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公共性的嬗变

三、报纸公共性的嬗变

1．报纸公共性变化的三个阶段

报纸是公共领域最典型的机制。在公共性原则的功能随公共领域功能转变时，报纸开始转变，（哈贝马斯，1999a，第219页）这种转变集中地呈现了影响报纸公共性的多种社会因素及其作用方式。

在哈贝马斯看来，报纸公共性的转变是导致公共领域结构转型的最重要因素。哈贝马斯从报纸在资本主义不同阶段的发展，分析了公共领域变化直至衰落的过程。哈贝马斯将报纸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他所推崇的报纸对于公共领域的积极作用主要出现在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是小型私人企业，主要进行纯粹的新闻采集和交流活动，主要目的是以新闻信息作为商品获取利润。但报纸随即便发展为公民个人进行思想传播的工具，哈贝马斯称之为“个体文人的新闻写作阶段”，进入第二阶段。（哈贝马斯，1999a，第219页）在这个阶段，获取利润这样的商业因素不是报纸这个行业的主要目的，“说教”和“政治”是主要的目的，因此报纸往往是赔钱的，经常以破产为代价。在欧洲大陆，它们一般是由学者和文人主办的。在这个阶段，报纸的公共性转入政治层面，“报纸从纯粹发布消息的机制变成公众舆论的载体和主导，变成政党相互斗争的政治工具。这就引起报纸行业内部组织的变化，在收集新闻和发布新闻之间又有了一个新的环节，这就是编辑。但是，对于报纸发行人来说，这意味着他从一个贩卖消息的商人变成了一个公众舆论的掮客”。（毕西尔，转引自哈贝马斯，1999a，第219页）哈贝马斯认为，在这个阶段的报纸充分发挥了公共领域的政治功能。虽然这些报纸的运作是以市场交换为基础的，但没有商业化。报纸的编辑人员享有很大的自由，因此充分体现了作为公众成员的私人之间互相进行交流的特征。报纸是在公众批判当中发展起来的，但又限于公众讨论的延伸，而不是媒介自身权力的膨胀，因此始终保持了是公共领域的一个机制，其功能是传达、放大公众的声音。这个阶段的报纸既区别于第一阶段的纯粹信息载体，又不同于第三阶段的作为文化消费的载体，哈贝马斯因此称之为政治报纸。这个阶段的报纸作为公共领域的重要机制在资产阶级法制国家建立前后有不同的表现。在资产阶级法制国家建立前，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取得永久的合法性之前，政治报纸的出现和生存有极端重要的意义，哈贝马斯将它与争取公共舆论的自由空间的斗争、争取公共性原则的斗争相提并论。在资产阶级法制国家建立后，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获得了法律认可，此时具有批判意识的报业才摆脱了意识形态的压力，真正的商业运作有了可能性。旋即，在诸如英国、法国、美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商业化报纸逐渐取代政治报纸成为报业主流。报纸的公共性随着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衰落出现了转折。

哈贝马斯认为，报纸大规模的商业化直至整个新闻传媒业的商业化完全破坏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积极政治功能。因为商业化运作的新闻传媒业完全为私人利益所把持，那些并不完全代表作为公众的私人利益在公共领域中得到了优先表现。资本主义国家在19世纪30年代开始迈向商业化道路，报纸变成了资本主义的企业，商业效率成为运作的基本规则。行业外部利益集团的影响开始以各种方式渗入报业。商业广告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大众化报纸时代建立了依赖商业广告的新型报业运作模式，报业的自由市场竞争导致了垄断，报纸作为公共领域的基础被完全颠覆了。哈贝马斯总结这个阶段和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报业的区别，“一方面，大众传媒的影响范围和力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公共领域本身也相应地扩展了，另一方面，它们越来越远离这一领域，重新集中到过去的商品交换的私人领域。它们的传播效率越高，它们也越容易受某些个人或集体的利益的影响”。（哈贝马斯1999a，第225页）报纸公共性因此发生了质的变化。

