广场。在此“开放”与“封闭”相对，成为一个合理性的目的，但“开放”本身并不是一个自足的目的，它为一个更高的目标提供了基础。自由进入是为了自由交流。“公共”的意义因此有了转换，它意味着一个可以生成公众舆论的公共领域。这种公共领域的主体是公众。

“公共”在论及一种类型的权力时，意味着“担负着维护公共利益的使命”。（哈贝马斯，2004，第37页）“国家是公共权力机关”就是在这个层面使用“公共”的概念。公共权力的主体是国家。但必须注意的是，在现代民主国家，国家及其雇佣的人员所拥有的权力是公众赋予的，并且始终处于公众的监督之下。

哈贝马斯由历史分析阐释的“公共”的两种意义涉及了公共性最重要的两个方面，一是公权和私权的区分，二是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区分。

公权指的是在现代民族国家中机构化的政治权力，主要包括政府拥有的国家公权；私权是指独立于国家结构之外的以私人经济活动为基础的权利，它保证社会可以免于国家的全面控制，有相对的独立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私权产生的基础。在现代民主政治中，国家公权的合法性以公民的认同为基础，公众“迫使公共权力在公众舆论面前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哈贝马斯，1999b，第150页）。公众以私人身份出现在公共空间中，就公共事务交流以形成舆论。“公共”的这种意义在现代民主社会的语境中形成对峙的两极，即公权和私权。国家和公众是这两极的力量来源。他们由一个共同的目标整合在对峙的局势中，这个共同目标是公共利益的达成。公共性在这里可以获得一个确定的意义，就是与公众利益有关的建制及活动。

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区分是指对大众的开放性而言，“公共”意味着向大众开放，意味着可见的或可以观察到的；而“私人”则意味着隐蔽，是在私下或有限的人际环境中发生的言行。（陶东风，2004，第131页）“公共”意味着可以甚至是应该与大众分享，所以需要开放，而“私人”则意味着不能甚至不应该与大众分享，所以需要隐蔽。“公共”和“私人”的区分并非是一种价值判断的标准，而是人类生活中不同事务的性质区别，不同的事务应该在适合它们性质的空间被处置，才能体现真正的价值。因此进入公共空间的应该是与公众利益有关的事务，它的重要性体现于此。但这并不意味着在“私人”空间里的事务就不具备重要性。阿伦特说，“这并不意味着凡是私人的关怀一般都是无关痛痒的；恰恰相反，我们将会看到，有许多关系重大的事情都只能在私人领域里存在。例如，爱与友谊就有很大的不同，一旦在公众面前展示它，它就会遭到扼杀或毁灭。（‘不要试图讲述你的爱，爱永远不能被讲述。’）由于爱的内在的无世界性，一旦将它用于政治目的，如改造世界和拯救世界，就只能令它变得虚假和扭曲。”（汉娜·阿伦特，1998，第82页）

2．报纸公共性的获得

报纸作为新闻传媒，它的公共性与上述两种“公共性”均有关联。

在“公权”和“私权”的层面，报纸的公共性有两个向度的可能，一是成为公权掌控公众和社会的工具；二是成为私权辅助公众与社会监督公权的手段。报纸成为各种社会力量（包括公权和私权）争斗的场域。

在“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层面，报纸的公共性也具有两个向度的可能。一是极大地拓展了公共空间的范围，将原本由少数人（通常是社会权力精英）决定的社会事务转移至公共领域，提供了公众参与的可能；二是将应该属于私人空间的事务转移到了公众的视野中，导致了私人性的全面丧失。在“公共”与“私人”不同空间的转换中，报纸具有巨大的能量。

这两个层面的公共性，构成了报纸公共性的历史起源。公共性的两层意义也在报纸中建立起了彼此之间的关联。大众传播区别于人际传播的特性，使得报纸能够帮助人们建立起不必依赖于人们的实在共享空间的公共性经验，这意味着人们可以通过报纸的虚拟在场参与到公共事务讨论中。