哈贝马斯仔细辨析了在这个过程中报纸作为公共领域为各种社会力量侵蚀的原因。

报业的商业化导致报纸对广告产生了极大的依赖，另一相关行业公共关系业的产生和兴盛，加剧了外部权力对公共领域的侵蚀。它们采取的主要方式是人为地制造公众舆论。公关和广告利用新闻媒介真实报道新闻的社会期待，运用宣传技巧，将私人利益隐藏在表面客观中立的媒介报道中，“广告应该绝对看不出是私人利益的展示。它赋予了所宣传对象一种公共利益物品的权威——这是一种有待制造出来的幻影，让具有批判意识的私人组成的公众自由地形成对它的看法”。（哈贝马斯，1999a，第229页）作为消费者的公众为一种虚假意识所蒙蔽，这种虚假意识即是，他们是作为具有批判意识的私人在承担参与公众舆论的责任。从表面形式上看，这样的公众舆论也是以自由交流为基础的，事实上，因为有权力集团通过公关和广告目的性地介入了舆论形成的过程。由精心制造舆论的机构假冒公共利益的名义而制造出来的共识丧失了合理的标准，因为“普遍利益”是公开竞争的舆论据以理性达成一致的基础，而特殊的私人利益的自我宣传把这种“普遍利益”拿来为自己服务，因而这种“普遍利益”已经消失了。

2．对于报纸公共性变异的批判

哈贝马斯对于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报业作为公共领域被严重侵蚀的论断，是对新闻传媒业走向市场自由主义道路的广泛批评中的一部分。

约翰·基恩在阐述媒体与民主的关系时，特别考察新闻传媒业作为公共领域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变化。他分析了新闻自由概念随着传播方式的变化而产生的变异。他指出，现代早期新闻自由的思想是以面对面沟通为基础的，在报纸产生初期，这样的新闻自由概念依然适用，人们认为自由市场支撑的报业能够承担公共领域的重任。“现代社会早期的新闻自由理想，作为反对专制体制重要的手段，来源于小规模的企业和分散的市场竞争中的普遍的信念。……市场被看作是保证民意自由流通的中介，它是看不见的、公正无私的、温和的。同时，市场又被看作是在一个秘密、阴谋和傲慢的专制世界里仅存的一片诚实、真理和正义的绿洲。”（约翰·基恩，2003，第40—41页）而在当今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传媒业已经成为垄断性的超大规模产业语境中，早期的新闻自由概念不再适用。那些市场自由主义的支持者错误地认为，市场竞争是保证新闻自由最基本的条件，虽然这样的竞争并不总是产生公平的结果，但它至少可以远离政府的控制。基恩指出，那种认为市场机制能确保公民在媒体中进行公开沟通的观点显然过于乐观，因为这种观点忽略了媒体市场以多种方式实施的对新闻自由的限制，没有考察市场投资者和经济强势者的选择自由与公众接受和发表的自由之间不可避免的紧张关系。基恩激烈地指出：“在通信自由和不受限制的市场自由间存在着一种结构性的矛盾：在舆论市场中，主张个人选择自由的市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事实上是在为具有特权的社团言论做辩护，更多地为投资者而不是公民选择做辩护，为特大型企业组织审查个人听、读、看选择的权力进行辩护。”（约翰·基恩，2003，第81页）基恩指出，市场自由主义者认为自由市场能通过充分的竞争实现公众在新闻传播中的自由是完全错误的判断，因为在通常情况中，市场是不可以竞争的。垄断的市场不仅彻底改变了自由竞争的格局，而且对个人自由选择和充分表达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不仅少数的弱势群体被剥夺了新闻传播中的权利，即使是那些表面看来被充分满足了媒介需要的多数群体也没有实现自身的利益，因为他们作为公民参与公共事务和政治决策的知情和表达同样未获得满足。