报纸的公共性至少可以从两个角度获得解释。

一是报纸作为新闻业的产生和发展。作为最早产生的新闻传媒，报纸的实质是将新闻变成了公共资源。传统社会中，新闻只在私人之间传递，所谓新闻信是个人在私密状态下的新闻传播。新闻信何以变成手抄新闻在市场上公开买卖？因为有人发现，新闻作为一种资源可以为社会共享。如此，原来由私人间分享的新闻逐渐成为大众共享的社会资源。新闻起源于人类监测、应对环境的需要，而新闻业则将这种需要的满足变成了一种社会共同性的专业活动。从新闻的本质看，它提供了社会共享的可能和必需。新闻是满足人们对于最新事实变动信息需要的活动，因此对于社会性存在的人类来说，新闻需求是普遍的，是人类的共同需求。在传统社会，新闻需求虽然普遍存在，但只能以个别活动的方式被满足。随着现代社会的出现，社会性联系的不断加强，人类的新闻需求越来越具有共同特征，新闻的共享性也大大提高，以至于个别的简单活动不能适应社会新闻需求的变化，新闻业即是新闻的大规模生产，它就是以新闻的共享为基础的。报纸的产生使得新闻信息成为一种商品。“一切信息都是有价的；很显然，扩大销路，可以增加收益。由于这个原因，一部分现成的信息材料被定期翻印，匿名发表——这样，它们就获得了公共性。”（哈贝马斯，2004，第56页）新闻因此获得了公共性。其中不可或缺的要素是市场。哈贝马斯由此出发延伸了报纸的社会功能——作为一种新型的公共领域。（哈贝马斯，2004，第56页）在这个层面，报纸的公共性是以新闻的社会共享为基础的。

二是报纸作为公共空间的一种新类型。公共领域作为古希腊政治文明的一种理想范式，是以人际传播为媒介的。哈贝马斯因此强调公共领域的两个基本特征，一是面对面的交流，二是口语性，这些都是人际传播最本质的特征。随着公共领域规模的扩大，人际传播的方式已不能有效实现公共空间的连接，报刊开始渗入公共领域，逐渐成为公共领域最重要的媒介。报纸这样的中介性机构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中占据了特殊的位置。以报纸为开端的大众传播方式的出现，重新建构了当代公共领域，致使公共领域的内涵发生了变化。报纸的公共性在这个层面获得了进一步的展开。

报纸的诞生来源于这样的一个基础：“新闻”由私人之间交流的信息转变为社会共享的公共资源。“只有当信息定期公开发送，也就是说能为大众所知晓的前提下，才有真正意义上的新闻可言。”（哈贝马斯，2004，第51页）报纸提供了一个公众可以自由进入并自由交流的领域，相对于古典模式民主中的“广场”，报纸是一个虚拟的公共场域。传媒结构作为一种中介，它的意义不仅在于改变了“广场”提供的亲身传播的方式，而且使得公众进入报纸这种公共场域，以及在其中进行自由的表达，增添了更多的复杂因素。

这些复杂因素的一种就是国家公共权力的介入。在哈贝马斯看来，政府对于报纸的介入是一件具有反讽意义的事情。两个层面的公共性以这样的方式相遇，在报纸这个场域中，公共权力企图通过公共领域实施自身的控制力，甚至还企图将权力渗透到私人空间中。政府的出发点在于将报纸作为统治工具，其中包含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是报纸作为公共领域，可以为政府提供真正意义上的“公众”，“他们通过这个工具发布有关命令和规定，这样，国家权力的管理对象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众’”。（哈贝马斯，2004，第56页）二是政府声称政府的管理是与公共利益相关的，是为公众谋取利益的，“这样一种制度‘对公众有好处’，能够促进交流”。（哈贝马斯，2004，第57页）但哈贝马斯同时注意到，依靠报纸这样的途径，政府诉求的“公众”是有限制的，通常并不能到达“普通人”，最多只能到达“有教养的阶层”。而真正的“市民”如资本家、商人、银行家、出版商和制造商等则被忽略了。在重商主义政策的激发下，这些原先被忽视的市民阶层逐渐演变成公众的中坚力量，而他们一开始就是一个阅读群体。他们在市民社会中占据主宰地位，导致“城市”和“宫廷”形成了一种紧张关系。这个阶层的公众意识到，作为正在形成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中的公众，自己是公共权力的对立面。“由于社会是作为国家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它一方面明确划定一片私人领域不受公共权力的管辖，另一方面在生活过程中又跨越个人家庭的局限，关注公共事务”，（哈贝马斯，2004，第59页）比如城市居民作为消费者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为商业政策所左右，因此这个公共领域要求公众对它进行合理批判。新闻传媒成为政府和公众共同使用的工具，两者的目标一致指向公共事务。由此，报纸成为公权和私权交战的场域。