舒德森从美国报业发展史的角度分析了市场对于报业的负面影响，他认为美国报业历史上主要存在三种模式：鼓吹模式、托管人模式、市场驱动模式。（Michael Schudson，1999）鼓吹模式的报纸以政党报纸为主体。报纸的基本特征是，报纸是从属于政党的辅助机构，而不是一个完全自治的商业企业，新闻传播的目的是促进政党的利益。在1890年至1960年间的现代新闻业阶段，报纸的主流是托管人模式，此时，报纸成为独立机构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所谓托管人模式的实质是：认为报纸这样的新闻传媒必须履行新闻专业主义，记者是公众的托管人，他们的职责在于提供公众应该知道的新闻，以实现民主参与。独立报纸的出现充分体现了新闻专业理念，主要包括：报刊的主要功能是传播新闻，同时还要推动社会；在性质上，报纸是一个独立的专业机构，因此，它必须是自主的，尤其在政治上，不依赖任何派别；报纸的目的是为公众服务，并反映民意；报纸的运转依靠自己的有效经营，尤其是广告收入；报纸的约束机制是法律和职业道德自律，尤其是后者。（黄旦，1999）自20世纪60年代晚期，市场驱动模式逐渐成为美国报业的主流。这一模式遵循市场理念，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它的新闻制作准则是：以尽量小的成本制作新闻，吸引最大多数的对广告商有价值的目标受众，尽量避免触犯利益攸关者。这使得报业与其他普通企业完全一样，而不再是有着第一修正案特权，并承担公共责任的特殊企业。以公共性的标准衡量，托管人模式绝非尽善尽美，它关注的是媒介的权力，而非公众的权利。公众要做的事情只是被告知，因此变成了一个消极的旁观者，而不是政府事务和民主对话的积极参与者。尽管如此，托管人模式还是那些有职业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的记者的理想。因为市场驱动模式比托管人模式以更强大的方式侵蚀了报纸的公共性。市场驱动模式以有趣的新闻替代有价值的新闻，误导受众对于客观世界的认知；市场驱动模式导致对新闻事件复杂性的、全面的表达基本丧失，新闻资源变得更具操纵性，在这个模式中，受众的政治冷漠感大大增加了。（McManus，John H．，1994）

基恩认为，西方国家报纸作为公共领域受到的侵蚀力量除却以大企业为主体的强势经济集团外，还包括国家公权。基恩引用哈耶克以及西蒙·威尔对于现代社会自由遭受的威胁的论断支持他对这个问题的判断，“今天，自由的最大危险来自于有能力、有经验的行政管理者仅仅关心他们自认为是公共利益的事务”。“每一个有主权的、中央集权的国家都具有潜在的侵略性和独裁性”。（哈耶克，转引自约翰·基恩，2003，第46页；西蒙·威尔，转引自约翰·基恩，2003，第84页）基恩把西方国家侵蚀作为公共领域的新闻媒介的国家公权，称为一种“神秘权力”，因为这种权力从表面看是非强制性的，是具有隐蔽性和迷惑性的。这些权力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紧急状态权力：在西方民主国家，当国家处于危机时，政府企图通过命令、威胁、禁令和逮捕等方式威胁各种媒体，让它们屈服于政府非法的愿望。军事秘密：以秘密、狡诈及强迫主张组织的一致性为标志的警察和军事机器是西方民主国家的一般特征。在20世纪的西方民主国家，这种看不见的“镇压性的国家机器”在不断稳定增长是很明显的。说谎：政治上说谎这种肮脏的交易，是西方民主（和其他）政体国家的一个独有特征。在近几十年来，政治说谎艺术不仅具有特别强的魔力，而且又采取了新的形式，如政府公关。国家做广告：西方国家做广告的费用稳步增长，在英国，国家成了第二大广告商。这为所有民选政府提供了巨大的敲诈勒索的权力。社团主义：20世纪以来，西方国家与公民社会的界限逐渐模糊，国家将自己的公共权力推卸给非国家的公民社会组织，这些利益集团和组织按照一定的程序负责执行公共政策，它们构成了一种隐蔽形式的政府。社团主义程序没有必要公开露面，也不必解释和说明自己行为的正当性。决策者既没有义务就可能的选择事宜事先广泛地征求意见，也没有义务事后公开地说明他们的花费，或所确定的目标实现的成功与失败的程度。基恩认为，无论是媒介市场自由主义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这种国家神秘权力日益增长的趋势。哈贝马斯有相似的判断，他认为在20世纪一些欧洲国家如英、法、德等出现了国家公权直接介入以电子媒介为主体的公共领域，这些欧洲国家鉴于报业的垄断趋势，试图避免本国的广播电视行业走向美国私人企业自然垄断的发展道路，对某些广播电视机构采用了政府控制的手段，使得这些电子传媒机构变成了官方或半官方机构。（哈贝马斯，1999a，第224页）