在这里，两种权力呈现了彼此之间的复杂关系。第一层关系，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公共权力必须在公共空间中获得自身的合法性，否则就不能被视为公共权力；另一层关系，是相互对立的关系，因为公共权力涉及公共事务，关乎公共利益，因此必然受到公众的关注、监督直至批判。报纸的公共性是这种复杂关系的集中体现。一方面，国家公共权力总是试图通过报纸掌控舆论，获得自身的合法化认同；另一方面，公众也必须通过报纸完成公众舆论的生成、传达，以维护公共利益。从报纸乃至整个新闻传媒业的发展看，这两股力量始终纠缠于报纸这个场域中。报纸的“公共性”也是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在这两股力量的博弈中呈现的。

在这种博弈中，有一个因素贯穿于其中，市场。可以明确的是，市场是报纸成为公共领域的前提条件。在新闻变成公共资源即报纸产生的过程中，市场是一个必需的杠杆。这也说明了报纸的产生和资本主义生产市场化不可分割的关联。但市场在两种“公共性”中的作用则显得十分暧昧，也就是说，在报纸发展的进程中，不太可能明确判定市场究竟更多地辅助了报纸哪种“公共性”的实现。市场是一个飘忽不定的因素，它的表现只能视具体情形而定。有时，可能为国家公共权力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挤压了公众舆论的生成、表达；有时，可能成为公众抵抗、消解国家公共权力的有效手段，促进公众舆论的生成、表达。这样的情形在报纸漫长的发展进程中都出现过，并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中一再重演。

那些市场自由主义者认为，市场运作是新闻传媒业对抗国家公权最有效的方式，因此他们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他们认为市场是维持公共领域的条件，市场能帮助传媒业达成最有效的自由。事实上，市场对于新闻传媒业的介入，形成的局面甚为复杂。它导致了除国家公权之外经济势力对于公共领域的侵蚀，个人自由遭受新的威胁，以至于市场机制成为现代新闻传媒遭人诟病最为集中的一个议题。在传媒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新闻传媒出现的许多问题都被指为与市场化导向有关。市场的力量在两种权力的关系外横生出一个枝节，这个枝节长成了大树，导致了平衡的丧失。

市场力量对于新闻传媒业的不断渗入，在报纸公共性的另一个层面——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方面同样产生了复杂的效果。积极方面在于，报纸将那些原本只有少数人参与的有关公共事务的活动呈现在大众面前，使之成为公共事件，以此对公权产生了有力的监督；但另一方面，市场的牵引使得报纸将原本属于私人空间的事件转移至公共空间，不但构成了对私人领域的严重威胁，更导致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界限的模糊不清，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后果。

市场因素在报纸产生之后随着大众传媒业的发展，演变成多种复杂方式渗入传媒从体制、观念到操作规程的各个方面，因此成为讨论大众传播问题的一个焦点。那些对市场持否定态度的人们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阶段，资本力量通过市场取代行政力量成为威胁新闻传媒公共性的主要因素。在当前中国新闻传媒业界和学界，我们也可以听到极为类似的判断。这样的判断不能被简单地对待，它的真实意义必须放在新闻传媒存在的具体语境中才能获得解释。但这个判断至少给我们这样一个提醒，论及报纸的公共性，市场是一个必须被谨慎审视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