值得注意的是，基恩和哈贝马斯在论及西方国家公权对于作为公共领域的新闻传媒的侵蚀时，都重点提及了欧洲广播电视业的一种独特体制：公有制。哈贝马斯将其作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遭受颠覆的代表性事例，（哈贝马斯，1999a，第224页）基恩更是集中论述了公有制媒体在现实和理论层面遭遇的双重困境。但两人由此导出的结论却是有差异的。哈贝马斯做出了大众传媒终结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判断，而基恩则在市场自由主义和现有公共制媒体双重失败的基础上，提出了在当下社会形态和传媒状况的语境中，公共服务媒体的崭新模式。尽管基恩的模式未必能获得实践和理论的成功，但他至少弥补了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重大缺陷，即未能解释新闻传媒作为公共领域在当下发展的可能性。当然哈贝马斯和基恩并不完全能在一个层面上相提并论。哈贝马斯作为道德哲学家提出的公共领域理论立足批判立场，旨在进行资本主义社会批判，并非从现实操作层面提供当今新闻传媒业的可行性方案；而基恩从新闻传媒业发展为出发点阐述媒介与民主的关系，他关注传媒可能采用怎样的运作方式才能达成促进真正意义上的民主的目标。基恩的探讨给我们这样的启示，现代资本主义的新闻传媒业威胁了公共领域的生存和真正功能，但因此得出公共领域就此衰落乃至丧失的结论则过于悲观。一方面，我们应积极探寻新闻传媒摆脱为各种权力渗透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不局限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而是思考以当今新闻传媒为主体的公共领域的可能性。

3．报纸公共性未来发展的可能

在不断展开的社会进程中，仍然有支撑报纸公共性的积极因素在不断出现。哈贝马斯在1990年《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出版30周年时说，他这时的态度与写作此书时有一点不同，对于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转型的评述“会少一些悲观色彩”，所假定的前景“会去掉一些固执成分”。（哈贝马斯，1999a，1990年版序言，第33页）比如哈贝马斯反思：“我有关从政治公众到私人公众，‘从文化批判的公众到文化消费的公众’这一发展线索的论断过于简略。当时，我过分消极地判断了大众的抵制能力和批判潜能，这一多元大众的文化习惯从其阶级局限中摆脱了出来，内部也发生了严重的分化。通俗文化和高雅文化之间相互渗透，因而界限变得模糊不清；‘文化和政治之间新的紧密关系’同样也模糊不清，它不仅吸收了娱乐成分，而且，判断标准本身也随之改变了。”（哈贝马斯，1999a，1990年版序言，第17页）

在西方新闻传媒业，也出现了重建报纸公共性的努力，这就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美国报业展开的公共新闻业。（邬晶晶，2005）虽然公共新闻业是否是美国报业继鼓吹模式、托管人模式、市场驱动模式的第四种模式仍存在争议，但它无疑是在这三种模式基础上展开的改革新闻业的运动。公共新闻业的核心理念是：把人们表达成公民，政治事件的参与者，而不是牺牲者和观众；帮助政治社区解决问题，而不仅仅是了解问题；改善公共讨论的气候，而不是看着它恶化；帮助使公共生活更好地进行。由此，记者可以及时恢复公众对媒体的信心，用一种更真实坚固的方法，重新和已经游离开了的公众取得联系，重新带领公众投入到美国民主的健康事业中。（Rosen，1999，转引自邬晶晶，2005）公共新闻业是对于前三种模式以各种方式远离公共性的一次修正，是对于报纸公共性的一种回归。公共新闻业的倡导者认为，新闻和公共生活互相依存。一方面，当代社会在地理上愈加分散，而且日益内在化，只有新闻能够提供对民主过程非常重要的共享的信息和讨论场所；另一方面，新闻职业的存在依靠公共生活，不参与公共生活、深深地撤退到私人生活中的公众不需要记者和新闻，因为这样的公众不能超越他最直接的公共环境去注意新闻或公共生活。（Merritt，1995，转引自邬晶晶，2005）虽然公共新闻业的实践只局限在美国中小城市的报业，而且并未取得实质性的成功，但它倡导的理念对于美国人的公共生活和民主政治产生了积极影响。

公共新闻业的出现及其产生的影响提示我们，报纸的公共性仍然是对政治民主和公共参与有重大意义的议题。报纸的公共性在社会的不断发展中遭遇到各种因素的干扰和侵蚀，这些负面的影响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增加的趋势。但就此放弃追求公共性的努力，或者断言报纸的公共性是一个虚妄的命题，都是失之简单和悲观的。我们现在仍然有可能如汤普森所说，思考以当代新闻传媒为中心的公共领域的可能性，并在此基础上做实质性的开拓工作，像公共新闻业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一样，报纸的公共性也因此回归到它与民主政治和公共生活的良性关系中。